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赵月枝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教授和加拿大研究主席。她的著作有《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权力和冲突》。这篇关于薄熙来的文章发表在最新一期每月评论(美国著名左翼杂志)上。红中上两周已发布由杨文同志翻译的上半部分，现继续贴上刚翻译好的下半部分，供网友参考。再次感谢杨文同志及时且精准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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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红和重提革命
作 为铁腕的打黑运动的温和一面，“唱红”是重庆模式的沟通和文化部分。伴随着惊人的社会不平等，基本社会道德的崩溃和过度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已经被普遍 认为是邓小平改革带来的文化方面的后果。当然，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倡导社会主义的言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例如，按照1996年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决议，中共中央在2006年通过了一项决议，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然而，由于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协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运动不仅听起来很空洞，而且受到公众的讥讽。 唱红是重庆官方支持的旨在促进社会主义价值观、提高公共道德的宣传活动的简称。开始于2008年，这场运动着重于唱红歌、读经典、讲革命和振奋人心的故事、发劝勉格言短信等宣传活动。薄在这些活动中身先士卒。此外，2011年6月，他率领一个庞大的重庆文化艺术团在北京举办了七场红歌演出（这个行为现在被认为是抢了中央领导的风头）。中国共产党2011年正好在进行成立90周年的庆祝，国内有不少维护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遗产的声音，这些都给薄组织这次演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自由派媒体和知识精英们中间只要稍微提起“唱红”的活动，就会引起他们条件反射般反对 “文革复兴“的反应。温家宝正是利用这种反应来批评重庆。然而，唱红运动的内容其实范围很广。它吸收了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文学作品和名言锦句。15此外，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唱红的群众基础是不可否认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被剥夺了权利的社会群体，感受到了对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深深的怀旧。在右翼信奉的新自由主义的后社会主义丛林中“适者生存”的观念不断增长的背后，存在着对社会正义、平等和集体归属感的深刻的向往。由于生活体验的重要性和流行文化的力量，尤其是流行音乐，这种向往以自发地集体到公共场所唱革命歌曲得到了有声的表达。这样的活动，和一些受到中国革命历史的启发并表现这个历史的其他方式的基层文化活动，在薄正式利用它们以前就已经在开展了。自21世纪初，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新毛派的网站蓬勃发展，这表明在中国网络空间里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语言早已成为批判中共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的思想武器。那么，薄所做的是以一种“从群众中来，来群众中去”的典型的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方式来重新利用这个遗产。 在这里必须强调重庆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整体性。事实上，没有政府旨在改善民生（以及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成就）的全面方案，唱红就不会有任何群众物质基础。16唱红的目的不仅是获得新的主体性和文化自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让人们感到一个更好的未来是有可能的。 2011年3月1日，重庆的全国卫星电视频道CQTV（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是重庆模式下最重要的传媒体制转型。像所有中国的省级卫星电视频道一样，CQTV此前严重依赖广告收入，并且在节目导向方面过度商业化。通过停播CQTV的商业广告，以政府财政收入和重庆广播部门（它还经营其他商业频道）的内部交叉补贴相结合对CQTV进行经济支持，博的重庆领导班子旨在将CQTV变成一个“公共利益通道”和促进文化公德的关键地点。17 去商业化后的CQTV以“红色”为标志，播出了一系列节目，其中包括红歌歌唱表演，讲述革命故事，回忆革命历史，培养革命信念和介绍革命文学。该频道还做了一档名为《民生》的新闻节目，专门关注地方和国家新闻中有关倡议“以人为本的发展”的内容。重庆提倡 “红色”首先是基于中国的革命传统，但CQTV还声称“红色”应是中华民族的颜色。以这种方式， CQTV力图打造一个新的革命的全国流行文化： 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战争爆发期间，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锻造出来的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红色中国”。从广义上来说，“红色文化”不仅包括所有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还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所有文化成果。它是先进文化和进步文化的总称。18 2011年8月，CQTV推出了一档每周时事讨论节目，名叫《共同富裕公共论坛》。该节目围绕的主题是“缩小三大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档45分钟的节目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中国的政治和学术界领导人能够正视中国目前不平衡的发展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回应理论探索的需求。节目请来的论坛嘉宾是其他电视媒体上看不到的反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他们提出自己关于一个更公平和可持续的中国发展道路的设想。这档节目在中国媒体生态中产生的刺激性作用和历史意义不应被低估。 当然，这还是进展中的工作。流行的“红色”节目内容还不够多。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红色“诉求之间的矛盾还很尖锐。薄保持了对重庆媒体的严格控制， CQTV的节目有时会显示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的性质。19然而，CQTV通过倡导共同富裕—不管如何短暂—在中国长期以来被市场改革派主导的象征性宇宙中加入了一个强烈的反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具体而言，通过停止CQTV的商业广告，薄的重庆领导班子将一个媒体渠道从市场中收回，使之服务于一个新的社会文化使命。2011年12月3日在和CQTV的员工和节目专家的讨论中，薄熙来再次感到他必须向他的批评者指出，在一个表面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原则，共同富裕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在一些人眼中，‘前进’意味着向西方学习，而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被视为‘左倾’，‘退步‘。这真是奇谈怪论。”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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