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明盛世
一、远迈汉唐
朱元璋死后，他的事业由朱棣继续推进。
我们知道，汉朝初年的时候，国家经济实力比较弱，人口和马匹都比较稀少。所以先搞了几十年的休生养息。到了汉武帝继位的时候，国库里面已经堆满了钱粮，马匹和盔甲也已经有好几十万。这个时候，汉武帝才开始大规模的开疆拓土。
朱棣面临的情况与汉武帝相似。洪武后期，国家税收已经超过了每年三千万石，是元朝时候的两倍。再一次出现大量的粮食堆在仓库里烂掉，穿铜钱的线朽坏都用不完的情况。
总之，就是人口、钱粮和马匹这些发动战争的基本资源都已经非常充足。
不过，朱元璋的洪武之治，比文景之治要厉害得多。文景时期只是内政休养，对外毫无建树。而朱元璋在统一了传统的中原地区以后，先是派邓愈出兵甘肃青海，夺取了西域地区，这是自唐朝以后，汉民族王朝再一次控制西域地区；然后宣布从元朝手里接管西藏，在拉萨设立乌斯藏卫，相当于厅级军政管理机构，后来改为乌斯藏都指挥使司，上升到省部级。这也是汉民族建立的王朝第一次统治西藏，唐朝对外军事作战最强悍的唐太宗时期，面对西藏也无可奈何。
洪武四年，朱元璋又派沐英出兵云南，取得胜利，历史上第一次把云南全境（还包括今天缅甸东北部的一部分）纳入中国版图。超过了元朝，更超过了唐朝。洪武十三年，又让蓝玉带兵翻过长城进攻北元，再次取得重大胜利，基本消灭了北元反攻中原的能力。
由于朱元璋实在过于生猛——三十年如一日天天加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是白干的，留给朱棣发挥的空间不是很大了。他要想像汉武帝那样开拓那么多北方疆土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朱棣还是干出了很多超越汉武帝的成绩。
首先，亲自带兵出征蒙古，每次都是五十万大军，军粮的供应源源不断。这种战争能力已经超过了鼎盛时期的汉朝和唐朝。由于实力实在过于强大，五次出征全部都毫无悬念的获得了胜利。把北元打成了鞑靼，也就是说，把它从国家形态打回了部落形态。然后又把鞑靼打分裂了，分裂出来瓦剌和兀良哈两个部落。
朱棣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自带兵翻越长城北上，到塞外大漠与游牧民族决战的大一统皇帝。
在北方每次都派出五十万大军的同时。在南方，仍然在不断的用兵。永乐五年，大将军张辅率军征服越南北部，朱棣下令设立交趾布政使司。这是中华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越南北部地区正式纳入版图。
在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开疆拓土的同时，朱棣又派亲信太监郑和率领巨大的船队出海，船只数量超过两百艘，最大的宝船载重量可达一千吨，船队总人数超过两万七千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郑和船队穿过中国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中国军队第一次进入印度洋。这一次远征虽然没有直接扩张土地，但灭了很多海盗，把一些不听话的国王抓回国杀掉，大大的增加了中国对印度洋贸易通道的控制能力，并在今天的印尼北部、靠近马六甲海峡的地方设立了旧港宣慰司，作为明朝的一个外派机构负责处理南海周边国家的朝贡事务，把印度洋周边的一些小国也纳入朝贡国的范围。
明初有海禁政策，但这并不是闭关锁国。只是禁止私人商船出海，对外贸易由政府垄断。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必须由本国政府带领，以“朝贡”的名义来华，然后由市舶司检查货物，组织牙行（也就是贸易中介）来交换货物。在印尼设立“旧港宣慰司”的地方原来海盗横行，极大的威胁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来华船队。朱棣下令郑和带兵去给灭了，这才设置了这么一个机构来管理“朝贡”事务。所谓朝贡，核心就是贸易。一个朝贡团往往有数百人，真正的官方使者一般就几个，剩下的全是商人。朝贡的物资和贸易的货物价值相比，也只占极少一部分。
“朝贡贸易”这个制度也是朱元璋建立的，作为海禁政策的配套制度。他实施海禁的目的是因为当时日本经常有流浪武士在沿海抢劫（倭寇的起源），还有就是张士诚、方国珍，还有元朝等敌对势力的残部还在一些海岛上没有清剿干净，禁止私人下海是为了断绝这些敌对势力的补给。现在有些人就凭借这一点就认为朱元璋头脑僵化保守、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云云，这是很大的偏见。
朱元璋在实施海禁的同时就建立了朝贡贸易制度。这个制度的本质是搞“贸易资格认证”：只有被认证为“朝贡国”的国家，才能带队来华贸易。而“朝贡国”的资格认证核心就是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明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能支援海外敌对分裂势力。像日本老是有倭寇，朱元璋就不准它来朝贡，其实就是对日本搞经济制裁。
——说到这里，不得不插一句。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是从人类的常理去理解古代社会，而把古人想的很幼稚可笑。比如这个朝贡，小国家不远千里来朝贡，只要给中国很少一点礼品，就能获得丰厚的赏赐，看起来完全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虚荣心搞的劳民伤财的制度。其实古人也是很实际的，朝贡历朝历代一直就跟贸易紧密结合。远邦小国不远万里来朝贡，不是图的赏赐，而是可以趁机带一个大商团过来搞贸易。这对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在里面。至于贡品和赏赐，主要是象征意义。明朝的市舶司每次都会对朝贡货物估价，然后征收高达50%的关税（估价时候双方会讨价还价，实际税率一般会低于50%）。这笔收入远远超过赏赐物品的价值。最有意思的是，当时南洋跑到中国来“朝贡”的使臣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人，主要是福建潮汕一带的。他们跑到南洋去经商，发财之后让当地的国王封他们一个官，一转身就变成“贡使”运着大批货物到中国来贩卖。比如正统三年（1438）年，爪哇“朝贡团”的三个使者：马用良、殷南和文旦，都是福建龙溪人。
郑和下西洋跟近代西方的大航海一样，都是为了扩展贸易。《明史》里面的记载，郑和下西洋新增朝贡国三十多个。其实背后的实际意义就是增加了三十多个贸易伙伴。而且，郑和航海才是真正的出于贸易目的，打击消灭的都是海路上的强盗，没有掠夺沿线地区的资源，没有建立殖民地；西方的大航海则一半是贸易，一半是掠夺和殖民。
中国近代的衰落，跟明朝的海禁政策并没有直接关系。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贸易拓展活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起因，郑和的随从马欢在《瀛涯胜览》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广东人陈祖六等人在马六甲的旧港附近当海盗，“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使劫夺财物据”，阻碍了海外朝贡船队。朱棣接到报告，下令派兵剿灭。这才有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第一次出海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陈祖六给抓住送到北京斩首，并顺便消灭了沿途的其它海盗。
据马欢记载：“（在扫荡了旧港地区的海盗之后）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简单来说，就是在马六甲建立了一个贸易中转站，包括警卫设施、港口装卸设施、货物仓库、食宿供应点等。按照西方人的主权观念，到了一个新地方插个旗子就算领土的延伸。中国都跑到这里来驻军建楼，那当然就是中国领土。印尼的旧港也就成为迄今为止中国领土的最南端。
此后郑和的多次下西洋，军事任务大大减少，就改为运输大量的货物去沿线各地交易，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以贸易为主、兼顾外交与航路治安巡逻的船队。当时船队主要往外输出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十分丰厚。除了胡椒外，其它进口商品的利润也都在十倍以上。
郑和在28年间7次下西洋，平均每四年就去一次，每次往返就要一年多。之所以那么喜欢往西洋跑，肯定不是朱棣被“朝贡”上瘾了。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跑一两趟就可以了。这里面真正的原因是：这是一件赚大钱的买卖。 “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是赚钱赚上瘾了，所以才每隔三五年就要跑出去一次发一笔洋财。下西洋在朱棣时期成了一种定期的官方贸易活动，跟西方的大航海一样，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1]
除此以外，朱棣还完成了迁都，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在北京修建了紫禁城——这也是中国大一统王朝中唯一的一次迁都。
为了迁都，除了修缮北京城，还把北京附近的长城修筑了一遍以保障安全，把大运河重新疏通了一遍以保障粮食供应。此外又组织了大规模的图书编撰活动，编成了《永乐大典》，全书两万两千多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百科全书。
明朝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要想同时做这么多事，几乎一定会耗尽国力。但朱棣不仅把这些事都干成了，而且明朝依然保持非常强盛的势头，民间依然非常富裕。没有爆发任何值得一提的农民起义。从中可以窥见，朱棣时期中华国力之强，实在是已经超过了唐朝和汉朝。至于北宋，则更不值得一提——和明朝相比，北宋就不能算是一个大一统政权，因为它连中华帝国核心区域范围内的燕云十六州都没有收回来，这里从春秋时代起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疆域的广阔程度来看，朱棣时期的明朝是远远超过汉朝的，跟鼎盛时期的唐朝相比，在东北部差不多，在西北地区则有所不如（这应该和唐朝首都在西安有关，对西域控制力更强），但是在西藏、云南、越南则有了新的拓展，至于对南洋、西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更是远远超过了唐朝。
朱棣统治下的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无论在海洋还是在陆地上都拥有无可争议的霸权的时代。直到六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有了第一艘航母，开始营建自己的蓝水海军，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距离当年明朝在海洋上的霸主地位，还差的很远很远。
大明盛世，才是中华文明真正的巅峰。
这里面有很大的功劳，应该归属于郑和下西洋。海洋贸易的拓展，为帝国提供了巨大的财富。这笔收入是以前的朝代都没有的。明朝学者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曾记载道:“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
这笔财富到底有多少？现在不能具体估计，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官方档案后来被人故意销毁了。不过有案可查的是：朱棣时期中央政府官员以及部分地方政府的俸禄从米变成了郑和贸易带回来的香料。比如以前是每个月工资100石米，那么根据米价和胡椒的价格折算，就改成发胡椒了。这些胡椒一直发到朱棣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朱祁镇上台，国库里面还有大量库存。
胡椒当时非常稀缺，拿到之后很容易高价卖出去，而且同等价值胡椒的重量和体积也比米要小得多，便于运输携带。这样，国家财政就可以节约下来大量的粮食用于战争——战士们的食物不能用香料代替，但官员发的米大部分不是用来吃而是用于购买其它消费品，所以轻便稀缺的西洋香料更为合适。
不过，由于贸易量太大，导致了胡椒等香料价格的下降，而折算米价的比例一直保持不变，到了朱棣后期，差价已经很大，官员们的工资因此贬值严重，对这种办法越来越不满意，成为了他们反对郑和下西洋的一大动因。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2]
所以，到了朱棣的时代，中华帝国突然变得比以前都要强盛许多，关键就是海洋霸权的扩张。这一点，是朱棣对中国历史的突破性贡献，也是他远超汉武帝的地方。朱棣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农耕帝国，同时还是一个海权帝国。如果他开启的这种大规模官方远洋贸易活动不被中断，那就没有后来西方崛起什么事儿了。至于它为什么会中断，我们在后面讲到刘大夏销毁郑和航行资料的时候再详细分析。
除了西洋贸易以外，“大明盛世”还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属于朱元璋。他像文景之治一样搞休生养息、轻徭薄赋，但是他又不像文景之治一样，留下严重的豪强问题给汉武帝收拾；他也不像文景之治一样崇尚无为而治，而是修建了遍布全国的农田水利工程，核查清楚了全国的田亩。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个古代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官僚体系。
后来毛泽东说：治国就是治吏。
朱元璋的成功就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我们前面说过，帝制时代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是郡县社会、官僚社会。从中央、郡（省）、县，一直到乡、里。官僚体系决定着中国人的组织程度和资源调配的效率。一旦这个体系变得清廉而高效，幅员辽阔的中国农耕社会就会被有力的组织起来：一家一户辛勤耕织，一乡一里兴修水利；县城里制作农具和衣物，省城里发展工业与贸易……所有这些资源通过税收、兵役的形式，一点一滴的汇聚起来，就会化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横扫蒙古的骑兵，翻越西藏的雪山，穿过热带的丛林，西渡流沙，南行巨浪。威震四海，所向披靡。
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二人，就是这样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经济最发达、人民最幸福的一个朝代。
到了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南巡，到达南京，惊叹于那里的兴盛繁华。到朱元璋墓前祭拜，提笔写下了“治隆唐宋”四个大字。这说明，即使不希望人民怀念明朝的清朝统治者，也不得不折服于朱元璋的功绩。
后来编订《明史》，清朝的史官们给了明成祖朱棣这样的评价：“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所以，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二人为中国所开创的盛世，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出来的。清朝初年的时候，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对此非常清楚，说得也很明白：朱元璋休养生息、反腐倡廉，在经济上“治隆唐宋”；朱棣利用朱元璋打好的经济基础，南征北战，在疆域上“远迈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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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史料考证，大都来自于《郑和下西洋中断事实考证》，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作者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 《郑和下西洋中断事实考证》，万明。
二、天子戍边
明朝胜过唐朝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盛世持续时间比唐朝要长的多。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就很快衰落了，而且陷入了严重的藩镇割据。内战不断。它的繁荣时期只持续了大概120年。
而明朝一直都很繁荣，虽然到后面各种贪污腐败、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的弊政也越来越严重，但整体繁荣一直没有中断，从明朝建立到崇祯元年农民起义爆发，繁荣持续了两百四十年以上，几乎是唐朝的两倍。
明朝立国两百年以后，遇到了处在鼎盛时期的日本。跟朱元璋一样出身社会最底层、当过和尚的丰臣秀吉，经过多年征战统一日本，然后试图侵略朝鲜。但两次侵略行动都被万历皇帝下令出兵荡平了，丰臣秀吉因此抑郁而终。这场胜利让日本人消停了三百年。中国古代王朝，一般都是开国的时候比较能打仗，然后就会因为腐败问题越来越弱。立国两百年之后，还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只有明朝一家，别无分店。
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基本都以守成为主，做事情中规中矩。虽然赶不上朱元璋朱棣父子的雄才大略，但都能比较好的履行皇帝职责，没有出现一个昏君或者暴君，这是非常难得的。
朱棣死后，他的儿子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在这一年里面他做的主要工作是给“靖难之役”中很多忠于建文帝朱允炆、被朱棣杀害的大臣平反。被称为“明仁宗”。
然后，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这是一个很勤政的皇帝。小时候，爷爷朱棣就带着他一块到长城以北去打蒙古人，体验战争。此外还经常带着他去农村地区体验农民的疾苦——这是朱元璋留下来的好作风，喜欢带着后代去农民家里参观。朱棣小时候也受过这样的教育。
朱棣知道朱高炽身体不好，恐怕活不了太久，跟朱标一样还没当上皇帝就去世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特别用心培养这个皇太孙。免得他像朱允炆一样不争气。
朱瞻基当皇帝以后，果然天天累死累活的干活。在内政上，延续了朱棣的改革思路，一方面加强文官内阁的权力，组成了著名的“三杨内阁”，也就是三个姓杨的贤臣来主持政府工作，算是明朝比较有名的好内阁；另一方面，专门开设了太监学校，让宦官接受文化教育，也就是开始把宦官按照国家正式官员的标准来进行培养。这就大大的提高了宦官监察文官集团、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能力。
——朱瞻基有个爱好就是玩“斗蛐蛐”。地方上有些官员为了讨好皇帝，就利用民力去到处抓蛐蛐，挑出好的来进献，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后来有些无聊的人就给朱瞻基起了外号，叫“蛐蛐皇帝”。这不是什么好事，但也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弊政。
朱高炽朱瞻基父子治理中国的十一年间，国家经济继续繁荣。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最后一次也是在朱瞻基统治时期完成的。史学界也把这段时间称为“仁宣之治”。
经过系统文化教育的宦官，很快就开始在与文官集团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继位以后，出现了宦官王振专权的情况。而王振就是一个在太监学校里面当老师的宦官。随后，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就是王振撺掇朱祁镇带兵亲征蒙古。
朱祁镇缺乏战争经验，但很有点模仿朱棣和朱瞻基建功立业的冲动。估计他是这样想的：父亲和太爷爷都出过长城，我当然也应该去啊！
由于准备仓促、指挥失误，朱祁镇带领的大军惨败于蒙古，王振被杀。更要命的是，朱祁镇自己也被俘虏了。战败的地方在土木堡城外，史称“土木堡之变”。
大一统皇帝被少数民族俘虏的情况，只有在北宋出现过。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北宋灭亡。
但这一次差别很大，因为朱祁镇是主动跑到大漠去打仗被俘虏的，而北宋的两个皇帝是首都被攻破以后被俘虏的。所以土木堡之变主要是丢人丢的比较大，对明朝的实力并没有很大的伤害。
蒙古军队本来有机会彻底歼灭二十多万大军的，但是他们忙着抢粮食、武器、盔甲等战争物资，忘了砍人，让大约一半的军队跑回了土木堡。用毛主席的战争思想来分析，就是“不注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为他们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而这些物资相对于明朝的国力来说不值得一提。
土木堡的残军跑回北京以后，中央立即从南京的武备库里面调过来了126万件盔甲和各种兵器；然后又从通州粮仓运送了足够北京全市居民食用一年多粮食进来；又从河南山东浙江等地调集军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就又有了一支二十多万人的装备齐全的军队，
至于皇帝被俘，除了很没面子以外其实不算什么大事。由于朱家子孙很多，随便找一个来坐上去就行。皇帝被俘的消息刚传到北京，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音：玉）马上就被立为新皇帝，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蒙古军队错误的判断了形势，以为皇帝被俘、大军溃败，反攻中原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大举进攻北京。在北京城下被毫无悬念的击败。而此时从各地赶过来的勤王部队还有十几万正在路上。
入关的蒙古军队损失惨重，不得不紧急撤退。明军大举追击，把在土木堡被抢走的装备物资又抢了回来。后来经过谈判，蒙古方面把朱祁镇无条件释放。
从土木堡之变到北京保卫战的一连串戏剧性变化中，农耕帝国的战争潜力相对于游牧部落的优势展露无遗。
土木堡之变是一场意外的军事失利，对国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朱祁镇回来以后，继续当他的太上皇。朱祁钰继续当皇帝。
这一些事情看起来很折腾，但对帝国的经济社会几乎没有影响。
这就是朱棣迁都北京的战略效果。
北京位于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最北边，而国家的经济发展带集中在在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这些地方全部远离北京、远离北方主战场。
沿着“北京—太原—西安”的是一条巨大的山脉绵延带，北京附近的是燕山山脉。太原附近的是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并延伸到西安北部。这形成一个巨大的地理屏障，保卫着中原文明。
而从北京往南，基本上都是平原地带，一直到“武汉-杭州”一线，山脉丘陵才又多起来。也就是说，从北京出发，沿途的济南，洛阳（在郑州附近），一直到武汉、南京，都是大平原，无险可守的。
北京这个地方的气候环境相对于南京、杭州等地来说，要难过得多。冬天非常冷，最低气温可以到零下十几度，冬天和春天都会刮大风，而且干燥缺水。经济繁华程度相对于南京杭州来说也要差得多。皇帝自己跑到这个地方来住着，要论舒适程度，跟江南、跟长安都是没法比的。目的就是一个：为国家守住这个“北大门”，抵御北方蛮族入侵。当时的人们就有这么一句评价，叫做“天子守国门”。
在朱祁镇被俘虏，蒙古军队即将南下攻打北京的时刻，朝廷内部就存在是否要放弃北京南迁的争论。皇帝朱祁钰和大臣于谦商量，做出了坚守北京的决定。因为如果放弃北京，蒙古骑兵一路南下就没有屏障了。北宋就是因为一直无法收回燕云十六州，首都开封无险可守，最后只一百多年就灭亡了。放弃北京，就意味着选择跟北宋一样的命运。
所以，朱棣迁都北京是非常狠的一招。不仅是说它高明，还有一点，就是对皇帝自己也比较狠。把皇帝本人置身于抗击北方蛮族的最前线，直接指挥长城沿线的军事对抗，年年都要体验天寒地冻的生活。长城防线一旦失守，首先就威胁北京、威胁皇帝的安全。
从这个角度来说，定都北京，体现了汉民族捍卫华夏文明的决心和意志，这是一种战略上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朱家天子身上，很一点担当精神。
这种担当精神，既避免了重蹈宋朝的覆辙；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唐朝那种边境地区藩镇割据的局面再次出现——因为皇帝就住在边境。
所以，这一招看起来危险，却又极为高明。由于信息传递和物资运输的距离很短，中央枢机对前线的指挥和支援能力大大提高。一直到明王朝灭亡，北京都没有被异族攻陷过。
只要北京没有陷落，北方蛮族的铁骑就算越过长城，也无法威胁中原地区的安全。因为北京城内的军队随时可能在背后切断他们的后勤补给线和退兵路线。如果越过长城以后围攻北京，也很困难，因为南方的勤王部队可以很快赶到，而翻过长城的北方部队很难获得充足的后勤补给。在明朝历史上，北京被蒙古围攻过两次、被清军围攻过一次，都没有陷落，就是这个原因。
这就好像一个天才的围棋手，在对方棋子密布的地方突然落下一子，跟周围己方的棋子有一定距离，但又遥遥呼应。对方如果要突破这颗棋子，就可能被包围吃掉；如果不突破这颗棋子，就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打转。一子落下，便奠定了战略上的胜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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