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八）—— 1960年莫斯科会议

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八）—— 1960年莫斯科会议

远航一号

   1960年，是中苏分歧在国际舞台上公开爆发的第一年。然而，到年底的时候，由于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中苏争论明显地缓和下来，出现了国际共运恢复团结的希望。其间的过程，一波数折，今天回顾起来，仍然令人感慨。

   1960年1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毛主席，向中方通报，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内将武装力量裁减一百二十万人，并邀请中方派代表出席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

   2月4日，中国方面派出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为首的代表团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高级会议。康生在会上发言时表示：“我们希望有关各国就普遍裁军问题达成协议。... 但是，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我国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

   康生发言后，苏联方面表示不满。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佩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口头声明，在声明中全面抨击了包括人民公社、大跃进在内的中国对内对外政策。

   与此同时，中、苏两国都在准备为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4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 ——“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借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明确批判了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的纲领，但没有点苏共的名。文章认为：“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这些问题上，都必须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中苏两党论战正式开始。

    4月22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万人大会，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长篇报告。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报告。这篇报告一方面说，“苏联政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积极支持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东西方首脑会议、关于全面裁军、关于禁止核武器等和平倡议。”另一方面，报告又说，“现代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核战争讹诈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企图阻碍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4月22日傍晚，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列宁中央运动场体育宫也举行万人集会，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列宁生前战友、芬兰革命领导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在会上发表讲话。库西宁指出，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贡献”；列宁就曾经推行和平共处的主张。“今天为了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重复帝国主义是侵略性的这一旧的真理是不够的”；“决不能教条主义地只看问题的这一面。必须要看到阻止战争的巨大力量的出现。”

1960年5月1日，苏联防空火箭部队在叶卡捷琳堡附近击落了一架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U-2型高空侦察飞机，被俘的美军飞行员承认，他是在美国政府知道的情况下驾机进入苏联领空的，并企图用特殊的无线电技术装置和摄影装置来搜集战略情报。随后，在巴黎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上，赫鲁晓夫严厉谴责了美国军用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的挑衅行动；四国首脑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真理报》也发表文章，指出：现在美国侵略者的真面目已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艾森豪威尔像一个忠实的奴仆那样代表着自己的资产阶级，代表着自己的帝国主义掠夺制度。

5月9日，《人民日报》以“对苏联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为题发表社论。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文章认为，“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17日，邓小平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邓小平说：赫鲁晓夫同志在巴黎的演说是一次很好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我们从中看出了苏共中央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我们的立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在京的中央委员已经交换了意见，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演说。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完全对。18日，中国各大报刊全文发表赫鲁晓夫在巴黎的声明。

5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320万人参加的声势空前浩大的示威集会，声援苏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周恩来、朱德、林彪等出席大会。邓小平发表讲话：对苏联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和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挑衅。契尔沃年科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帝国主义更加公开地张牙舞爪的时候，各国人民都应该更加提高警惕，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警觉地注视和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 —— 各色各样的修正主义者的阴谋，准备随时给予侵略者以坚决的毁灭性的反击。契尔沃年科在讲话结束时高呼口号：“苏中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至5月23日止，全国各地参加声援苏联、反对美帝侵略的集会和示威活动的人数累计达到五千三百多万。

就在中、苏两党两国因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而出现了一些团结迹象的时候，双方之间刚刚出现的友好气氛就在随后于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会议上被破坏了。

1960年6月5日至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幕前，世界工联书记处和执行局召开会议，讨论理事会会议总报告的草案。中国工会代表团认为，这个报告在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总危机等六个问题上的提法存在着重大的原则性错误，中方对这些错误观点持保留意见，但是同意把报告草案提交给理事会讨论。

6月5日，会议开幕。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在发言时谴责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领空，指出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但同时也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

6月5日晚，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17个国家工会代表团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向他们介绍中共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观点。苏联工会代表团认为，这是中方对他们搞突然袭击，当场退席。

6月8日，中国工会代表刘长胜在理事会大会上发言时，全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问题。刘长胜指出，那种认为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所谓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就是不可设想的；世界人民必须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不能用天真烂漫的态度去对待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只有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为热战。刘长胜的讲话得到了与会的亚非拉国家工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刘长胜的讲话结束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由于中、苏双方争论激烈，世界工联书记处面临几乎失控的局面，一度提议理事会休会并召开世界工联的紧急代表大会解决分歧。最后，经过双方妥协，这一次世界工联理事会总算是圆满闭幕，并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殖民主义等重要决议。

事后，苏联方面认为，中国领导人不经兄弟党领导的同意便自行召集当时在北京的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开会，在世界工联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会议上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号召其他党的代表以及非党的工会活动家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当代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将中国领导人与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暴露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国际共产主义的敌人用来破坏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团结。这是中共领导人所采取的一个新的分裂步骤。

从当时国际共运的组织原则来说，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同意的，也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签字同意的。所有在这个文件上签字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有义务遵守《宣言》所规定的各项纲领和政策，包括《宣言》所肯定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内容。即使一个党对这些内容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在兄弟党内部讨论中提出，并留待下一次兄弟党会议来解决，而绝不可以在属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中自行公开反对《宣言》所规定的纲领和政策。

此后，在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四十周年之际，苏联国内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左倾幼稚病”和教条主义。6月12日，《真理报》文章指出：“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看法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这段话，显然是在针对中国的“大跃进”运动。6月23日，《共产党人》杂志（原名《布尔什维克》杂志，是苏共中央的理论和政治机关刊物，其作用类似于中共的《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从而“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倾的。”

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召开之前，6月2日，苏共中央曾经向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建议，利用六月下旬罗马尼亚工人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当时的名称）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国际局势交换意见。

6月10日，中共中央复函苏共中央，提议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扩大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并将会议推迟到十一月份召开，但各国兄弟党的代表可以先在布加勒斯特就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苏共中央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提议，但在复信中又表示，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谈虽然不会做出任何决定，但也不排除讨论国际问题。

6月17日，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途径莫斯科时，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等人与彭真会谈。在会谈中，苏方指责中国方面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采取了极端危险的措施，违背了国际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6月20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第二天，苏共代表团向各兄弟党代表散发了一份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就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发生的事件对中共提出批评，并全面批判了中共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系列观点。22日，赫鲁晓夫与中共代表团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指出，中共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上展开行动，是违反党性、拉帮结派的派别活动。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但不能接受中共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苏共。

6月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在会上，中、苏两党短兵相接，除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其他兄弟党的代表团都支持苏共的观点。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个主要反映苏方观点的会议公报，中共代表团也在公报上签了字。但是，两天后，中共代表团又向各兄弟党代表团散发了一份书面声明，第一次点名批评了赫鲁晓夫。在这份书面声明中，中共代表团表示，赫鲁晓夫破坏了会谈前中苏两党达成的协议，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滥用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威信，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共在涉及到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一系列问题上同赫鲁晓夫有分歧，中共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国际共运的命运绝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

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中苏关系一度急转直下。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全部召回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25日，苏联政府又通知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将从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撤离完毕。

1960年7月，苏联突然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当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一定困难。但我们不能因此抹煞苏联从1950年起给予新中国的长达十年以上的大规模援助的功绩。不仅如此，虽然苏联在此时召回了专家，但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并没有停止（下面还会再做介绍）。

然而，也正是在1960年七、八月间，中、苏关系不仅没有破裂，反而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在这一年夏天的中共中央内部会议上，毛主席将与赫鲁晓夫的斗争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表示，中苏两党两国还是要“团结高于一切”；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赫鲁晓夫仍是半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问题不超过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困难较大，又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以必须争取苏联援助，学习苏联经验；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利用中国的困难，伙同蒋介石对中国进行军事冒险，也非与苏联改善关系不行；中共的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敌人。

从8月1日开始，中国方面开始在各种外交场合畅谈“和平共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两个月前在与苏联工会代表团会谈时，还在说：“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8月份，刘宁一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时，却表示：“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即使对“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同它实行和平共处”。

9月17日至22日，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同以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进行了五次会谈，为预定于11月份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做准备。10月1日至22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展开工作，围绕苏共提出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和告世界人民书草案等文件进行了讨论。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舆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红旗》杂志甚至发表文章，认为靠发动战争来推进革命是根本不可设想的，国际反帝力量应当团结起来，制止或推迟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陈毅在会见英国客人时表示：国际共运只能以苏联党为中心，不能以别的党为中心。外交部给中国各驻外机构发出指示，要求对于赫鲁晓夫所提出的“实现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的错误观点，不要主动评论。国际共运中的绝大多数兄弟党希望中苏团结；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为促进中苏团结，也做了不少工作。

1960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来自81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最后阶段的商谈，终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12月1日，大会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著名的《莫斯科声明》。

《莫斯科声明》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殖民主义走向灭亡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取得胜利的时代。

《声明》认为，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社会主义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份额超过资本主义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社会主义将在人类活动的决定性领域（物质生产领域）战胜资本主义。

《声明》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声明》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不是世界大战的结果，而是由于两种社会制度相互之间的竞赛和斗争，由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对社会主义有利的变化，也由于爱好和平的力量成功地进行了争取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这一段分析，直接肯定了苏共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观点。

在谈到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时，《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派的主要堡垒和国际宪兵，它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敌人”。这些表述，与中共一直主张的“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的观点相一致。

在说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与建设方面的成就时，《声明》特别提到，苏联正在成功地为全面建设共产主义而努力。这个说法，与苏共二十一大认为苏联已经开始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相一致。

《声明》认为，资本主义要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复辟，从经济上和社会上来说，已经不可能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要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也只能是通过政治的手段，通过资产阶级在国内篡夺政权或者通过帝国主义侵略颠覆）。这一观点，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显然是错误的，也与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所说的 ——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 不一致。这一内容写进了《声明》，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让步。

《声明》强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当代最迫切的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可以挫败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的现实力量已经出现。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必须现在就开始防止新的战争的努力，而不是等到原子弹和氢弹已经开始落在人们头上的时候”。这些叙述，主要反映了苏共的观点。

《声明》肯定了苏联所倡导的全面、普遍裁军的建议。

《声明》指出，殖民主义的完全崩溃已经临近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就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来说，“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这反映了苏共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而不是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主要力量的看法。

《声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该进行争取和平、民主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并团结社会民主党中的劳动人民。

《声明》重申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争取用和平方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使议会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的观点。

《声明》谴责了南斯拉夫的国际机会主义，认为南斯拉夫机会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这段文字，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胜利。

《声明》指出，修正主义仍然是国际共运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但是，《声明》又指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某一个党的这个或那个发展阶段上也可以成为主要危险”。《声明》的这一段文字为后来苏共批判中共陷入“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提供了一些依据。

此外，《声明》在谈社会主义阵营时不再使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总的来说，《莫斯科声明》基本肯定了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大让步。在莫斯科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中苏两党领导人举行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争论，使两党两国关系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在《声明》的签字仪式上，赫鲁晓夫激动地与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多次拥抱。

中苏两党两国间重新出现了亲密友好的空气。12月9日，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返回北京，毛主席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人民日报》、《真理报》同时发表社论，赞扬中苏之间“伟大的友谊”。12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拜会毛主席，转达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本人对他67岁生日的祝贺。据契尔沃年科回忆，那一天毛泽东非常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表示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接受这一崇高的祝贺，对他来说是一大荣幸，并请契尔沃年科转达他对赫鲁晓夫的最热情的感谢。

1961年初，陈毅在做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时说，“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要“把亚非国家放在第二位”，“不能厚于亚非而薄于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陈毅说，“我们和苏联穿的是连裆裤，是分不开的，弟兄还是弟兄，应该有这种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感觉。把苏联共产党搞臭了，对我们中国共产党没好处”；“这回中央处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决心很大，情况比较清楚，方法很好，所以能够达成莫斯科会议声明这样一个协议”；“要当中心是可以的，要人家推举。不能自己封，人家推举我们还要谦让”；“我们要当中心，不能口里面去讲，只能讲兄弟党是平等地位，大家协商一致”；“他反帝我们推他向前，拥护他向前，他来扛大旗，我们来扛二旗，别争。情绪要转过来”。

1961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应该说，这次莫斯科81国会议开得很好，成绩伟大，基本上把反华的风潮打下去了”；“要同国际兄弟党团结，要同苏联团结，要同81个国家的党团结，不管他们怎样骂过我们，我们还是要团结，等待他们觉悟”。

彭真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对《莫斯科声明》表示肯定：“声明是个好文件，不能一律像我们中央的语言。赫鲁晓夫说自己活着也要让人家活着。看文章不要光看枝节、语气，要看本质，看主流”；“81国的文件，把我们一党的主张变成81国的主张”；“没有两面解释的东西根本就达不成协议”；“有的同志对声明上有二十大的字样不满意，二十大如果不要，把苏联搞臭了，有何好处？苏联脸上无光我们脸上也无光，二十大搞掉，不仅苏联会出乱子，而且东欧几个国家也会出乱子。还是不出乱子好。上次也写了二十大，而且字句改了，写了各国党都有贡献”；“现在，我们应按声明办事，不能翘尾巴”。关于1960年底以前的中苏两党争论，彭真讲：“15个月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矛盾”。

1961年，中国方面没有发表涉及两党分歧的文章。

1961年1月，赫鲁晓夫致函中国政府，提出苏联政府愿意将米格-21式歼击机的生产技术转让给中国（这项技术后来成为中国自主生产歼7式战斗机的基础）。其后，中国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并签订了有关在中国生产这种新型歼击机的技术援助协定和帮助中国生产伊尔14式运输机的协定。

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主席，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渡过困难，后来中国决定向苏联借50万吨蔗糖。4月，中国政府经济、科技代表团与苏方达成协议，1960年的中方贸易欠款可在五年期间分期归还，不计利息。对此，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部部长表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6月，中苏签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10万吨小麦、10万吨面粉和10万吨黑麦的协议。同年，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三亿多卢布。

从1960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允许苏联飞机经过中国领空向老挝万象空运武器、石油和粮食，以援助当时与老挝爱国力量合作的老挝中立派政府，给老挝人民的反帝斗争以有力支援。1961年8月，战后第三次柏林危机爆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封锁了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并构筑了“柏林墙”；随后，苏联政府宣布恢复进行核武器试验爆炸。中国对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方面认为，中苏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国方面则表示，中苏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协商得到妥善解决。

令人遗憾的是，中苏友好团结的光明前景最终没有实现。到了1962年，随着古巴危机的爆发，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不幸事件的影响，中苏关系无可挽回地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