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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方面,上世紀 80 年代初,宗錦福發表了《基督教社會主義由來辨》③一文。文章簡要概述了早期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在法國、英國、德國的大致活動,並進行了簡單評價。全文的基調是批判性的。作者認為,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運動“不僅是有害的空想,而且只能起到轉移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方向,破壞社會主義運動的作用”④。
1995 年,四川大學宗教學教授田海華發表《簡論基督教社會主義》⑤一文。這篇論文站在宗教學角度,以時間為軸,對 18 世紀中葉以來法、英、德、美各個國家基督教社會主義具體代表人物的思想進行解讀,總結了各時期各地區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的不同特點。田海華教授的這篇論文時間地域跨度大,視野開闊,使筆者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發展有了宏觀的認識。
河南大學楊茂軍的《19 世紀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研究》⑥是目前國內唯一一篇與本文相關最高的碩士論文,文中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相關論述對本文的選題有著直接的啟發作用。該論文分析了 19 世紀中葉英國出現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的原因,介紹了英國早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開展的合作運動與教育活動。作者論述的重點在於英國 19 世紀中期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合作運動,對英國 19 世紀中葉之後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及其運動,尤其是活躍的社團活動,文章沒有涉及,給筆者留下了進一步的研究空間。
從上可知,國內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及其活動的探究大體上還處於初期階段,一則成果不多,二則研究深度不夠。這一方面給後續研究帶來資料匱乏的困難,另一方面也留下了巨大研究空間,需要我們進一步補充,豐富和深化已有研究成果。
四、原始文獻介紹
本文比較重要的原始文獻首先是各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發行的期刊報紙,這些報紙表達了社團活動的宗旨,有助於我們總覽這些社團的指導理論與活動領域的變化。聖馬太公會於 1893 年 11 月創刊《教會改革家》(The ChurchReformer),基督教社會聯合會於 1889 年創刊《光明》(Lux Mundi),1891 年發行季刊《經濟評論》(Economic review),1894 年詹姆斯?阿德雷(JamesAdderley)創辦《親善》(Goodwill),1887 年基督教社會主義協會接管《基督教社會主義者》(Christian socialist)報,新教會社會主義協會 1896 年創刊的《應用》(Uses)等。關於這些期刊報紙,大部分無法找到原有版本,只有曾經發表在這些刊物上的其中個別文章可以找到電子資源。目前收集到的較完整的一份輯錄是“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的官方刊物《光明》(Lux Mundi),由該社團領袖查爾斯·戈爾(Charles Gore)於 1891 年整理成冊:《光明:對道成肉身的一系列宗教研究》(Lux Mundi:A 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religionof the Incarnation①)。其中摘取了發表於 1875——1885 年的十來篇圍繞“道成肉身”神學理論的重要文章。
其次是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者們單獨出版的作品,從中可以窺探活動者們的思想主張。如菲利普·斯諾登(Philip Snowden)的《基督論》(TheChrist That Is to Be),基本代表了一般非國教派基督教社會主義的思想框架。斐洛·斯普拉格牧師(REV. Philo W. Sprague)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是什麽與為什麽》(Christian Socialism :What and Why②),考夫曼牧師(REV. M.
Kaufmann)的《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① ), 畢利斯牧師(REV.
W. D. P. Bliss)的《什麽是基督教社會主義》(What is ChristianSocialism②)介紹了不同社團內活動者對“基督教社會主義”概念的理解。另外還有大量活動者們的演講稿,部分被收錄於上述發行的期刊中,部分整理成為小冊子出版,如《自雇者的罷工》(Strikes Superseded by Self-employment),《時代的責任》(Responsibility of the age),海德拉姆收錄在費邊社小冊子中的一篇演講稿《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 ALecture③ )等。以上所提及的部分著作與小冊子時代久遠,筆者暫時無法獲取,只能在其他作者的記述中查閱一二;部分找到電子文件,作為本文直接參考依據。
此外還有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者們信件、日記的整理,如“基督教社會主義協會”成員阿爾傑農·韋斯特(Rt. Hon. Sir Algernon West)的私人日記④,“基督教社會主義聯合會”的創始人之一布魯克·福斯·韋斯特(Brooke Foss Westcott)的私人信件⑤等。
四、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文采用文獻分析方法,在查閱通史的基礎上,加以對社會主義史、教會史等著作的分析,了解 19 世紀後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產生的社會環境,進而理解、闡述社團興起的背景緣由。通過廣泛收集國內外關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的研究,結合社團公開發行的刊物等原始文獻,勾畫出 19 世紀後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主要活動,梳理社團的思想基礎,進而分析 19 世紀後期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影響與局限性,加深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認識。
(二)跨學科研究法
本文不是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簡單介紹,而是通過學習社會主義思想史、國際工人運動史、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宗教學等學科,分析社團興起的大環境,理解社團核心人物的思想與相關活動,認識社團的性質與歷史地位。因此,要研究這一課題,就必須把涉及到的各學科的知識、觀點加以綜合,同時又要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
五、本文重難點
本文的研究重點是第二章與第三章中對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發展歷程與思想基礎的介紹。19 世紀末建立起的這些社團發展歷程各異,活動側重點不同,神學基礎與社會主義思想基礎也各有異同。國教會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持續時間更長,活動範圍更廣,三個國教會社團領導人物之間交往密切,相互影響。其他新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與無教派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通過其他勞工組織也間接參與了許多社會活動,存在一定影響。對這些社團發展歷程及其活動、所持思想主張的敘述是本文的重點,也是探究這一時期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社團成就及局限性的基礎。
本文的難點在於對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神學思想的理解。不同的社團成員接受的神學教育不同,社會經歷不同,神學思想上稍有偏差,而這些思想偏差導致的意見不和對決策的制定與活動開展影響較大。由於筆者這方面知識儲備不足,對運動者們晦澀的神學思想的認識又主要來自於外文文獻,常常影響對運動的理解。
第一章 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緣起
19 世紀末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的出現不是偶然。從經濟社會層面來看,一方面,70 年代經濟危機使英國工業社會的貧困問題與失業問題日益顯著,下層民眾生活疾苦而得不到保障,引起部分教士同情。另一方面,各種新興思想的湧現與追求金錢物欲的社會風氣沖擊了教會信仰的權威,教會亟需變革以維護在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地位。從教會內部來看,首先,牧師開始關注社會救贖,尋求改變資本主義世界弊端的良方,基督教社會良心覆興。其次,19 世紀末的國教會陷入發展困境,變革需求愈大,使得國教會的社團成為 19世紀末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活動的先鋒。從歷史沿革來看,1848——1854 年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以社會主義的旗幟吸引教徒,給了 19 世紀末的教會以啟示。這樣,在 19 世紀 70 年代英國社會主義覆興的潮流下,一批激進的教會牧師在對各種社會問題、政治決策的廣泛參與中,一是出於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二是出於重振教會的需要,19 世紀末的國教會與不從國教派建立起一批基督教社會主義社團,以合作精神、基督徒的兄弟情誼為基礎,以社會主義為手段,謀求實現符合基督精神的新社會理想。
第一節 19 世紀中後期的經濟危機和信仰危機
一、19 世紀 70 年代經濟危機
19 世紀中葉,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基本完成,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業國和貿易國,機械化和工廠制度深入到新的部門。1851 年的倫敦大博覽會開啟了維多利亞大繁榮時代,英國經濟表現出巨大的活力,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都達到 19 世紀的世界最高水平。但是從 1873 年開始,英國進入經濟“大蕭條”時期,與 19 世紀前 75 年相比,英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工業霸權受到新興工業國家快速增長的挑戰。①經濟“大蕭條”使先前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表現得日益嚴重,其中失業問題與貧困問題最為突出,引起了激進的教會牧師的關注。
“大蕭條”使工人的失業率急劇上升,1879 年英國失業率高達 11.4%,1882 年下降至 3%,但 1884 年又上升至 8%,1885 年為 9%,1886 年為 10%。①70年代英國失業率一直保持較高水平的具體表現包括就業不足和通常意義上的失業(或者稱為下崗)。
臨時工人和季節工人是就業不足最嚴重的群體。臨時工人主要指碼頭搬運工,他們經常徘徊在就業與失業兩種處境。一點點微小的變化,如輪船誤期或未入港、身體問題、外來者加入、偶爾的機械搬運運用等等,就可能讓他們從一個就業者變成失業者。這部分群體幾乎一半時間處在失業狀態。其他種類臨時工人的情況也大抵相似。如一些城市的車夫時常食不果腹、冶金工業的臨時工時常處於半失業狀態。眾多的季節工人是另一個就業不足的主要群體。季節工主要指那些工作與季節有著密切關系的工種,如建築業及其附屬產業的相關工種的石匠、制磚工、鋸木工、油漆工和裝飾工等。他們的工作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大多數工人的一年中有一段時間會因停業而失業。
通常意義上的失業(或者稱為下崗)具有多種形式。隨著工業革命的日益發展,生產技術獲得了長足的進步,技術的進步導致兩個極端的要求:一是勞動者必須具備較高的文化和技術水平;二是原來許多僅僅普通工人就能夠滿足生產需要的行業紛紛減少用工需求。這種技術進步造成的失業被稱為“技術性失業”。技術性失業在航運業、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行業工人群體、重工業領域的造船、冶鐵和煉鋼等部門較為明顯。盡管 1870—1914 年英國產業結構開始變化,但是這種初步的變化還是對英國的就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形成了“結構性失業”。
總之,當時英國失業率高、失業範圍廣、失業人數多且影響大。
1870-1914 年的英國在面臨嚴重的失業問題的同時,還面臨著同樣嚴峻的貧困問題。這一時期幾次貧困問題調查反映了貧困的程度和範圍。查理斯·布斯於 1889-1903 年期間調查倫敦東區貧困問題並發表了長達 13 卷的著名調查報告《倫敦人的生活和勞動》。在這一調查中,布斯以每周 18-21 先令作為一對夫婦三個子女之家的貧困標準,將倫敦東區的人口分為八類並進行數據統計。最終得出的結果是,倫敦東區大約 30.7%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狀態。布斯在調查報告中這樣記述,“他們的生活是一種奴隸般的生活。極端的貧困,食物極其粗糙,沒有任何穩定的職業,也難以創造任何財富。作為個人,他們無法改變這種現實”①。一石激起千重浪,布斯的報告使許多關於地區貧困問題的社會調查相繼出現。如 1899 年希伯姆·朗特里(B. Seebohm Rowntree)的約克城貧困調查,他以類似於布斯的調查標準展開,最後調查結果與布斯的調查結果大致相同。20 世紀初,按照朗里特制定的貧困標準,鮑利與其助手對沃靈頓、雷丁、北安普頓、博爾敦和斯坦利等五個城市進行了貧困問題調查。以此為據,鮑利得出結論:這五個城市中處於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為 32%左右,工人階級人口中的 16%生活在根本貧困狀態。②
希伯姆·朗特里曾對約克城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進行了如下的描述:“這種貧困的狀態意味著僅能維持生存。意味著一個家庭完全不可能花錢乘車,不可能買報紙或聽音樂會,不可能給在外的孩子寫信,不可能對教堂施以捐助,不可能給鄰居提供任何金錢方面的救助,不能存錢,不能參加友誼會、俱樂部和工會,不可能給孩子買玩具,父親不能喝酒抽煙,母親不能給自己的孩子買衣服。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什麽都不能買,所買的必需品也一定是最普通最便宜的。如果一個孩子生病,只能請教區醫生,就算死了,也只能由教區來掩埋。
家中的主要掙錢者一天也不能沒有工作。如果上述任何一項發生變化,額外的支出只能通過限制食品支出來補償,換句話說,通過犧牲全家人的健康來補償。”③
貧困問題與失業問題引起了部分有良知的教會牧師對窮人的同情與對現有的過度強調競爭、追逐利益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譴責。教會社會主義聯盟創始人之一保羅·布爾(Paul Bull,1864-1942)牧師斷言,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是在可怕地浪費生命。在利茲,在一個可憐的小房間里,一位年邁的母親和一個年長的女兒每天工作 14 個小時,每小時的工資是……存下足夠的錢來埋葬第一個死去的人!這就是虛假的政治經濟給我們帶來的後果!貪欲之神已經形成了一套經濟學體系,它把金錢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把利潤看得比情誼更重要。
聖馬太公會創始人斯圖爾特·達克沃斯·海德拉姆(Stewart DuckworthHeadlam)寫道,教會的紀律應該針對教會中真正的混亂;這些混亂是社會的和工業的,而不是教會儀式。不管我在空中畫十字,還是在聖壇上親吻,與倫敦教區和坎特伯雷省的許多孩子沒有幹凈的床睡覺相比,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此多的人失業,如此多的人工作過度,如此多的人薪水過低。①在對貧困問題與失業問題的關注中,許多類似於保羅·布爾、海德拉姆這樣激進的教會牧師開始“重新考慮那些具有如此災難性和可怕後果的經濟原則和方法”②,探索拯救貧苦民眾的治世良策。
二、社會轉型導致的信仰危機
從 19 世紀 20 年代後期到 40 年代,工業革命的影響已經從經濟領域深入到了思想文化領域,整個社會的各個組成因素都在不斷變革。雖然宗教仍然在人們的頭腦中占主要位置,但是一種潛在的信仰危機卻讓越來越多的教會人士感到擔憂。
此時英國社會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方面都表現出了明顯的現代化趨勢,諸如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信仰多元化等都一一顯現出來。思想觀念的激烈變革使得整個社會充滿了困惑、茫然和焦慮,一種“不安和似是而非的氣氛困擾著當時許多出色的年輕人,數百年來被確信為真理的內容卻重新成為討論的話題。”③人們的傳統思想受到了工業革命帶來的各種自由主義、理性主義的沖擊。現實物質利益成為人們追逐的目標,精神信仰的虔誠追求已然被拋棄。這種浮躁的思想給英國宗教帶來了巨大的危機。“我們生活在一個新奇的時代”,約翰·亨利·紐曼在 1829 年 3 月寫給他母親的信中說,“人類從古至今一直是依賴別人的,特別是依靠教士來得到信仰真理;而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①
19 世紀的信仰危機不僅表現在世俗思想對傳統宗教思想的沖擊,也表現在經濟快速發展下道德水準和社會風氣的墮落。盡管追逐財富的商業精神歷來有之,但進入 19 世紀後,這種追逐金錢物欲的毒素漫布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道德缺失,對金錢的貪欲與濫用成為普遍現象,市儈價值觀成為社會的主導精神。這種風氣受到了激進的教會人士的詬病和指責。基督教社會聯合會神學思想的指導著作《盧克希·沐恩迪:關於化身宗教的一系列研究》(Lux Mundi:Aseries of studies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carnation)中指出,“財富的累積本身根本不是一件好事。貧窮和富有都不能使人變得更好。財產是次要的——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著作中認為,“人間天國(Kingdom ofHeaven)的兩大聖禮是平等和博愛。在那個王國里,沒有關於如何對待墮落的大眾,以及各種各樣的躲避和誘惑(指貪欲之神瑪門)之類的無休止的討論。”②
上教堂的人數占總人口數比例的降低也反映了 19 世紀宗教信仰的危機。這一現象從 18 世紀晚期開始,盡管在 19 世紀 30 年代以後有過短暫的宗教覆興運動,但 19 世紀中期開始上教堂的人數所占比仍然在降低。以倫敦的蘭貝斯地區為例,去教堂做禮拜的人數變化明顯。上教堂的人數占該地區總人數的比例從1851 年的 17.2%下降到 1886—1888 年的 11.7%,1902 年下降到 8.7%。據霍勒斯·曼估計,伯明翰、利物浦、曼徹斯特、設菲爾德和紐卡斯爾等城市不到1/10 的人上教堂。工人階級的變化更為明顯。1851 年的調查顯示,倫敦東部和南部的教堂出席率全國最低,在工人階級聚集的區域,不到 1/5 的人上教堂。③對虔誠的基督教徒而言,教堂是神聖的地方,也是做禮拜的重要場所。教堂的低出席率無疑反映了 19 世紀中期以後民眾宗教熱情的衰退,宗教信仰危機已經十分普遍。以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吉米·阿德雷(Jimmy Adderley)在《基督與社會改革》中呼籲的“把工人們爭取到基督教中而使基督教成為一種社會宗教”為代表,這一時期部分教士希望尋求變革,以吸引更多的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重回教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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