林彪团伙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

四、张春桥与林彪团伙的两次争吵是林彪团伙庐山围攻张春桥的直接导因

苏州“毛向林荐张”之事已经让林彪愤懑不已，庐山会议前夕，张春桥和林彪团伙又发生了两次正面冲突。一次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之间的争吵（简称“陈张争吵”），一次是吴法宪和张春桥之间的争吵（简称“吴张争吵”）。这两次争吵均涉及对林彪本人及其核心政治资源之评价。“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是林彪决心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直接导因。

（一）“陈张争吵”——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谁“直接指挥”？

文革初期，随着林彪“亲密战友”身份的确认，一种关于林彪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关系的荒谬提法出现在官方的宣传文本中，并成为一种党八股定式，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

如果林彪是个聪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的提法一经出现，他就应该自己站出来坚决予以纠正，而不是默认和受用之。但是，事情却很有趣，第一个站出来纠正这种既与历史事实相悖，也与现实状态不符的提法的人却是张春桥。

1970年7月底，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围绕草稿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的提法，陈伯达和张春桥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陈伯达主张坚持以往的一贯提法，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黄永胜同意陈伯达的建议，也与张春桥发生争吵。而张春桥则坚持社论原稿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

如果抽象掉毛林争斗之大背景，单纯评判“陈张争吵”的话，张春桥的提法显然稍具合理性。

从历史上看，林彪虽然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指挥过红一方面军、在抗日战争初期短暂指挥过八路军115师、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指挥过第四野战军。但是林彪从未以全军统帅的身份指挥过红军、八路军或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尤其是当周恩来、朱德这些曾经的“直接指挥者”依然健在的情况下，就公然篡改历史，对林彪而言有害无益。

从现实上看，毛泽东是中共军委主席，按照林彪推崇的“四个伟大”之说，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统帅”，而统帅却不可以“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岂不荒谬。

因此，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看，“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已经言实相悖，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就更加离奇荒诞。正确的做法应该在“直接指挥”四个字前面将“林副主席”四字彻底删除。张春桥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中仍然保留“林副主席”四字已经算是对林彪很客气的了。

 “陈张争吵”后，周恩来和黄永胜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说完后，让汪东兴当着周恩来和黄永胜的面，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21]^]。毛看似认可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其实对此提法并不以为然。毛泽东的本意应该是删除“林副主席”四个字。

“九一三事件”爆发前，毛泽东巡游大江南北。在武昌接见刘丰，在南昌接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在杭州接见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时，毛泽东均重提一年前“陈张争吵”的话题，且每次都说“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22]^]

由此可见，张春桥借撰写建军节社论的机会向林彪发难绝不是一时冲动。质疑并改变林彪与解放军之间的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之原有宣传口径的总根子在毛泽东。毛泽东试图从林彪与军队关系的宣传口径入手，改变文革中逐渐形成的林彪与自己几乎并驾齐驱的政治格局。而这种改变具有双重含义：既包含了对文革以来对林彪宣传口径之非议，同时也包含了对党史军史的客观性描述的回归。

“陈张争吵”中，张春桥的角色扮演的不过是一个传声筒。而陈伯达和黄永胜的角色扮演则无聊透顶，毫无可圈点之处。

（二）“吴张争吵”——弃用还是留用“三个副词”？

1970年6月9日，毛泽东率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常委及黄永胜接见罗马尼亚第一副总理波德纳拉希。在谈及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时，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赫鲁晓夫做报告。决议上说，他的报告是叫什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23]^]

毛泽东会见波德纳拉希之后两个月，爆发了著名的“吴张争吵”。

8月14日，距庐山会议开幕还有10天。“吴张争吵”就发生在这一天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

吴法宪坚持要把 “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写入新宪法草案的“国务院”章节中。吴法宪还提出要把被毛泽东亲自从“九大”党章中删掉“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重新写入新宪法草案。理由是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都使用了“三个副词”。

张春桥则以“重复”为由，不同意在“国务院”章节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张春桥还以“九大”党章为据，不同意在宪法草案稿中重新使用林彪发明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争吵中，张春桥故意模仿毛泽东在接见波德纳拉西时的说法，不无嘲讽地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连赫鲁晓夫都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吴法宪不知道张春桥的贬讽之言出自毛泽东会见波德纳拉希时的谈话，还以为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24]^]。于是就扯着脖子红着脸地和张春桥大吵。在争吵中，吴法宪发明了一种后来被毛泽东嗤之以鼻的说法，即“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25]^]。

如果撇开毛林争斗的大背景，单纯对“吴张争吵”进行评判的话，较之吴法宪的提法似乎张春桥的提法更具合理性。

第一、既然在宪法草案的“总纲”中已经写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如果再在“国务院”章节中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显然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张春桥建议删除此句合情合理。

第二、在“九大”党章的草拟过程中，毛泽东本人已经亲手删除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而且没有“三个副词的”的新党章已经在“九大”上获得通过，那么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就应该以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的文本为准。吴法宪要求在宪法中重新写入林彪发明的“三个副词”显然是在无理取闹。

张春桥坚持宪法草案的在“国务院”章节中删除“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之句和“三个副词”的做法以及贬损林彪核心政治资源的言语放到今天来看也不能说是错误的。而吴法宪坚持使用林彪“三个副词”的做法和则荒唐之极、无聊透顶。

弃用还是留用“三个副词”之争实际上是林彪团伙与张春桥以至毛泽东争夺对毛的评价权和对毛思想的诠释权。此等荒谬之事的发生除了说明林彪的肤浅和不知好歹，还能说明什么呢？林彪之所以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是因为他的核心政治资源和他的全部政治遗产^[[26]]完全违背人类政治学基本原理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林彪无知无畏终遭遗弃是历史的必然。

（三）“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的背景分析

由林彪殚精竭力鼓噪煽动起来的“个人崇拜”运动发展到文革阶段，其荒诞程度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远远超越了国际共运中衍生出来的“个人崇拜”之常态，已无丝毫庄严性可言。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居心叵测身体力行地倡导了一种对毛泽东极尽阿谀奉承的“个人崇拜”语话模式。带有鲜明林彪印记的“个人崇拜”语话模式具备了典型的主教崇拜之邪教特征。在林彪话语模式的引领下，对毛泽东的评价越来越不着边际，党内军内竟相攀比，俨然成为一种时尚。此种与毛之评价相关的林氏语话模式似有被固化的趋向，无人敢于触碰和改变。

林氏“个人崇拜”语话模式之可笑和荒诞有时连毛泽东本人都感到厌恶。杨成武所谓的“绝对权威”论^[[27]^]就是效仿林彪话语模式的产物。为了纠正其明显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错误，在批判“杨、余、傅”的大会上，毛泽东指定由林彪出面从哲学的角度 讲明“相对”与“绝对”的关系^[[28]^]。毛泽东此举看似在批评杨成武，实际上是对林彪倡导的“个人崇拜“话语模式的一次温和的敲打。

为了回归“个人崇拜”之常态， “九大”前后，毛泽东在党和国家最高级别的文本中主动修改和弃用被林氏话语模式固化了的对毛之评价用语。例如，在“九大”党章的定稿过程中，毛泽东删除了发明专利权属于林彪的“三个副词”。毛泽东触碰林氏“个人崇拜”语话模式的做法，说明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对“个人崇拜”的负面影响的警觉。而这种警觉始于苏共二十大，并潜藏于毛泽东最后20年的心路历程之中^[[29]^]。

张春桥与林彪团伙成员的两次争吵的毛泽东背景十分清晰：

“陈张争吵”后，黄永胜亲耳听到了毛泽东说：“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 以黄永胜和林彪之间的朋党关系，黄永胜一定会报告林彪。林彪心中也应该清楚，张春桥在建军社论中坚持改变以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的背景人物就是毛泽东。

两个月前，林彪曾亲身陪同毛泽东会见波德纳拉希，且亲耳听到毛泽东对“三个副词”的贬损和嘲讽。林彪应该知道张春桥在“吴张争吵”中贬损“三个副词”的片汤话之源头也是毛泽东。

总之，无论是“陈张争吵”，还是“吴张争吵”，其总根子都在毛泽东，张春桥不过是毛泽东衅斗林彪的一根衅苗而已。

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个人崇拜”可以被毛泽东利用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打击刘少奇。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30]^]。

同样，反对“个人崇拜”也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毛泽东在打击林彪时所使用的正是“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武器。

“天才论”始创于林彪著名的“五一八讲话”，是林彪核心政治资源^[[31]^]的重要构成。而毛泽东为“个人崇拜”运动降温的首选目标就是颠覆林彪的“天才论”。因此颠覆和捍卫林彪核心政治资源才是毛林争斗之本质。

相对于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张春桥在建军节社论中改变以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以及贬损“三个副词”的言论对林彪政治资源更具挑战性。尤其是在“吴张争吵”中，针对吴法宪煞有介事的“极左”提议，张春桥反唇相讥，其中既含有对吴法宪的不齿不屑，更兼有对林彪核心政治资源的肆意嘲讽。林彪自文革大红大紫之后，这是第一次在中央层级遭遇如此大不恭敬的评价。

张春桥在“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中扮演的角色确实很有趣。虽然有毛泽东做后台，但恶语所伤之人毕竟是林副统帅，没有一点胆魄的人是不敢擅言此言的。张春桥嘲讽和贬损林彪及其政治资源的言语尖酸刻薄，极有力道，近乎文革中可以枪毙砍头的“三反”言论^[[32]^]，就是今天听来也不乏其味。

张春桥之恶意显而易见，就是要激怒林彪。为了确保自身政治资源不被颠覆，林彪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以守为攻，保持沉默，同时让黄、吴、叶、李、邱在“天才论”问题上统统闭嘴。而不是与张春桥（实际上是毛泽东）进行理论。因为任何争吵都是张春桥和毛泽东求之不得的——只有在争吵中，这群丘八的理论破绽才会暴露出来。然而，林彪本来就是一个“黑而不厚”的浅薄之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天才论”的理论地位和“接班人”的狗屎尊严，林彪如期而至地被张春桥激怒了。

五、简述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的过程

（一）林彪团伙试图在庐山会议前的搞定张春桥

“吴张争吵”之后，吴法宪通过叶群向林彪进行了通报。林彪夸奖吴法宪，说：“吴胖子说的好，他立了功，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33]^]。林彪还让叶群转告吴法宪要坚持两条，“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34]^]。

“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相继发生后，林彪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进行了错误的估判后，决定拿张春桥开刀。林彪死党及陈伯达进入全面备战状态。为了捍卫林彪的核心政治资源，黄、吴、李、邱均作了充分的准备。林彪团伙原本是想在“吴张争吵”的第二天，即8月15日举行的政治局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上，就林彪的“天才论”向张春桥发难。

但是，在8月15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和康生却突然偃旗息鼓，变得乖巧起来。不提任何反对意见，一切顺从林彪团伙，使林彪团伙无从发难。 ^[[35]^]。

事后，“死党”们向住在北戴河的林彪进行了通报。用邱会作的话讲，林彪听罢预感大事不好，紧抽了一口气（邱会作在电话里都听见了林彪抽气的声音？），林彪太了解毛泽东了，会议出现这种结果，肯定有人点拨张春桥、江青等人。他（林彪）认为“到庐山会有更大的斗争。”^[[36]^]邱会作所谓的“有人”除了是指毛泽东还会是指谁呢？

有材料显示，林彪及其团伙是在做好了“到庐山会有更大的斗争”的心理准备后登上庐山的。没有资格参会的林立果也随林彪夫妇登上庐山。林彪父子及其团伙认定这次上庐山批判张春桥，是可以批倒的，势在必得^[[37]^]。围攻整垮张春桥就是林彪及其团伙为庐山滋事确定的既定方针。

（二）初上庐山林彪佯装无事

1970年8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们登上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将在这里召开。

林彪及其团伙成员也先后上了庐山。他们上庐山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整肃张春桥。但是，初上庐山时的林彪却在毛泽东面前深藏不露，佯装无事。

8月21日，刚刚登上庐山的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与叶群白天游览仙人洞。到了晚上，他们聚集林彪住宿地，与叶群长时间交谈，从晚9点一直持续到翌日子夜1点^[[38]^]。

8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三所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议题和议程。会议决定了全会的三项主要议题：1）讨论修改宪法、2）讨论国民经济计划、3）讨论战备问题^[[39]]。常委会还决定，开幕式上由周恩来讲“形势”，康生讲宪法修改问题，林彪在常委会上佯装无事，既不提“张春桥问题”，也没有谈“天才论”问题。并表示在开幕式上不想讲话。而毛泽东似乎对林彪的蠢蠢欲动似有预感，毛话有所指地说：“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失败的会。”^[[40]^]

8月22日晚８时，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林彪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也没有通过叶群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在第二天的开幕式上讲话。周恩来和康生以及汪东兴向政治局正式传达下午常委会做出的关于大会的三个议题以及开幕式议程的决定。一切看似都很平静。

同日晚上，吴法宪去看望林彪和叶群，叶群明确告知吴法宪：“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41]]。这时距全会开幕式已不足20小时，但林彪偃旗息鼓，没有露出丝毫要滋事的迹象。他静静地等待全会开幕式的来临。那将是他滋事的起始点。真可谓“善用兵者隐其形”啊。

（三）林彪-陈伯达深夜密谈

就在22日深夜，陈伯达来到林彪住处，林彪和陈伯达就庐山滋事的要点进行了最后的密谈^[[42]]。陈伯达和林彪商定，陈伯达负责提供理论依据——编篡马恩列斯关于“天才”的语录，并向全会散发；而林彪则在第二天的开幕式登台演讲，以确保在中央全会开幕的第一时刻起就把解决张春桥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逼迫毛泽东对张春桥的去留作出选择。

“林陈密谈”是林彪庐山滋事全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两个政治局常委在下午刚刚结束的常委会议上有话不说。半夜三更，背着另外三个政治局常委擅自决定改变全会已定议程，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桩光明正大的事情。

陈伯达生前对自己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下场一直耿耿于怀，但是他在回忆庐山会议这段历史时，对“林陈密谈”之事却一直很回避。最近香港出版的《陈伯达最后的回忆》一书中，陈伯达对庐山会议前夜发生的“林陈密谈”讳莫如深，居然只字不提。

（四）“毛林谈话”的时机选择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全会开幕前一小时，林彪突然向毛泽东提出要在开幕式上发言。为此，毛泽东和林彪之间进行过一次谈话（简称“毛林谈话”）。

关于这次“毛林谈话”，官方和林彪团伙成员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述。

官方及汪东兴的只承认林彪在开会前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而对“毛林谈话”是否发生则不置与否。 ^[[43]^] [[44]^]

关于“毛林谈话”，迄今为止，还有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陈伯达给出过内容不尽相同的几种说法^[[45]^][[46]^{] [}[47]^][[48]^]。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关于“毛林谈话”可分为“多人谈”和“两人谈”两种。所谓“多人谈”与官方说法一致，是指开幕式之前，五个常委进行过谈话，林彪在毛、周、康、陈四常委面前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所谓“两人谈”是指开幕式之前，毛林二人单独进行过谈话，林彪向毛一人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

“毛林谈话”的时机选择看似是随机发生的，但是从权术与权谋的角度去考察，其预谋的特征显而易见。林彪对“毛林谈话”时机选择是经过缜密思考的。看似不经意的一次谈话，实际上暗藏着林彪多重算计。

首先，林彪用“毛林谈话”的形式获得了在全会开幕式上讲话的合法性。为改变原定全会议程，将会议变成一次批斗会做好了铺垫。

其次，由于“毛林谈话”和全会开式幕之间几乎没有时间间隙，“毛林谈话”结束后，林彪旋即在全会开幕式上登台讲话。这样就没有给与会听众，无论是中央委员，还是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留下核实“毛林谈话”具体内容所需的时间。于是，人们在没有时间核实“毛林谈话”的前提下，就只能对刚刚进行过的“毛林谈话”进行揣度。而多数人在揣度后会自然而然地得出“毛泽东既然同意林彪讲话，那么，林彪讲话的内容当然也是毛泽东同意的”这样的结论。如此一来，林彪讲话的内容就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是代表了中央的精神和毛泽东的想法。林彪也就如愿以偿地将毛泽东之虎皮披在了自己的身上。

“毛林谈话”的时机选择给党内投机分子留下了遐想的空间，也为他们的投机行为预设了胜算的几率。但是既然是几率就有风险和收获两种可能。

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一直是林彪拥趸诟病毛泽东的一个话题。林彪拥趸猜测并认定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诱饵。其实，汪东兴的庐山作为不过是林彪“毛林谈话”时机选择的一个正反馈。由于汪东兴的特殊身份，如果林彪之举得逞，汪东兴讲话的导向作用将居功至伟。同理，如果出现相反的结局，汪东兴讲话的负面作用也就最大。历史的进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毛林谈话”的时机选择是一把双刃剑。李作鹏就承认自己是因误判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代表中央作的^[[49]^]，于是积极发言，与之呼应。结果沦为“军事俱乐部”成员，被毛泽东揪住不放，“九一三事件”之后锒铛入狱。

林彪为人阴损、做事鬼祟。“毛林谈话”的时机选择正是小聪明与大卑劣兼而有之的林彪风格的一次淋漓精致的展现，其结果是害己害人。

（五）林彪发出“倒张”号令，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蜂拥而上

“毛林谈话”之后，庐山会议正式开幕，林彪心怀鬼胎登台演讲。

为了捍卫自己的核心政治资源，林彪在讲话中继续贩卖“天才论”的狗皮膏药并同时向喽罗们发出了围攻张春桥的指令：

“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反‘天才’）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哪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反‘天才’）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