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十六）—— 历史的教训

对中苏分裂的反思（十六）—— 历史的教训

远航一号

      1969年2月，毛主席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人到自己的住处，召开国际形势座谈会。此后，从当年3月至10月，陈毅等四人在中南海一共开了24次会，向中共中央提供了三份国际形势分析报告。这就是所谓的“四老帅国际形势务虚会”。

      在务虚会上，所谓“四老帅”为中国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外交路线、投靠美帝并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好外部条件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根据。

      “四老帅”认为，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方，不愿意和中国打，使苏联坐收渔利。他们据此得出结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主张中国在战略上打“美国牌”，实行“东联孙吴（美国），北拒曹魏（苏联）”的国际战略方针。陈毅还提出，中、美间应进行高级会谈，中方可以不提先决条件。

      毛主席请“四老帅”分析国际形势，这是中国在与苏联彻底破裂后即将对外交方针做又一次重大调整的先兆。就在当年四月份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在强调反对“苏修”的同时，仍然称美帝国主义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对此，周恩来在向“四老帅”说明毛主席意图时，暗示他们，不要怕与九大“唱反调”。

      以前，我们在介绍斯大林问题时，曾经指出，斯大林既是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的领袖，也是苏联官僚特权集团的总代表。同样地，毛主席既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中国的官僚特权集团的总代表。随着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失败，在毛主席个人的政治角色中，作为人民领袖和革命领袖的成分越来越少，作为官僚集团总代表的成分越来越多。

      在其他文章中，我们曾经分析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阶级力量对比对继续革命派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勉强发动的。整个的党政系统的官僚特权集团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反对文革；劳动农民在政治上根本没有发动起来；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状态。继续革命派在社会上的群众基础仅限于城市非熟练工人（临时工、学徒工）。此外，大批“地富反坏右”子女出于政治投机的目的混入了造反派；这些人，在文革失败后往往摇身一变成为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的自由派旗手（王希哲在一次采访中曾经提到，“文革要整‘走资派’，受了共产党革命利益真诚要‘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和对共产党的革命和干部心怀仇恨要乘机‘打着红旗反红旗’报复的民众，混杂起来组成造反派”）。

      在如此力量对比劣势的情况下，毛主席为了发动文革时增大胜算，力图与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官僚集团达成妥协：毛以林为接班人，林助毛打倒刘。结果，刘少奇是打倒了，但军队官僚集团与党政官僚集团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当1967年上半年造反派群众试图在各省市夺权时，地方的军队官僚支持、偏袒地方的党政官僚。武汉“七二〇事件”爆发，标志着继续革命派已经遭遇了无法克服的阻力，总退却已经无法避免。到1967年底，毛主席被迫抛弃王力、关锋、戚本禹，文革实际上已经失败。

      到了这个地步，毛主席已经没有了和官僚特权集团彻底决裂的本钱。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可能在军队官僚集团、党政官僚集团之间周旋，为继续革命派将来卷土重来争取一点机会。

      1970年4月，毛主席与林彪在苏州会谈。据林彪秘书回忆，毛主席问林彪：“周总理年龄大了，对总理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林彪没有说话。毛主席再问：“我年纪大了，你身体也不好，你准备把班交给谁？” 林彪还是没有说话。毛主席又问：“你看小张（张春桥）怎么样？”林彪说：“还是要用跟您一起上井冈山的红小鬼。”在另一个版本的回忆中，林彪的回答是：“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黄、吴、李、邱指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就是要防止笔杆子、知识分子掌权）

      在这次会谈中，毛主席实际上向林彪提议，未来把权力再交给继续革命派。林彪委婉拒绝了。

      据资产阶级历史评论家分析，这次会谈是毛、林破裂的开始。据说，这次会谈后，林彪已经明确知道，林、毛决裂不可避免，林彪与叶群（林彪夫人）相顾而泣。

      此后，毛、林关系一步步恶化，终于发展为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九一三事件对毛主席的打击很大。林彪和追随他的军队官僚系统垮了以后，党政官僚集团完全占优势。周恩来已经病重。邓小平既是党政官僚集团中“众望所归”的人物，又是军队系统里面除毛主席以及已经不管事的朱德以外资历最深的人物。原有的军队、党政官僚集团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格局完全被打破。从此以后，无论毛主席主观上愿意不愿意，他的内外政策必须主要反映官僚特权集团的利益。

      在国际上，当时最符合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长远利益的政策，就是放弃对苏联的敌对立场，与苏联联合起来，打倒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关于这个前景，后面再分析）。但是，且不说当时的中共领导集团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愿，即使有这样的意愿，由于这时已经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没有留下任何回头的余地，骤然改变方针，对内对外都无法解释。

      第二种国际战略方针就是继续执行九大制定的国际路线，既反美帝，也反“苏修”，既对苏联保持敌对立场，也不与美帝在国际问题上合作。如果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官僚集团继续掌权，那么，哪怕是为了加强军队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林彪集团也很可能保持整个社会的备战姿态。如果是这样，中国未来可能发展为类似朝鲜的“先军政治”的体制，在国际上还不失为一支反帝力量。另一方面，如果实行这种战略，中国同时面临美国、苏联两个国际敌人，且军费负担沉重，国内经济会比较困难，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长期得不到改善。

     中国后来实际上实行的是放弃世界革命、联美反苏的一条反动外交路线。这条外交路线既符合官僚特权集团的短期利益：不必再提心吊胆准备世界大战，而是可以专心于“经济建设”（资本积累），并在改善与西方关系过程中首先改善自己的生活；也符合官僚特权集团的长远利益：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好外部条件。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尼克松访华结束时中、美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声明：...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句话的实际意思就是，中、美双方都反对苏联或苏联倡导的国家集团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取得主导地位。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在周恩来所作的十大政治报告中，不再称美帝国主义为“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淡化了反帝的内容，而是强调“第三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中共虽然在口头上高喊反对“美苏两霸”，但是在私下，中共领导人多次向西方领导人表示，此时中共只是在口头上反对美帝，中共在国际上真正反对的对象只有一个—— 苏联。

      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在北京会见基辛格。基辛格说：“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毛主席表示：“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有时我们也要讲点，不讲不行呢。”就是说，到了七十年代，中、美双方在宣传上相互攻击仅仅是为了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再代表各自统治集团的真实意图，用毛主席、周恩来1972年2月会见尼克松时的话说，“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一类的话都属于放“空炮”。

      毛主席主张支持法国的右派蓬皮杜政府继续执政，反对由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左翼联盟，因为当时后者主张对苏联友好、反对扩充欧洲军备。毛主席还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也就是提议要建立一条横跨北半球的对苏联的包围圈。对此，基辛格表示：“我们的观念十分相似。”

      1974年1月，毛主席会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提到的“一条横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条线”周边的“一大片”，主张“一条线”和“一大片”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联。

      1974年10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发言，阐述中国的外交方针，声称“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其恶劣”。资产阶级历史评论家在分析邓小平的发言时认为，“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 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首要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主旨... 这就将苏联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起来。此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实质已只是一种形式上、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国主义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

      可以说，自1972年起，中国已经在事实上放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外交路线，不仅不再以世界革命作为国际斗争的最高任务，事实上也停止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而是与美、欧、日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一门心思地反对和孤立社会主义苏联，客观上充当了国际反革命的伙伴。

    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曾经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时代。自1968年起，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进入高潮，法国一度出现革命形势。1969年，智利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尝试；后来虽然失败，但是在南美洲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

      1974年，葡萄牙爆发革命，葡萄牙殖民体系瓦解。1975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取得彻底胜利，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完全解放。

      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期，非洲和亚洲出现了一批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包括：阿富汗、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即南也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莫桑比克、贝宁、刚果人民共和国（现为刚果共和国或刚果（布））、安哥拉。此外，当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还有十几个自称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实行某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与苏联友好并从苏联获得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

      七十年代，美帝国主义焦头烂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普遍陷入了难以克服的停滞膨胀危机。1971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之间维持固定汇率、战后实行了26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1971年至1980年，美元按黄金计价贬值了约20倍。

      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沉重打击。1973年底，为了节约能源，英国政府被迫宣布实行“每周三天工作制”。1974年初，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导致英国保守党政府垮台。1978年，英国各行各业工人相继罢工，英国经济几乎完全瘫痪。当时，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对部分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企图用这种办法来渡过危机。在工人阶级斗争与经济危机的共同打击下，七十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已经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如果中国和苏联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六十年代后能够始终团结一致，相互合作，相互帮助，那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到了七十年代就会强大得多。如果中国和苏联共同支援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不是相互拆台，到了七十年代，就可以与一大批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或向往社会主义的亚非拉国家结成联盟，将它们拉入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大大缩小帝国主义国家可以获得的世界市场及能源、原材料来源。失去了来自广大亚非拉地区的超额剩余价值，当时已经严重动摇的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就很有可能崩溃。

      由于中、苏两党两国由分歧发展到分裂，世界人民失去了一次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伟大历史机遇。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次惨痛的教训。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世界人民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和反革命复辟的黑暗年代；国际资产阶级向劳动人民疯狂进攻，反攻倒算，将侵略战火从巴尔干、高加索一直烧到中东和北非，使得亿万劳动人民跌入贫困和死亡的深渊。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残酷现实的教育，也经过长时间的积蓄和准备，世界反帝斗争的新高潮已经开始了。今天，以俄罗斯为首的世界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反帝阵营已经在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以及整个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彻底土崩瓦解的日子已经不遥远了。

      中国共产党人在1963年曾经畅想的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的“世界革命风暴”，现在正由亚、非、拉、俄广大地区的人民团结起来的反帝斗争实现着。这种反帝斗争，将要从根本上摧毁已经在世界上肆虐了几百年的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当这个体系被埋葬的时候，作为西方帝国主义体系附属品的中国资本主义也必然随之灭亡。

      到那时，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就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