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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國革命後,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婦女能夠廣泛參與公共服務工作,社會地位一度顯著提高,更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說法。唯隨著改革開放進行,女性逐漸回到家庭的無償勞動中,而以限製女性自主發展為目的的“女德班”也應運而生。即使步入職場,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臨低薪、不穩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視等問題。中國對女性墮胎的限製並不嚴厲,但這只是因為政府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在適齡勞動力減少、高齡人口激增的狀況下,政府轉向鼓勵生育,部分地區甚至變相限製墮胎。女性的這種被貶低了的地位,致使她們在透過剝削勞工滋生暴力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更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
女權運動被打壓
2015年,“女權五姐妹”計劃在三八婦女節前舉行反對公共汽車上性騷擾的活動,但遭拘留超過30天並不斷受到警方審訊和虐待。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最終退讓,但這已說明在中國的一黨獨裁體製下,女權運動會被認為對政權帶來更大潛在威脅,因此難以像大部分國家那樣大規模公開化進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將十分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女權運動需要一個反威權主義取向,並與女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運動相聯系。除了反對中共獨裁統治,訴求言論及新聞自由,令公眾有機會了解女性真實受暴情況外,由於資本主義本身正是與父權製交織在一起、以剝削為原動力的體製,對於廣大女性也是威權主義的,我們還需反對支撐中共獨裁統治和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並提出一個團結所有受壓迫者、令全體女性能夠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社會主義願景。
新冠肺炎肆虐 疫癥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癥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癥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只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癥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癥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癥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采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癥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癥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癥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癥,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歷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遊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盡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盡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病毒燃起對中共獨裁的群情反彈
“他們在說謊,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溫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鎖的數個大城市之一。在網上發表該評論的溫州居民強調,隨著新型冠狀病毒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憤怒。
截止2月11日,已確診的感染病例超過43,000,死亡人數達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國政府聲稱,疫情將在2月的第一個星期達到高峰,而現在看來這說法完全脫離現實。海外和香港專家警告說,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來臨。許多科學家對中國官方報導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數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10倍。
該病毒攻擊呼吸系統,5周內的死亡人數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個月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現時的危機表明,中共獨裁政權完全沒有從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訓。更糟糕的是,習近平8年執政的兩大特征是專製統治的強化和“一人獨裁”為表現的極端權力集中,導致中國政府對疫情的反應更加遲鈍。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北京自己製造了一場新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深陷其中。即使這不是去年情況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機,之後在臺灣造成類似影響——都已經夠糟糕了。
這場疫情註定成為中美沖突的又一個戰場。在情況急遽惡化、進一步加劇了與美帝國主義的史無前例的大國鬥爭之時,危機已經開始削弱中國執政精英們的信心,也打擊了其先前對中共的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的堅定信任。負責挽救中共統治的“強人”習近平,現在似乎更像是觸發其衰落的人。美國評論員利明璋(Bill Bishop)說,該政權對疫情拙劣的處理手法使“習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來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危機。”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短暫進程是暴露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癱瘓和處理不當的表現之一,而掩蓋疫情的根源在於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態的保密工作”。隨後,北京下令進行嚴厲鎮壓,以展示權威,但發覺為時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機關沒有圍捕並恐嚇那些試圖警告社會危險即將來臨的人,中共本來可以很快作出反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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