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十四）—— 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吵了

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十四）—— 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吵了

远航一号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宣布赫鲁晓夫因健康原因退休并辞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担任新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改称总书记）。

      1964年11月，周恩来率领中共党政代表团以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名义访问苏联。在访问期间，中苏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苏方表示，在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上，他们与赫鲁晓夫并无分歧。

      1965年2月12日，苏联部长会主席柯西金在结束对越南的访问以后利用在北京过境的机会与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会谈。这是毛主席生前最后一次会见苏联高级领导人。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和康生；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后来曾经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双方先就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以及相互配合反对美帝国主义等问题一般性地交换了意见。

      然后，柯西金说，毛主席曾经提议，如果中苏两党进行最高级别的谈判，就可以解决一般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柯西金问，现在进行这样的会谈的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毛主席表示，中苏两党的论战还要进行“一万年”。

      柯西金说：“我们之间的团结目前在世界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是怀着十分尊敬的感情的。”“我把这个问题讲得粗鲁一些吧。人打架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为什么打架。”

      柯西金讲到了中苏分裂的危害：“我在国外同一批共产党人进行了非正式的谈话。他们表示了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西欧的普通党员的意见。... 他们说，我们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人，我们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 但是，我们没有设想过，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会这样尖锐。这种斗争使我们外国的马列主义者处于一种瓦解的状态。本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用来反对本国的资本家，帝国主义者。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这样做，而要在地下的条件下，经常来考虑，到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还是苏联共产党人对。... 他们讲，我们产生一个问题：帝国主义之间有的时候就一些问题还能谈妥，为什么你们不能谈妥？我相信，现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我们全体苏联人民，中国人民，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军人，都在等待，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柯西金说，“我们之间共同的东西要比分歧的东西多得多。” 然后，柯西金提议，可以把中苏之间的分歧“拖一拖”，放一放，“放一万年”。柯西金建议，如果中苏要辩论，可以另外办一个理论性刊物，双方的不同意见都拿到那个刊物上去发表。

      然后，毛主席专门提到阿尔巴尼亚问题：“还有个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你们怎么解决呀？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会都不能开。”

      柯西金解释说，苏联方面试图改善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但阿尔巴尼亚方面以“谩骂”来回答。

      毛主席坚持说：“我建议你们要取消从前对阿尔巴尼亚的那一套，说那一套错了。只要这样一句话就完了。” 然后，毛主席补充说，“你们要我们参加什么会，你们得取消前年七月十四日攻击我们的公开信，去年二月那个报告，那个决议。只要说这些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我们就合拢了。” 就是说，要中国参加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除了苏共在阿尔巴尼亚问题必须满足中共的立场以外，苏共中央还必须推翻自己在1963年7月14日致全体苏共党员和党组织的公开信以及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于1964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关于国际共运团结问题所作报告中的立场。

      柯西金只好答复说：“毛泽东同志，这是不可能的。” 柯西金表示，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中国方面并不了解全部情况。

      然后，双方就战争、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援各国革命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毛主席说：“我们不相信什么全面彻底裁军... 不管是美国、西方世界也好，你们也好，我们也好 ... 全部都是全面彻底扩军。”

      柯西金反问：“毛泽东同志，你真的很严肃地认为，你们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比我们斗得多吗？” 柯西金进一步说明，“如果讲到现在跟帝国主义所发生的冲突，现在所进行的这种反帝斗争，那么，这个斗争到处都是有我们参加的。... 而且有我们的人参加，有我们的军队，有我们的武器参加，而且所有的事情中，我们都在那里冒风险。... 我们认为，我们跟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斗争不比你们少。”

      在谈到中苏两党消除分歧、团结起来的前景时，毛主席说：“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 客观情况逼着我们要团结起来。这个帝国主义，它也是不以它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不但不饶我们，也不会饶你们的。” “我们两国在十年到十五年以后会团结的。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向着你们也好，向着我们也好，我们就要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吵呀？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一手。”

      谈话接近结束时，柯西金说，如果两党领导人经常见面，有些问题提前解决，那么两党之间停止论战“用不了一万年”。毛主席回答说：“缩小一千年 ... 这是最大的让步。”

      柯西金提议：“然后剩下来的那几千去掉三个零 ... 这样的话，一切事情都好起来了。让我们为这个而奋斗吧。” 毛主席回答说：“还要帝国主义帮助。可能把时间缩少到 ... 七、八年，我们又团结起来了。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分裂嘛。” 柯西金表示，苏方也不认为中、苏之间完全分裂了。

      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出席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在复信的称呼中最后一次使用了“亲爱的同志们”。在复信中，中共拒绝了苏共的邀请，并表示中共对苏共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而苏共却“毫不悔改”。

      3月29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来自世界各国的86个共产党、工人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当勃列日涅夫提到“以黎笋同志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 以及 “以阮氏萍为首的越南南方解放阵线的代表” 参加了大会时，会场上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在谈到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真诚地希望同人民中国和它的共产党友好。...（我们）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中共领导一起，重新研究现有的分歧，以便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克服这些分歧的途径。我们确信苏中两党、两国人民终将克服一切困难，在为共同的伟大革命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走在同一个行列。”

      讲到国际共运中的团结问题时，勃列日涅夫指出：“近几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我们对于分歧 —— 只有我们的共同敌人才会从中得到好处 —— 至今尚未克服表示深为遗憾。在我们看来，这既不符合任何一个兄弟党的利益，也不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苏共认为，促进我们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的团结，是所有共产党人的职责。苏共中央深信，共产主义运动所有队伍的团结越是巩固，国际反帝阵线就越有力量，世界革命的发展就越顺利。”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十六条“）。这次全会，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工作做了调整，选举林彪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在谈到国际形势时，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苏共新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他们的路线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伟大的列宁，背叛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道路，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背叛了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 他们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

      将苏共二十三大关于中共以及国际共运问题的表述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苏共的表述相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苏共始终认为，苏共与中共的矛盾属于国际共运内部的矛盾，应该努力在国际共运范围内加以解决，苏中分裂只有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国际反帝斗争，不利于世界革命。而中共却认为，苏共已经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在国际上起着“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的作用，并且毫无根据地指责苏共“正在联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中国的新神圣同盟”。

      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八届十一中全会重复了中共以往的立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但是，全会公报马上指出，这个“最广泛”的反美帝统一战线并不包括苏联：“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

      以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为标志，中共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将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作为自己在国际斗争中的主要敌人之一。从这个错误的估计出发，八届十一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在中共看来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对苏共应该采取的态度：“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对于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必须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工贼的真面目，不可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

      就是说，中共不仅自己对苏共采取敌对态度，而且还要求与中共友好的各国革命政党对苏共也必须采取敌对态度，“必须划清界限”，“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并且坚决排除了在反帝斗争中与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中共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把国际阶级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世界革命出现了新高潮，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斗争和群众性的反战斗争风起云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新的经济危机。如果中国和苏联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个伟大的革命政党能够团结一致，联合起来打击帝国主义阵营，本来是有可能以此为契机，提前葬送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毛主席和他的同志们，错误地估计了苏共错误的性质以及当时苏联的社会性质，混淆了世界范围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抛弃了1965年2月会见柯西金时曾经提到的中苏“没有完全分裂”、帝国主义会“逼着我们要团结起来”的正确观点，在仅仅一年半之后，就采取了不仅与苏联为敌而且与当时仍然接受苏联领导或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多数为敌的极端错误立场！

      中共对国际共运团结的破坏给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为后来曾经“同志加兄弟”的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种下了祸根。

      1965年以前，中国是援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主要力量。当时，苏联对越南人民斗争的支持主要限于声援，所提供的物质援助不多。1964年8月，美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一手策划并制造了子虚乌有的“北部湾事件”（美国方面称之为“东京湾事件”）。中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调整了对越南援助的方针。1964年11月，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将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讨论了向越南提供地对空导弹、坦克、大炮和鱼雷艇等问题。1968年以后，苏联给越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超过了中国的援助额。1965年至1973年，苏联向越南累计提供了约10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和2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大约占苏联给各社会主义国家援助额的一半。

      本来，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有利于越南人民斗争早日胜利的好事。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在国际斗争上采取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立场，苏联加大对越南的援助，反而引起了中共方面的猜忌和不满。

      1965年2月，柯西金在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时，号召社会主义国家将分歧撇在一边，在援助越南的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对此，中共中央在1966年3月20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说，“你们叫嚷的所谓‘联合行动’，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的所谓‘联合行动’，完全是一个骗人的圈套，其目的无非是要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你们一直配合美国搞和谈阴谋，妄图出卖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把越南问题纳入苏美合作的轨道。”

      1965年2月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通过苏联驻华使馆就向越南提供援助问题向中国方面提出如下要求：1.希望中国方面允许苏联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约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请中国方面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供苏联的一个米格-21歼击机大队使用；3.要求在中国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援越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中国政府认为这些要求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于3月10日拒绝了苏方要求。

      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一次讲话中表示，苏联将履行自己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主义义务，目前许多苏联公民志愿奔赴越南为自由而战。1965年10月，周恩来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会谈时指出，中国方面不支持苏联志愿部队赴越参战的想法。

      1966年3月，周恩来与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会谈。黎笋表示，越南方面正在考虑请求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志愿人员的名义向越南派出飞行员参战。中国方面表示，越南可以从苏联飞行员那里得到的还不足以补偿苏联会给越南造成的损失，苏联可能会把越南的秘密透露给美国。这段史料如果属实，难么中国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带有挑拨离间的嫌疑了。

      1966年4月，周恩来、邓小平与黎笋会谈。周恩来和邓小平向越方声明：你们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污辱。因此从现在起，在你们提苏联的援助的时候，不应再提中国的援助。

      对此，越南领导人表示：越南与中国对苏联的判断不同。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我们不这么看。越南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提出了委婉批评：越南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

      1967年4月，范文同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向中方转达了苏联的建议：1.请求中国增加苏联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一万吨增加到三万吨；2.请求中国开辟两到三个港口用于装卸苏联的援越物资。对于前者，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对于后者，中国方面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苏联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

      据苏方资料，1969年初，中国方面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当年１至３月期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苏联外交部声明说，３月初，苏联方面的代表为通告苏联方面将要发出援越物资列车，多次求见中国有关部门。中方起初以“忙”为借口推托，旋即又在会见时以消息传递太迟为由断然拒绝接受此项通知。苏方声明指责中国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运输设置障碍。

      当时，苏联一方面加强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也主张用谈判方法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968年4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宣布同意派出代表与美国谈判；10月，美国约翰逊政府宣布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1969年1月，由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和南越阮文绍政权共同参加的巴黎和平谈判开始。

      对于越南方面谋求用谈判手段达到使美国退出越南的目的，中国方面十分不满。中国方面多次提出，希望越南不要落入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共同设置的圈套之中。1968年4月至10月，中国领导人几次对越南领导人提出指责：认为越南政府接受美国关于和平谈判的建议事实上帮助了正在忙于国内总统大选的约翰逊，越南的妥协让步是落入了作为美帝帮凶的苏联圈套，使美帝掌握了主动权。中国方面甚至向越南方面表示：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因此我们两党之间、两国之间对此已经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了。

    巴黎和平谈判开始后，中国方面又曾经试图劝说越南方面，少花“外国”（苏联）的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后来的一系列事实发展表明，中国方面在这一时期对于印度支那战争、巴黎和平谈判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看法，有很多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由于中共在国际斗争方面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态度，中国与越南之间的友好关系早在1968年就已经出现了裂痕。

      中、苏分裂，让世界上许多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痛心疾首。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在临终前说：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再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