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国家干预（三）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国家干预（三）

远航一号

上一篇文章以美国为例，说明了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国家通过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有效地缓解乃至克服单纯由总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的。在现代条件下，这样的单纯由总需求不足所引起的经济危机也就不会给资本主义造成致命的打击。

但是，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并非只有总需求不足或生产过剩才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像一个人衰老以后，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失调、生病，绝不是只有感冒发烧才算生病，而其他一切疾病和症状都不算生病。

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积累会造成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又会导致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使[资本主义]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第III节）

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无产阶级化的进程，主要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一部分半外围国家都曾经出现过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的趋势，使得国民收入分配一度发生了对工人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由此造成的利润率下降进一步导致了七十年代的积累危机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动荡。

过去若干年来，红色中国网一直论证，中国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有其特殊的矛盾。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必然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中国必然无法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从而无法攫取足够的超额剩余价值来同时满足资本积累和国内阶级妥协的要求。这些矛盾必然要通过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以及利润率下降等统计趋势表现出来，并且必然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和政治危机。

然而，那些打着“马列毛”旗号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分子，不仅顽固地拒绝一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拒绝认真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拒绝承认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上升，而且也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和危机的经典论述抛诸脑后，死抱着“生产过剩”危机说的教条不放，不允许正在接触马列主义的进步青年越雷池一步。

在评论最近公布的一万亿元特别国债对经济的影响时，佐伊23认为：“国家干预 … 虽然延缓了危机，但造成危机的诸多因素却进一步沉淀下来。不仅如此，它用以解决矛盾的手段，更为矛盾的进一步深化埋下种子。它一方面刺激生产畸形扩大，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削弱了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这段话，如果说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国家的宏观调控解决不了中国作为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矛盾，这些矛盾必然越来越尖锐，直至超出中国资本主义可以容纳的范围，那么，就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知道，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者们是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他们也不承认除了“生产过剩”危机说以外的任何其他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既然如此，在佐伊23之流看来，矛盾如何才能越来越“尖锐”呢？

在同一篇文章中，佐伊23提出了如下的观点：“在当前的时代，我们危机的爆发形式明显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也就是说危机不再以周期性的产能过剩一次次简单重复地爆发。我们的爆发形式体现为通过凯恩斯主义延缓危机，而不断导致一个个短周期相继被推迟，产能过剩的危机，最终演化为以债务为核心的综合性危机。… 刺激是需要负债的，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在不同的危机时期，相继更替加杠杆，不断催生债务规模。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资产泡沫越来越大，最终若干次的短周期构成了一次长周期，即若干次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构成了一次总的危机，这个总的危机以债务为核心，呈现出诸多危机的交织。… 当你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大，以至于你连利息都还不上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就会崩塌。”

在上面的论述中，佐伊23承认，“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可以“延缓”危机，可以“推迟”“一个个短周期”，但是这种“延缓”和“推迟”都有“代价”，其代价就是企业、居民和政府的债务增加，当债务最终扩大到“连利息都还不上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就会崩塌。”

在文章的第五部分中，佐伊23给了一个图，佐伊23将其称之为“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实际上，应该就是国家统计局所说的社会融资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也就是非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佐伊23为这个图做了一个说明：“若干次的刺激之后，我国债务与GDP的比值从90年代不足100%，增长至当下的284%。”也就是说，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现在大约是2.8倍。

佐伊23对“凯恩斯主义”政策局限性的理解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绝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自觉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自觉采用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来应对经济危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政府和私人债务上升的现象。然而，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到现在为止“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并没有发生“崩塌”。

图一 非金融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和美国，2000-2021年）

图一比较了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和美国非金融部门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如图所示，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和美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趋于上升。中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在2009年至2017年期间上升比较快。但是自2017年以来，中美两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基本保持在同样的水平；最近几年，两国的非金融部门债务大约都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8倍，但是中、美两国的经济都还没有“崩塌”。

既然如此，那么佐伊23的修改版的“生产过剩”危机说就面临着一些有待回答的问题。佐伊23认为：“不负债就无法进一步拉动经济，经济就会下滑；要对冲经济下滑，就需要负债，而这又会进一步推动长周期的成熟。”然而，我们已经看到，按照目前的非金融部门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中、美两国的经济都还没有“崩塌”。可见，如果要发生“崩塌”，就需要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比现在更高的水平。这就需要债务始终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还需要我们努力做出一定的估计，当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大概上升到什么样的水平时，才会出现“连利息都还不上的时候”，从而“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就会崩塌。”

在文章中，佐伊23引用了一项2016年对4000多家企业的研究。这项研究说，那一年，在这4000多家企业中，“约有9%的企业收益都不够还利息，必须借钱去还，即属于庞氏融资。”

这里不得不说，号称“知识星球”的佐伊23在学术研究方面缺乏必要的敬业精神。现在都是新冠疫情之后了，佐伊23还在引用一项2016年关于某个局部的研究。想得出什么结论呢？在那一年，“9%的企业”还不上利息。现在，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经济没有“崩塌”，可见“9%的企业”还不上利息对于整个经济不是个致命的威胁，或者就是那项研究并不典型、缺乏代表性。

那么，中国经济现在有没有逼近“连利息都还不上”的地步呢？

从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中，我们可以查到非金融部门（包括非金融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历年支付的利息总额：

图二 非金融部门利息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2000-2021年）

            如图二所示，中国所有非金融部门的利息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05年至2012年期间确实增长比较快。然而，在2012年达到顶峰后，这个比例就有所下降；从2013年到2021年，这个比例一直稳定在6%左右。这说明，只要利息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还没有显著超过2012年的水平（即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9%），中国经济就还不至于陷入企业、居民、政府普遍还不上利息的窘境。当然，这并不排除，个别的地方政府会发生财政危机并破产，但这并不会引起整个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崩塌”；正如个别资本家的破产处处发生、时时发生，但资本主义经济并非时时处处都在危机中一样。

            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都不必担忧债务危机呢？如果不是，中国和美国未来爆发债务危机的条件有哪些呢？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