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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反對改良主義威脅的最重要的鬥爭之一就是反對戰爭威脅。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解釋資本主義制度是如何在統治階級之間和國家之間中產生緊張局勢及戰爭。與布爾什維克一樣,她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與此同時,盡管第二國際反戰各方達成了正式協議,但改良派在批準戰爭貸款的巨大壓力下屈膝投降。經過多年的逐漸墮落,這次投降標志著第二國際的崩潰。而以羅莎·盧森堡及其戰友卡爾·李卜克內西被害為標志,社會民主黨已經徹底墮落。
十一月革命中的羅莎·盧森堡
德國革命始於1918年11月,當時基爾港水兵拒絕服從毫無意義地戰至最後一人的命令。11月9日革命震蕩柏林。羅莎·盧森堡當時被囚禁在布雷斯勞(弗羅茨瓦夫,今天屬於波蘭),第二日晚上才抵達首都。她立即利用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領導俄國工人奪權的綱領,介入在這場運動。
她要求解散議會和資產階級的所有政治機構,並將其權力移交給民主選舉產生的工兵代表大會(蘇維埃);由這些代表大會沒收富人財產、所有銀行、礦山和大型企業;這些蘇維埃從屬於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中央機構。
羅莎知道舊精英們不會將政權拱手相讓。因此,她要求解除警察和軍官的武裝,同時武裝工人階級——即是說,由新興的蘇維埃進行武裝專政來保衛革命。最後,她號召國際範圍內的革命。
另一方面,社民黨的領導層與帝國大臣們緊密合作。德國獨立社民黨(從社會民主黨分裂出來的左翼)的領導層與社民黨一起進入政府,並為國會選舉做準備。這是解除蘇維埃權力的決定性步驟。
第二日,羅莎和其他成員以由布爾什維克啟發的綱領為基礎,重建了斯巴達聯盟。斯巴達聯盟現在是作為一個明確定位的革命骨幹政黨來運作,這與之前德國獨立社民黨(USPD)內部存在的松散結構形成了對比。後來從這個組織重組並建立了德國共產黨(KPD)。這樣一個黨,在革命時期,應該能把大多數工人階級團結起來,領導他們奪權。羅莎在15年之後,得出了與列寧在1903年相同的系統性結論。
改良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在資產階級體制內工作所獲得的特權,使社民黨領導層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背道而馳,以致於1914年他們支持了德國政府的戰爭政策,而不是組織一場反對世界大戰的群眾鬥爭。然而,羅莎曾數次入獄,因為她公開反對改良主義、戰爭、君主制和資本主義。在最初的戰爭熱情逐漸消退後,她在工人階級中開始獲得巨大的威望。但在戰爭初期,她並沒有利用這一威望建立一個強大的組織,來付諸實施其革命綱領。
當社民黨領導層同資產階級和法西斯自由軍團(Freikorps)一道,用武力鎮壓1918年革命時,很明顯,群眾的自發性能夠向政權發起鬥爭,但不足以勝利。1917年10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歷經14年時間,經歷了曲折、犯錯和人事更替,才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培養了同志,使自己成為工人階級中可靠的戰士。然而,德共是在11月革命開始兩個月後才成立的,未能決定性地影響革命進程。
大多數黨員是有決心、有動力的,卻缺乏戰略戰術經驗。他們拒絕參加國民議會選舉和改良主義群眾性工會的革命工作。羅莎主張把這兩個領域的工作都用於黨的建設,但她依舊是黨內少數。正因為如此,德共無法爭取到那部分失望的德國獨立社民黨人的重要支持,並在工人間陷於孤立。在隨後的幾個月裏,成千上萬的革命者——其中包括羅莎·盧森堡——在一次又一次爆發的起義中被殺害,但這些鬥爭卻未能廣泛和協調一致地進行。後來,當德共發展到具有群眾影響力時,卻缺乏了羅莎所主張利用革命性危機領導工人階級掌權的理解。
今天,環境惡化和經濟危機使許多人清楚地認識到,正如許多新的群眾運動所表明的那樣,資本主義不會給我們帶來未來。現在的群眾運動所缺乏的是組織和領導,內化羅莎·盧森堡的鬥爭和過去許多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這些加上新興運動的鮮活經驗,是我們這個時代制定打倒資本主義的革命綱領的基礎。我們ISA的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這樣的組織。
全球稅制改革:資本主義真的在劫富濟貧嗎?
為什麽IMF、拜登、英國政府等資本主義政府和機構不約而同地開始提出加稅?他們的政策能解決資本主義下富者愈富的問題嗎?
近期,眾多資產階級政府和組織紛紛做出了加稅的決定:
英國的保守黨政府決定在未來4年將公司稅從19%上調至25%;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提議將公司稅從21%增至28%,並對年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人額外加稅,借此應付3-4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此外,新政府還希望對公司稅實行全球最低限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主張在新型冠狀病毒危機中的高收入者和公司應額外繳納稅款。
那麽這些決議會帶來多大的政治影響呢?有這樣一條評論可以說明:
“上周我看到了新聞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出警告,說不要削減公共支出和借款。這則新聞讓我感到十分困惑。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捍衛著財政穩健政策,但現在他們卻告訴工業化富國的決策者不應為新冠危機期間的過多公共債務而煩惱。他們回到了凱恩斯主義,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天如是講到……但在過去,他們的對經濟問題的處方卻是:采取財政緊縮、小政府和/或市場自由化的政策——亦即華盛頓共識。” (《金融時報》首席政治評論員菲利普·斯蒂芬斯2月19日撰文)
有趣的是,主要決定加稅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是美國、英國等在1980-1990年代掀起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國家;拜登的加稅計劃更是美國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
為什麽會這樣?
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資料,1980年全世界的公司稅率平均為40.11%;此後,各國開始意識到高公司稅率對商業投資決策的影響,並開始減稅。於是,到了2020年,全世界公司稅的平均稅率削減到了23.85%。
經合組織重申了“為富人減稅”的新自由主義主張,認為這樣就可以盤活“商業投資”。實際上,削減對富人的稅收就是在削減公共部門財政、降低工資、惡化工作條件。這是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發動的階級戰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進一步增加他們的利潤。
市場力量的“解放”從來沒有實現政客向群眾所承諾的穩定、經濟增長和美好的生活。相反,它帶來了最嚴重的貧富分化,破壞了社會福利,並加劇了現存的氣候危機。大約20年前,這個體系就已經受到了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質疑。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及隨後的經濟衰退凸顯了資本主義體系的脆弱性。金融交易中開始設立托賓稅(外匯交易稅),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這些建議都反映出資本家和政界人士也日益意識到必須采取行動。一些億萬富翁開始提倡增加稅收,甚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在提醒人們要註意不平等現象。
但當時沒有哪個政府真的去試著打破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格局。在過去的十年裏,他們削減人民的福利,又給富人以補助。這種劫貧濟富的手段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人鬥爭和群眾運動。在2019年,大規模的抗議浪潮席卷了世界,直到疫情開始才有所退潮。
各政府的這種政策轉變有以下兩個基本原因:1)在過去幾十年裏,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完全沒有能穩定經濟;2)當局害怕人民的不滿和抗議,進一步打擊資本主義及其政黨。
當然,疫情及其引發的危機帶來了一點轉折。為了避免經濟全面崩潰,許多國家進行了大規模的國家幹預。企業獲得了能夠保證其不破產的資金,甚至連工人也拿到了一些錢——特別在美國,政府試圖通過派錢給工人以維持消費。
據經合組織統計,在2020年,經合組織國家根據經濟周期調整後的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提高了5%; 公共債務總額增長相當於將近17%的GDP。 G20國家的平均債務從2019年占GDP的82.1%增加到了2021年的103.2%。
“如果沒有這些財政和貨幣措施,去年的全球經濟萎縮將是三倍。這可能是又一次大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Kristina Georgieva)表示。
稅收戰爭和避稅天堂
十多年來,經合組織國家和20國集團(G20)進行了談判,以尋求解決各國政府之間稅收競爭的全球解決方案。公司稅盡管在世界各地都有所降低,但彼此差距仍然很大——從巴巴多斯的5.5%,匈牙利的9%和愛爾蘭的12.5%,到法國的32%以及許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35%左右。當然,也有一些零稅率的國家/地區,開曼群島、澤西、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些地區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了避稅天堂。
據非政府組織“全球稅正義聯盟”估計,“各國每年因國際公司濫用稅款和私人逃稅而總共損失超過4,270億美元的稅收,大致相當於每年損失近3,400萬名護士的年薪——或每秒損失一名護士的年薪。”
2016年“巴拿馬文件”揭露的逃稅資料就披露了眾多知名大銀行和公司的逃稅行為,他們用各種左手倒右手的交易來隱藏利潤、進行逃稅;而避稅天堂向罪犯和洗錢活動敞開了大門。
長期以來,國家之間的稅收戰可謂“競相逐低”。公共部門收入的減少不可避免地有助於希望私有化的右翼政府。美國的公司稅率為35%,但特朗普和共和黨在2017年將其降至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21%。因此,拜登提議增加到28%不過是增回了降幅的一半。
在歐洲,歐盟一直是新自由主義推動私有化和去管制化的主要工具。在歐盟內部,稅收和其他競次仍在繼續。當歐盟委員會命令蘋果公司向愛爾蘭支付130億歐元的稅款時,愛爾蘭政府拒絕接受,稱蘋果已經支付了“合理金額”——對此,社會主義黨(ISA愛爾蘭)指出,大企業的低稅率與對工人執行的緊縮政策相伴而生。
拜登能做到什麽?
拜登提出的加稅措施將使國家收入增加2-2.5萬億美元。由於這是15年的首次增幅,所以實際上的每年增幅並不大;相比之下,美股市場上企業市值的總和就超過50萬億美元。
作為經合組織稅收談判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已經向135個國家政府提倡這種稅改模式。德法兩國對此積極回應,並會在夏天之前準備好最終提案。
提案會包括經合組織所稱的“兩大支柱”:1)全球公司稅最低稅率定為21%; 2)跨國公司應根據在每個國家的銷售額繳納稅款。對於更願意繼續減稅的特朗普來說,他不可能選擇後者;而拜登的提議雖然意味著谷歌或微軟在某些國家交納更多稅款,但這實際上也是一種避免的各國政府實施的不同級別的所謂數字稅的方法。
美國企業少了出於避稅原因將總部轉移到國外的理由,所以全球最低限額也將增加美國的稅收收入。因此拜登這看似“全球性”的提案中其實帶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成分;他宣布的其他新政策,例如強化國家地位、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等,也是與中國之間新冷戰的一部分。
全球稅收計劃也並非是大膽進取的計劃。這仍然會使較富裕的國家受益,亦無助於阻止全球不平等現象的加劇。在經合組織最初的全球稅收計劃中,覆蓋範圍僅為2300家公司中的不到10%。
拜登的一攬子刺激計劃,以及近期對美國經濟的樂觀預期,使拜登獲得了一些短期優勢。盡管如此,共和黨仍將將在一些議題上反對他的計劃。此外,許多國家的政府也會對全球稅率存有異議,尤其是在資本家和代表他們的政黨日益走向民族主義的時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提議盡管看起來是一大進步,但他們的施展空間也很有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僅僅建議對疫情期間產生的超額利潤征收臨時的、有限的稅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政策負責人加斯帕爾(Vitor Gaspar)表示:“疫苗接種可能是有史以來收益最高的全球投資項目”。他說,由於許多人受到危機的負面影響,對超額利潤征收“團結稅”(solidarity tax)將產生有益影響。
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正面評價財富稅和遺產稅,但他們和經合組織的提議都強調:任何支持措施和國家支出都是暫時的,勞動者不應慣於獲得國家援助。
社會主義者與征稅
高稅收經常被政治家和媒體描述成社會主義政策。我們當然讚成增加億萬富翁和大企業的征稅。但同時,我們也必須註意到加稅政策的局限性。
拜登自上而下采取了一些正面措施,例如提供額外的兒童福利等。他透過這些措施釋出信號:“總統正在解決這個問題,你們不需要進行民主組織的群眾運動”。但是資本主義下的所有措施都是臨時性的,如今,它們甚至有明確的期限:2021年9月或2021年年內。雖然拜登提議將這項福利永久化,但3月份通過的1.9萬億美元刺激法案沒有給工人以長期收益。
財團和富人不會默默接受加稅。他們將雇用上千名專家來幫助他們逃稅,並提高價格、削減工資,借此將負擔轉移到工人階級身上。
在1945-1980年間,瑞典被視為通過增加稅收和公共福利來改善工人生活的典範。但這不可能在當前再次發生了,因為稅收本身無法動搖經濟大權和所有制。資本家之所以能夠反擊,是因為社民主義依舊處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框架之內。皮凱蒂的“社會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的。
的確,溫和的加稅也能提供更便宜的住房,以及更高的養老金、教育資金、醫療資金等。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福利不可能持久。最終付出代價的仍舊是全球的普羅大眾。
政策改變不會使資本主義擺脫危機。國內外劍拔弩張的緊張局勢、沈重的債務和通貨膨脹風險都會促進資本主義的危機。
社會主義者不是加稅政客的拉拉隊。我們支持積極進行改革,同時我們也為捍衛和改進這些鬥爭的成果作準備。如果來年政客們想要取消對工人的臨時援助措施,我們將會去鬥爭阻止他們。
所以我們需要工人階級政黨,需要建立大規模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運動,為廢除資本主義、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
以加稅來鉗制亞馬遜等大型企業是不可行的,這種做法與控制私營石油公司來阻止氣候危機一樣困難。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僅僅對私有企業征稅是不夠的,事情的關鍵在於所有權問題。我們有必要將大企業國有化,並實現無產階級對企業的民主管理,並聯合世界各國的無產者,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實現經濟上的民主。
1921年喀瑯施塔得叛亂100周年——一個反布爾什維克迷思的形成
1921年3月的在喀瑯施塔得(Kronstadt)事件經常被布爾什維主義的批評者(無論是無政府主義者還是親資本主義的右翼分子)所利用,試圖證明不僅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而是早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新生蘇維埃俄國就已經殘酷地獨裁統治著工人。
1921年3月,喀瑯施塔得(當時稱為彼得格勒的聖彼得堡附近的一個要塞島)的水手夥同其他人發起叛亂,及後被布爾什維克鎮壓,托洛茨基稱之為 “悲劇性的必然結果”。許多布爾什維克的反對者預計,當蘇聯的檔案一旦解密,會有大量證據證實他們關於布爾什維克暴力的說法,但現實恰恰相反。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的一個真正的裏程碑,是1999年在俄羅斯出版的兩卷資料集《喀瑯施塔得悲劇》,其中包含了許多以前未被發現的文件。
事實顯示,實情與布爾什維克的 “左翼”批評者說法相矛盾,批評者聲稱革命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領導下墮落,而聲稱喀瑯施塔得的叛軍代表了 “真正的蘇維埃民主”。
危機的根源
俄國的十月革命是在假定其他國家會效仿的情況下進行的。然而,蘇維埃政權仍然孤立無援,而100萬強大的沙皇軍隊、白軍,在德國、日本、波蘭和英國等帝國主義勢力多達200萬軍隊的支持下,發動了一場殘酷內戰。到1920、1921年之交的冬季,紅軍取得了勝利,但國家遭到破壞,饑荒和流行病在全國肆虐,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流失了很多人口,工廠幾乎全面停產。
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權時,農民分得了土地,他們希望最終能夠用土地自行其事。由於白軍想把土地歸還給地主,廣大農民仍然熱情地與布爾什維克並肩作戰,並加入了紅軍的行列。由於大約90%的俄羅斯人口是由農民和農業工人組成的,共產黨人主要依靠城市中的產業工人和最貧窮的農民、農業工人和鄉村窮人的支持。
但是,由於工廠無法再生產足夠的工業品來支持農業,而城市又處於饑餓狀態,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期間向農民征收糧食,即所謂的 “戰時共產主義”。盡管列寧和托洛茨基很早就推動對廣大的中小地主作出更大的讓步,但由於內戰的狀況,工業產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提供給農民,以換來他們的農產品,因此讓步的政策未能實際執行。
這就釀成了緊張局勢。當反革命被擊敗後,工人國家和小農之間的沖突爆發了,1917年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等勢力正好利用了這一點。早在1918年就有罷工和農民起義,但到了1921年,全國各地都有地方農民叛亂。1920-1921年,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安東諾夫(Antonov)在坦波夫(Tambov)省率領一支農民軍隊 “綠軍”反對紅軍,要求重新實行市場經濟、恢覆議會制、並處決共產黨人及其家屬。許多農民將他們的仇恨指向 “共產黨人”,特別是 “政委”(共產黨官員)。由於布爾什維克黨在1918年將自己改名為 “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 “蘇維埃政權”等詞匯對農民來說仍是正面的字匯——它們代表了1917年分配給他們土地的黨和政權,而 “共產黨”和“政委”則代表在內戰期間沒收了他們的糧食來養活城市的勢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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