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劳工运动中的“美国病”

　　1995年随着领导换任，当时的新领导决心在劳联-产联的外交事务上做出重大改革，但是已经有事实和材料证明这几年劳联-产联通过它的“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 前身是臭名昭著的、被解散的劳联-产联外事机构 AIFLD），由美国政府的“民主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和“美国国际发展处”（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USAID）资助，又参与了颠覆民主选举上台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海地总统阿里斯蒂德的活动。

　　怎么回事？还是有人道出真情，此人是爱德门德•麦克威廉，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劳工”局的国际劳工主任。对于美国劳工在冷战中做出的贡献，他评价道：

　　劳工外交，即美国外交关系中与提倡工人权利和更广泛的民主权利相关的方面，是美国外交赢得冷战的重要因素。当时，美国工会为美国遏制和战胜共产主义提供了有意义的政治支持。冷战结束后，劳工外交被外交决策者们摆在一边了，但是在全球化的新一轮挑战下，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变得越发重要了。又到了劳工外交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有价值的时候了…

　　今天，在形成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上，工会可以起着与它当年在冷战中同样有意义的作用。

　　费奇在书中提到过劳工帝国主义，但他所指涉的范围比较小[7]。他谈到美国工会的一些虚伪，比如UNITE-HERE （主要代表餐馆业和成衣业的工人）很久以前就放弃了为工人们改善工作条件和维护就业合同的斗争。自六十年代以来，UNITE的会员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三。但是UNITE近来的公关策略是打击海外的血汗工厂，还取得了一定成功。这种虚伪的公关转移一般民众的视线，引导美国年轻的大学生无视本国的血汗工厂，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出救世热情。这种技俩和救世情怀的确是劳工帝国主义的表现。但是劳工帝国主义更主要的还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劳联-产联(AFL-CIO)的领导层与美国帝国主义合作，长期以来是美帝的帮手。

　　所以，美国主流工会的问题既是体制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国内是“团结-斗争-团结”的劳资合作关系，在国际上则表现为与美国帝国主义配合的劳工帝国主义。内外结合来看，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美国主流工会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因此，费奇把体制问题作为美国工会的主要问题就显得不足了。

　　“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

　　美国工会的重建有没有可能呢？费奇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对主流工会的挑战和重整工会的力量一般来自外部，来自左派，他在《每月评论》的访谈里谈到了近一二十年来出现的新、独立于工会结构的职工中心。这样的组织在纽约就有二十多个。这些活跃着的新的组织在积极地探索新的组织理念和道路。但是费奇认为美国工会需要全面的革新，美国工会的一大问题就是分裂，因此他怀疑这些新的组织有没有能力对美国工会的重建起作用。

　　工会会员占职工比例。冰岛的会员率最高，达到91.8%。瑞典的工会会员比例也很高，达到67%，而超过四分之一的爱尔兰工人加入了工会。美国的工会密度为10.6%，而 1983 年为20.1%。

　　那么，费奇本人分析美国工会的政治视角和立足点是什么呢？这里我不得不指出费奇的分析里表现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我在前面提到费奇喜欢在欧美间进行比较。欧美之间的确有许多可比性，欧洲的工会运动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工会的诸多问题。但是费奇的参照系统主要是欧洲，只有在抨击美国工会的腐败状况时，他才拉了第三世界，尤其是一些非洲国家作比较。这仿佛是说，美国工会应该跟“好孩子”“先进”的欧洲学习，不幸地是美国工会有时更像第三世界的“坏孩子。”与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相联系的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极大肯定。在访谈中，他认为欧洲的社会民主是“阶级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平等、最自由的社会组织形式。”他在著作和访谈中只有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赞美，没有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肯定。

　　由此，我还想指出的是费奇对美国工会的批判虽然痛心疾首，但他的批判似乎最终没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的框架。他在书的结尾重新召唤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却不幸失落的“民主共和主义”(democratic republicanism)。因为美洲印地安人遭受的种族灭绝，因为华工在美国遭遇过排华法案，因为美国黑人遭受过长达几世纪的奴役和种族压迫，我不清楚他所谓的“民主共和主义”在历史上指的是什么，因此在通信的时候请他解释。他回答说如果他要给自己在政治上定位的话，他是一个“共和社会主义者”(a republican socialist)，至于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关于这他正在写本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