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教文卫等单位的文革,结束于1972年。以“三支两军”的结束为标志,解放军对科教文卫等单位的“军管、军训”全面撤出,意味着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失败。即使有知识分子把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当作迫害,满打满算也不过六年。何况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时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也随单位去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期间还与普通服务员发生恋情。最近常有领导人逝世、及其纪念活动的文告中,有“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的表述,也将“五七干校”作为一条事实。群众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们每被迫害一次职务便升高一次?世界上有这样美妙的迫害吗?事实上,中共的十大以后,重要新闻的通稿中都已经把“坐在毛主席左边的是……坐在毛主席右边的是……”作为一种标准语态。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文革已经结束,中共高层已经默认分歧,要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胜利了。 在中共的核心领导层,文革结束于著名的1976年。这次结束的标志是个模糊概念:“粉碎四人帮”。从已披露的资料看,控诉者津津乐道的价值观统统没有,既不讲宪政民主,也不讲程序正义。最终给“四人帮”定的罪名是,迫害毛主席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控诉者的意图似乎是要捍卫毛泽东和文革的,但却真正结束了文革。 以上使用的资料都是政府公开发布,上网可以随便查阅的,相信韩少功不会不知道。那么韩少功为什么还要提出“为何结束”呢?因为他想反证结束的必然性、合理性。他指出了思想政治层面的两条原因,一是新思潮的诞生,二是旧营垒的恢复。他是想说,民意如此,官意也如此,以证明自己与主流宣传大体一致,口径不同而已。反极权,是他的理念内核。他说,“彻底否定‘文革’,是多年来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观念,自有不算恩怨细账和调整全局战略的好处。换句话说,这种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那么再怎样‘彻底’也许都不为过。即使当事人有点情绪化,也属于人之常情”。他认为,只要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就可以准确有力地批判文革了。问题在于,他说的新思潮不过是100多年前的启蒙旧货,他说的旧营垒也正是文革的政策之一(团结两个95%),而他忽略掉的恰恰是真实的历史过程,如此反思怎么能说服人? “宜粗不宜细”,“不争论”,只能说明是理论的失败,是不敢争论。这也是当下一些权贵精英害怕文革再来的真正原因。因为导致文革发生的那些历史条件,当时仅仅是个苗头,还局限在上层的思想争论中,包括笔者在内的普通民众还看不清楚,今天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关于文革的研究,官方“宜粗不宜细”的政策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因为细了,每一阶段的是非曲直旁观者不难分辨。比如:文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运动初期为什么要向大中专学校派工作组?为什么要对知识分子大规模批判?红卫兵的暴力行为究竟发生在哪些人身上?这些工作组究竟在全国抓了多少小反革命小右派?学生为什么要造反?“动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文革结束时为什么要单独给“联动”平反却否定红卫兵的整体?这些疑问实际上是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它的答案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不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贯穿文革全过程的一条主线,每一阶段发生的故事都与这条主线相关。今天围绕文革发生的争论、围绕改革发生的争论依然与此相关:即中国要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文革研究的话语权争夺也同样与此相关:中国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些问题的争论放在世界历史的大逻辑中就看得更加清楚: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避免国家灭亡的继续;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冷战的继续;是国际资本侵略殖民瓜分世界的继续;是文明或野蛮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继续;是普通老百姓两种命运前途选择的继续。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是个世界性命题,毛泽东思想是全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