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解放何处去，条条道路通北京

作者｜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sabeth B. Armstrong)

　　翻译｜Ripple 丁卯 律成 于同 开心的贾鱼 杨文 蓝走走

　　校对 |侯泠

　　责编 |律成 杨文 丁卯

　　后台编辑｜童话

　　《埋葬殖民主义——1949年的革命女权主义会议》，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著。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是美国史密斯学院妇女与性别研究项目教授，除了这本著作，她还著有《性别与新自由主义：全印度民主妇女协会及其抵抗策略》(Gender and Neoliberalism: The All India Democratic Women's Association and Its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和《从组织中撤退：美国女权主义的重新概念化》(The Retreat from Organization:US Feminism Reconceptualized)。

　　一、五湖四海聚一堂，

　　斗争图谱放光芒

　　在北京举行的为期12天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吸引了来自亚洲、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的代表，“铸就了一场全面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平等权利和完全主权的妇女运动”，性别研究学者伊丽莎白·B·阿姆斯特朗写道。
上图是此次会议的朝鲜代表团 | 图片来源：索菲亚·史密斯档案馆，美国史密斯学院

　　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斗争图谱，源于其历史和文化，也受到气候、土壤、山脉和降雨的影响。这些叠加的因素塑造了人们的活动和性情，也培养了人们的视野。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乌萨·帕特内克[1]和普拉巴特·帕特内克[2]所说，亚洲的气候、地质、淡水资源、辽阔的陆地面积和众多的岛屿，在漫长历史中创造了文化财富，形成了人类定居和再定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亚洲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物产资源，亚洲的沃土无疑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

　　194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向北京进发，她们带着各自的斗争历程，汇入整个亚洲大陆的妇女行列。有些人，比如来自越南北部共产主义自治区的胡德明，于会议开始日期的六个月前就已启程。她步行穿越雷区、冒着被低空扫射和被殖民者的巡逻队逮捕的危险。她们希望与亚洲姐妹们聚在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新世界，尽管此时她们还不得不荷枪实弹，随时准备战斗。她们离开了养育自己的农村或城市，离开了遭到欧洲强权殖民侵略的故乡。她们带来了斗争的经验教训，有些是彼此共有的，有些是她们家乡独有的。她们齐聚北京，希望用积累的丰富经验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贪婪，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

　　二、反帝团结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1949年11月23日，丽拉·索里普诺（Lillah Suripno）在莫斯科登上了“海参崴快车”。丽拉是唯一一位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印度尼西亚代表。由于印度尼西亚动荡的革命形势，印尼妇女组织Kowani[3]与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WIDF）[4]断绝了联系。也许对于联盟中的穆斯林妇女来说，这种关联太危险、太有争议了。丽拉住在阿姆斯特丹，她领导的工人阶级妇女团体的成员有印尼厨师、保姆、学生等。虽然规模很小，而且受到荷兰警方的严密监视，但保持了组织的完整性。丽拉并非出身工人阶级，她受过良好教育，博学多才。她尽其所能地把在荷兰的工人阶级印尼妇女组织起来。她的行动威胁到了殖民政府，因为正在进行的印度尼西亚革命从这种远在荷兰的跨阶级的团结中汲取了力量。

　　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会刊 | 图片来源：网络

　　在莫斯科，丽拉参加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对其关于针对欧洲和美国妇女的外联工作和宣传活动的讨论感到不满。支持反殖民主义是第一个议程项目，在这方面大家达成了共识，但对团结一致反帝国主义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则充满分歧。瑞典成员安德莉亚·安德林（Andrea Andreen）在1948年布达佩斯大会上的发言仍然影响着一年后的执委会会议。安德莉亚认为，考虑到受众主要在美国、法国、英国和荷兰，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反帝国主义出版物过于激进。她认为，会刊关于和平的措辞可能会疏远这些身处帝国主义国家的妇女，应该不偏不倚地呼吁和平，比如呼吁和平的信函应该寄给所有国家，包括苏联和其加盟共和国。丽拉不同意这一观点。根据她的经验，低调处理帝国主义问题从未为自由运动赢得过任何胜利。

　　在莫斯科，丽拉与她的同志们——她熟悉的荷兰共产党妇女——保持着密切联系。她十九岁初抵阿姆斯特丹时，就已听说过她们的行动。在激进的印尼学生中间，这些妇女反殖民军事主义的举动被传为佳话。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艾梅登码头，这些妇女高喊“要房屋不要军营！”和“从印度尼西亚撤回军队！”的口号，她们迫使武器装备被送回卡车上。她们和码头工人一起横卧在马路上，迫使卡车调头。她们要求驳船空载，不许装子弹、机关枪、炸弹或其他用于镇压殖民地人民的武器。荷兰共产党妇女也因为她们的反帝斗争受到了迫害。

　　丽拉年轻时，纳粹入侵荷兰之前，议会中的荷兰共产党员抗议政府对印度尼西亚人的残酷镇压。殖民主义是一套从殖民地榨取财富并输送到帝国中心的体系。但荷兰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中传播了另一种观点——所有工人的劳动都被剥削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远隔重洋、受到差别待遇、不平等的生存竞争制度使印尼工人与荷兰工人被割裂开来，彼此对立。这些荷兰共产党人在公共场合高声谈论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而在丽拉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家乡巨港（Palembang），这些甚至是不许低声讨论的。

　　丽拉亲眼目睹民主文明的假象只为荷兰公民维护，他们可以公开辩论殖民主义。而在她的故乡，这种“文明使命”并没有得到履行，殖民地人民甚至不需要认同所谓殖民的正当性，他们只需要臣服。统治秩序的这些残酷事实并没有软化荷兰共产党人，他们为了团结国际工人、抵抗腐朽资本主义分而治之的策略，进行了激进的斗争。他们始终坚持，在每个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是自由的。

　　丽拉成长于医生家庭。她的父亲拉登·苏斯洛（Raden Soesilo）是荷兰殖民统治下的东印度群岛公共卫生服务疟疾防治部门的代理负责人。丽拉、她的母亲娘惹（Nyonya）和兄弟布伦塞尔（Brenthel）陪父亲到阿姆斯特丹继续医学学业。她父亲习得高超的医学知识后独自回到了印度尼西亚。在1941年日军侵占印度尼西亚之前，他成为马辰（Banjarmasin）的驻地医生。丽拉留在阿姆斯特丹，与母亲和兄弟住在位于Euterpestraat 167号的房子里。他们打算等布伦塞尔在鹿特丹完成经济学学业，就回去与父亲团聚。然而世事莫测，丽拉再也无法回到印度尼西亚，甚至连丈夫被处决了也不能回去埋葬他。

　　1958年中国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发行的

　　纪念邮票 | 图片来源：抖音百科

　　三、小车厢里的大争论

　　1、二等车厢故事多

　　丽拉登上开往北京的西伯利亚列车，和她的阿姆斯特丹同志汉娜·阿弗林克（Hanna Averink）与芮里·利普斯·阿丁诺特（Rie Lips- Odinot）在二等车厢。丽拉欣赏汉娜，也喜欢芮里。二战期间，汉娜一直如履薄冰，从未离开过战斗前线，无数次像溜冰者一样灵巧地从虎口脱险。有人说汉娜1930年代在莫斯科受过间谍训练。而芮里则是作为一名政治犯，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度过了战争的大部分时间，[5]但大家都知道她爽朗爱笑，倾听时紧抿嘴唇，说话时高举双臂，充满活力。在芮里被捕前的几年里，所有这些都吸引着丽拉。1945年两人出狱后，关系更加密切。

　　1930年代，丽拉和其他印尼学生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协会（Perhimpunan Indonesia），简称PI，这是一个与共产党关系紧密的民族主义组织，其中大多数学生并非来自她这样的职业家庭。很多人出身贵族，或者富有，或者既富且贵。他们举办过奢华的聚会，用壮观的、怀旧的文化活动来宣传自己的家乡。因此，甚至在纳粹入侵荷兰之前，丽拉就加入了荷兰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那时她已经认识了每个人，足够信任他们而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斗争，即使她最亲密的朋友因被出卖而进了集中营也不胆怯。丽拉和兄弟布伦塞尔加入抵抗运动的目的很明确: 抵抗法西斯入侵。他们协助人们进行地下活动，其中大部分是荷兰犹太人，也有涌入荷兰的德国移民。他们在费吕韦森林里为一些犹太儿童找到了藏身之处，好让孩子们能幸存下来，远离恐怖的占领、士兵、铁丝网和已上膛的武器。

　　1940年在荷兰的印尼学生联合会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二为索里普诺（丽拉的丈夫）。
该联合会曾募捐支持中国抗战 | 图片来源：islamadani.wordpress.com

　　丽拉和布伦塞尔与一种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时就再熟悉不过的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它迫使其统治下的广大人民成为文盲。这种法西斯主义不仅窃取了印尼所有矿产资源为其工业和利润服务，还强迫儿童在幼年时每天工作六到七个小时，十岁起每天工作十一到十二个小时。丽拉一家在印度尼西亚相对享有特权，但她父亲每日治疗的疟疾患者讲述了不同的故事：人民在殖民地法西斯主义的铁蹄下艰难度日。

　　丽拉也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她自豪地大声谈论敏感话题，参加在她家里举行的抵抗组织的秘密会议。她和同志们一起在自家的阁楼上工作，用藏在那里的模板印刷机出版抵抗运动的报纸和传单，大量分发违禁新闻给民众。纳粹从没在阁楼上发现这个印刷机，尽管它与德国臭名昭著的安全部门——党卫队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总部在同一街区进行反法西斯宣传。

　　列车车厢里只有几个挂钩，所以丽拉、汉娜和芮里把衣服都装在行李箱里，塞在下铺底下。火车上太冷了，外套都得穿着，没有多余的挂钩也就无所谓了。她们做好了长途旅行的准备。有人玩多米诺骨牌和其他游戏来消磨时间。像所有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人一样，她们相互交谈，跟其他同在二等车厢的参会代表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斗争。

　　这是许多对话中的两个片段：

　　一天晚上，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吉赛尔·拉贝萨哈拉(Gisele Rabesahala)在车厢里讲述了她与法国人斗争的故事。[6]吉赛尔在任何地方都能独当一面：她是马达加斯加独立共产主义大会党的创始人。两年前，她领导马达加斯加团结委员会要求释放九万名政治犯，这些人被指控参与了反抗法国占领的暴动。她描述了古老的殖民战争策略，即让塞内加尔和苏丹士兵镇压他们，因为根据法国的殖民逻辑，“你不能指望马达加斯加士兵压制他们自己人。”但是，她说，分而治之的做法在马达加斯加内部也很见效: 法国殖民者和本地精英造成了那些住在高地的人与住在低地的人之间的对立。搞民族主义，必须在一个有不同宗教、文化和方言的国家内形成统一意识，作为一个整体来塑造，而不能互相分裂。她讲述了欧洲战争结束后，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殖民恐怖活动有增无减，现在她被迫完全在地下状态生活和组织工作。

　　中国著名作家丁玲总结了赢得群众（绝大多数是农民）支持的革命策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她在解放区工作多年，土地改革第一次让无地妇女和男子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在此之前，她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降租、减税、进行土地改革……过去，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归了地主。佃户须得出肥料、种子和劳动力；地主只出土地。在收获季节，佃户必须把收成最好的一半上缴给地主。当农民无力支付时，就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从而陷入永远还不清的债务”。除了土改之外，干部们还为儿童和成年人的教育普及及有普选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制度而斗争。

　　来自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代表萨尔玛·布米（Salma Boummi）、阿梅涅·阿莱夫·哈桑（Amine Araf Hasan）和维多利亚·海露（Victoria Helou）关系密切，就像丽拉与汉娜和芮里一样。如同丽拉的圈子，她们来自穆斯林和基督教宗教文化的社会，但对争取妇女权利有着共同的热情，憎恨殖民占领。不过在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之外，她们都有孩子和家庭，且生活富足。

　　来自伊朗的玛辛·法洛琪（Mahine Faroqi）和丽拉一样年轻，也没有孩子。伊朗的共产主义人民党[7]被国王政权取缔，再次转入地下。就在一年前，伊朗最著名的妇女解放活动家玛丽亚姆·菲鲁兹（Maryam Firouz）在布达佩斯参加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大会并发表了激烈讲话，强烈要求美国代表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菲鲁兹说：“让美国人民知道，他们选出的领导人下令大规模监禁、屠杀和严刑逼供。告诉你们的人民，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武装下，伊朗的反动派镇压了阿塞拜疆的青年运动。”菲鲁兹在国王政府那“恶名昭著”，意味着她不可能在1949年离开伊朗去北京开会。玛辛·法洛琪很年轻，在警方中的知名度不如菲鲁兹高，她设法获得了前往莫斯科的签证。不像丽拉，玛辛还没有失去她的爱人。丽拉的丈夫是一位勇敢无畏、信念坚定的同志，因为他对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忠诚而被处决，头部中弹。

　　2、丽拉的家庭与革命故事

　　丽拉的丈夫姓索里普诺（Suripno），曾在莱顿大学学习化学，在印度尼西亚协会的每一次行动中都站在最前线。他很有魅力，脸上总是笑盈盈的，也常与人进行激烈的争论。他始终坚持印度尼西亚独立的诉求，拒绝妥协于取得荷兰联邦内的地位，也拒绝荷兰资本将印尼经济捆绑在永久债务和依附上。1941年，印度尼西亚协会领导人库尔托苏迪乔（Kurtosudirdjo）被德国人逮捕，一年后死于达豪（Dachau）。这时，出身贵族家庭的索里普诺开始担任印度尼西亚协会的领导者。索里普诺编辑的《解放者》（De Beurijding）每周出版三期，到战争结束时印数已达两万份。他还成立了“Surapati”，一支在莱顿接受训练的国内武装特遣队。他们领导了针对纳粹的军事行动，窃取并储存武器，用以日后杀死德国军官。索里普诺的勇敢始终未曾减色，丽拉也一样。

　　在纳粹占领期间，丽拉仍然勇敢地进行各种活动，她把每个夜晚都用来秘密写作、印刷和分发抵抗出版物。学校停课后，她和印度尼西亚协会的朋友们仍然忙碌。她的同志们来自不同种族，打破了不同殖民地的界限。1943年8月，丽拉在阿姆斯特丹的Schouwburg剧院表演了一场舞蹈，这是她为抵抗运动筹款而精心准备的，她也因此成为公众焦点。为了捍卫美好的事物，尽管在纳粹占领下不断受到监视和骚扰，所有尚未入狱的印度尼西亚学生都抓住了抵抗的机会。就在演出前几个星期，印度尼西亚协会的秘书被从床上叫醒，关进了牢房。与前印度尼西亚协会秘书库尔托苏迪乔一样，他也死于达豪。尽管如此，丽拉还是在舞蹈节目《翻转的船》（Tangkuban Prahoe）里跳了舞，这改编自巽他地区的传说。伴随着现场的加美兰音乐和达朗叙述者[8]，她用舞蹈向观众讲述着一切。

　　一张照片记录了她在《翻转的船》中的表演。她的身体被从侧面打来的光束照亮，在她背后投下阴影，裸露的肩膀显出些许脆弱。她若有所思低头凝视着倾覆的船体，背景是茂密的森林。这些文化表演也是政治性的，售票所得资金都资助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照片中，她平静、放松的姿势展示了她如何扮演命途多舛的公主达延扬·松比（Dayan Sumbi），但也展示了她如何塑造另一个角色——在法西斯军队占领的殖民地首都的文化大使。

　　丽拉·索里普诺出演《翻转的船》时的照片，1943年8月摄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
图片来源：哈里·波兹（Harry Poeze）

　　丽拉从不为她的勇敢而后悔，她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演出后的几天，她得知父亲被占领印度尼西亚的日本军队公开斩首——这是对整个岛屿的警告，昭示要镇压任何不服从行为。抵抗组织的一位同志深夜从被纳粹禁止收听的广播中偷听到了这一消息。就连她的父亲，这位在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机构受过训练、能够治疗导致日本法西斯军人大量死亡的疟疾的医生，也不能幸免于日寇的报复。他的民族主义对侵略者的威胁，超过了他医疗知识的重要性。最后他身首异处，日本侵略者企图通过这种方式终止他的行动，埋葬他的理想。

　　得知父亲被害之前，丽拉跳舞和演戏。她可以投射出神话中的公主达扬·松比母亲/情人式的遗憾和悲伤，及一位印度尼西亚演员在异国他乡分享自己文化时那种纯粹的典雅。演出结束后的几天，也就是在她得知父亲惨死的噩耗后，盖世太保来抓她和布伦塞尔。她被关进荷兰菲赫特（Vught）集中营，并被指控协助地下活动。这些指控掩盖了她在法西斯分子眼中的诸多更严重的“罪行”：她的共产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立场、作为破坏分子、反法西斯宣传者、犹太人的保护者、印尼民族主义者的女儿以及人民的舞者等这些身份。最终她活了下来，法西斯主义者无法压制她的献身精神，尤其是这时她已经几乎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3、妇女吸烟的批评与争议

　　在西伯利亚铁路上，吸烟并不方便。深夜穿过乌拉尔山脉时非常冷，火车车窗上不断凝结出水雾，从蒙着灰尘的玻璃上滑下来。妇女们得迅速打开和关闭车厢的门，以防温热的呼吸和体温逸出。在更加寒冷的蒙古大草原，吸烟几乎成了一种惩罚。也许是因为寒冷，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三位法国领导人很少离开头等车厢到二等车厢跟人们交谈。她们在头等车厢的另一个同伴——捷克斯洛伐克议员安娜·荷第罗瓦（Anezka Hodinova）也没有，她很少说话，白天裹着毯子蜷缩着，专注于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西伯利亚铁路的自然条件

　　图片来源：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微信公众号

　　在旅途的几天里，来自巴黎中央办公室的两名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成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金耐特·凡尔米什（Jeannette Vermeersch）是法国议会议员，也是法国共产党有影响力的党员；贝蒂·米拉德（Betty Millard）是一名美国共产党党员，一直在巴黎工作，负责协调活动、回复国际会员的信件及编辑国际民主妇联的出版物。贝蒂批评了国际民主妇联领导人在头等车厢脱离群众的、封闭的生活。金耐特在旅行的第四天回到了二等车厢，也许是为了回应贝蒂的批评，但她没有直接说什么。她宣称：吸烟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她这样指摘着坐进二等车厢，并透过贝蒂吞吐的烟雾，列举了原因。

　　车厢里挤满了人，大家各抒己见。丽拉察觉到贝蒂冷静的目光因法国女人的指责而变得坚硬冷峻。贝蒂似乎一点也不介意坐二等车厢，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巴娅·阿劳奇切（Baya Allaouchiche）和来自蒙古的两位同志吉斯维格鲁丁·多龙玛贾娃（Jsivigruydin Dulmavshav）、塔玛拉·卡努姆（Tamara Khanum）同住一个包厢。当巴娅或塔玛拉对烟味表示反感时，贝蒂就溜进寒冷的走廊独自享受吸烟的时刻。她会泰然自若地披上那件长至脚踝的毛皮大衣，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凝视着结满冰霜的车窗。

　　在莫斯科，贝蒂的态度和友好的美国式自信并没有促成她与丽拉的友谊。贝蒂很爱笑，正如当时许多照片中记录的那样。然而，从她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种幽默背后往往带有一丝嘲讽和疏离；幽默可以成为抵御令人不舒服的谈话的盔甲。丽拉让她感到不舒服，贝蒂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了这一点。贝蒂描述丽拉“矫揉造作”、“跟火车汽笛较劲”。对丽拉来说，抵抗帝国主义，而不仅仅反对殖民，才是问题的关键。象征性地呼吁声援亚洲妇女，对于她这样经历过父亲被斩首、同志-丈夫被杀害的人来说，都只是微弱的安慰。实际行动中的团结比模糊的同情心或遗憾感更为困难。

　　帝国主义是贝蒂要承担的——北美资本、北美武器、北美军事基地、北美利润、北美对丽拉祖国所有资源的吞噬。美国作为全球帝国主义的新头目，资助荷兰殖民者及其印尼傀儡政府。丽拉的兄弟布伦塞尔曾在抵抗运动中与她并肩作战，后来他认为是美国人将他从集中营解放出来，这导致他们之间出现立场分歧，最终关系破裂。二战结束后，布伦塞尔立即加入了印尼军队，并很快晋升为日惹地区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与第一位被派往印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阿图罗·坎贝尔（Arturo Campbell）建立了合作关系。

　　这列火车还载着埃茜·罗伯逊（Essie Robeson）和艾达·杰克逊（Ada Jackson），美国著名的反种族主义运动积极分子。她们对团结有恰当而深刻的把握。埃茜的丈夫保罗·罗伯逊 （Paul Robeson）在本国和丽拉的丈夫在本国一样声名远扬（在反共圈子里也恶名昭著）。埃茜在她的会议日记和会后的新闻报导中多次重申了亚洲妇女的口号：“殖民主义已死，剩下的就是我们埋葬其尸体。”丽拉或许可以想象与埃茜一同挖掘那个坟墓，她们都对国内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行径愤怒不已，寤寐不忘。

　　另一边，贝蒂才思敏捷，常与记者奥尔加·米洛舍维奇（Olga Milosevic）一同学习俄语，在火车上呼朋引伴，谈笑风生，穿梭于车厢间，仅凭神采和逗趣便能畅通无阻。她轻松自然的魅力与丽拉的强烈意志形成鲜明对比。当金耐特开始教训贝蒂的吸烟问题时，丽拉起初抱着看戏的心态。金耐特说，男性可以吸烟，但女性不行，因为这不女性化。奥尔加可能尚未意识到这种攻击的实质，表示同意金耐特的观点：像贝蒂这样没有孩子的女性尚能吸烟，母亲则不行。奥尔加和她的同伴娜杰日达·巴菲诺娃（Nadezhda Parfenova）也在二等车厢，几乎不停歇地投入到各种交流当中。

　　金耐特洞察到了她这句话的意图，她知道奥尔加与贝蒂交好。金耐特继续说，吸烟不仅不女性化，还暴露出对男性的嫉妒，是对男性不良习惯的模仿；香烟是一种象征性的占据上风的方式，尽管只是潜意识中的。随后，娜杰日达令争论进一步升级。她说，在苏联，只有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妇女才抽烟，而工人阶级妇女没有时间抽烟。临别前，金耐特又“补了一枪”：“卡萨诺瓦是个大烟枪，生活却如此幸福，真奇怪。他的妻子很爱他。”

　　贝蒂似乎陷入了沉默，因为她的日记中没有提到任何机智的反驳。后来，奥尔加告诉她要坚定地反击。贝蒂在日记中用法语写道，金耐特是“une donne des eclairsoisements et des armament”，即“一个头脑清醒、全副武装的女人”。金耐特最后那句话，是否暗指卡萨诺瓦这个传说中的好色之徒，可能是贝蒂想要模仿却永远无法成为的人？贝蒂对同性的性吸引力可能已经被金耐特和在国际民主妇联巴黎办事处的人所知。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将在巴黎的时光描述为她一生的转折点，她在同性性爱的纯粹探索中获得了慰藉甚至快乐。她写道，在巴黎，女性与其她女性的性生活是公认的社会生活结构的一部分。

　　在火车上，为了打破尴尬的沉默，奥尔加转移了话题，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她年幼时，父亲在苏联内战中被杀害。她小时候在烟草厂工作，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她筹集了资金，让她在几年内无需工作，心无旁骛地学习。奥尔加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对她这样无家可归的孤女孩的信任和鼓励。

　　贝蒂对国际民主妇联领导层脱离群众及阶级特权的批评，次日依然令金耐特感到不快。她又回到二等车厢，带来了关于吸烟的六点想法，其中一些想法是重复的。第一，吸烟令人反感；第二，吸烟是对男性的模仿，产生变得强大的错觉；第三和第四点：吸烟是一种精神支撑物；第五，吸烟是在工作时试图不全心投入——确切地说，是“逃避斗争、自我沉醉、做白日梦”的行为。第六点想法则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提醒：晚饭后吸烟可以，就像喝杯餐后咖啡一样。

　　4、唤醒革命天真派

　　金耐特关于吸烟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的观点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贝蒂对于领导层未能在漫长寒冷的火车旅途中与更多妇女代表打成一片的批评虽然话里带刺，但并没有上升到对共同理想的背叛。对丽拉而言，这些争论太过琐碎。正如她在妇代会上的发言所揭示的，她与其他同志在是否需要绝对的战斗性来摧毁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有着更根本的分歧。两周后就是索里普诺因煽动叛乱罪被处决的一周年纪念日：1948年12月19日，他倒在印尼哈达（Hatta）政府的枪口下。据丽拉所知，她有势力的兄弟提供了监视情报，导致她丈夫被杀害。

　　帝国主义的干预镇压了印尼人民的革命——为这场革命奋斗和牺牲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而不是像她这样的中产阶级或像她丈夫一样的贵族精英。敌人是谁，自始至终一目了然，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勇于消灭它的运动。

　　1951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会议上，捷克妇联向中华妇联赠送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