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百姓对江青的认识——韩林对木雨等网友的回答

自称小百姓，绝非陈伯达式的谦虚；而是从小到老从不想比别人大一点点。戴红领巾的时候，老师叫我当小队长，我连说不行，以后，干脆不参加少先队活动；这小队长只得免职。工作后，领导叫我当小组长，我说，不干。别人迟到早退，我一声不吭；这小组长也只得换人。工作30年，评了个工程师，那时我的同学已经是高工了。快退休时，给我一张提高工的表让我填，看着这“高”字不舒服，我把表退回去了。

言归正传。2月10日，我写了《请问秋石客》；对《秋石客：历史当事人评江青》提出几个问题，主要有两点：

1、希望知道这些评价是哪里来的，怎么证明是可信的？

2、我认为这些“评价”绝大部分是反毛派编造的谣言。

我希望看到秋石客或其它人的回答；但是，没有，只有几条不着调儿的评论。我想，以后会有的。我会耐心等待。

现在，我来简单谈谈我对江青的认识过程。

因为我永远安于小百姓的地位，所以我无所求、无所畏，口无遮拦。社教时，党委书记给中层干部开会说我本质上就是反动的，我一笑置之。1967年我所在的组织两次险些被打成反革命，我对我的同志说，不用怕。通过斗争，迫使地方夺权派（他们自称造反派，可是夺权五个月后，还称被他们夺了权“走资派”为同志，而把大批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交出黑材料。清队时我是准备做“长期隐瞒地主资本家出身”的斗争对象，这我是知道的。开会时，组长严肃地点名叫我讲讲家庭情况。我忆苦思甜后，组长激动得带领大家高呼口号，会后组长向我道歉，说本来就不相信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1970年，抓“三种人”，又有人想到我，我依然是一笑置之。有个算命的对我说“皇帝乞丐在你眼里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发达。”我听了哈哈大笑说：“你算得很准，但我还是不信”。我只信真理，权威对我没多大作用。罗里啰嗦说了一大堆，是为了提醒诸位，扣帽子、以“站队”划线判断是非，对于我来说，实在太幼稚太可笑了。我对江青的认识是我自身的体会。要批驳我的人，可以向我提出的问题和我的观点猛烈开火，不必在“迷信权威”和我跟走资派的关系上浪费精力。从文革前到现在，我只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从不考虑站那个队、上哪条船。

1966年底，我在福建，在传单上看到江青接见合同工、临时工代表的消息。江青流泪了，说：“想不到解放这么多年了，还存在合同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都要转为正式工。”我大吃一惊：你是什么身份？封建社会的皇帝对国家大事还要跟大臣讨论讨论呢！你怎么能这么轻率表态？当时的漳州糖厂一年生产三个月。甘蔗收获后，农民较闲，到糖厂做工三个月，又到农忙季节。如果都改正式工，那8个月闲呆着？工资从哪里出？庄稼要不要种？这样季节性生产的还有其它如砖瓦厂等。当时我就对同事说，江青这个人如果掌了大权会把国家搞得乱糟糟。自从江青讲话后，很多地方合同工闹转正，工人闹工资。有的当权派为保自己，就给合同工转正，给工人涨工资。我回到家，我父亲说，同事们要他带头造反，他工作几十年，工资只有43元。我告诉我父亲，现在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反修防修的大事，工资的事以后解决，要劝别人不要为这事闹。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被江青扭曲了。1967年1月，人民日报、红旗发表了“反对经济主义”的社论，才刹住这股歪风。江青的表演也和有些当权派一样，为邀买人心根本不顾革命长远利益。

那时传单经常有中央首长讲话，江青给我的印象是盛气凌人。她在一次讲她组织批《海瑞罢官》的过程，说“他们不听主席的，也不听我的。”你不过是个处级干部，上海市委凭什么要听你的？这样的讲话不止一次，说这话不是她脾气不太好，而是自以为除了主席就是她大，暴露她想借主席夫人之势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

打倒四人帮后，一些文章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完全被四人帮控制。我认为，文革开始时，并没形成四人帮。江青当然想控制媒体，但是并没有完全控制。两报一刊的社论很多是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江青讲话，与两报一刊不一致之处经常出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67年7月的“文攻武卫”。

“十六条”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1966年8月，运动刚铺开，在北京就出现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武斗地主、资本家、作家、演员的“红色恐怖”。九月，《人民日报》发出《用文斗不用武斗》社论，武斗之风得以制止。以后各单位、各地区群众形成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两派间有时发生小规模武斗，一般是辩论发生冲突时几个人的拳脚相加，有的地方比较严重。196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制止武斗》。以后《人民日报》又多次发表社论，强调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强调两派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多做自我批评，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矛盾。可是，7月份，江青在河南号召群众组织“文攻武卫”。从此，全国各地开始了群众组织大武斗。当时，我住在福建省三明市。月7月13日从三明市出发到全省外调。出发前，三明两大派没有武斗，也没听说哪个单位群众组织间有武斗。以后几天在福建北部也没听说有武斗。到福州，见到江青《要文攻武卫》在福建日报整整一版。当晚，福州就发生武斗，次日向南，每到一地，都见到当地前所未有的大武斗。回到三明，听说也发生武斗。当时两派群众喊着“文攻武卫”口号游行，前面的人手执大刀长矛，迎头相遇，互不相让（我在泉州看到的也是如此，没看到他们拿大刀长矛，而是戴安全帽执锄头柄）这时突然一个老工人冲到中间，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个人一刀劈下，老工人倒在地上，双方见死了人，都撤了。

以后，这种互不相让的遭遇战，变成阵地战，为了对抗敌人，就要壮大自己，拉更多的人入伙，很显然，这样的全国大武斗使“革命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都成了空话。“誓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变成了“想方设法保卫自己的生命”双方越斗仇越大恨越深，迅速升级，至部队也加入武斗就更难以收拾。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江青！

文化大革命前，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是因为在夺取全国胜利后，忘记了共产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而是以救世主自居，认为群众只应该在他们划定的圈子里转。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嘴上说拥护，内心是反对的。江青的狂妄和越来越露骨的夺权野心，使他们对文革越来越反感。因此，毛主席去世后，他们迫不及待地捧出邓小平。对于邓小平，江青恰恰是起到 “为薮驱雀，为渊驱鱼”的作用。广大人民群众对文革本来是拥护的。由于大武斗，多数群众对毛主席在中国试行的民主从拥护、怀疑到厌倦。这也是邓小平得以顺利夺权的重要基础。这个基础是江青“文攻武卫”的结果。

（责任编辑：柳实；远航一号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