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国家干预（二）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国家干预（二）

远航一号

在这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核算。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指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之和。如果按照美国的支出法计算方法，则有：

国内生产总值 = 个人消费 + 私人国内投资 + 政府消费和投资 + 净出口

            在“小政府”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严重不稳定，如果私人投资由于某种原因而减少，就可能引起投资下降、产出下降、收入下降、消费下降，然后是又一轮投资下降、产出下降、收入下降、消费下降，如此这般恶性循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类似这样的严重经济危机频频发生，直至发展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大大加强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通过宏观经济调控避免了单纯由总需求下降所引起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发展为大萧条。

            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国家是怎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呢？

            所谓由总需求下降引起的经济危机，就是说，总需求下降到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内的生产能力以下并且显著低于可以使得现有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水平。在统计上，就表现为物价水平绝对下降或者物价水平的增长率（即通货膨胀率）显著低于此前一个时期的水平，失业率大大高于平常的失业率水平，以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即扣除物价水平变化的影响以后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显著下降。

            如果危机确实是由总需求不足引起的，那么显然，只要能够将总需求提高到与现有生产能力相符的水平，危机就可以得到缓解或克服。

            这里，我们可以把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当作总需求。那么，任何经济政策，只要能够设法提高总需求组成部分的某一项（私人消费、私人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或者某几项或者使其全部提高，在原则上就可以增加总需求，直至总需求恢复到与现有生产能力相适应的水平。

            资产阶级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怎样提高总需求呢？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具体来说，货币政策可以影响私人消费、私人投资以及净出口，而财政政策则既可以影响私人消费和投资，也可以直接增加政府消费和投资。

            先说货币政策。在介绍货币政策时，首先要消除一个在网上经济问题讨论中流行的误解。许多人一说到货币政策，就喜欢说什么“央行印钱”、“央行放水”，好像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银行想要多少货币供应量就可以要多少货币供应量。这些人实际上并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不是现金，而是银行存款。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广义货币”（M2）的组成部分有现金、银行支票存款、银行储蓄存款（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活期存款”）、小额定期存款以及货币基金市场零售账户的余额。2022年，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为21.57万亿美元；其中，流通中现金为2.26万亿美元，约占广义货币供应量的10%。就中国来说，2021年，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达到238.3万亿元；其中，只有9.1万亿元是现金，约占广义货币供应量的4%。

            所以，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供应量主要是由银行存款规模决定的。银行存款是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商业银行获得存款以后，以其中的一小部分作为准备金，存在中央银行，而将所获得的资金的绝大部分用于贷款或其他投资（比如购买政府和企业债券）。银行准备金与存款之比，就是银行的准备金率。

            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资金来源一定要等于资金使用，所以银行存款一定要等于准备金、贷款和银行的其他资产之和（这里忽略银行的少量自有资金和其他资金来源），而贷款一般是银行资产（即资金使用）中的主要部分。所以，银行存款的总规模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贷款的总规模。现实操作中，如果一家银行给一家企业贷款，企业往往会将这笔贷款划拨到自己在某家银行的账户中，从而整个银行系统的存款就会增加同等的数额。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业银行是为了利润并且根据自己对投资风险的评估来做贷款决定的。所以，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可能直接决定银行贷款的总规模（因而也就无法直接决定银行存款以及货币供应量的总规模）。中央银行可以做的，是设法控制银行准备金的总规模，并通过调节银行准备金的规模来间接影响银行贷款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规模。比如，中央银行想要增加货币供应量，就可以设法先增加银行准备金，以此来鼓励商业银行增加贷款；反之，如果中央银行想要减少货币供应量，那么就可以设法减少银行准备金，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给企业和居民提供贷款的意愿。

            中央银行怎样来增加或减少银行准备金呢？一般是通过所谓“公开市场操作”。以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来说，如果要增加银行系统的准备金，就可以向商业银行购买政府债券；反之，如果要减少银行系统的准备金，就可以向商业银行出售政府债券。中国的中央银行则通过买卖中央银行票据、买卖外汇、增加或减少给商业银行的低息贷款等手段影响银行的准备金规模。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与货币政策，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学点经济学”系列中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篇。

            前面说了许多，但还没有说到货币政策到底怎样影响总需求。很多现在网上的经济“评论家”，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往往一说到增加货币供应量，就是“印钱”、“放水”，一说到“印钱”、“放水”，就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实际上，这是一种反动的“货币数量论”思想，即认为中央银行可以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而货币供应量又直接决定物价水平。

            实际上，经济中的物价水平是由总需求与经济的现有生产能力（即总供给）相互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如果总需求显著低于经济的现有生产能力，物价就会趋于下跌；如果总需求开始接近经济的现有生产能力，物价就会趋于上升；如果总需求达到甚至超过了经济的现有生产能力，物价就会加速上升乃至暴涨。

            所以，货币供应量要影响到物价，首先要影响到总需求，而要影响到总需求，首先要影响到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

            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政府消费和投资（即“政府购买”）是由政府财政政策决定的，所以货币政策可以影响的对象是私人消费、私人投资和净出口。货币政策怎样才能影响到私人消费、私人投资和净出口呢？通过对利率的影响。

            注意：这里说的是对利率的“影响”而不是决定利率。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差不多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取消了法定利率，也不再对利率设置上限和下限。这样，市场上的利率就完全由借贷资本的供求来决定了。如上所述，货币供应量规模主要取决于银行存款规模，而银行存款规模主要取决于银行贷款规模。所以，中央银行通过调节银行准备金来影响货币供应量，实际上也就是通过调节银行准备金来影响银行贷款规模从而影响借贷资本的供应量。

            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了，就相当于借贷资本的供应量增加了，其他一切条件相等，利率就会下降，就可以刺激居民借钱买房或消费，刺激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投资；此外，如果本国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下降，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保持不变，就可以刺激货币投机家们出售本国货币换取外汇，这就可以造成本币贬值，鼓励出口、抑制进口，从而增加净出口。

            如果货币供应量减少了，就相当于借贷资本的供应量减少了，其他一切条件相等，利率就会上升，从而抑制居民消费和买房，同时提高企业的投资成本；此外，如果本国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上升，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保持不变，就可以刺激货币投机家们出售外汇换取本国货币，这就可以造成本币升值，鼓励进口、抑制出口，从而减少净出口。

            综上所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一系列间接的渠道来影响总需求的。中央银行只能间接地影响货币供应量，而货币供应量只能通过利率的中介间接地影响总需求中的几个组成部分。正因为货币政策只能间接地影响总需求，在遇到因为总需求下降而引起的严重经济危机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往往只能产生缓慢且相当不确定的影响。

        比如，在爆发严重经济危机以后，中央银行企图通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增加银行准备金，来鼓励银行增加贷款。但是，如果商业银行担忧投资风险、害怕客户挤兑引起倒闭，对阴云密布的经济形势缺乏信心，即使准备金大大增加了，仍然可能不愿意增加贷款。这时就会出现，尽管银行准备金大大增加而货币供应量却不增加甚至萎缩的情况。

            即使货币供应量增加了，利率也不一定下降，或者短期利率下降了而长期利率却不下降，或者政府债券的利率下降了而企业贷款、居民贷款的利率却不下降。即使利率下降了，如果企业和居民对前途缺乏信心，仍然可能拒绝投资、拒绝消费。由此可见，在遇到严重经济危机时，货币政策往往是很笨拙、很迟钝的工具，好比把一根长长的线放在桌子上，然后试图通过推动这根线的一端来使这根线的另一端向前移动。当然，在发生因总需求不足而引起的严重经济危机时，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至少无害，不至于像大萧条时期教条而愚蠢的美联储那样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加重危机。

            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政策指的是通过调整资产阶级国家的税收和支出来影响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政策。当资产阶级国家想要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可以实行减税或增加开支，或两者并举；当资产阶级国家想要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时，可以实行增税或减少开支，或两者并举。

            如果发生了因总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国家可以尝试用减少间接税、所得税等办法来刺激经济。其它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减税可以增加资本家的税后利润或者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鼓励资本家增加投资、鼓励居民增加消费。但是，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人负债累累、生活拮据，资本家又对前途忧心忡忡，这时，资本家和工人很有可能将新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或消费。这样，减税政策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不起作用。

            在资产阶级国家所掌握的各种政策工具中，能够对提高总需求产生直接而立竿见影效果的，只有增加政府支出这个办法。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支出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政府购买”，即政府直接购买商品和服务，又可以分为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第二类是转移支付，指的是经过政府的中介，支付给特定人群的收入，比如由政府支付的社会保险金收入、失业补助金收入、向贫困人口提供的生活保障收入和救济金等。

            如果资产阶级国家增加政府直接购买，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政府投资，都可以直接增加经济中的总需求；其中，政府投资还可以增加整个社会未来的生产能力。至于政府消费，指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日常行政开支，主要包括政府部门雇员的工资。

            如果资产阶级国家增加给养老金领取者、失业人口、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由于这些人口的“消费倾向”很高，有很大的可能将新增加的收入全部或大部分用于消费，所以也可以取得比较好的增加总需求的效果。

            如果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相比较，可以看出，如果发生了总需求不足所引起的经济危机，财政政策的效果明显好于货币政策；而在财政政策中，增加支出的效果又明显好于减税的效果。然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资本家来说，货币政策只是影响到金融领域，对于资本家在生产、投资方面的绝大多数决策没有影响，最符合“自由市场”的精神。所以，只要不是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干预时，总是偏爱于货币政策；实在不行了，才想到财政政策。

            在财政政策中，资产阶级又最喜欢减税政策。因为减税政策意味着慷国家与人民之慨直接给资本家发“红包”。近年来，中国历届资产阶级政府都热衷于大搞“减税降费”，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钱来讨中外资本家的欢心。

            政府增加支出，对于提高总需求是最有效的。然而，如果是增加政府投资，就会增加国民经济中国有成分的比例；一旦进步政府上台，就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即使进步政府不上台，也会引导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想入非非”。所以，各国资本家，尤其是中国的资本家，最害怕所谓“国进民退”。

            如果是政府增加给劳动人民的转移支付，也可能会鼓励劳动群众提出更多、更广泛的要求，将危机期间的一些“临时”福利转化为长期的社会保障支出，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资本家做斗争的能力。所以，对于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提高总需求的办法，资产阶级国家通常总是能拖就拖，能避免就避免，只有当其他几种招术分别用过却仍然不起作用时，才不大情愿地求救于增加政府支出的办法。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怎样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稳定了经济、避免了大萧条、渡过了经济危机。

            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遇到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人们称之为“大衰退”。从2007年至2009年，美国经济（按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累计下降了2.5%。相比之下，在大萧条期间，1929年至1933年，美国经济累计下降了26%。

            下面的图一说明了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组成部分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变化的情况：

图一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0-2010年

            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经济中的私人投资下降幅度比较大。私人投资从2007年的2.67万亿美元减少到2009年的1.93万亿美元，减少了28%或7400亿美元。虽然投资没有像在大萧条中那样几乎完全崩溃，但是如此大幅度的投资下降，仍然是罕见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这样的投资下降完全有可能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直至发展为大萧条式的危机。

            然而，这一连锁反应的可能性被美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强有力干预（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打断了。首先，在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消费和投资约占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而不是像在大萧条以前那样，不到经济总量的十分之一。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美国的政府消费和投资从2.79万亿美元增加到3.08万亿美元，增加了2900亿美元，而不是像在大萧条期间那样不升反降。政府消费和投资的增加直接抵消了私人投资下降的约五分之二。

            不仅如此，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政府给居民部门的社会福利等转移支付从2007年的1.7万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11万亿美元，增加了4100亿美元。此外，美国政府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从2007年的2.93万亿美元减少到2009年的2.39万亿美元，减少了5400亿美元。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个人消费在危机期间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从2007年的9.75万亿美元略增到2009年的9.89万亿美元。在这一时期，美国的贸易赤字也有所缩小。这样，2007年至2009年，美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保持在14.5万亿美元；而在1929年至1933年，美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5%！

            将美国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情形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情形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大萧条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发生由于总需求下降而引起的经济危机时，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通常可以抵消总需求的下降，从而有效缓解乃至基本克服这样的经济危机，避免经济崩溃。

            自去年以来，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总需求不足的现象。近日，作为稳定经济措施的一部分，国务院宣布，将发行规模为一万亿元的特别国债，用于补贴地方政府的支出。对此，佐伊23评论说：“国家干预打断了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充分展开，导致经济无法通过市场自发调节达到平衡，它虽然延缓了危机，但造成危机的诸多因素却进一步沉淀下来。不仅如此，它用以解决矛盾的手段，更为矛盾的进一步深化埋下种子。它一方面刺激生产畸形扩大，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削弱了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在当前的时代，我们危机的爆发形式明显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也就是说危机不再以周期性的产能过剩一次次简单重复地爆发。我们的爆发形式体现为通过凯恩斯主义延缓危机，而不断导致一个个短周期相继被推迟，产能过剩的危机，最终演化为以债务为核心的综合性危机。… 刺激是需要负债的，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在不同的危机时期，相继更替加杠杆，不断催生债务规模。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资产泡沫越来越大，最终若干次的短周期构成了一次长周期，即若干次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构成了一次总的危机，这个总的危机以债务为核心，呈现出诸多危机的交织。… 当你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大，以至于你连利息都还不上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就会崩塌。”

            佐伊23的评论是否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呢？我们将在以后的系列文章中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