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薄熙来事件及其后续

重庆和中国改革的辩证法

如果毛泽东思想是二十世纪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的支配性的意识形态，那么邓小平的两条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发展是硬道理”则 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依据。由于这条道路已经将中国由一个毛泽东领导下的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之一转变成了一个当今世界最不平等的 社会，那么也就没有多少人对中共宣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以为真了。然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亲身经历的社会主义—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是真实的，当前的宣传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也是真实的。尽管邓小平有“不要辩论”的命令即不要争论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关于中国改革道路之方向的公开和隐蔽的斗争，中共内部的矛盾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已经迫使中共的领导层一面继续高喊社会主义的口号，一面尝试调整中国的发展道路。

早在2003年，中共就修正了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推动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即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2007年10月，中共17大正式承诺 “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为把 “社会主义复兴”作为进一步资本主义再整合的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的要求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迫使领导层强化关于转变中国的GDP驱动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的主张。然而，一个由跨国资本、国内沿海出口产业、亲资本的国家官员，新自由主义的媒体和知识界领袖以及他们的中产阶层追随者所组成的强大的霸权集团继续阻止任何重新调整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质性努力。

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将薄领导下的重庆理解为一个为了追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做出了巨大努力的地方。重庆以前是四川省的省辖市，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重庆拥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在2010年，三千二百万人口中占70％）和地处西南内陆的崎岖地势，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它不仅面临着一些中国最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也显示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再整合的所有的麻烦，包括犯罪性质的经济。在2007年年底，薄被派到重庆担任市党委书记，他在2003年成为中国商务部部长之前，先在大连市后在辽宁省取得了一些地方执政经验。

重庆引以为傲的是它曾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和1937年至1946年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它变成 “红色”是因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激烈斗争中，它浸染了共产党烈士的鲜血。后来，重庆建设成了中国冷战时代的主要内陆军事工业基地之一。这培养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人阶级，他们直到2000年代中期一直站在反私有化斗争的最前沿。作为改革时期新兴的大都市，重庆肩负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发展和现代化的最重的社会负担，不仅要安置三峡大坝移民，还要照顾农民工去沿海地区打工后留在贫穷乡村里的老人和孩子。考虑到这些原因，自1997年以来，中央给了重庆更多的机会来进行整合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实验。薄，一个雄心勃勃的，有号召力的，意志坚强的，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精英中相当权力基础的“红色太子党” （他是一个革命领袖的儿子），试图以重拾中国的革命遗产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并以此为筹码回到北京谋求更高的政治职务。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地缘政治，以及个人背景的综合产生了重庆模式。4

重庆模式的基石是扩大公共部门和改善社会福利。5  正如一篇2012年8月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所说的，这是一个“利用国家政策和国家资源来增加普通民众的利益，而同时维护党和国家的作用的大胆实验。” 6具体来说，当地政府通过建立八大投资公司（作为市场化实体经营，但是以促进公平发展为目的）显著地扩大了其在经济中的作用。同样，国家投资公司，而不是私人资本，控制了毛时代留下来的1160多个国有企业的大量的“不良资产”，进行改制，使其发展成有活力的企业。因此，重庆的国有资产呈几何级数增长。重庆市采取了积极的措施缩小城乡差距，使多达322万的农村移民定居在城市中并在就业、退休金、公租房、子女教育和医疗方面拥有城市公民的权利。从2009年开始，在一项名为民生10条的举措中，重庆花了所有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来改善公共福利，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条件。

通过这些方式，重庆将中国共产党的“追求以人为本的发展”这条口号付诸实践了。事实上，这些政策并没有什么太激进的地方—如果以官方的口号来衡量的话。比如加强公共部门的举措和中国宪法承诺的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 “社会主义”体制是一致的。重庆并没有反对资本主义的进入，而是积极吸引全球资本。例如，在将重庆打造成为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的制造中心的计划中，吸引了从惠普到宏碁的许多跨国公司来重庆建立分公司。薄的领导班子甚至吸引剥削严重的IT制造商富士康将其在深圳的50万个工作岗位中的20万搬迁到重庆。7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在深圳，政府允许富士康强迫工人住在工厂提供的军队营房式宿舍里，从而与社会隔绝。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重庆提供廉价的公租房给富士康工人。这使得它能够摆脱 “全球劳动力套利”模式，将跨国资本重新嵌入置于社会之中。8同时，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重庆实施了大量的微型企业计划，以支持农村流动人口和大学毕业生在城市创业。总之，黄宗智指出，重庆模式试图找到一种方法，使国有资本、跨国公司和国内个体资本在一种混合经济中呈互补式地增长。.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