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斗争蔓延到中国
傀儡港府就算陷入重重危机(例如2014年梁振英政权曾短暂地濒临崩溃),都有中共这个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后盾,这是现在香港群众感到沮丧的真正原因。
数百万示威者以及在网络论坛上热烈交流动员方法的数万年轻人越来越不知所措:这场斗争怎样才能赢?运动似乎用尽了所有方法。但是由于中共的存在,这场斗争是不对等的。
社会主义行动(CWI香港)一直解释说,香港群众要想赢得真正的民主权利、打败政府的亲富豪政策,必须将斗争蔓延到中国,与中国日渐高涨的群众怒火(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怒火)连接起来。中国拥有5亿工人,而且近年来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愈发增多,他们让习近平和独裁政权真正感到害怕。
今天香港群众斗争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打破孤立于一城的局面、点燃全中国乃至更广阔的群众运动,从而和独裁政权“公平决斗”。如果香港的示威者开始打出口号、呼吁中国群加入对抗独裁政权的斗争,也很可能会掀起内地群众的巨大响应,对中共政权造成更大压力。
中港都面临着威权统治、警察镇压、持续已久而且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负担住房、年轻人没有前途的工作、富豪专政,而且中国的情况往往更加严重。
没有领导的运动
在本文撰稿之时,中共无疑正努力让跛脚港府和建制派装出镇静的样子,把握住立法会冲击事件这个“好机会”,反击群众运动。有报导称,负责香港事务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韩正本周再次到达深圳,对林郑做指示。首先政府会发动暴风般的舆论攻势,大力“谴责”冲击立法会的“极端激进暴力分子”。警方正从6月12日之后的守势中恢复过来再度进攻,根据媒体和监控镜头拍摄的照片搜捕七一进入立法会的年轻示威者,而且会在未来的抗议中更强力镇压。
群众运动需要采取新方法来应对挑战。年轻人没有领导的、去中心化的自发行动目前已经取得很多成果。 在一些斗争中,群众的自发性和创意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但一般来说,过去的所有群众斗争,无论成败,都表明,自发行动有其局限性。特别是在斗争一开始,自发性能够发挥有力作用,但是当运动变得更加复杂时,当我们的敌人开始改变战略时,胜利的关键在于组织和清晰的斗争战略及纲领。
近几年“组织”被视为过时的想法,群众斗争中存在反组织的情绪,其原因很复杂。社会主义者已在其他文章里分析过这一问题。但是在今天的香港,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斗争必须要有组织,必须要有平台让抗争者有组织地、民主地讨论如何前进。
香港眼下的斗争(尤其是年轻人)“没有领导”,起初并不是有意识的选择。同时,的确许多年轻示威者认为“没有领导”是进行运动的好方法(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过去4年的镇压有至少48宗政治检控,数百名抗议者被告,超过100名抗议者被判入狱,而且较激进的泛民政党和非建制派团体受打击最为严重。
相关阅读:香港:警察暴力震怒群众➳对政府不利的情况是,现在他们没有可控制运动的谈判对象,无法通过迫使领导妥协,以瓦解群众运动。就算刚好出狱黄之峰尽管备受媒体瞩目,但在运动中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需要怎样的斗争?
运动在无意识中出现一种“分工”。民阵发起了69、616和71游行,做了大部分联络媒体的工作;网络群组里的年轻人则提出和动员激进抗议,以及和当局直接对抗。
这种“分工”存在很多问题。它的出现是由于现实群众组织薄弱(这是香港民主斗争长期以来的特点)。一般来说,在世界各地,群众组织程度和当地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例如工会)的传统实力直接相关,正如近几年大多数国家的工人组织都受到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打击。香港工会和工人组织的规模很小,严重影响到当前的斗争。
民阵和泛民政客公开说自己不想领导更具战斗性的青年的行动,也不想为之负责,只是向他们提供支持。这也反映出泛民“领导”和政党的权威已经减弱,尤其是在伞运无果而终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打压之后。民阵发起的616游行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但在那之后,民阵尽管完全认同运动需要升级,但也承认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做。
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国家机器的面前,展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创造力和勇气。但他们经常认为组织大型游行不属自己的范畴,所以最好把后者留给民阵和泛民去做,这就是所谓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确,许多年轻示威者认为游行没那么重要,因为接连的大规模游行也未能打败政府、实现民主变革。年轻人并没太大兴趣组织政治团体,反映出无意识的行动主义及无政府主义。
泛民和年轻人都不想将双方的活动凝聚成一个更有力且更有组织的整体。不幸的是,尽管许多年轻示威者视去中心化为优势,但去中心可能导致运动零碎化,甚至可能在某一阶段造成严重分裂,因此会越来越妨碍运动前进。简单来说,运动需要领导。
我们不是指像伞运时那样自上而下强加的领导。年轻人有理由去厌恶泛民政客和民阵,因为泛民没有民主、开放的架构。但现在群众运动需要的是真正战斗性的领导,而这样的领导需要通过组织基层活动者、自下而上民主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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