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井冈山卫士 于 2021-5-11 05:12 编辑
中国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失能在近几年表现为一个三阶段的螺旋上升。
作者:井冈山卫士
第一阶段,社会矛盾的数量和烈度增加,遍地都是火药桶,任何群众的线上和线下聚集都会演变成反资本主义或者反现政权的行动。应对一次突发事件需要的批示层级也就越高。在高级地方官僚处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中下级官僚为了不负政治责任而拖延的状况,导致事件扩大。比如三年前的老兵游行,教师进京上访,中印冲突反应迟缓都是例子。
第二阶段,资产阶级中央意识到了中下级官僚拖延会造成更大的破坏,于是授予中下级官僚更大的强硬处置的权力。这在表面上表现为近两年专政机关反应速度的提升,镇压灵敏度的增加。不过,中下级官僚和地方资本很快就根据新的放权条件达成新的权力寻租同盟,过度使用镇压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直接剥夺和压迫。这就导致基层政权合法性迅速下降。比如这两年镇压网络金融受害者,对网络言论神经过敏式的压制等。
第三阶段,资产阶级中央意识到了中下级官僚的“不规范”行政和执法,试图站在资产阶级整体立场上将其“规范化”,即部分收回原本下放给地方的基层的镇压权力。现在可能尚处在该阶段的初期,资产阶级中央也没有彻底下定决心,信号是中央官方媒体在谴责地方官僚的某些“过火”行为,如“灌南女辅警”事件和杭州动物园“瞒豹”事件等。但可以预料的是,这种收权势必会在导致新的和进一步的“怠政”。
这样,一放权就滥权,一收权就怠政,然后在更激烈的阶级矛盾,更脆弱的政权合法性,和更严酷的而非正式的镇压手段的基础上进入下一个循环。而循环本身也会因为矛盾发展而加速,造成政策变化无常,群众和“相对干净”的基层官僚无所适从的情况。这会大大削弱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同时削弱劳动人民对政权自身稳定性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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