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团伙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

（五）林彪发出“倒张”号令，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蜂拥而上

“毛林谈话”之后，庐山会议正式开幕，林彪心怀鬼胎登台演讲。

为了捍卫自己的核心政治资源，林彪在讲话中继续贩卖“天才论”的狗皮膏药并同时向喽罗们发出了围攻张春桥的指令：

“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反‘天才’）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哪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反‘天才’）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哪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50]^] 林彪在发言中用“陆定一式的人物”影射张春桥^[[51]^]。

尽管林彪话语朦胧，有些话欲言又止，但是，当林彪说“他那个中央不同”和“最高的一声号令”这两句话时，已经不是在影射张春桥，而是在挑战毛泽东了。

“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则是林彪惟恐自身核心政治资源被颠覆的真情表露。“改变面貌”这四个字被连续重复三次则是林彪内心丧失安全感的直接袒露。

《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中均承认，林彪登台发表开幕式讲话后，叶群迫不及待地在会议礼堂向死党们进行了透露“毛林谈话”的内容。其要点是：可以在讲话中批评张春桥，但不允许点张春桥的名字^[[52]^]。

开幕式当天夜晚，吴、李、邱聚集陈伯达驻地，与陈伯达彻夜交谈到凌晨3点^[[53]^]。

第二天上午9点，大会重放林彪讲话录音。彻夜未眠的吴、李、邱在去会场前再次来到林彪别墅。叶群向他们布置任务。叶群强调了三点：

第一、要在各组表态拥护林彪讲话，要宣读陈伯达编纂的“恩列斯毛“论天才”的语录”；

第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感情；

第三、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和康生的名字，更不可摸“11楼”（江青）的“屁股”^[[54]^]。

于是，陈伯达在华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李作鹏和叶群在东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抢先发言。且每个人的发言中都包含坚持“天才论”、宣读“天才语录”、“揪人”等相同要点。

由于陈、吴、叶、李、邱的导向性发言起到的煽动作用，“整个庐山都狂热起来了”^[[55]^]。据李作鹏回忆——每个人的发言态度有点像红卫兵那样，声音大，调子高，措辞激烈。“机关枪”、“大炮”、“刺刀”、“手榴弹”同时使用，形成一场闻风起哄的混战，大家群情激愤地一定要揪出阴谋家、野心家，揪出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56]^]。

林彪在庐山点燃了狂衅之火。在北京看家的黄永胜为庐山上出现的围攻张春桥的局面激动不已，食欲大开，晚饭时还多吃一碗米饭^[[57]^]。文革明星聂元梓也兴奋无比地加入到围攻张春桥的行列中来^[[58]^]。

林彪的开幕式讲话成功地改变了庐山会议原定的议题，在陈、叶、吴、李、邱的挑唆煽动之下，逼迫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的呼声甚高；逼迫毛泽东认同林彪“天才论”的呼声甚高；逼迫毛泽东同意揪出张春桥的呼声甚高。林彪构筑的狂衅态势真有那么点“气壮山河”了。林彪整肃张春桥的计划距大功成告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

（六）林彪为张春桥罗织的“反对毛主席”的罪名能成立吗?

林彪拥趸从来不敢认真讨论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时，为张春桥罗织的罪名到底是什么，以及该罪名是否能够成立。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本节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为了有效营造“倒张”气氛，实现“倒张”的计划，林彪团伙成员在庐山会议的各小组的讨论会上纷纷抢先发言，不指名地声讨张春桥，他们或煞有介事，或假装义愤填膺地罗列和声讨张春桥的所谓滔天大罪。现摘抄林彪团伙成员的发言如下：

陈伯达忿忿地说：“……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象跳舞一样高兴”^[[59]^]；

叶群哭泣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60]]；

吴法宪流着眼泪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61]^]；

李作鹏鹦鹉学舌地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62]]；

邱会作重复吴法宪的说法：“林副主席说过‘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指林彪的“天才论”）”^[[63]^]。

综上所引，可以看出，林彪喽罗们在口径一致的发言中极力维护林彪的核心政治资源“天才论”。他们明知张春桥在“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中所言所辩均源于毛泽东，但是他们硬是装傻充愣地将张春桥在“陈张争吵”和“吴张争吵”中原本是针对林彪的话语引伸到毛泽东的身上。在引伸过程中，一个递推公式暗藏其中：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泽东。

众所周知，张春桥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张春桥的党龄虽不如林彪长。但是，颂扬毛泽东的历史并不比林彪短。张春桥填词的《毛泽东之歌》创作于1942年^[[64]^]，那时的林彪还在苏联养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颂扬领袖与地位迁升之间的关联性。

1958年，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中共建国后第一篇用列宁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评述现行干部等级制的文章。此文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65]^]。1975年4月，张春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再次谈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文章引用毛泽东话“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张春桥的这篇文章颇得毛泽东赞赏，文章发表两个月后，毛泽东向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推荐张春桥的这篇文章。

张春桥参与了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动——1965年年末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的授意者是江青、执笔者是姚文元，但组稿人却是张春桥。

张春桥策动“一月风暴”，率先在上海开展夺权运动。成立所谓的“上海人民公社”，并企图用“公社”替代原有国家体制。

张春桥还用“巴黎公社原则”装饰和充实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中共中央1966年《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共“九大” 政治报告、中共“十大”政治报告、1975年版的宪法中都留有张春桥思想的痕迹。

和林彪毫无理论建树的肉麻吹捧和空洞颂扬相比，张春桥的“理论贡献”使其在文革中后来者居上，得到毛泽东的偏爱和重用，成为林彪争宠之劲敌。

毫无疑问，张春桥属国之妖孽，在文革中确实干了很多坏事。但是，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那就是张春桥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

一个政治人物不可能一生所为都是坏事，张春桥亦然。文革中敢于挑战林彪的“个人崇拜”话语模式者在民间虽不乏其人，有的人甚至为此丢了性命。但是，在中央层面，敢于挑战林彪“个人崇拜”话语模式者绝无仅有，唯张春桥一人也。如果说张春桥在文革中也曾做过一两件有趣且略有意义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在“陈张争吵”中公然质疑“解放军是由林彪直接指挥”的荒谬提法和在“吴张争吵”中坚持弃用林彪的“三个副词”。这两件事情做完之后，春桥同志可能依燃是一个八恶不赦或九恶不赦之人，但一定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之人了。

其实，林彪及陈、黄、吴、叶、李、邱们也未必相信由他们编造的“张春桥反对毛主席”的谎言。林彪团伙之所以编造“张春桥反对毛主席”的谎言，是因为张春桥胆敢模仿毛泽东语式贬损了林彪和他的“天才论”，甚至在毛泽东的推荐下窥视“接班人”的宝座。

为了打倒张春桥，林彪及其团伙成员在党的全会上公然制造“张春桥反对毛主席”的谎言，要与会的270名中央委员相信并一道申讨“张春桥反对毛主席”的罪行，聚众胁迫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他们打倒张春桥的要求。

林彪及其团伙成员居然将市井的嬉皮把戏玩耍于中央全会之上可能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毛泽东后来在吴法宪的检讨上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66]^]，毛之指责并没有冤枉林彪和他的团伙成员。

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说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此言大谬。一般而言，以强凌弱者无论正确与否,均不可称之为“英雄”。只有以下犯上者、以弱敌强者或可称为“英雄”。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反张春桥算哪门子英雄？ 更何况林彪在反对张春桥时，连指名道姓的胆量都没有，甚至连一篇像样的“讨张檄文”也晾不出来。

（七）毛泽东的庐山策略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67]]。这是陈伯达书赠叶群的一副条幅。

林彪的庐山动作将决定毛林关系的走向，也将决定林彪自身的命运。在毛林关系即将发生，但尚未发生质变的关键时刻，林彪和叶群恶火攻心，静气全无。反观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倒是有那么点“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气派。

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毛泽东在上庐山之前就已经事先预谋要在庐山会议上收拾林彪及其团伙。毛泽东只是后发制人，在林彪团伙充分表演之后，收辍之。林彪团伙的庐山结局是他们主动滋事的必然结果。

如前所述，庐山会议开幕前一个小时，林彪找毛泽东单独面谈，要求在即将举行的开幕式上讲话，而讲话内容并不涉及前一天常委会已经确定的三项议程。而是要敲打张春桥。大会即将开幕，会议议题早已确认，现在林彪突然要改变大会议程，确实给毛泽东出了一道难题。但是经过短暂时间的思考，毛泽欣然同意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讲话。毛泽东之所以应允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可能包含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影响全会的正常开幕；

第二、毛泽东要通过林彪讲话，看看这一伙人到底想干什么；

第三、毛泽东可能更想看看，在中央委员会中，死心塌地跟随林彪的人到底有多少。

据说，毛泽东在应允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时做了一个看似很平常的限定——不许点张春桥的名。

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影射了张春桥，但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字；林彪“死党”们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小组会上尽管很亢奋，由于叶群有所部署，所以也没有人敢于逾越“不点张春桥名字”这条红线。 林彪及“死党”们一致的口径可以侧证“毛林谈话”时，毛泽东不允许林彪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点张春桥的名字的这个刚性限定确实是存在的。

应该如何解读毛泽东对林彪所做的“不允许点张春桥名字”这个限定呢？

16年前，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毛泽东也曾做过类似的限定。

1954年1月，中共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全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已经决定拿下高岗和饶漱石。但是，住在杭州的毛泽东让杨尚昆向北京捎信说：“四中全会只作自我检讨，不要点名批判任何人”。有了毛泽东事先作出的限定，七届四中全会开得很风平浪静。人们只是不指名地批评了高岗的某些做法，大家都严格遵守毛泽东设定的限制，没有人在会上点名批评高岗和饶漱石。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两个分别批判高岗和饶漱石座谈会议在北京同时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是和风细雨，两个座谈会上则是暴风骤雨了^[[68]^]。

林彪对七届四中全会前后发生的事情肯定是有记忆的。毛泽东在“毛林谈话”时虽然没有向林彪承诺要立即解决张春桥问题，但是“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字”的限定误导了林彪，使林彪坠入遐想的迷雾中。林彪或许认定七中四届全会那一幕会在庐山会议上重演，张春桥将步高饶之后尘。而毛泽东作出的“可以批判，但暂不点名”的限定就是张春桥倒台之先兆。即使不在庐山会议上立即解决张春桥问题，也会在全会之后另辟场合解决张春桥问题。

林彪及其同伙严格遵守了毛泽东所做的限定。在向张春桥发难时，他们都没有敢对张春桥指名道姓，只是在鼓噪林彪“天才论”的同时影射张春桥是“陆定一式的人物”，并在私下向不知内情的人暗示或明示要打倒张春桥，比如李先念，邓颖超、肖劲光。

尽管林彪自己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得计，但是以毛泽东的政治阅历怎会听凭林彪的摆布。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林彪的俚格愣游戏。毛泽东一语中的地说，林彪一伙“表面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69]^]。同样的句式1975年年末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时毛泽东又使用过一次，毛说清华大学刘冰“反对迟群和小谢，就是反对我。”

林彪期盼在庐山会议上或在会议之后揪出张春桥的一幕并没有上演。被打翻在地的不是张春桥而是林彪的追随者陈伯达。而毛泽东在伐陈檄文《我的一点意见》中故意不提及林彪率众围攻张春桥之事。而是以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和唯心主义先验论之罪名轻松地将陈伯达摆放在“政治上不正确”的位置上。也为后续展开对林彪及其政治资源的讨伐留足了余地。毛泽东此举将一场“倒张”和“护张”的龌龊争斗赋予了高贵的哲学内涵，即护住了张春桥，又将这场龌龊争斗提升到思想路线斗争的高度。

早在1966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跨越刘少奇、周恩类、朱德、陈云成为中国第二号人物，被特誉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但是，就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毛泽东却向林彪送去了《范晔传》。

范晔，《后汉书》的作者。元嘉二十二年，因卷入彭城王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之争，范晔被杀并被灭门。范晔死前留下遗言：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70]^]！

林彪文采与范晔怎堪相比。毛泽东绝不会指望林彪能够写出一部《后汉书》那样的作品。毛泽东让林彪看《范晔传》看得就是“狂衅覆灭”这四个字。毛泽东是在明示林彪谨慎行事，切莫重蹈了范晔之复辙。然而，无论林彪是否认真读过《范晔传》，也无论林彪是否读懂了《范晔传》，林彪的庐山下场和“九一三”结局却可以用范晔的那八字遗言来描述——

狂衅覆灭，岂复可言！

六、简议“清君侧”

    如前文所述，最早使用“清君侧”一词来定义林彪团伙在庐山会议上围攻张春桥之事的是“梁效”写作班子。这种类比还是比较贴切的。

古代所谓“清君侧”之本意是指清除君王身旁的佞臣和奸人。但纵观中国历史，凡 “清君侧”发动者都是为了自身或自身所在集团的利益不受威胁和侵害。“清君侧” 发动者，往往以追究佞臣和奸人为名，行反叛中央政府之实。“清君侧”只是滋事的由头，其真实目的就是和君王摊牌。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著名的“清君侧”。

西汉的“清君侧”发生在景帝年间。御史大夫晁错上疏建议削藩。晁错认为“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刘启采纳晁错削藩建议。吴王刘濞纠集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菑川七藩王 ，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为让刘濞退兵，景帝刘启腰斩晁错。但叛军仍不罢兵，景帝刘启只得遣周亚夫率兵平叛“七国之乱”

明朝的“清君侧”发生在建文元年。朱元璋死，孙朱允炆即位，史称建文帝。为避汉朝“七国之乱”之重演，建文帝接受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削藩建议。燕王朱棣打起“诛齐黄，清君侧”的旗号，发动“靖难之役”。叛军攻入金陵，建文帝朱允炆失踪，马皇后死于大火。朱棣自立为帝，年号永乐。朱棣称帝后，行瓜蔓抄，命赤其族，齐黄两族被灭门；“读书种子”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撰写即位诏书，诛九族后，再杀其门生一族，十族共诛873人。

清朝末年的“清君侧”发生在戊戌年间。梁启超辈妄图“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建不世之业^[[71]]。但老佛爷慈禧先行“清君侧”——困龙亭中，困住了光绪爷。菜市口上，砍下了谭嗣的脑壳。

历史上还有过一次另类的清君侧。君侧之清清到了君王的卧榻之侧。那就是就是酿成长恨的杨玉环之死。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安史之乱居然成为索要杨玉环性命的理由。不是安禄山的叛军，倒是唐明皇的“六军”要了贵妃的性命。“贵为天子，不得自由”——护不住自己女人的君王，非圣人可汗隋文帝杨坚一人焉^[[72]]。

“清君侧”的本质就是动用武力限制君王的自由。“清君侧”的客观效果就是在仅仅保留皇位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贬损和亵渎了君王的尊严。故此，“清君侧”之举与“挟天子”之举并无过大差异，同属“三谋”（谋反、谋逆、谋叛），当列“十恶”——按明清律当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用大白话讲，就是要灭门九族。因此，为避杀身灭门之祸，“清君侧”发动者中取而代之者也不乏其人，正所谓“一不做，二不休！”

历史上的“清君侧”有一个共同点，即君弱藩强。君侧被清之后，弱君皇位尚能保存则是万幸之事；君侧被清之后，皇权易手确是常有之事。

简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