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魏晋风度
东汉王朝建立一百六十年后，黄巾起义爆发。地方豪强武装很快就把这次农民起义扑灭了。但是豪强势力也因此坐大——以前他们只是和政治结合，现在则进一步掌握了军队。中央政权因此完全失去权威，国家进入了豪强武装主导的军事割据时期。
各地军阀互相征战的结果，曹操集团占据了北方的黄河流域，刘备集团占据了四川和汉中地区；孙策孙权集团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人都是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但他们都不是来自于最高贵的豪门望族。这也说明，豪门大族经过上百年的权力世袭，已经非常腐朽，不能培养出具有卓越才能的乱世英雄。
三个军事集团的领袖都陆续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政策措施。由于国家没有统一，他们也不可能采取像汉武帝那样彻底的手段来整治豪强，否则有政权被内外势力勾结起来颠覆的危险。
公元220年，大权独揽的汉朝丞相、北方军事集团的首领曹操去世。他的儿子曹丕和门阀家族达成政治交易：确定“九品中正制”，主要按照家庭出身的高贵程度来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也就是否认了他父亲抑制豪强、任人唯贤的政策，重新在制度层面认可了门阀大家族的政治特权。
作为回报，这些大家族支持曹丕称帝，逼迫汉献帝禅让。汉朝灭亡。
曹丕背叛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通过跟门阀政治结合的方式来篡夺皇位。同时也埋下了他的魏帝国灭亡的种子。
曹家并不是门阀世家。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大太监曹腾的养子[1]，虽然也做到了副国级的“九卿”高位，后来还花钱买了一个“三公”的头衔，也算是位极人臣了，但只有一代人的积累，不能算是“世家”或者“士族”。特别是曹腾属于宦官集团，更是被门阀世家看不起。
士族、世家一定要世代做官，而且有大量的土地，有一个由无数大中小豪强地主组成的家族集团，依靠家族共同的政治经济实力来支撑权力。像司马家族，人家的祖先在项羽的时候就被封王，后来子孙世代居于河内，是当地最大的地主集团，在东汉中后期每一代人里面都有正部级以上官员。这才能成为门阀士族。宦官都是最穷人家的孩子才被迫阉割入宫，是直接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力，从本质上是跟门阀家族的权力来源冲突的。
曹操的父亲虽然是“三公”，但曹操本人只做到了一个议郎的小官，类似于今天中央部委的正厅级巡视员，没什么实权。作为正国级领导的儿子，这个位置算是很低了。
黄巾起义、天下大乱，曹操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南征北战，统一了中国北方。军权在握，门阀大家族们不得不向他低头。他们仍然跟对付汉武帝一样，在“接班人”身上做文章。利用曹丕和曹植争夺继承权的机会，跟两个接班人都结成了政治同盟。曹丕主要依靠司马家族、曹植主要依靠弘农杨氏、清河崔氏。最后不管谁上位，门阀政治一定复辟——原因不在于继承人的政治立场，而在于他们没有曹操的军事权威，要想平稳执政必须要有政治家族支持。
曹操定下来曹丕继位以后，就杀掉了杨修和崔琰这两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但这无济于事，家族势力不因为死掉某几个人就消亡。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后，门阀家族很快就联合起来对付皇帝。曹家毕竟不是豪强士族，大家觉得政权还是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可靠。魏帝国建国46年后，大权在握的司马家族仿照曹丕的手法，逼迫皇帝曹央禅让，建立了晋帝国。
晋帝国是一个纯粹由门阀家族建立和统治的政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这些特权家族已经非常堕落，家族上层从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等着朝廷给官做，根本不知道民生疾苦为何物。皇帝司马衷听说农民因为没有粮食而饿死，却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就是这个背景下闹出来的笑话。所以晋帝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一个新朝代的那种革新气象，它能够统一中国，主要原因是南方的政权也被豪强家族控制，变得同样腐朽。地方豪强势力并无兴趣维护刘备和孙权后人的统治，反而很倾慕“九品中正制”，北方的大军一到，他们就投降了，
刚刚完成国家统一，晋帝国内部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司马家的八个亲王为了争夺皇位，在各自的豪强势力支持下展开内战。这再一次证明，封建制度不可能维持国家统一。允许地方豪强掌握武装力量，国家一定陷入混乱。
商周时期，封建制度能够基本得到维持而不至于发生全国性的大混战，主要是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各地之间的道路交通也不发达，诸侯国要想对外发动战争，后勤物资运输线跟不上。所以这种分封的状态可以勉强维持。中央政府本质上只是最强大的诸侯国，由它来组织各国共同对抗蛮族入侵；还有就是起到一个仲裁机构的作用，协调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减少内部战争。
周王国消灭了商王国，其实就是周部落战胜了商部落，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商部落的人被强制迁徙到中国各地，他们失去了故土，就开始利用原来的部落关系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做生意，所以后来的生意人就被叫做“商人”。而西周的最后一个国王，为了博宠妃开心，玩“烽火戏诸侯”，点起烽火召唤诸侯国国君一起来抵抗蛮族入侵；后来蛮族真的来了，诸侯以为他还在玩，就不理他，西周也就灭亡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侯国可以养活更强大的军队，更多的道路被开拓出来，跨国长途物资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商人”可以很方便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做生意。这个时候，分封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生产力基础。诸侯国之间开始大打出手，大诸侯国不停的吞并周边的小国。到了战国后期，粮食产量和交通条件已经可以支持数十万人的兵团在整个黄河流域自由行动，中国统一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天无二日、国无二王”的时代来临。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诸侯割据的分封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案例。
到了魏晋时期，农业生产和道路交通更为发达，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都可以随时发兵四处征讨，他们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存。任何势力只要稍微强大一点，都会趁机想要消灭周围弱小的邻居，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全感。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这个意思。
中原地区的混战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创造了条件。公元315年，晋帝国建国五十年后，首都洛阳被匈奴攻陷，被迫迁都到南京，西晋灭亡，东晋建立。在北方，五大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彼此之间继续混战，史称“五胡乱华”。阶级矛盾、政治矛盾、民族矛盾集合在一起冲突杀戮，整个国家陷入了空前的黑暗。
偏居江南的东晋帝国仍然继续搞它的门阀政治，内部始终动荡不安，直到公元420年亡于军事政变。此后南部中国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合称“南朝”。在这期间，门阀政治维持不变。
在“九品中正制”时期，也就是魏帝国、西晋、东晋，以及南朝的统治下，门阀士族过着一种非常舒服而又糜烂的生活。他们不了解民间疾苦，不懂得人生抱负，每日醉生梦死，养了一大批文人墨客，玩弄诗词、书法、音乐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从生下来就不缺钱，所以自恃清高、鄙视物质生产生活，形成所谓的“魏晋风度”。
比较典型的就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出生于琅琊王氏，这是一个兴起于山东的门阀世家，西晋战乱的时候家族集体南迁，因为拥戴东晋第一任皇帝司马睿有功，成为东晋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他们父子二人从小养尊处优，几乎生活不能自理，除了练习书法以外什么都不会，但是国家仍然根据出身给他们大官做，又当刺史又当将军的。他们既不懂政务也不会打仗，只不过领着国家的俸禄继续玩书法，纠集一大批“名士”成天吟诗作赋、喝酒寻乐，然后感慨人生苦短。名篇《兰亭序》就是这么写成的。
琅琊王家还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叫王衍，他是西晋末年的宰相，竟然以从不过问国家大事为荣，而是天天跟人清谈老庄哲学。最有名的典故就是：他嘴里从来不会出现“钱”这个字，因为他觉得钱这种东西太庸俗了。有一天他的妻子跟他开玩笑，趁他睡着的时候在床上床下都堆满了铜钱，心想他起床看到了肯定会说“钱”字。结果他起来以后就说：除却阿堵物！也就是“把这个添堵的玩意儿给我挪开”。后来就有很多文人骚客喜欢向王衍学习，把钱称之为“阿堵物”以显示自己清高。
西晋灭亡后，王衍被俘，对方的将军石勒问他西晋灭亡的原因。他却说我是研究老庄哲学思想的，从来不过问国家大事，啥都不知道。石勒这个人出生底层，从小就被当作奴隶贩卖，父母都死于暴政的迫害，听到这里勃然大怒，说：“你是国家的宰相，做了几十年的大官，名动天下，竟然宣称自己对国家事务完全不知道。好好一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种人弄垮的。”于是把他活埋。
所以说，魏晋时期这种所谓的“风度”，并不是什么值得追慕的好东西，不过是权贵阶层生活糜烂的产物。王衍们的“风度”，是建立在石勒这种底层老百姓的悲惨命运基础上的，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这些“魏晋名士”之所以自命清高，并不是他们真的不喜欢钱财和权力，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不过是钱财和权力来得太容易的缘故。
[1]有一种说法，说曹操是西汉第二任宰相曹参的后代。2013年，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经过对汉代丞相曹参的家族基因的验证分析则显示，曹参与曹操的家族基因没有关系。还有一种说法说曹操的父亲原来姓夏侯，也被基因验证否定。现在看来曹嵩应该是曹腾从他们家的亲戚内部过继的，曹家没有显赫的历史背景。
八、杨坚复辟
东晋和南朝的那一串帝国还在南方继续玩门阀政治的时候，中国北方经过超过两百年血流成河的大混战，终于把豪强地主的势力消灭的差不多了。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与汉民族的混血，也基本完成，
公元439年，鲜卑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均田制。这个后面再说。另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在农村地区建立“三长制”：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这“邻长”、“里长”、“党长”并称“三长”，职责是检查户口、维护治安、征收田赋、组织大家服兵役与徭役，属于准国家公务员，由县政府统一管理。
这个“三长制”的意义很大，打破了西汉末年以来的地主豪强实际上的封建割据。
我们知道，秦朝是彻底的国家一管到底，地方上不仅有郡县两级，乡里面还有里长、亭长，亭长、里长直接由县令任命，是领国家工资的公务员。[1]
汉高祖刘邦就当过亭长，相当于今天的乡长。他负责组织本地区的农民去首都服劳役，给秦始皇修建宫殿，正好看到了秦始皇的仪仗队经过，还感叹说：“大丈夫就该如此。”有一次他又带人去服劳役，结果很多人中途就逃跑了——因为秦朝劳役负担太重。刘邦管不住。按照秦朝的法律，这种情况下他会被治罪甚至可能砍头。刘邦一咬牙，干脆带着剩下的人进山里当土匪去了，等到陈胜吴广起义以后，他这才带着土匪下山来攻占老家的县城，宣布“起义”了。
汉朝建立以后，继承了秦朝的乡村管理制度。但是到了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势力坐大，里长、亭长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这些名义上的国家官吏实际上就管不着乡村地区了，都是豪强地主说了算。
从东汉末年开始的战乱，地方豪强纷纷成立私人武装，建设山寨碉堡等等，保卫自己的地盘，管理土地上的人民，中央要征税征兵等等都要通过这些豪强。这种体制被后世称为“宗主督护制”。北魏现在强力推动“三长制”，就是努力恢复秦朝的中央直管农村的体制，用来取代宗主督护制。标志着中央权威的回归。
534年，北魏又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这两个魏国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然后北周灭掉北齐，再次统一北方。
公元581年，北周皇太后杨丽华的父亲杨坚，利用皇帝年幼的机会掌握了大权，逼迫皇帝禅让，建立隋帝国。九年后，杨坚下旨发兵南征，消灭了南朝，统一中国。
杨坚篡位的过程顺利的出奇：他既没有立下过什么军功，也没有治理国家的政绩，从亳州主管被提拔到宰相的位置只有一年，就先后杀掉北周的主要宗室成员，顺利登上皇帝位，篡位前后都没有发生过一点政治动荡。堪称权臣篡位的最佳典范。
杨坚能够这么顺利的篡位，主要是背后有汉族精英集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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