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君侧”的本质就是动用武力限制君王的自由。“清君侧”的客观效果就是在仅仅保留皇位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贬损和亵渎了君王的尊严。故此，“清君侧”之举与“挟天子”之举并无过大差异，同属“三谋”（谋反、谋逆、谋叛），当列“十恶”——按明清律当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用大白话讲，就是要灭门九族。因此，为避杀身灭门之祸，“清君侧”发动者中取而代之者也不乏其人，正所谓“一不做，二不休！” 历史上的“清君侧”有一个共同点，即君弱藩强。君侧被清之后，弱君皇位尚能保存则是万幸之事；君侧被清之后，皇权易手确是常有之事。 简而言之,毛泽东所说的庐山“八月逆流”和林彪拥趸所说的庐山“八月抗争”实际上是林彪团伙的一次“清君侧”行动,其锋芒所向明指张春桥，暗指江青及上海帮。 然而，毛泽东不是汉景帝，不是建文帝，也不是光绪帝，更不是唐明皇。休要说林彪是否存有谋逆篡位的打算，仅就“清君侧”的举动本身而言就是对毛泽东至高无上的尊严的挑战。毛泽东面临的庐山形势正如晁错所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清君侧”举动已处在一个未反和欲反的临界态。毛泽东早就有削林打算，此时不肖更待何时。 客观地讲，张春桥贬损林副统帅的做法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庐山会议前期张春桥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文革中曾经发生过的“清君侧”事件张春桥一定记忆犹新。文革中的首次“清君侧”发生在1967年8月。为了缓和与军队的矛盾，也为了跳出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的的外交困境，周恩来恭请毛泽东自“清君侧”，将张春桥的同类王、关、戚变成了阶下囚。以毛泽东之无情和擅变，张春桥焉敢确信自己就不会重蹈王、关、戚之覆辙。张春桥之所以没有重蹈王、关、戚的覆辙，当然首先是因为毛泽东要维护文革发动者的权益和威严，但也与林彪没有参透1967年周恩来之“清君侧”之要领有关。但这是另外的议题，容当别篇另叙吧。 七、简述1970年庐山会议的历史意义兼做结束语 林彪团伙的庐山行动失败了。一年后，“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父子魂丧大漠。又过了五年，1976年初秋，林彪团伙的庐山冤家张春桥及其同伙在中南海被华国锋叶剑英抓了起来。 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与1976年的中南海之变之间的相关性，余汝信先生曾散布过一种奇谈怪论：“1976年10月的中南海之变，不过是1970年8月庐山这场斗争的继续。以打倒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而言，1976年10月的胜利者们与其说是继承了毛泽东的遗志，倒不如说是继承了1970年8月的失败者林彪的遗志——尽管1976年的胜利者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然而，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林彪拥趸丁凯文因余汝信的这段奇谈怪论喜极失态，称其为“善哉斯言！”[] 林彪拥趸的史学逻辑之荒诞不羁真是可见一斑。 按照林彪拥趸的逻辑，同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军和大日本皇军的作战目的是属于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 按照林彪拥趸的逻辑，同是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封建余孽的反抗和无产阶级革命也属于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 这里可以套用马克思句式来评判林彪拥趸的“善哉斯言”： 林彪拥趸关于1970年庐山会议与1976年中南海之变之间的相关性的评判一半是挽歌，一半是谤文，挽歌用来哀挽林彪家族的灭顶之灾；谤文用来讥笑四人帮的牢狱之灾。但是，无论是挽歌还是谤文，都无法遮掩林彪拥趸臀部上带有的鲜明的文化大革命之纹章，于是读者和听众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啦[]。 最近，林彪拥趸章继光在共识网上发表文章《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受挫真相》[]。章文结尾处又在重复丁凯文所谓的“善哉斯言”。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1976年中南海之变和1970年庐山会议间的相关性呢？ 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林彪和张春桥同为国之妖孽。文革期间，中共元老派始终与江青团伙、林彪团伙保持对峙态势。“九大”主席台上 ，文革派和元老派分左右排座于毛泽东两侧，就是中共元老派与林彪团伙江青团伙势不两立的一个标志性的场景。 1976年中南海之变的策划者是华国锋和叶剑英。而华、叶依靠的党内政治势利就是中共元老派。抓捕毛泽东再也无法庇护的“四人帮”是元老派的必然选择。华、叶不动手，其他元老也会动手。 1970年林彪团伙在庐山上围攻张春桥的时候，中共元老派的整体表现也很值得回味。 虽然林彪团伙裹挟了大多数中央委员，庐山上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但是，中共元老派整体上保持缄默和敷衍。他们是：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邓颖超、蔡畅、张鼎承等等。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谈及1970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时也强调了这一点[[78]]。 当庐山势态需要元老派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作出选择时，元老派用缄默和敷衍对林彪夫妇及其团伙的“倒张”举动投了弃权票。虽然这些老人对文革的异见和抵触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但是，如果一定要他们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们宁愿选择毛泽东也不会选择林彪。这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林彪匮乏的克里斯玛（charisma）不足以使他们心悦诚服还在其次；管见的问题在于林彪内在平庸但表述疯狂的政治理念；用人唯亲（四野）的组织构架；以及已经开始呈现出的血统传递、世袭继承的权利倾向无一不在预示——一旦林彪父子掌权，中国的政治局面将比毛时代更为凶险。 元老派的沉默是毛泽东向林彪断然发动反击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毛泽东在书写《我的一点意见》之前，首先召见的就是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如果林彪1970年在庐山得逞，林彪军人团伙将控制整个政治局。华国锋在中共“十大”进入政治局的可能性就很小。邓小平的复出则完全不可能。毛死后，林彪既有接班人的名号，可以顺利接班；又有黄、吴、李、邱把控海、陆、空军权；再加上林立果党卫军式的小舰队冲锋在前，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元老派想要像解决四人帮那样，以不流血的方式解决林彪军人团伙几乎是不可能。武装较量在所难免。但是，即使是通过流血的方式，经历一场血雨腥风之后，花落谁家也未可知。 1970年发生在庐山会议上的围攻张春桥和袒护张春桥之事是苟且之争，无丝毫意义可言。但是，1970年庐山会议之结局却不是毫无意义的。1970年庐山会议之结局的客观历史意义仅在于：当文化大革命尚在进行之时，党内最不健康最具危险性的帮派势力——林彪军人团伙的权力开始被解除，令其先于“四人帮”退出历史舞台——这就为1976年10月用“不流血”的方式解决只会摇唇鼓舌，且对军队无丝毫掌控之权的“四人帮”，进而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林彪庐山滋事的动机和目的是反对张春桥触碰林氏“个人崇拜”话语模式；并与张春桥以至毛泽东争夺对毛的评价权和对毛思想和诠释权，进而捍卫自身的核心政治资源“天才论”不被颠覆，“接班人”的地位不遭废黜。这与1976年10月的中南海之变及其后来对文革的全盘否定以及再后来实施的改革开放的国策毫无共同之处！ 好杀岂天意，岁行谁使然 []。 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能够随毛泽东之寿终正寝戛然而止，正是由于林彪和江青这两个极“左”团伙垮台的先后次序使然！以林彪为代表的“极左”军人团伙先于以江青为代表的“极左”文人团伙退出历史舞台是天意,是历史的安排，也是12亿不幸遭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之万幸。 善哉斯序也。 初稿于2014年8月20日 北京植物园 终稿于2015年4月30日 长沙岳麓庄园
[[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第302页：1970年12月29日，毛泽东对姚文元的学习报告写下批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2]]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第302页。
[[3]] 梁效《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74年10月13日，第二版。
[[4]] 康民《晁错反复辟的斗争》。《人民日报》1974年7月23日，第二版。
[[5]]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6]] 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7]] 丁凯文《再论1970年庐山会议及其影响》，收入《重审林彪罪案（下）》，第529页。
[[8]] 《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说：“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
[[9]] 师东兵《汪东兴传》，第45页。
[[10]] 《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89页。
[[11]]王年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
[[12]]丁凯文《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
[[1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第288页。
[[14]]朗钧：《“九大选举风波”与“李必达事件”》,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112095682.html.
[[1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75页及注释34：周恩来接见人民日报负责人时的谈话（1972年12月19日）。
[[16]]《毛泽东传 1949-1976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65页。
[[17]]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6页。
[[18]]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7页。
[[19]]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76页。
[[20]]郎钧《林彪为什么要坚持设国家主席》，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10798464_4.html.
[[21]]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8页。
[[22]]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第82、114、122页。
[[23]]蒋本良《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0页。
[[24]]《毛泽东传 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69页。
[[25]]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中写道：“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8月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当代中国出版社，
[[26]]朗钧《“林彪事件”的特征与林彪政治遗产的历史定位》，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112595898.html.
[[27]]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日。
[[28]]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第213页。
[[29]]郎钧《从毛泽东的“小手指”谈起》,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12499601.html.
[[30]]《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31]]郎钧《林彪为什么要坚持“天才论”》。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12399557.html.
[[32]]“三反”言论在文革中是指“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
[[33]]《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58页。
[[34]]《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83页。
[[35]]《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58页。
[[36]]《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58页。
[[37]] 共识网《[问学]刘家驹：林彪与“九一三”之谜》，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xft/2014/0905/112651.html.
[[38]]《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0。
[[39]]《毛泽东传 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70页,注释③ 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手稿）1970年8月21日；
[[40]]《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1。
[[41]]《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91页。
[[42]]《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3页。
[[43]]《毛泽东传 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1572页：“到全会临开幕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几点意见’。至于他要讲什么内容，多数常委都不清楚。”
[[44]]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第28页：“1970年８月23日下午３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康生：“你们谁先讲啊？”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康生说：“那好吧，你先讲。”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 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45]]《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793页：“听叶群说，毛林谈话发生“在会前常委休息时”，周恩来和康生均在场，周恩来还符合林彪，说自己也知道“吴张争吵”这件事。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是因为康生在场。林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毛泽东说，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46]] 《陈伯达最后口述》，第406页：据陈伯达生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短”的谈话，之后才举行会议开幕式。
[[47]]《李作鹏回忆录（下卷）》，第660页：“听叶群说，林彪会前先到小礼堂休息室等待毛泽东的到来，让我在门外放哨，不让别人进去，林彪就将要讲话的主要内容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意林彪讲，但说不要点名”
[[48]]《邱会作回忆录 （下卷）》，第163、166页：“全会在小礼堂开幕。但常委们一直没有出来，大约等了四十分钟，毛、林、周、康、陈才走出来在台上就座。毛泽东宣布还会后即说：“请林彪同志讲话”。闭幕式结束后，汪东兴和叶群嘱咐邱会作等人“会上发言不要点名”。
[[49]]《李作鹏回忆录（下卷）》，第659页。
[[50]]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51]]《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6页。
[[52]]《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6页。
[[53]]《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7页。
[[54]]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上册》，明镜出版社，第45页。
[[55]]《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8页。
[[56]]《李作鹏回忆录（下卷）》，第663页。
[[57]]《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7页。
[[58]]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第118页。
[[59]]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60]]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61]]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62]]摘自《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63]]《邱会作回忆录（下卷）》，第169页。
[[64]]张金菊、文世芳《1951年《毛泽东之歌》骤然停播的缘由》。
[[65]]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原载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后在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毛泽东亲自撰写编者按。
[[66]]《毛泽东传 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83页。
[[67]]“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是清朝三代帝师翁同龢书写的对联。文革期间，陈伯达书赠此联赠叶群。
[[68]]杨继绳《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杂志《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69]]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70]]范晔狱中写《狱中与诸甥侄书》，开篇之句：“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71]] 梁启超《戊戌政变·谭嗣同传》:”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72]]《北史.后妃传下·隋文献皇后独孤氏传》：后颇仁爱，每闻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然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听朝，阴杀之。上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谏。帝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73]]余汝信《未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吴法宪回忆录述评》，《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41期。
[[74]]丁凯文《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与高华商榷》。
[[75]]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封建的社会主义”一节中说：“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剌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76]]章继光《林彪在1970年庐山会议受挫真相》,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0924113725_all.html.
[[77]]《荀子·大略》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78]]《李作鹏回忆录（下卷）》，第663-664页。
[[79]]王安石《秋枝如残人》： 秋枝如残人，颜色先憔悴。微寒吹已空，性命一何脆。宁当记畴昔，葩叶相妩媚。岁行谁使然，好杀岂天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