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苏分裂的反思（一）—— 引言

2024-2-20 08:57|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8064| 评论: 20|原作者: 远航一号

摘要: 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和苏联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由分歧发展到分裂和对抗，最终导致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失败、世界范围的反革命浪潮猖獗一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也是进步人类解放斗争史上的悲剧。

对中苏分裂的反思（一）—— 引言

远航一号

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和苏联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由分歧发展到分裂和对抗，最终导致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失败、世界范围的反革命浪潮猖獗一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教训，也是进步人类解放斗争史上的悲剧。

今天，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再一次由低潮走向高潮。中国的无产阶级正在积蓄力量，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展现其伟大的革命首创精神，将日渐腐朽的中国资本主义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堆中。为了迎接未来的革命高潮，有必要认真总结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包括国内斗争方面的教训和国际斗争方面的教训。如何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从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最高利益出发，重新回顾当年的中苏分歧、论战和分裂，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熟悉红色中国网的读者知道，在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看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是带有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9年）

二十世纪中期，美帝霸权仍然如日中天，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现了空前繁荣，绝大多数国家的无产阶级化进程才刚刚开始，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还生活在农村，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刚刚开始发展，全球生态系统仍有着相当的承受能力。就这些客观历史条件来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在当时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就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自身来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在充分发动无产阶级、劳动农民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这样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其领导集团主要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阶级属性属于近代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知识分子组成；虽然领导集团中也包括了一些来自于无产阶级、劳动农民的优秀分子，但后者在领导集团中并不占主导或核心的地位。

当这样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初步的革命胜利、夺取了政权以后，由于没有（而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必然产生一个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实际占有生产资料并享有物质消费特权的官僚特权集团。又由于作为激进民族解放运动产物的社会主义国家（红色中国网始终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围着，因而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与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 —— 即帝国主义国家）展开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竞争，并将剩余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久而久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继续存在并发展的大前提下，世界资本积累的规律不可避免地要发挥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契约无法再维持下去，从而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就以上的意义来说，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一向主张，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是人类历史前进或倒退的根本原因。我们虽然主张，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在其重大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方面，是由当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物质生产条件在各方面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我们并不否认历史偶然性的作用，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更不否认，在一定客观历史条件约束的范围内，某些领袖人物对于历史的走向承担着某种特殊的个人责任。毕竟，“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尽管“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倘若中国、苏联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走上分裂、对抗的不归路，美、欧、日帝国主义后来就无法通过剥削中国的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世界资本主义就有可能无法顺利渡过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利润率下降危机。越南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以后，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再与遍布亚非拉的进步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就可能在与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中占得上风，实现毛主席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进而取得世界范围的胜利。

等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土崩瓦解，在世界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有资本积累的压力，并且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也已经发展壮大。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条件，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要求和斗争下，就有可能一方面限制官僚特权集团的“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全部或大部用于劳动时间的缩短，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最终奠定无阶级社会的基础。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更不能推倒重来。我们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努力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其目的，不是为了苛责古人，而是为了探索革命斗争的规律，与当前的斗争实际相结合，力争在未来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我们更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只不过是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最终仍然是要半途而废的。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仍然存在，民族国家就仍然是客观现实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反对一切无视劳动群众朴素爱国感情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的一切斗争，必须从中国无产阶级而不是外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和优点出发。但是，我们斗争的最终目的，不仅要打倒中国的资本主义，更要打倒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也只有打倒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才能消灭各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

这组系列文章打算梳理、总结1949年至1976年期间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于笔者的时间、精力有限，这种梳理、总结还只能是初步的，只能对两党、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一些大的、最重要的事件进行探讨，并且也只能探讨其中最主要、最本质的方面，无法涉及所有的历史细节，因而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以及一些片面的和偏颇的地方。这些不足，还要请读者予以谅解，并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