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五章）

2023-5-16 04:05| 发布者: 井冈山卫士| 查看: 3973| 评论: 0|原作者: 李晓鹏|来自: 转载

摘要: 吴晓波说他想穿越回宋朝。这一点很明智，高级知识分子要穿越回到古代，就是宋朝最舒服；但是普通老百姓要穿越呢？宋朝就很糟糕。对内，官员们待遇丰厚、贪污腐败、横行霸道；对外，不断的丧师失地、年年巨额纳贡，这些成本全都要从普通老百姓头上出。

第五章布衣天子（下）

一、监察独立

有人认为，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不法行为采取了“欲擒故纵”的策略。也就是明知胡惟庸干了很多骄纵枉法的事情，却不及时处罚或纠正，故意放纵胡惟庸广泛结党，以达到通过胡惟庸来诛连开国功臣或者废除宰相的目的。比如前几年的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里面就持这样的观点。

种种迹象表明，朱元璋所了解的情况可能非常有限。据《明史》记载，刘伯温在去世之前写了一封针砭时弊的遗书，叮嘱他的儿子说：有胡惟庸在，这封遗书写了也没什么用。等胡惟庸将来倒台了，你再想办法递给皇帝。（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

也就是说，连刘伯温这种级别的开国功臣，想要通过写遗书这么极端的方式向朱元璋传递消息，都自认为无法通过胡惟庸这一关。可见胡惟庸对朱元璋信息封锁之严密。

另外一个佐证是发生在洪武九年的“空印案”。

案件的起因，是各地到中央报财务预算，都会多找一些空白的纸在上面盖上公章，以便财务数据需要修改的时候，能够立刻重新抄一遍。不然只要改一个数，就得回去重新盖章。

那时候中央地方交通不便，这样做可以降低行政成本，但另一方面也为贪污作弊留下了空间。这个案子肯定不是朱元璋为了屠杀官员而故意装着不知道，放纵大家这么干。因为此案没有诛连任何武将或者开国功臣，只是把各个地方上负责盖章的官员给杀掉了。

就这么一个事儿，官场上上下下都知道，唯独朱元璋不知道，而且被瞒了八九年。

朱元璋虽然勤政而且严厉，但也不是全知全能。他每天要读二十万字的奏折，这些奏章全部来源于官僚集团，用极为精练的文言文写成。读完这二十万字之后，还能有多少时间去了解别的事呢？

他会派太监出去打听民间的各种消息，但所得应该非常杂乱。民间还传言说是他派胡惟庸去毒死刘伯温的，你说这种传言朱元璋能随便信吗？这些非正规渠道的消息只能姑且听之，可靠的消息还是要依赖官僚集团的汇报。所以，朱元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胡惟庸的违法行为知之甚少，是很有可能的。

为了监督胡惟庸或者令计划这种官员的违法行为，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有设立监察御史。但御史本身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御史大夫或御史中臣干得好的可以提拔成为宰相——比如杨宪。而行政官员也随时可能去当御史。

这样，低级别的御史就会讨好宰相等高官，希望可以被提拔到更有实权的行政岗位；或者说在当御史的时候不能得罪太多人，不然什么时候被调入行政系统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反之，从行政机构调到监察机构的官员，也必然跟原单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御史的监察功能就会逐渐失效。

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就是关闭这道“旋转门”。从禁卫军当中选拔人员来监察百官。官员不可能成为锦衣卫，锦衣卫也不会被派出去当行政长官。锦衣卫也不用参加科举，跟文官没有“师门”“同年”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检举官员的腐败，必然更少顾虑。

这样一个利益独立的监察机构，是帝国政治体制的巨大改革。监察权就从科举文官系统里面分离出来了。

从此后，皇帝对文官集团的监督大大加强。朱元璋对官僚集团贪污腐败情形的了解程度，很有可能就此超过了此前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

明初三大案，都是在朱元璋设立锦衣卫之后爆发的。

胡惟庸案是最初的引子，虽然诛杀胡惟庸是在设立锦衣卫之前，但大规模的诛连则是在设立锦衣卫之后两年。

郭恒贪污案爆发于锦衣卫设立之后三年。

蓝玉谋反案爆发于锦衣卫设立之后十一年，告发蓝玉谋反的正是锦衣卫指挥使蒋瓛(读音：环)。

二、《逆臣录》

蓝玉案的情况和胡惟庸案非常类似。

蓝玉是开国元勋常遇春手下的一员武将，在建立明朝的战争中立下过不少功劳。不过那时候他还很年轻，跟徐达、常遇春他们比起来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等到了洪武后期，开国名将们老的老、死的死，蓝玉才慢慢的有了出头的机会。在征讨云南和越过长城打击北元的战争中，都立下了大功。

朱元璋对蓝玉很重视，把他看作新生代武将的代表，一直优礼有加。

但蓝玉是个武夫，缺乏政治头脑，对自身的行为缺乏约束，做事全凭一时兴起。他征讨北元班师回国的时候，夜抵喜峰关，守关官吏没能及时开门接纳，就纵兵毁关，破门而入。后来还有人举报他轻薄北元的王妃，致使王妃羞愧自杀。

朱元璋为此切责蓝玉，本打算封蓝玉为梁国公，因他有这些过失，便将梁字改为凉。——这两个字差别很大。“梁”是古代开封的称谓，代表中原最繁华的地区；而“凉”地则在荒凉的西北地区。虽然说国公也就是个封号，不会实际跑去管理地方，但在名义上确实是降了一级。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命人将蓝玉的这些过失刻在世袭的凭证上。这是很严厉的警告。

蓝玉仍然毫不改正，以军功自持，日渐骄横，蓄养了许多庄奴、义子，乘势横行霸道。有一次他强占东昌地区的民田，被人举报，中央派御史来查问。蓝玉根本就不回答问题，直接把御史骂走了。最糟糕的是，他在军中擅自罢免和提拔军官，独断专行，朱元璋多次责备他。蓝玉西征返回后，被封为太子太傅。也就是太子的师父。这是没有职权的荣誉职位。但蓝玉还是很不爽，因为带有“太子”头衔的最高职位是太子太师。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这两个人是被封为太师的。

蓝玉对此很不服气，公开宣称：“我难道不能做太师吗！”

——要是单论功劳，蓝玉的功劳确实比冯胜和傅友德要大一些；但冯胜和傅友德的功劳都是开国时期打出来的，论资历比蓝玉要老。太傅太师这些都是荣誉头衔，优先安排老资历是应该的。蓝玉这样闹，说明这个人确实很不识大体。

洪武二十六年，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审问后，发现蓝玉联合景川侯、鹤寿侯、舳舻（读音：竹卢）侯、定远侯及吏部尚书、户部侍郎等人谋反，打算乘朱元璋藉田——也就是象征性的去农田中劳作，以示重视农耕——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1.5万人。朱元璋还把蓝玉谋反的各种证据供词编写成《逆臣录》，昭告天下。

从《逆臣录》的记载来看，蓝玉谋反案可以说是胡惟庸案的一个延续。蓝玉谋反的原因也跟胡惟庸一样：有很多违法乱纪的行为，已经被朱元璋察觉且多次警告。由于他们都知道朱元璋对待此类行为处罚极为严厉，而且毫不姑息功勋权贵。所以不惜铤而走险，试图发动叛变来“解决问题”。他们的计划都得到了许多文臣武将的支持，希望推翻朱元璋的残暴统治，彻底过上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

比如，蓝玉与一个叫陶文的亲信军官商量谋反事宜，就对他说[1]：

“我请你来，要与你商量一件大事。我想如今大官人每都为胡党废了。我亲家靖宁候一家儿都废了。久后我们也逃不出去。不如早寻个下手处。”

那陶文就说：“我当初因为抗拒总兵，也无甚不是，罚我做了二十年千户。才还了我职，又着我边塞上受苦。既然官人提起来，我心里正是这等做。”

——《逆臣录》很多人参与蓝玉谋反案，都有类似的对话：蓝玉抱怨说胡党案牵涉太广，连他亲家也被杀了，大家要想过安稳日子，只能一起谋反。而被拉下水的官员则因为以前受过朱元璋的处罚，心怀不满，也害怕未来遭到更可怕的处罚，因此愿意参与。

普定侯陈恒以前经常与胡惟庸来往，非常恐惧遭到胡惟庸案的牵连。蓝玉托人拉拢他谋反的时候，他就说：“我想这几年间。虽做个公侯，为必先结交胡党。当今生怕被人指出，当时为这事不曾放心，如常在外不得回家快活。若凉国公要谋反时，你回去与他说，我愿意随他做一场。若事成了时，倒得安闲。”

舳舻侯朱寿的儿子因为受胡惟庸案牵连，被罚去充军，随蓝玉出征。蓝玉却对他很好，朱寿也因此大力支持蓝玉谋反。

鹤庆候张翼则是因为此前跟胡惟庸有勾结而害怕牵连：“比先我与×××等众人结交胡丞相，商量反事，也不曾成得。倒杀了好些公侯……托赖祖宗福庇，不曾有人招出我们名字，不知久后下场如何？尽夜忧心，为这件事不曾下怀。如今只愿我得一场病死，倒免得累及一家老小。”

三、反腐疑云

《逆臣录》中的这些供词，是不是可信呢？

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供词涉及人数繁多、供词之间互相印证。供述人商议谋反的时间、地点、动机等都交代的很清楚。这份供词是可信的。而且朱元璋主动把它整理公开，昭告天下，很有点“司法公开”的味道。也间接说明朱元璋心里面不觉得它有多大问题。

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这是锦衣卫屈打成招搞出来的。严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供词便有什么供词。因此这些材料不可信。

这种质疑有一定道理。中国古代的刑讯逼供制度确实十分普遍。要说全部供词都十分可靠，胡惟庸和蓝玉案里面没有人被冤杀，那一定是错误的。但是要说这些相互印证的供词全都是假的，或者大部分都是虚假的，恐怕也不符合事实。

首先，严刑拷打获得供词，并不一定就是假的。

根据现代人权法治观念，用刑讯取得供词是错误的。但刑讯并不一定导致冤案。古代物证技术落后，没有指纹、录音、血型、笔迹鉴定等等技术，断案主要就是靠口供。很少人会主动承认自己犯了杀头甚至灭族的重罪，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用刑。从常理来说，无罪的人一般会比有罪的人更经得起刑讯的考验，因为他们从内心感到自己蒙受了冤屈。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如果审案者是抱着查清案情的目的，那么正确的使用刑讯有助于破案。

如果质疑者仅仅是认为这里面有刑讯逼供的行为，就认定所有或者大部分供词都不可信。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朱元璋死后几十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人俘虏。大臣们拥立新的皇帝朱祁钰，封朱祁镇为太上皇。后来朱祁镇又被蒙古人放了回来。但是朱祁钰很不爽这个太上皇，因为这威胁他的皇帝位置。所以老想找办法收拾朱祁镇。就找了个借口让锦衣卫把朱祁镇身边的人抓起来严刑拷打，想让他们污蔑朱祁镇准备谋反。这些人如果承认谋反，就是死罪；不承认，就被酷刑折磨致死。但所有人都拒绝承认有谋反行为，结果朱祁镇也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所以，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虽然承认刑讯，但还是有一套基本的规矩和底线。屈打成招的冤案固然很多。但若是认为只要用刑，就可以搞到当权者想要的任何供词；或者刑讯搞出来的供词就一定是假的，在逻辑上并不成立。

第二，从正面论证：我们根据其它史料，用常理进行推理，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案情发展线索。这些线索与证词可以互相印证。比如我们前面分析的胡惟庸的谋反动机、得失计算等等。

第三，从反面论证：如果朱元璋的目的是利用谋反冤案屠杀开国元勋，那么广泛的诛连反而不利于政权稳定。

我们拿历史上比较公认的“污蔑谋反案”——武则天污蔑长孙无忌谋反案的处置方式来对比一下。武则天只是逼死长孙无忌，然后剪除了他的少数几个直系亲属和核心党羽。这种争夺权力的政治冤狱，就是应该采用精确打击的方式。没必要把不相关的一大堆人扯进来，平白无故增加自己的政治反对派。

真正有可能威胁皇权的元勋，也就那么几十个人。也就是开国敕封的三十多个公侯级别的人物。但七个公爵里面，只有李善长卷入胡惟庸谋反案、冯胜卷入蓝玉谋反案，另外五个——徐达、汤和[2]、李文忠[3]、常茂（常遇春之子）、邓愈都是善终。如果把范围扩大到27个侯爵，也有一半的人是善终。也就是说朱元璋为了消灭开国元勋，杀了六七万人，偏偏威胁最大的七个人里面有五个人没事；或者说威胁最大的34个人里面有超过一半的人善终。还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活到了朱元璋去世[4]，这个合理吗？

总之，关于明初三大案，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个，是现在非常常见的“诛杀功臣论”。

这种论点的基本逻辑是：朱元璋是一个非常残暴无情的人，在争夺天下的时候假装仁义道德，欺骗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跟他一起干革命。等到得了天下当了皇帝，就翻脸不认人，反而担心这些优秀人才会在他死后威胁朱家子孙的皇帝宝座。

为了消灭这种威胁，同时也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皇权，朱元璋制造了胡惟庸和蓝玉两大冤狱，以“污蔑谋反”的方式，酷刑逼供、伪造供词，将功臣们系统的诛连进来全部杀掉。

光杀掉这些功臣还不够，朱元璋还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心理变态，以杀人为乐趣，顺带还杀了好几万对皇位和皇权根本不可能构成威胁的低级官员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等。

第二个，就是“反腐倡廉论”。

这是本文前面讲述的逻辑：朱元璋出身于中国社会最底层，从小就目睹了底层官吏的贪污暴虐，15岁的时候全家死绝，被迫乞讨3年。后来被迫参加农民起义军，对官员腐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切齿痛恨，因为胸怀宽广、治军严明，具有英雄气度和战略眼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来帮助他。因而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最后夺取了天下。

当上皇帝以后，他仍然保持了艰苦朴素的本色，不大建宫殿工程，爱惜民力。每天疯狂的工作，很少时间个人享乐。立志要建立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

为此，他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农业税率和最严厉的反腐败法令。

由于税率很低，国家财政收入有限，给官员们定的俸禄水平也就远远低于宋朝，也低于历代王朝的平均水平。官员们并不甘心拿着这点工资干活。更重要的是，官员腐败在中华帝国制度上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必然现象，官员们的权力具有很大的寻租空间。贪腐之风在建国后很快就盛行起来。

朱元璋不愿意在反腐败问题上有任何妥协。一而再、再而三的严厉诛杀贪腐官员，而且不避功勋权贵，杀人无数。

文臣武将们对此感到恐惧，认为他是“暴君”，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诛杀功臣。至于允许农民可以捆绑官员进京的做法，更是闻所未闻。

为了结束这种痛苦而危险的状态，把悬在头上的反腐屠刀毁掉，官僚集团开始联合起来准备谋反，推翻朱元璋的“暴政”。

胡惟庸谋反案暴露以后，朱元璋发现了问题所在。于是废除丞相制度，消灭了这个可以统筹百官的职位，然后在禁卫军中设立锦衣卫来作为独立于官僚集团的监察机构。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官僚集团惊人的腐败（郭恒案）和对“反腐风暴”的一系列反攻倒算（胡惟庸、蓝玉谋反）被揭露出来了。

胡惟庸和蓝雨的谋反行动，不是个人的阴谋，而是整个贪腐集团的集体叛乱。能否坚决镇压这些贪官豪强造反，是决定反腐行动成败的关键。

朱元璋意志坚定、毫不妥协，将参与叛乱的贪腐分子全部诛杀。

以上这两个故事，哪一个更可信呢？

[1]本节以下引号中的内容均为《逆臣录》中供词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