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注：这就是中苏论战中著名的“九评”所针对的苏共中央公开信。可以与中共方面的评论相对照。编辑对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加了重点。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们写这封公开信，以便就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来信阐述自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问题的立场。 一苏联人很了解，我们党和政府表达全体苏联人民的意志，不遗余力地加强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斗争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有同一的目标、同一的愿望和希望。 许多年来，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但是，若干时侯以前，在以中共为一方、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破坏我们的党之间的团结和我们的人民的友谊的言论和行动，引起苏共中央委员会日益加深的焦虑。 苏共中央方面尽了一切可能来克服已经出现的分歧，并在今年一月份提出了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以便平心静气地和实事求是地讨论争执问题，在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苏共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所有兄弟党的热烈支持。随后达成了关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举行会谈的协议，现在会议正在莫斯科进行。 苏共中央曾经希望，中国同志也像我们一样，表现出诚意并促进会谈成功，以利于我们的人民，以利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遗憾的是，正当对苏共和中共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一事已经达成协议，当代表团已经委派，会议日期已经商定的时候，中国同志不是把现有的分歧拿到这次会谈期间去讨论，而是突然认为可以公开在全世界面前不仅陈述旧的分歧，而且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提出新的指责。这一点表现在发表中共中央今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上，这封信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两个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在中共中央的信中包含有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的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 苏共中央主席团看了这封信后得出结论，正如你们从今年六月十九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苏共中央声明中所得悉的，认为那时候在苏朕报刊上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是不适宜的。发表信件，自然就要求我们方面作出公开的答复。这会使论战进一步加剧，煽起激动情绪，从而恶化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由于苏共代表和中共代表会谈即将举行，当时发表中共中央的信件尤其是不适时的，因为我们认为，会谈的目的是，通过在同志式的气氛中研究现存的分歧来帮助我们两党在现代世界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更好的相互了解，为准备和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创造有利气氛。 同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使苏共中央委员和全会全体参加者了解中共中央的话讲是必要的，并且把中共领导同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分歧的实质告诉了大家。 中央委员会全会在自己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完全赞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进一步团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力量方面的政治活动，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相互关系中所采取的一切具体行动和措施。 苏共中央全会责成中央主席团在同中共代表的会谈中坚定地执行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得到赞同的、并在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反映的、被实际生活、被国际事件的进程完全证实的路线。中央委员会全会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苏共纲领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根的和诽谤性的。全会表达了我们全党的意志，声明自己准备和决心始终一贯地执行团结兄弟党和克服现有的分歧的方针。全会声明，我们党今后仍将致力于加强苏共和中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兄弟友谊，以利于为我们共同事业的斗争。遗憾的是，最近的事件表明，中国同志按自己的意图来解释我们所表现的克制。他们把我们避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加剧论战的真诚愿望竟然说成是要向共产党员，向苏联人民隐瞒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中国同志把我们的忍耐当作软弱，不顾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越来越纠缠不休地和顽固地开始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违法散布用俄文大量刊印的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国同志不以此为满足，开始在全世界加紧宣传和散发旨在反对我们党的这一信件和其他文件，不惜利用帝国主义的出版社和通讯社来达到散布这些文件的目的。 事情由于下述情况而更加严重：当苏联外交部提醒中国驻苏联大使注意这种粗暴践踏我国主权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时候，中国人员不仅没有停止这种行为，而且还以示威的方式说，他们认为在苏联继续散发信件是自己的权利。 七月七日，在莫斯科会议已经开始以后，北京组织了人数众多的集会，官方人士在会上把由于违法散发攻击我们党和苏联政府的材料而被从苏联撵走的中国工作人员当作英雄予以欢迎。在会上，中国官方人士在兄弟的中国人民中煽动对苏联的不友好的感情和情绪，同时一再企图证明自己有权破坏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国际关系的准则。七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一项新的声明，为这种行为解解，并且实质上想赋予自己干涉苏联内部事务的权利，当然，这是苏联政府任何时候也不会允许的。这样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只是导致关系的加剧，并且只会带来害处。 《人民日报》七月十三日社论又一再攻击我们党，歪曲地解释在苏联报刊上未发表中共中央六日十四日的信件这件事。 中共领导人的公然的不友好行动，他们要加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的顽固企图，对我们党的立场的明显歪曲，对我们暂时不发表的动机的不正确的解释，促使我们发表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并对这一文件作出评价。 读一下中共中央信件的每个人，都会在关于一致和团结的响亮词句后而看到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不友好的和诽谤性的攻击，看到想贬低我国人民争取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企图。还有什么对苏共和苏联的直接的和隐蔽的指责没有包含在这个文件中呢。信件的作者竟然说出了“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些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谰言，暗示“在帝国主义者面前胆怯” 、“历史的倒退”，甚至说，“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 等于在我国“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对伟大列宁的党，对社会主义的祖国，对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同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极残酷搏斗中捍卫了它的伟大成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英雄气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迹、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国际义务的人民，怎么能说得出这种活。 几乎半个世纪以来，苏维埃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进行着斗争。从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当伟大的列宁还领导着我们国家时起直到今天，我国人民始终给予所有为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获得解放、为建设新生活而斗争的人民以巨大的无私的援助。 一个国家以这样的规模援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科学和技术，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中国的劳动人民和中国的共产党员无论是在为解放自己祖国而进行革命斗争的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都充分地感到了苏联人民和我们党的兄弟支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苏联政府就同人民中国的政府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是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手段，是加强远东和全世界和平的因素。 苏联人民把自己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经验和科学技术成就慷慨地解释给了自己的中国兄弟。我国过去和现在对发展人民中国的经济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人民中国建成了用最新设备装备起来的一百九十八项工业企业、车间和项目。在我国的协助下，中国建立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等新的工业部门。苏朕交给了中国两万一千套以上的科学技术资料。其中包括一千四百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我们一直帮助中国巩固国防和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在我国的企业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而且现在苏联还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十八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的建设给予技术协助。我们讲这一切并不是为自夸，而仅仅是因为中共领导人最近企图贬低苏联援助的意义，并且我们也没有忘记，苏联也从中国获得了需要的货物。 还在不久前。中国领导人曾经对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对苏共和中共的团结说过很多公道话，曾经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并号召学习苏联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说过：“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领导人开始忘记了这一点，对此只好表示遗憾。 我们党、全体苏联人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新生活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而高兴和骄傲。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大招待会上说过。“在自己的光荣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显示了，人民一旦掌握了政权，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现在大家都公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亚非各国人民看到，应当走什么道路和采取什么制度才能真正地发挥出人民的才能和创造力，才能让人民全面地和充分地显示他们强大的创造力量。”这就是中国领导人没有开始离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共同方针以前的情况。 一九六O 年四月，中国同志公开地暴露了他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发表了名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集。在这本以篡改列宁的著名著作和断章取义地、不正确地解释其论点为基础的文集中包含的论点，实质上目的是反对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宣言（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在这项宣言上签了字）的基础，反对列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反对在现时代有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反对既利用和平的，也利用非和平的途径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中共领导人开始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所有兄弟党。一九六O 年六月，当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召集了当时在北京的某些党的代表的会议，对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通过的宣言展开了公开的批评。 不仅如此，中国同志还把他们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带到了非党组织的公开讲坛上。 中共领导的这些步骤引起了兄弟党的严重不安。考虑到这一点，在一九六o 年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曾尝试同中共领导讨论已产生的分歧。五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对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进行了同志式的批评，呼吁他们根据莫斯科宣言的原则回到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合作的道路上来。遗憾的是，中共领导藐视同志式的帮助，继续执行自己的错误方针，加深自己同兄弟党的分歧。 为了防止事态的这种发展，苏共中央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会合举行会议的建议。会议于一九六o 年九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但是，那时也由于中共代表团顽固地不愿倾听兄弟党的意见而未能克服已经产生的分歧。在一九六o 年十一月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绝大多级的兄弟党拒绝了中共领导的错误观点和主张。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殊观点，只是在出现了它会完全孤立的威胁的时候，它才签署了声明。 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中共领导人在一九六0 年的声明上签字，不过是耍花招而已。 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就利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作为传声筒，重新开始宣传自己的方针。他们背着我们党展开了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运动。 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中央作了新的努力谋求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弗。罗科兹洛夫同志、阿。伊。米高扬同志同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以及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其他领导工作者举行了会谈。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代表团详细叙述了苏共中央对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原则问题的立场，强调指出我们始终不变地致力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友谊和合作。 苏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和五月三十一日的信件中提请中共中央注意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削弱可能给我们共同事业造成的那些危险后果。当时我们建议中国同志采取措施，不让帝国主义者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苏中关系中发生的困难。苏共中央还建议在交换内部政治情报、在各兄弟党在国际民主组织和其他方面协调立场等问题上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但是，这些信件和目的在于在一切方面改善同中共和中国关系的其他实际步骤，没有得到北京的反应。 去年秋天，在前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离开莫斯科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这次谈话过程中，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再一次表现出在加强中苏友谊方面的主动精神。尼。谢 .赫鲁晓夫同志请刘晓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转达我们的建议：“抛开一切争论和分歧，不去分辨谁对谁错，不要翻过去的东西，而是从新的一页开始我们的关系。” 我们这种真挚的呼吁甚至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 中共领导人加深自己同各兄弟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把这种分歧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中国机构开始缩减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定义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中国同苏联的贸易额在最近三年里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二，成套设备的提供减少到原来的四十分之一。这种减少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主动而产生的。对于中国领导走上了这样的道路，我们感到遗憾。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应该继续发展中苏联系，发展合作。这对我们双方会是互利的，而首先有利于人民中国，它曾经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过大量援助。以前，苏联曾同中国发展广泛的联系，今天，苏联仍然主张扩大、而不是缩减这种联系。本来，中共领导应该首先对发展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表现关怀。但是，中共领导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行动。不考虑这种行行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 中国领导人没有把由于谁的过错而使这些联系减少了的真相告诉本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员当中，甚至在居民当中，展开了旨在诋毁苏共内外政策、煽起反苏情绪的广泛宣传。 苏共中央曾提醒中国同志注意这些不正确的行动。我们对中国同志说过，不要以所产生的争论和分歧为转移而促使人民时而赞扬、时而咒骂这个或那个党。每个共产党员都明白，兄弟党之同的分歧，不过是暂时性的事件，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现在是永久确立的。 但是，中国领导人对苏共提出的同志式的警告每次都置之不理，而继续加剧中苏关系。 从一九六一年年底起，中国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代表开始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反对召开争取和平与裁军世界大会。 在一九六二年，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运动、亚非团结运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其他许多组织的活动都因中国代表的分裂行动受到威胁。中国代表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团结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在莫斯科行的第三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对苏联代表说，“白人在这里没有什么事可做”。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中国代表实行的方针是以苏联不属于亚洲国家为理由不让苏联的新闻工作者成为有充分权利的参加者。 令人感到奇怪和惊异的是，中国同志指责不久之前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的绝大多数人进行分裂活动和执行错误的政治路线，而在通过告各大洲妇女书时，参加大会的一百一十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阿尔及尼亚的妇女代表投票反对。这倒真是：爱好自由的妇女的整个亿万大军步调都不一致。而只有两个走得正确，遵守队形！ 中国领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的简单经过就是这样。它表明，中共领导人把自己的特殊路线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对立起来，力图把自己的号令、自己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极其错误的观点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 二以中共为一方、同以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另一方之间的分歧的实质何在呢？ 无疑，每一个看了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人都会产生这个问题。 这封信的许多论点乍一看来可能令人不解：中国同志究竟在同谁争论？例如，难道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不认为进行反帝斗争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自己职责的共产党人吗？为什么中共领导如此纠缠不休地提出这种论点呢？ 也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同意中国同志在他们的信件中所叙述的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立场呢？就拿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来说吧。中共中央在自己的信件中说到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同志在向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当代根本问题的方针开始发动进攻后，第一，把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未表达过的以及同它们格格不入的观点硬加在它们身上，第二，他们竭力用口头承认从共产主义运动文件中拿出来的公式和方针的办法来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立场伪装起来。如果公开反对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反对裁军等等，那就意味着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眼前暴露自己的立场，并把他们从自己身边推开。因此，论战越是进行下去，中共领导立场的弱点越是暴露，它就越要竭力采用这种伪装。 如果不考虑到中国同志这种手法，那么从旁看来甚至会觉得，似乎争论的性质是烦琐的，似乎谈的只是远离迫切问题的个别提法。 而事实上，争论的中心是涉及到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和发展的问题，这就是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问题，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这些问题是由生活本身、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动、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我们的运动面前出现的新的困难性提出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结合世界发展现阶段的条件和要求制定了总路线。各共产党一致认为，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开辟了新阶段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这评价已记载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O 年声明各共产党集体制定的、规定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政治方针的文件中。 但是，中共领导人现在提出了同它相对立的另一种方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他们的立场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日益分歧。 这首先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在评价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方面，不能有任何含糊不清和吞吞吐吐，要知道，问题关系到各国人民的命运和全人类的未来。苏共中央认为自己有责任十分坦率地告诉党和人民，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中共领导同我们、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原则性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实质是，对防止世界热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各持相反的态度。 我们党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宣言和声明中，都把争取和平与防止世界热核灾难的斗争作为头等任务向共产党人提了出来。我们现实地估计世界力量的对比，并由此作出结论：虽然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没有消除，但是在当前条件下以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为主要支柱的和平力量，可以通过联合努力来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我们还冷静地估计到进行战争的手段有了根本的、质的改变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这种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只说一点就够了，即一个强大的热核炸弹的爆炸力就超过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以前所有战争中使用的全部战斗武器的爆炸力。而这样的炸弹已经积储了成千上万个！ 共产党人有权无视这种危险吗？我们应不应该把关于热核战争后果的全部真实情况告诉人民呢？ 我们认为，毫无疑问是应该的。这不可能像中国同志所断言的那样对群众起“麻痹” 作用。相反地，关于现代化战争的真实情况正在把群众的意志和精力动员起来为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危险的根源帝国主义而斗争。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各国人民为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而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一项完全现实的和可以完成的任务。我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在我们时代国与国之同的战争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这样一个有伟大的意义的结论。这一结论不是善良动机的结果，而是现实地和严格科学地分析世界舞台上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他是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巨大威力为基础的。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的观点得到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赞同。声明中强调指出：“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在这个声明上也有中国同志的签名。 中共领导采取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它宣传这样一些论点：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就消灭不了战争，和平共处是幻想，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原则；争取和平的斗争妨碍革命斗争，这些论点能够表明什么呢？ 这些论点表明，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中国同志违背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方针。他们不相信有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估计不足，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实际上是忽视动员人民群众同战争危险进行斗争。 可见，中国同志不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国际工人阶级，一切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粉碎战争罪魁的计划，能够为我们这一代和后代谋得和平。在中国同志响亮的革命词句的后面是什么呢？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它的革命能力，既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胜利。在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中，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正在联合起来。这些和平力量按其阶级成份和阶级利益来说是不同的。但是，争取和平、争取防止战争的斗争能够把他们联合起来，因为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它会消灭所有落进其破坏作用范围内的人。 走上中国同志所建议的道路，就意味着把人民群众推离曾经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和英勇的争取和平的斗争赢得各国人民同情的各国共产党。现在，在广大群众的意识中，社会主义与和平是分不开的！ 中国同志显然对热核战争的全部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断言，“原子弹是纸老虎” ，它“并不可怕”。他们说，主要的是尽快消灭帝国主义，至于通过什么途径，以怎样的损失来达到这一点，似乎是次要问题。试问，对谁来说是次要的呢？是对一旦爆发热核战争时便注定要遭到死亡的亿万人呢？还是对在这种战争的最初几小时就会从地球上消灭的国家？ 任何人，包括大国在内，都没有权利玩弄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那些不愿作出努力把世界战争从各国人民生活中排除出去并防止人们遭到大规模消灭和人类文明的珍品受到毁坏的人，是该受谴责的。 中共中央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说了许多关于似乎为了革命会有“不可避免的牺牲”之类的话。某些负责的中国领导人也说过在战争中牺牲数以亿计的人的可能性。在中共中央赞同的《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中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试问中国同志：他们是否明白，世界火箭――核战争会留下什么样的“废墟”？ 苏共中央（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在这方面一致支持我们）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数以亿计的人的尸体堆上创造出“高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本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试问中国同志：为了消灭帝国主义，他们建议采取何种手段？ 我们完全赞成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我们不仅相信资本主义必然死亡，而且正在尽一切努力，使这点能通过阶级斗争实现，而且能尽速实现。这一历史问题应当由谁来解决？首先是每个国家中以自己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首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中国同志提出另一种东西。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换言之，由于发动战争的结果，“将创造起美好的将来”。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和平共处原则、争取巩固和平的斗争，的确用不着了。我们不能走这种冒险主义的道路；它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 大家都知道，在现代条件下，世界战争将是一场热核战争，帝国主义者决不想自动退出舞台，自动躺入棺材，而不使用他们所拥有的最极端的手段。 显然，那些把热核武器称为“纸老虎”的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武器的破坏力。 我们清醒地估计到这点。我们自己在制造热核武器，并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热核武器。 我们对它的破坏力十分清楚。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我们就毫不踌躇地对侵略者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但是，如果别人不进攻我们，我们不会首先使用这种武器。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通过帝国主义乞求和平，而是通过团结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为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国防威力，来力求保障巩固的和平。 请问建议把美好的将来建筑在毁灭于热核战争中的旧世界废墟上的中国同志：他们有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帝国主义统治着的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商量过？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一定会这样回答他们：难道我们请求你们，要你们发动战争，在消灭帝国主义者的同时毁灭我们的国家吗？要知道，垄断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是比较少的一撮人，而资本主义各国居民的基本组成却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要问这样的“革命者”：你们有什么权利为我而决定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也赞同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愿意在阶级斗争中，而不是通过发动世界热核战争来取得社会主义。 中国同志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会使人产生理所当然的怀疑：这里已经不是用阶级的态度来看待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怀有某种完全另外的目的。如果在旧世界的废墟下，既埋葬剥削者，又埋葬被剥削者，那么将由谁来建设“美好的将来”呢？ 在这方面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同志不是采取表现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一口号的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态度，而是顽固地宣传没有阶级内容的“东风压倒西风” 的口号。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立场上，认为每个国家的革命都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实现，无需外来自军事干涉。 不言而喻，如果帝国主义狂人竟然发动战争，各国人民一定把资本主义消灭和埋葬，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真正捍卫者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让可能造成数以亿计的人死亡的新的世界战争爆发。 任何一个真正珍视人民利益的党，都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在争取防止新的世界战争、争取保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斗争中的责任。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表达我们党的路线时曾经说：“只要存在着帝国主义，只要存在着殖民主义。就会有解放战争。这是革命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殖民主义者不会自愿地给各国人民以独立。因此，各国人民只有用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 苏联给予民族解放运动以最广泛的支持。我国曾经向越南、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也门的人民、向古巴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提供的实际援助是众所周知的。 苏联共产党宣布了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并坚定地遵循这一原则。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特别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的活跃程度大大加强了，它对国际关系的整个进程发生的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影响提高了。 中国同志把这样一种说法硬加于我们，似乎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不仅同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不久前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关系的原则仅限于“ 和平共处”的概念。他们清楚地知道，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首先宣布友好和同志互助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之同相互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并坚定地和始终不渝地遵守这一原则；我们正在给获得了解放的人民以大力的和各方面的援助。可是，他们仍然出于某种考虑，认为把所有这一切加以完全歪曲对自己是有利的。 苏联为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残迹、争取通过谈判解决一切有争执的国际问题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获得了成果。我国在全世界的威信比任何时候都高，我们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这应当归功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威力以及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 苏共中央声明，我们过去奉行，现在奉行，将来仍要奉行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政策。我们党认为这是自己对苏联人民和对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职责。保证和平，就是要最有效地加强社会主义体系，从而加强它对解放斗争的整个进程以及对世界革命进程的影响。 苏共、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一方和中共领导人为另一方，在战争、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点的深刻差异，在一九六二年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一次尖锐的国际危机；人类从来没有像去年十月那样接近过热核战争边缘。 中国同志断言，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我们把火箭运到古巴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而后来我们从古巴运走火箭则是向美帝国主义“投降”。（原注：这种断言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这种断言是根本违背事实的。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拥有确凿的材料说明，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武装侵略眼看就要开始。我们当时十分清楚地了解，为了反击侵略。为了有效地保卫古巴革命，需要最坚决的措施。诅咒和警告－即使把它们叫做“严重警告”并重复二百五十次对帝国主义者都是不起作用的。 从保卫古巴革命的必要性出发，苏联政府和古巴政府商定在古巴设置火箭，因为这是警告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现实的办法。在古巴设置火箭曾经意味着，进犯古巴，就将使侵略的组织者遭到使用火箭武器的坚决回击。苏联和古巴方面的这种坚决措施引起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震动，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一旦他们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他们本国的领土就会受到毁灭性的回击。 由于问题不简单地是美国和古巴之同的冲突，而是两个最大的核国家的冲突，加勒比海地区的危机会由局部性的变为世界性的。产生了世界热核战争的实际威胁。在当时的局势中有两条出路：受“狂人”（人们这样称呼美帝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和最反动的代表人物）的支配而走上发动世界热核战争的道路，或者，利用运进火箭所造成的可能性，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就和平解决所产生的危机达成协议，不许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侵略。 大家知道，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而且相信我们做得对。我们相信，我国全体人民也都抱同样的看法。苏联人不止一次用事实证明，他们善于捍卫自己，保卫革命的事业何社会主义事业。谁也没有他们更清楚地知道，战争会带来多少痛苦和灾难，战争会使各国人民受到什么样的苦难和牺牲。 为交换美国政府作出不入侵古巴并拘束其盟国也不这样做的保证而达成的撤出火箭武器的协议、古巴人民的英勇斗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对古巴人民的支持，使得在可能粉碎准备蛮干的美帝国主义极端冒险分子的阴谋。结果保卫了革命的古巴，拯救了和平。 中国同志认为我们关于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危机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明智和现实的说法是“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难道他们真的认为，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在所有事情上都丧失了任何明智吗？ 由于苏联的勇敢而有远见的立场，由于英勇的古巴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坚定和刚毅，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力最证明，它们能够约束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强迫战争拥护者同意和平。这是明智政策、和平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胜利；这是帝国主义力量、战争冒险政策的失败。 结果，革命的古巴过着和平的生活，并且在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人民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 .鲁斯同志的领导下建设着社会主义。 当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从而为消除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打下基础时，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的话是绝对信不得的，特别对苏联竭尽侮辱和漫骂之能事。 我们生活在存在两个世界，两种体系：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如果认为这两种体系各国之间的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切问题都应当只用武力解决，排除任何谈判和协议，那是荒谬的。那样的话，战争就会无休止了。我们反对这种态度。 中国同志力图证明，帝国主义者是绝对信不得的，他们一定要欺骗人的。但这里的问题完全不是信不信，而是清醒的估计。加勒比海地区危机消除至今已有八个月，美国政府仍在履行自己的诺言，没有对古巴国境进行任何入侵。我们也作出了从古巴运走火箭的保证，并履行了保证。 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也对古巴人民作了保证：如果美帝国主义者食言而入侵古巴领土，我们就要援助古巴人民。每个思想健全的人都清楚地了解，一旦美帝国主义者入侵，我们像在古巴领土上援助古巴人民一样，在苏联领土上援助他们。诚然，在这种情况下火箭飞得时间稍微长些，但是它们的命中率并不因此而稍差。 古巴革命领导人自己把苏联政府的政策看作是兄弟声援和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政策，为什么中国同志顽固地无视古巴革命领导人的这一评价呢？中国领导人究竟为什么不满意呢？也许是防止了对古巴的入侵和制止了世界战争的爆发这点使他们不满吧。 中共领导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的行径是怎样的呢？中国同志在这危急的关头提出自己的特殊立场，同苏联政府的现实而坚定的方针相对抗。他们遵行某种自己的特殊概念，把批评的火力与其说是集中在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身上，不如说是集中在苏共和苏联身上。 在这之前曾经论证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动世界战争的中共领导在最紧要的关头采取了批评家的立场，而不是战斗的同盟者和同志的立场。在那些日子里，谁也没有听到中国领导人发表过关于他们采取实际行动来保卫古巴革命的声明。中国领导人不是这样做，而是显然企图使加勒比海地区本来就已经尖锐的局势更加尖锐化，往阴燃的冲突之火里添干柴。 中共领导的真正立场，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表现在它极其低估，甚至故意无视争取裁军的斗争。中国同志甚至反对共产党人提出这个问题，竟敢援引马克思列宁主义，千方百计地证明，裁军一方面是“不可实现的”，另一方面是不必要的。 他们引经据典来证明，似乎只有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全面裁军。 当世界被军备竞赛压得透不过气来，当帝国主义者在积储核武器，威胁要把人类推入世界战争的深渊时，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该袖手等待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不，在时代的威严命令面前，这将是犯罪性的无所作为。 一切真正的、意识到自己对各国人民的责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已懂得这一真理。他们若干年来一直进行、今后也将进行争取全面彻底裁军、争取停止核武器实验和禁止这种武器的顽强和坚持不渝的斗争。 在为和平而斗争，提出全面裁军的口号时，我们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考虑到实际情况，没有闭目无视困难。当然，帝国主义者尽力拖延和破坏关于裁军的协议，这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利用军备竞赛来发财致富，并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处于恐怖之中。但是，我们是否应当随波逐流，听任帝国主义摆布而不动员一切力量来为保障和平、为裁军而斗争呢？ 不这样做，将意味着向侵略势力、向军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投降。而我们认为，各国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能够迫使帝国主义政府进行裁军，能够防止战争。为此，他们必须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 对抗帝国主义势力和战争势力的应当是世界工人阶级的组织起来的力量。世界工人阶级现在拥有这样的优越性，即可以依靠同帝国主义相对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实力和防御威力。帝国主义独霸的时代已经过去。比起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十年来，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时我国是单独一个国家，并且比现在弱得多。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完全不同了。因此。现在坚持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就意味着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力量，受绝望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支配。 可以无休止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把这种观点冒充为自己“革命性”的表现，但是，实际上，这种态度只反映出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害怕帝国主义。 在帝国主义阵营中，还存在着反对裁军的强大势力。但是，正是为了强迫这种势力退却，必须激发各国人目的愤怒来反对它们，迫使它们执行各国人民的意志。 各国人民希望裁军，并且相信，共产党人才是各国人民为达到这个目标而斗争的先锋队和组织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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