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对中苏分裂的看法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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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4 11:42:59 |显示全部楼层

总体说来，在反对美国的斗争中，中朝的方针和利益还是一致的。但是，自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中朝之间的裂痕便凸显出来，并随着中国“文革”运动的开展，日益扩大。中朝之间的分歧大体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对待苏联的立场和态度上中朝两党渐行渐远。1965年3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标志国际共运的正式分裂。此后，中苏两党的斗争便愈演愈烈，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表明与苏共的组织联系彻底中断⑦。然而，朝鲜却与苏联越走越近。1964年11月赫鲁晓夫刚下台，金日成在北京与毛泽东交换看法时还说，“勃列日涅夫愣头愣脑”，对苏共领导人不能期望过高。过了一年，1965年12月，金日成就委托朝鲜驻苏大使金秉稷带话给苏联外交部，说他对苏联的经济援助非常关注，并“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他本人”⑧。1966年3月，尽管北京一再向平壤施压，试图迫使朝鲜劳动党不要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金日成还是派出了以朴成哲外相为首的代表团。苏联外长葛罗米科会见朴成哲时，表示苏联完全支持朝鲜祖国统一以及要求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立场。苏联认为朝鲜政府的立场是正确的，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⑨。接着，受苏联控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倡议1966年5月在朝鲜开会，讨论越南问题，但由于中国反对而流产，朝鲜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平壤给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去一封信(即“五月指示”)，指责中国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信中还严厉批评中国方面公开诋毁苏联对越南的援助，谴责中国将古巴称为“修正主义国家”，是为了在拉丁美洲“抢夺霸权”①。据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看法，朝鲜与苏联的关系“正在迅速发展”。通过双方在许多领域的交流规模可以看出，朝鲜与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在“持续得到改善”②。朝鲜确实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实惠。6月20日苏朝政府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苏联将在1966—1972年提供贷款、专家和技术援助，在朝鲜援建和扩建一批金属、能源、石油化工企业和项目；为满足朝鲜的愿望，苏联同意朝鲜延期14年支付所有的款项以及1966—1970年内应偿还的长期贷款，且延期偿还的贷款不再计息③。苏朝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双方分别举行庆祝会，互相“吹捧”，共谈团结和友谊④。在苏联为朝鲜国庆举办的群众大会上，苏方讲话一再表示对朝鲜支持“联合行动”的路线感到高兴，而朝方讲话则表示将永远记住苏联的“国际主义支持和援助”，并“在反帝斗争中始终同苏走在一起” ⑤ 。

中国对此自然十分反感。在1966年9月9日朝鲜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陈毅在讲话中不无用意地指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同现代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坚决揭露他们的工贼面目，决不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⑥然而，朝鲜根本无视中国的劝告。新华社编发的内部刊物报道朝鲜的外交活动时指出：1967年以来，朝鲜“外交活动的特点是进一步投靠苏修” ⑦。是年2月，在塞浦路斯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上，由于苏联的操纵，会议决定取消原定在中国召开的第五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最后导致中国宣布不再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常设书记处发生任何关系 ⑧。会前中国已经指出了苏联的企图，并宣布拒绝出席理事会，但朝鲜还是派出代表参加了塞浦路斯会议，并在会上支持和配合苏联的主张⑨。与此同时，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金一访问莫斯科，双方又签署了进一步加强朝鲜国防能力的协定 ⑩ 。据匈牙利驻朝使馆报告，此前朝鲜的军事观念主要是受中国游击战略和战术的影响，此后则引入并学习包括导弹及核武器在内的苏联军事经验和理念⑪。1968年8月苏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使用武力摧毁了“布拉格之春”。中国对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的行为，而朝鲜却默不作声，甚至在私下里对苏军的行动表示赞许，认为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⑫。中国则以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场无法公开表达观点为由，没有派代表参加朝鲜建国二十周年的庆典 ⑬。中朝之间在对待苏联的立场和态度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最戏剧性也最鲜明地表现在平壤街头：中国大使馆在屋顶竖起的标语牌写着：“反帝必反修”，而朝鲜则在其对面竖起了标语牌，上面写道：“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⑭。

其次，中国自认为是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朝鲜却处处强调独立自主，抵制北京的“指挥”，甚至借古讽今，以批判事大主义影射中国的大国主义。当时，苏联和美国通过不同渠道得到了一个相同的情报：1966年初，中国人曾劝说北朝鲜在三八线附近非军事区开辟第二战场，或在南朝鲜开展游击战，以便支持越南人民。金日成“不顾压力”拒绝了中国的建议，而是决定派遣朝鲜“志愿者”奔赴越南(一年后朝鲜排除中国的“重重阻挠”，派遣了100名飞行员参加越战)①。1966年7月20日，朝鲜劳动党给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出一道秘密指令指出：“文革”的发动表明中国已经“转向极端左倾冒险主义”，“正在尝试把他们的思想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谴责中国“依仗权势对弱小国家施加压力”，干扰别国内政②。紧接着，朝鲜便在国内广泛开展了学习金日成著作的运动，突出强调学习的目的就是“消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彻底确立主体思想”③。8月12日《劳动新闻》发表长篇编辑部文章《捍卫自主性》，文章指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党“都不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如果在国际共运中容许有世界革命中心，那就等于承认某个党的特权地位”④。两天后，《民主朝鲜报》、《平壤新闻》、《劳动者新闻》全文转载了《劳动新闻》的编辑部文章 ⑤ 。从1967年4月开始，朝鲜开始了对金日成的大规模造神运动，凡是“文革”期间中国用在毛泽东身上的词句和做法，朝鲜几乎都搬来歌颂和美化金日成。到1969年4月，与中共九大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评价对等，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也被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将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⑥。与此同时，朝鲜各种报刊纷纷刊登历史文章、照片，讲述高句丽抗击隋朝和唐朝侵略的故事，借古人之口批判“大国主义”和“事大主义”，说“事大主义者和封建大国主义者把有‘天子’的国家称为‘万乘之国’，而认为当时朝鲜是低于此的‘千乘之国’”，“把我国称为东方国家，意味着以某一国家为中心，这是错误的” ⑦。在抗日战争中，金日成也因为排除了事大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影响而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不仅领导抗日救国斗争取得了胜利，“也给邻国民族解放运动打开了新的局面” ⑧。对这个问题，保加利亚驻朝使馆做出了如下解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威胁到了金日成的地位”。为了防止对毛泽东崇拜的蔓延，朝鲜关闭了华侨学校，并警告中国使馆关闭宣传橱窗达30次之多。在中国使馆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朝鲜就在使馆附近街道施工，以防人们接近⑨。而匈牙利驻朝使馆则注意到：“此前流传甚广的毛泽东著作，现在已经从(朝鲜)这些书店的货架上消失了” 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金日成采取了抵制甚至批判的立场。“文革”运动全面开展后，朝鲜报刊连续载文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攻击他们“陷入极端的主观主义，只鼓吹暴力途径，走上愚蠢的冒险道路”，“把‘革命战争’绝对化”，“主张把‘革命’输出到别国”，“在革命力量内部制造不和”。在国内问题上，他们把“阶级斗争绝对化”，“过分忧虑‘资本主义复辟’，因而以否定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生活的提高，主张在个人消费生活中实行平均制和均衡化” ①。据古巴驻平壤大使的观察，1966年9月，北朝鲜官员在谈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越来越表现出傲慢和蔑视，政府官员甚至拿毛主席本人开玩笑，说毛泽东已经老糊涂了，医治这种病唯一的药可能就是高丽参②。苏联驻朝使馆的报告也说，朝鲜领导人将“文革”视为一种“极度疯狂的行为”，并把毛泽东称为“已经发疯的年迈老头”③。在10月5日召开的劳动党代表会议上，金日成指出，目前“国际环境非常复杂”，国际共运出现了很多问题。朝鲜劳动党“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还必须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左倾机会主义不考虑已经变化了的现实，而教条主义地重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论断，提出超革命的口号，使人们去采取极端的行动。它还使党脱离群众，分裂革命力量”。“如果左倾机会主义得到滋长”，可能“成为不亚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巨大危险”。在讲到中国的国内问题时，金日成特别指出，“怀疑和排斥知识分子，是一种宗派主义倾向。过低地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无视科学和技术的倾向”。“敌对分子不过是极少数”，所以不能“随便怀疑人” ④。尽管全篇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一个字，但矛头无疑都是指向“文革”的。在10月和11月与苏联大使的两次谈话中，金日成讲述了朝鲜劳动党开展广泛学习和宣传工作的出发点。金日成说：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大骚乱”，可能会对朝鲜产生很大影响，“使我们甚为担忧”。为了证明朝鲜劳动党所奉行的政策的正确性，并使全党毫无保留地支持党中央否定中国所谓“文化革命”的立场，“在朝鲜劳动党党员中间进行相关的解释工作已经显得十分必要”⑤。对“文革”最直截了当的评价是1966年5月与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秘密会晤时提出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金日成轻蔑地称：这“简直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议”⑥。

显然，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表明，中朝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和裂痕，由此导致双边关系降到了冰点——昔日的“血盟”兄弟终于反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