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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燃起對中共獨裁的群情反彈
“他們在說謊,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溫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鎖的數個大城市之一。在網上發表該評論的溫州居民強調,隨著新型冠狀病毒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憤怒。
截止2月11日,已確診的感染病例超過43,000,死亡人數達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國政府聲稱,疫情將在2月的第一個星期達到高峰,而現在看來這說法完全脫離現實。海外和香港專家警告說,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來臨。許多科學家對中國官方報導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數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10倍。
該病毒攻擊呼吸系統,5周內的死亡人數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個月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現時的危機表明,中共獨裁政權完全沒有從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訓。更糟糕的是,習近平8年執政的兩大特征是專製統治的強化和“一人獨裁”為表現的極端權力集中,導致中國政府對疫情的反應更加遲鈍。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北京自己製造了一場新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深陷其中。即使這不是去年情況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機,之後在臺灣造成類似影響——都已經夠糟糕了。
這場疫情註定成為中美沖突的又一個戰場。在情況急遽惡化、進一步加劇了與美帝國主義的史無前例的大國鬥爭之時,危機已經開始削弱中國執政精英們的信心,也打擊了其先前對中共的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的堅定信任。負責挽救中共統治的“強人”習近平,現在似乎更像是觸發其衰落的人。美國評論員利明璋(Bill Bishop)說,該政權對疫情拙劣的處理手法使“習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來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危機。”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短暫進程是暴露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癱瘓和處理不當的表現之一,而掩蓋疫情的根源在於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態的保密工作”。隨後,北京下令進行嚴厲鎮壓,以展示權威,但發覺為時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機關沒有圍捕並恐嚇那些試圖警告社會危險即將來臨的人,中共本來可以很快作出反應。
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
結果是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化為一體。自1月23日春節前夕,中共政權實施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封關,有6000多萬人——相當於整個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鎖的城市中。全國各地居於城市的數千萬居民被關在家中,受到嚴格限製,每天只允許一名家庭成員外出購買必需品。
被隔離的城市,如武漢(疫情發源地),已經猶如戰時狀態,居民遭受嚴重的苦難,醫療用品嚴重短缺,在資金不足且不堪重負的醫院外大排長隊。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鬥將這種情況描述為“世界末日”,並將檢疫條件與60年前的大饑荒作比較。
隨著工廠和辦公室陷入停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放無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延長了10天,在某些地區甚至更長。由於學校被迫停課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師也將領不到薪水。
全新檢疫規則和旅行限製遍及全國,來自內陸省份的數百萬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撓。一段在網上瘋傳的影片顯示,一對分別是貴州人及重慶人的夫婦,在車中被困在連接貴州省和重慶市的一座橋上,因為兩地政府中斷兩地交通,使他們不能去對方的城市。
有千萬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臨歧視甚至迫害。正如《紐約時報》袁莉報導指出:“在努力控製疫情蔓延的時候,地方政府顯示出他們更善於裝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尋找解決方案。許多政府想方設法追蹤甚至驅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懲罰或迫害他們可能會迫使這些工人躲藏起來,使抗擊疫情變得更加困難。
人權觀察稱,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強硬措施“過於激烈”。中國大部分地區已停止運轉。這給中國的國家體製帶來了新的壓力,不同地區實施自己的隔離措施並相互爭吵,而沒有協調緊急資源。
雲南省大理市截獲了一批運往重慶的口罩,引發了兩地政府之間的爭端。官方媒體還報導說,青島海關人員扣押了從韓國前往沈陽市途中的醫療用品。青島當局聲稱這是對沈陽官員的報復,因為他們沒收了一批運往青島的物資。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厭恨和憤怒。
“人禍”
“這就是一場人禍”,社交媒體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總結了疫情。盡管網路審查員在全力刪除這些內容,但這種對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內部政府報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襲來”。
2月6日,“散播謠言者”、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緒再上達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強迫簽署訓誡書,說他警告同事有類似SARS的新型病毒,發布“不實言論”,使其他武漢醫務人員噤聲。
遭訓誡的武漢“散播謠言者”都是試圖發出警告的醫療專業人員。消息傳出後,事件在社交媒體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時已感染了冠狀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溫和的態度對待他,並允許他接受媒體采訪。最高人民法院甚至聲稱李文亮不應受處罰。他去世後,北京從國家監察委員會派出了一個小組,對負責處罰李文亮和其他醫生的武漢官員進行調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對他的離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這些舉動是試圖遏製和平息群眾不滿,將責任向下推向武漢官員,為將來進一步審查和迫害“散播謠言者”做準備。去年習近平政權在香港的任何戰術上的讓步,並不表明路線改變,而只是試圖爭取時間以繼續強硬的威權統治。
在接受《財新網》的最後一次采訪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溫和的批評:“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份幹預。”這句話現在從墳墓中回響,纏擾著習近平政權。
至於由國家控製的媒體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後再否認,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個不太聰明的掩蓋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龐大的宣傳和審查機器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準備編造不實消息。
這則新聞在網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憤怒情緒。數以百萬計的人分享了有關李文亮的帖子,還有數以千萬計“我要言論自由”的標簽,在遭審查之前就獲得數千萬閱讀量。對於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還有,有網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陸的“五大訴求”在微博上廣為傳播。
這些事件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打擊可能遠遠超過SARS疫情的影響。2003年,中國GDP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國GDP成長便占全球GDP成長逾30%,對全球增長起決定性作用。在特別考慮到全球經濟的脆弱之時,並不難設想疫情成為全球陷入衰退的轉捩點。
至於本來已陷入衰退的汽車業更遭遇重創。由於缺乏中國供應商的零部件,現代汽車在韓國的所有汽車廠都關閉了。如果中國的問題持續下去,歐洲汽車製造商將面臨類似的壓力。中國的汽車廠和其他主要行業目前長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時恢復正常生產。
但是問題更加嚴重。疫情如果持續的話,恐將刺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並可能引發銀行業崩潰。作為中國第五大城市武漢,在過去的兩年中,這座城市的房價翻了兩番,是不可持續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錢人被嚇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亂跑。”一位駐北京的房地產經紀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說:“沒人上班。建築工地都封閉了??影響肯定不小。”
武漢:災難時間線
在危機的最初幾個關鍵周,武漢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錯誤。他們逮捕舉報人並令他們噤聲,包括試圖警告潛在疫情的醫護人員李文亮,甚至向前線醫護人員隱瞞風險。現在大量醫務人員已被感染,單單武漢其中一家醫院就有40名受感染員工,也成為公眾憤怒的另一個原因。
據估計,在1月1日至20日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前往中國其他地區,卻不知道自己可能帶菌者,也沒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預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眾聚會等。
1月18日,就在該市被完全封鎖並禁止所有外出旅遊的前幾天,武漢官員在百步亭社區舉辦了40,000戶家庭的宴會。如今,百步亭擁有13萬居民的數十棟樓上貼有“發熱門棟”的紅色官方告示。《財新網》引述當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們的房屋被認定為“發熱門棟”,政府官員仍未告知他們應采取什麽預防措施。
聯合國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2月31日從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官員獲悉,武漢爆發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後,該病毒被命名為2019-nCov。這個時間線暗示,在武漢政府錯誤背後是中央政府行動的遲緩。面對大量對中共獨裁政權犯錯的証據,世衛還是贊揚其處理疫情的表現,甚至稱贊“中國的體製”和習近平“卓越的領導力”。在中共在國內遭遇巨大反對聲音之時,日內瓦的少數官僚的討好式支持是一個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蕩
北京現在正處於嚴峻的止損階段,試圖保護“習帝”的形象,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武漢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認當前形勢是“對中國製度和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中共利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公關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維穩”措施,以創紀錄的速度建造醫院,並宣布了與新冠病毒展開“人民戰爭”。盡管武漢市新建了兩家醫院,政府表示相當於增加13,000張床位,但這仍然不夠。據獨立機構估計,武漢市擁有多達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億元人民幣的緊急資金抗擊疫情。但在同一周,它為銀行業和股票市場註入了1.2萬億元人民幣,避免市場崩潰。兩者之差反映出中國統治者真正效忠於哪個階級。
情況會如何演變?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時報》認為:“如果新冠病毒無法在未來數周內迅速獲得控製,整個事件可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香港:切爾諾貝爾,臺灣:車諾比)時刻:獨裁者的謊言和荒謬暴露無遺。”
許多中國網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將其與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進行比較。這場核事故是破壞了蘇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基礎的一個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將李文亮與自焚的水果販子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進行了比較,認為現今中國與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處,而後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觸發因素。
顯然,中共政權已進入1980年代後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3月兩會現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異見者在自編自導的會議上發聲。
由於對習近平的領導的分歧不斷加劇,幾乎肯定會重新燃起中共和執政精英的內部權鬥。這最終來說也是社會基層中的憤怒情緒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內未得到遏製,並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則可能引發新的危機,並可以帶來新一場更大的危機,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後果。
馬克思主義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中國支持者的任務,是幫助工人階級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階層做好政治準備。中國的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喚起建設一種替代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真正民主的工人階級出路的迫切需要。
新冠肺炎:對抗疫癥大流行是階級問題
全球資本主義正眼看著股市崩盤,數以兆計的美元在過去5天蒸發,許多交易眼睜睜看著2020年來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實體經濟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旅遊業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計將損失300億美元,但這只是冰山一角,這是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重大的疫癥大流行,將加強當前的去全球化趨勢。
習近平說,這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他的政權對這整件事處理得一團糟,卻還被資本主義世界擁護獨裁製的評論員稱贊為“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共將無法從這次打擊恢復威信,但中國革命危機的進程卻可能由此展開迂回復雜的道路。
目前,中國有3,000名醫院員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而且基礎設備依然短缺。數以千計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裏至今已有一個多月,如果他們未經許可外出將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暫且相信可疑的中國官方數據,那新冠病毒已經在中國以外傳播得比中國裏面還快。韓國和義大利這兩個名列前茅的世界經濟體,再加上伊朗,現在已淪陷成最新被列為高風險的國家。
中國是全球GDP增長的最大貢獻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價格設定者,以及全球供應鏈的經濟樞紐,中國的這些經濟角色意味著經歷長達一個月幾乎完全工業停擺之後,這場危機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將比官方公開承認或意識到的還要嚴重得多。有些中國經濟學家甚至敢站出來承認,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經濟將會呈現零增長或甚至負增長。
工人組織必須趕緊采取積極姿態,要求國家緊急防疫政策(如果還真有這種東西)完全透明公開並受到民主控製。與疫癥大流行的鬥爭到底是個階級問題!現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製公有製下製定出緊急計劃,才能有效生產醫療設備、防護衣、病毒測試工具、人道檢疫設施,並加速研究與量產疫苗。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正遭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於公共醫療體系的屠宰掠奪,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滿足大規模流行病層級所需的資源。我們應該扭轉這般局面,建設工會落實工人職場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權利、對抗裁員和無薪休假。這次的疫癥危機就像所有資本主義危機一樣,我們都拒絕將成本轉嫁到工人和窮人身上,來保護資本家和股市寄生蟲的利益。
中國:超過1700名醫護人員染上新冠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來,中國的醫療系統也遭遇超負荷的挑戰,以疫情發源地的湖北武漢最為突出。多所醫院出現人手、資源不足及醫護人員工作量過大的情況:一些醫護人員沒有時間去廁所而必須使用尿布;一些醫院醫療物資短缺;有影片顯示,一名武漢人在當地醫院能夠見到醫生之前需要排隊10小時。實際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醫生接受《三聯生活週刊》采訪時已經指出,各個醫院的承載能力到了極限。有些醫院沒有足夠的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的試劑盒,有些醫院則沒有檢驗的條件。隨著疫情惡化,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物資的短缺造成的醫護人員防護不足,導致全中國逾1700名醫護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漢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為了應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國於武漢迅速興建了“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於2月初啟用,聲稱均可提供上千張床位,用來救治確診患者。另外武漢市也借用武漢體育中心等13處公共場所設立“方艙醫院”收容輕癥患者。然而被官媒極力吹捧的“火神山醫院”,卻沒有氧氣插口、心肺監測插口等必要設施,內部構造也被形容猶如集中營;“雷神山醫院”則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質問題;“方艙醫院”更只是將被收留者集中隔離,且允許被收留人員集中跳“廣場舞”,妄想以此令輕癥患者迅速康復,卻不知很可能加劇病毒人傳人、造成疫癥進一步惡化。
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週,當局堅持認為人傳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醫護人員得不到充分防護,而在初期揭發疫情的醫護被警方以“造謠”處罰、醫護人員不得公布病例數字等輿論管控也使社會大眾沒有足夠的警惕。一線醫護人員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而醫護人員遭感染也增加了醫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
短短幾天內,成千上萬的建築工人簽訂建設新醫院的合同,然而這些工人嚴重缺乏防護,經常不得不簡單清洗後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衛生條件惡劣。環衛工人的工作壓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崗的懲罰——一天沒有上崗將被罰款150元,而這比兩天工資還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擺意味著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許多工人上下班會遇到麻煩,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夠防護物資的出租車司機、送餐員和社區工作人員的壓力與風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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