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91]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三（节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Vive la Commune！》〔“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224]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注：1871年德文版中，这句话的末尾稍有改动：“国家政权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编者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他们用这次屠杀向工人阶级证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社会奴役；同时又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证明，他们可以安心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担负管理方面的操心事务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钱实惠。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而秩序党是一个现在已经和生产者阶级公开对抗的占有者阶级中所有一切敌对党派组成的联盟。他们共同管理的最适当形式，原来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这是一种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贱民”的政体。据梯也尔说，议会制共和国“使它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少分裂”，可是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挖成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限制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这个行政机关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们驱散了。第二帝国原是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 这个以coup d’état〔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而以宝剑为王笏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庆祝了自己纵横世界的欢乐；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佚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统治制度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却把这个国家政权的以及由这个政权拯救了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尽行揭穿了。帝国制度是那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225]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在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226]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贪污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议会议员，城市里凶狠的济贫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世袭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享有过、而在路易－拿破仑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统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227]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1791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注：1871年和1891年德文版为“军队”。——编者注］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注：1871年和1891年德文版中“工人阶级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编者注］，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应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par décret du 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注：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即有产阶级”。——编者注］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注：在德文各版上这里加有：“（赫胥黎教授）”。——编者注］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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