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天佑中华
在古代四大农耕文明中，华夏文明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有三个“最”：最封闭、最广阔、最艰苦。
首先是最封闭，这是华夏文明最幸运之处。
除了华夏文明之外的另外三大古文明都在地理上互相连通。
中东两河流域位于四大文明的交通要道上，四周无险可守，所以这个地方战乱最频繁。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从古巴比伦，到古代波斯帝国，然后是马其顿地区的蛮族入侵，然后是罗马帝国入侵。罗马帝国衰落以后，阿拉伯帝国统一了这一地区，时间长达数百年，催生了空前的文化繁荣。后来又被蒙古帝国入侵，接着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最后就是西方殖民者的进入。可以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埃及靠近中东，通过西奈半岛跟中东地区连接，同样无险可守。一般称霸中东的帝国也会顺便把埃及灭一遍。现在大家干脆就把埃及也视为中东的一部分。
印度东西两面都是大海，北边是青藏高原，看起来很封闭，但是在西北角的地方有一个开阔的高原地带，通往中东地区，可供大兵团出入。历次的外地入侵都是从这条通道打过来的。印度本土的古文明早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就被雅利安人征服了，形成了今天的“种姓制度”，雅利安人是高种姓，而印度本土居民则是低种姓；后来波斯人、大月氏人、匈奴、突厥等中国西域地区的民族又排着队来侵略印度，16世纪初又被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入侵，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这是它最后一个古代帝国，后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海上入侵了。
——由于主体民族不断变化，三大古文明最终都没有传承下来。唯一主体民族没有发生变化，主体文化流传至今的，只有华夏文明。
这种幸运主要是地理上的原因。华夏文明被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跟另外三大文明隔开了。东南方向是大海。在古代，军队虽然可以翻越崇山峻岭，但是后勤物资跟不上。要想征服中国这种几千万人口的大国，大兵团行动没有充足的后勤物资补给线是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的北边的阴山-太行山脉不算太高，中间有一些山谷，蒙古高原上的骑兵可以长驱直入；在东北方向燕山山脉靠近渤海湾的地方有一条平坦的通道，也就是从锦州到山海关的这么一段地区，今天连接东北和北京的铁路公路也都是沿着这个走廊地带修筑的。所以中国历史上两次亡于少数民族入侵，第一次是蒙古，第二次是来自东北地区的满清。就是在地理上存在着这么两个缺口。
不过，北方处于寒冷地带，人口非常稀少，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偶尔成功的入主中原，由于人口基数太少，无法取代中原文明。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不到一百年就覆灭了；满族则最终被汉化了，现在满人和汉人在外貌和生活习俗上已经无法区分。这两次入侵最终没有毁掉中华文明，汉民族仍然是主体民族，蒙古和满族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是最广阔。
在这片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适合人类生活居住的腹地最为广阔，比另外三大文明的发展空间都要大。我们的先辈从黄土高原开始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然后开发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最后开发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流域。既有适合农耕文明早期萌芽的干旱地区，又有适合农耕技术发达以后可以开发的长江、珠江流域。最后供养了好几亿人口。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大国。在农耕时代，人多就是硬道理。什么外敌入侵、自然灾害之类的，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都不过如沧海一粟，不足以动摇中华文明的根基。
第三，就是最艰苦。
中国是世界两大自然灾害带——北半球中纬度自然灾害带和环太平洋自然灾害带的交汇点。据统计，二十世纪80%以上的自然灾害发生在这两个地带。作为这两大灾害带交汇点的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难发生频率最高、最严重的国家。与之密切相关。
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不断的被训练着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灾害并生存下来。这种能力已经融入我们的基因。如果用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说：真正愚笨的一根筋只会埋头种地，而不懂得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基因，在中国很快就会被淘汰掉。活下来的都是既聪明、又能吃苦的人。这样说有点残忍，不过应该符合历史的事实。
所以，中国人现在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勤劳、最能吃苦、最聪明的民族，与此密切相关，如果中国也像埃及一样：尼罗河定期泛滥，带来肥沃的土地，随便种点什么就够吃了，不用费脑子就能活下去，中华文明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光辉灿烂。
所谓“多难兴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形成古文明的四条大河中，黄河是“脾气”最不好的一条河流。这个从它的形状上就能看出来。另外三条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隔得很近，而且在下游合流了，所以也可以算成一条河）都是比较直的从源头流入大海。唯独黄河从青藏高原至西向东奔腾而下，然后突然掉头向北，穿过黄土高原，经过蒙古高原，在拐一个大弯向南直奔关中盆地，然后又拐道向东，经由华北地区黄海，形成一个巨大的“几”字形。一看就是一条非常暴虐的河流。
黄河上游穿过了黄土高原地区，携带了大量的泥沙。让它成为了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一条巨河。大量的泥沙给中下游带来了肥沃的冲击平原，但是长期的泥沙堆积让它的河道上升，甚至超过了地面的高度。这就让它很容易“改道”：也就是原来的河道太高了，河水冲出老河道以后寻找新的更低的河道入海。中国古代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黄河沿岸的原始部落不断跟水患战斗的反应。根据历史记载，商朝的时候至少六次迁都，主要原因就是黄河泛滥。
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也就是基本上每隔一百年改一次道。几乎每一次改道都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并带来农耕区域的变化。中国的古代王朝，中央政府大的行动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抗击外敌入侵或者平定叛乱的军事行动，第二就是治理黄河。
在长期跟水患战斗的过程中，华夏民族很早就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因为治水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依靠单个部落的力量无法完成，需要很多的原始部落联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治水领袖开始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大禹治水的时候，召开部落会议，防风部落的首领迟到了，大禹就把他杀掉以树立权威和强调纪律。这样，原始部落联盟就逐渐的走向了国家形态。
所以，中华文明虽然起步晚了一点，但是由于有了最艰苦的耕种环境，在国家组织和政治文明方面很快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对于我们成功抵抗周边蛮族的入侵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五、帝制时代
自然条件的这三个“最”，最终促成了中国采取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来治理国家。这一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延续至今。
这种君主专制制度，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以极高的效率把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对抗外敌入侵和治理黄河水患，其中主要是抵抗外敌入侵。
中国的专制君主，其权力来源于战争，其身份定位主要是军事领袖兼任帝国元首。中国古代的国家大事，一般会被叫做“军国大事”——军务的重要性是排在政务之前的。政府关心的事情主要就两个：一以耕、一以战。也就是鼓励农业生产和组织战争。以耕养战、以战保耕。
中国的国土幅员辽阔，古代的信息传输手段非常落后，唐代对邮驿的行程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
从这个规定看，最紧急的军情传送也就每天500里。安史之乱的时候，安禄山在范阳（北京附近）起兵，从范阳到长安今天走高速公路大概1100公里，2200里，当年的官道肯定要绕一些，距离大概就是3000里，消息过了六天才传到长安。这已经是最紧急的军情了，平均传送速度每天还不到500里。这是每三十里路换一次马，每一两百里路就换一次人，日夜不停的狂奔才能达到的速度。大部分情况下不可能这么快，把水路传递速度平均下来，估计每天信息传递速度也就150里路。按照这个速度，从北京或者南京地区跟长安的政务联系，大概一趟就要20天，来回一次就是一个半月。各地进京办事，官员们走的还要更慢。偏远一点的地方，去长安一趟，回来，就是小半年。
如果不搞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啥事都要协商一下，来回讨价还价几回，蒙古人就打到家门口了。
外部的军事威胁随时存在，不可能啥事情都搞民主协商。就需要君主完全的独断专行，掌握征收粮食物资和组织军队出征的绝对权力，
就好像前面说的，征服匈奴的战争，需要动员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可能超过两百万，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分布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内的几十万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落征收粮草和征集士兵，然后组织远征。这种组织力量非常可怕，而且必然会遇到激烈的抵抗。比如江南地区的人民，感觉不到异族的威胁，他们肯定没兴趣交纳军粮和跑到北方的大漠去战斗。必须要有非常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才能集合这些战争资源，捍卫华夏文明，
今天我们说独裁专制感觉好像很愚昧落后的样子，其实在当时可是非常先进的。后来“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还是封建领主割据，一盘散沙。欧洲人听说中国的皇帝只需要坐在朝堂上点头和摇头就可以决定国家大事，就好像听见神话一样，羡慕的流口水。
欧洲的封建社会跟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一个概念。“封建”，从汉语的字面上理解，就是“分封土地，建立政府”的意思。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那真的是封建领主一家建一个城堡，管理着城堡周围的土地。领主的身份是世袭的，不由国家委派。这一片地方，就是领主们的小王国。他们在这里面享有向农民收取租税、行使司法行政等各项权力，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这些私人武装只对封建领主效忠，不对国王效忠。国王只有在自己的武装比较强大的时候，才能指挥得动封建领主。这种“封建制度”，跟中国的“分封制”比较像。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商朝和周朝才是封建社会，齐楚燕赵这些个诸侯国就类似于欧洲的封建领主。
而我们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所称的“封建社会”，是用马克思分析欧洲历史的结论来套同时期的中国。这个套用很不正确。
自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就建立了郡县制。也就是取消了封国，中央政府直接委派文官来管理各个地方，建立“中央-郡-县”的垂直管理机制。拥有土地的那些地主，只有从土地中获得经济收益的权力，在其土地范围内没有行政司法权，更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
秦朝把这个事儿做的比较绝，但只持续了两代就灭亡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还是应该有分封制，这样地方叛乱的话，封国的军队可以帮忙镇压。汉高祖刘邦接受了这个结论，有限度的恢复了分封制。但他还是担心封国作乱，所以是只分封自己的儿子，而且死前还搞了一个“白马盟”，杀了一匹白马跟诸位大臣立下盟誓：不姓刘的封王，全天下一起讨伐他。
但是，后来发生了“七国之乱”，起来造反的正是这些姓刘的封王。其中带头的吴王刘濞就是跟皇帝血缘关系最亲的一个封王。说明造不造反、危害不危害国家稳定，跟是不是封刘姓 的王没啥关系。
削平了七国之乱以后，中央政府就逐渐的把所有封王的政治军事权力解除了。这些封王在分封的土地上，只有收益权。也就是这部分土地的地租或者税赋归你享用，但是其它权力归政府。这样分封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经济奖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说中国是封建社会，那就不符合实际了。应该是“郡县社会”，“官僚制社会”或者说“帝制社会”。秦朝以前，才是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到清王朝覆没的这段时间，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更为准确，它的特点就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力分离。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字眼上较真呢？因为如果叫封建社会，就会掩盖中华帝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到了汉朝，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里面把这个问题讲的更明白了：享受国家俸禄的人，不应该再寻求其它经济收入。官员之家，就应该以俸禄为生，不能与民争利。这样他执法的时候，才能公平的分配利益，人民才能安居乐业[1]。
从秦朝开始，政治权力内部又开始进一步的细化分工，形成一套更为复杂的权力组织体系。总的来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府组织可以这样理解：
皇帝为国家元首，掌握最高权力，下面军权、行政权和监察权“三权分立”。军队由皇帝直接控制，出征的时候才临时授予军事将领统兵之权；宰相担任政府首脑，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另外设监察机构，由御史大夫监督政府行为，也有部分司法权，直接对皇帝负责。此外，皇帝本人还可能临时设立一些由宦官控制的监察机构，对整个文官和武将集团的行为进行监督，比较典型的就是明朝时候的东厂和西厂。
尽管每一个朝代的具体做法都会有所不同，但这个大的框架是基本维持的。我们研究农耕中国的崛起和衰落，有了这么一个大框架作为背景，思路就会清楚很多。
一个王朝的兴盛，一般就是皇帝励精图治，各个权力机构各司其职，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农业生产，并高效的调动国家资源来抵御外敌入侵，以及建设水利工程等公共基础设施。
反之，一个王朝的衰亡，则无非那么几个原因：皇帝昏庸或者暴虐、文官集团贪污腐败、军事力量失去控制。
这就是俗话说的：“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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