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苏分裂的反思（二）—— 中苏同盟

对中苏分裂的反思（二）—— 中苏同盟

远航一号

1949年12月，毛主席开始了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旅程；次年2月，中苏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奠定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关系的基础，也是影响当时国际政治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既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成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的反映。在此期间，苏联共产党的国际斗争策略、苏联的外交政策都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布尔什维克党的世界革命策略仍然是以俄国革命的胜利来引起整个欧洲的革命，再以欧洲革命的胜利来引领世界革命的胜利。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最初就是为了实现这样一种世界革命策略。然而，1919年初，德国革命失败；同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1921年，苏联红军进军华沙功败垂成。此后，欧洲工人阶级革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1923年3月，列宁在其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未来世界革命的希望不在西方而在东方：“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 … 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

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中，列宁思考的问题是，在欧洲革命已经失败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与世界革命的前途在哪里。经济上落后的苏维埃政权能不能坚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列宁笔锋一转，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将“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就是说，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条件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成熟，而是通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通过“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这就是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靠他们自己，大概是进行不了社会主义革命了，但是生活在世界东方的“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因为处于被帝国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状态，必然要加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正是世界东方人民的斗争，才使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了“完全和绝对”的保证。

1920年9月，共产国际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召开了东方被压迫民族代表会议，标志着共产国际和苏联高举起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

到了1923年，孙中山在多年来向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国内军阀乞求援助都碰得头破血流以后，终于决定接受苏联的援助并实行国共合作的新政策。1925-1927年，中国革命出现了空前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发展为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党。

从1927年至1945年，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官方史学以及自由派反动文人贬低、诋毁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夸大少数领袖的个人作用，用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这里，限于篇幅，不去逐一澄清其中的历史细节，仅就几个大的阶段来说明一下苏联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就不会有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也很难发展为一个全国性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会有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中国近代第一支真正的民族革命武装（“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也就不会有后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和红色武装割据。中国人民将不可避免地要在黑暗中摸索漫长的时间。

第二，在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是国际上唯一一个向中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的国家。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以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完全有可能在抗战初期就失败、投降，甚至根本不敢开始全面抗战。如果是那样，当时偏居西北一隅的中国共产党将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不能排除失败的可能。

第三，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东北根据地进而取得全国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一点，下面再进一步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以后，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将取得最终胜利，已经毫无疑问了。此后，斯大林开始着手安排苏联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1943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宣告共产国际解散。1944年起，苏联不再以《国际歌》为代国歌，而是采用以“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牢不可破”为首句的新国歌。这两个决定，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当时苏联共产党的正式名称是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将不再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革命作为近期的和直接的政治目标，而是准备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和平共存。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大国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签订了《雅尔塔协定》。《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通过雅尔塔协定，苏联事实上承认了美国在战后世界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美国则承认东欧和东北亚的一部分地区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不再支持西欧和南欧各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导致希腊革命失败。另一方面，斯大林坚决捍卫了东欧各国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保卫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间的功过是非，可以另外讨论，这里不再评说。

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之内，开始对日本的战争。1945年6月，以宋子文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开始与苏联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号称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8月15日，王世杰、莫洛托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国民党政府声明：“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之边界为边界。”此外，两国政府分别签订了关于旅顺、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原名中国东省铁路即“中东路”，即满洲里至绥芬河之间的铁路线）等问题的协定。这些协定规定，旅顺作为中苏两国共用的海军基地（实际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辟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实际上由苏军占领，而市政府由中共掌握），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直是高度评价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资产阶级官方史学和自由派反动文人利用落后群众中的狭隘民族情绪，煽动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仇恨，拼命鼓吹所谓苏联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政治事物都是有阶级性的。领土和主权也不例外。众所周知，早在1921年，蒙古人民就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在1945年，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承认外蒙古独立，符合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长远利益。

至于苏军占领旅顺、大连，后来的事实发展也证明，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早日胜利。

如果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苏军没有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保持完整，那么，即使在日本投降后，日本关东军将很可能只向国民党政府投降，甚至将旅顺、大连交给美帝。如果是那样，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攫取了东北的工业资源和粮食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武装将处于十分困难的局面，其在关内的各个根据地将面临着国民党军队分别从华中、华东和东北三面夹击的危险，甚至重蹈中原大战中阎冯失败的覆辙。

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出兵东北，在抗日战争结束的历史转折关头，给予了中国革命第三次重大的、决定性的帮助。

1949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在新的形势下，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崭新关系。1949年6月，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表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将是“一边倒”，“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它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1949年12月，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启程前往莫斯科，为斯大林祝贺七十寿辰。此后，双方开始了围绕两国关系新的条约的谈判。由于中苏两党各自的革命历史不同、斗争经验不同、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不同，主要领导人在性格和文化习惯方面之间存在差异，谈判不可能是完全一帆风顺的，谈判过程中有一些曲折和反复也是正常的现象。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的官方史学和影视作品往往夸大这些差异和分歧，宣扬所谓共同的“意识形态”是不可靠的、只有“国家利益”才是最真实的，不仅为了抹黑苏联社会主义，更是妄图扼杀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渴望。

1950年2月，周恩来、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确立了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规定双方共同致力于反对日本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的侵略行为。需要说明的是，中、苏两国都没有参加由美帝一手把持的与日本之间的《旧金山和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直到1978年才与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没有解决钓鱼岛问题。俄罗斯联邦至今没有与日本缔结和平协定。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同时，中、苏双方还签署了其他协定。按照这些协定，苏联方面承诺在1952年之前从旅顺、大连撤军并将中国长春铁路的权益移交给中国方面；后来，应中国方面要求，苏联从旅顺、大连撤军的时间推迟到了1955年。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是五十年代初国际政治的大事件，标志着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阵营完全形成了，对方兴未艾的亚非解放运动和全世界进步人类都是极大的鼓舞。

条约签订时，朝鲜战争尚未爆发。但是，条约所确立的中苏同盟关系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向新中国提供了第一笔贷款，开始了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大规模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