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资本主义?
在第一步中,未明子的所有设想都建立在这样一个论断的基础之上:当代中国依然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党驾驭资本(起源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套模式所保证的。这一论断暗含的推论便是:要实现真正的、消除资本影响的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依托体制内健康力量的社会改良。 这一论断及其推论是完全错误的! 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经济政策为特色政权辩护,只不过是极端缺乏思想的表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共13大提出的一套庸俗理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大力推动市场化改革,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复辟和剥削再生;另一方面又要在形式上坚持马列毛主义旗帜,从而不允许资本和剥削存在。面对这种矛盾和尴尬的局面,赵紫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它将资本复辟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剥削和雇佣劳动的再生,资产阶级的出现,劳动群众的反抗)都囊括到初级阶段框架里面,将消灭资本、消除剥削和压迫的任务推到了遥远的未来。正因为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宣告所有矛盾都不存在或者无关紧要,这套庸俗理论也就无法解决任何矛盾。以至于它刚一问世,群众就自发地讽刺:“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在经历了4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之后,统治阶级已经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定义为共产党的领导,不再宣称消除剥削和消灭资本。因此,官方不再需要拿初级阶段维护政权的合法性了,现在也很少提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套几乎被特色政权抛弃的庸俗理论,却被熟读哲学并掌握了资产阶级高阶意识形态的未明子捡起来,如获至宝,以此来论证当代的社会主义性质,岂不是很滑稽的吗? 至于新经济政策和党驾驭资本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它只是苏俄在特殊时期采用的一套保卫社会主义的策略。1921年,经历了三年内战的苏俄千疮百孔,由于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小生产,再加上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小资产阶级发起了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反抗。为了维护新生政权,列宁力主推行新经济政策,在保证无产阶级掌权的大前提下,允许粮食流通,允许资本家租让和租借并获得利润。这一整套策略的主要依据是国家资本主义比小生产更加进步,苏维埃政权需要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资本主义战胜小生产,并尽快使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向社会主义过渡。先锋队驾驭资本,只是这一政策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战胜小生产,才是这一政策的内核。如果说,在80年代小生产势力很强大的情况下,中共利用新经济政策来掩盖资本复辟,还能迷惑和欺骗群众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展、小生产已经被垄断资本排挤到边缘位置的新时代,在国家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成熟,从而必须用社会主义来取代它的时期,还继续宣扬国家资本主义,宣扬党驾驭资本,宣扬适用于小生产占优势这一特殊时期的策略,那就是一种极端的反动了。 判定社会性质的依据,是这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绝不是执政党本身的自我吹嘘和标榜。要正确认识中特的性质,我们需要回答三个问题;1)生产关系:当代中国社会是否由市场经济和资本增殖的逻辑所主导?2)阶级关系: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哪个?工人阶级是否当家作主?3)政权性质:执政党本身是否代表工人阶级? 经历了改开以来40多年的发展,市场经济逐步扩展到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农业、工业到服务业,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从最繁华的城市到最偏僻的农村,都卷入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关系中。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一样,劳动力也完全被商品化:90年代的国企改制使数千万老工人被抛向劳动力市场,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和市场对小农经济的渗透,逼迫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打工。依托庞大而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依靠对数亿劳动者的残酷剥削,中国的资本从无到有,迅速壮大。资本增殖不仅主导着私人企业,也支配着国企的生产运行。尽管不如私企那样对利润率如此敏感,国企运行的主要目标同样是利润和保值增值。国有资本一方面通过剥削国企职工获取剩余价值(直接剥削),另一方面通过其在关键性行业的垄断地位从私企中分割剩余价值(间接剥削私企工人),从而实现快速的资本增殖。一句话,当代中国社会,是完全由市场经济和资本增殖逻辑所主导的。 在资本复兴壮大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也从无到有再生出来。在特色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两大集团: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产阶级。他们主导了生产过程,支配着主要社会财富的分配,控制着整个国家机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以执政党的名义掌握国有资本,凭借等级的高低决定其国有资本支配权和剩余价值分割权。私人垄断资本家通过直接压榨工人而完成资本积累,攫取大量财富。两者虽有矛盾,但在剥削工人、实现资本职能的过程中是联手行动的。与资产阶级的壮大相反,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中却丧失了昔日的主人翁地位。他们失去了生产中的决策权、监督权,市场化的教育和医疗使得劳动群众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高房价压得多数人喘不过气来,而工人工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当无产阶级自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反抗资本剥削时,却往往遭受到两大资本集团的联手打压。以近期的富士康工人斗争为例,不仅富士康资方无视工人的诉求,连郑州市政府也出动军警,用辣椒水和高压水枪镇压工人。只有闭眼不看现实的人才会以为,这样的工人是社会的主人。在特色中国,无产阶级根本不是什么统治阶级,而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 改开以来的中共发展史,乃是一部从无产阶级先锋队蜕化为资产阶级先锋队的历史。经过了“三个代表”的演变,党逐步成为官僚集团和私人资本利益的总代表。近1亿党员中,工农比例降到了历史性的低点,而在这些所谓的工农党员中,多数又是工头或者农村干部,他们无法真正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远高于工农群众,他们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影响中共的政策制定。党内部的官僚们,虽然总是把人民挂在嘴边,但他们早已脱离群众,和群众站在了对立面。执政党制定政策的核心出发点,是促进经济发展(资本增殖)和维护社会稳定(维持现存的统治秩序)。官僚们以受贿、经商等方式攫取剩余价值,他们和私人资本勾肩搭背。当工人罢工争取经济利益的时候,当退伍士兵集会争取经济保障的时候,当市民游行抗议防疫政策的时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来自执政党所掌握国家机器的直接威胁。这样一个政权,既不为工人阶级所掌握,也不为工人阶级所服务,它服务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本。 因此,如果抛弃抽象的哲学胡话和官方的庸俗宣传,马列毛主义者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出发,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当代中国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私人垄断资本共同统治的社会,是无产阶级受到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从这个结论中必然得出的推论是:为了实现劳动群众解放,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国家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