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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零工工會:以非傳統的工業行動策略回應平臺經濟
與之前討論的印度App運輸工人聯合會(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一樣,印度零工工會(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 AIGWU)同樣在共享經濟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成立,力求回應零散用工給印度勞動者帶來的挑戰。在過去三四個月中,AIGWU集中組織了從事各類平臺服務的工人,例如運輸、物流、酒店,以及包括美容、保健、清潔、油漆、木工、管道、電器維修等等在內的家政服務。
與IFAT不同的是,AIGWU的組建由印度工會中心(CITU)牽頭。CITU成立於1970年,隸屬於印度最大的共產主義政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是指導工人組織及行動策略的全國性工會 。 CITU的會員人數超過600萬,不論是否建有工會的行業都有所涉及。隸屬於CITU的工會一直積極爭取在船廠、港口、礦山、種植園以及公共部門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
AIGWU的組織策略不同於傳統模式。傳統中,工會組織往往基於居住地或工作地點開展,行動過程由前期的聯署逐漸升級成最後的罷工。AIGWU的組織方式和策略則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對於平臺配送員來說,罷工及示威通常是工業行動中的第一步,此舉更能獲得平臺公司及大眾的關註,並間接影響平臺顧客。從明確勞動者的訴求到給工人運動提供政治動能,工會行動中每一步的仔細製定,CITU都會給予幫助,行動策略也因應主要城市之間的地區差異、勞動力以年輕一輩為主而產生變化。
AIGWU行動的轉折點出現在八月,當時,Swiggy外賣平臺工人正在多個城市進行抗議。這一系列抗議揭示了從以往的自發行動發展出一個有策略、可持續的工人組織的必要性。一位與AIGWU相關的獨立研究員接受采訪時表示,各個工會之間的協調以及工人的能力建設極為重要,要幫助工人提出更有說服力的訴求,給他們提供提供清晰的行動架構,並確保這些訴求和策略都是在工人中間產生,而非來自外部機構。此外,AIGWU還獲得了同樣隸屬於CITU的全印度信息技術及信息技術支持服務雇員工會( All In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Services Employees' Union)的支持,「幫助它在社交媒體上擴大影響力」。
該位研究員還認為,工會當前有必要挑戰政府和眾多平臺企業——這就需要工會介入決策過程,但更需要註意的是,由於政策文件和實證研究往往與工人的實際需要脫節,工會的目光絕不應該僅限於此。主要焦點應始終放在實地組織上,讓工人們認識到運輸工人而非平臺才是真正的價值創造者。這樣一來,工人和工會才能提出改革乃至重新設計當前當前完全由資本主導的平臺系統的具體建議,甚至可以設想由工人管理的替代性平臺。
AIGWU目前正在擴展中,有報道稱他們希望根據1926年印度《工會法》註冊為全印度工會。註冊工會可被視為法人團體,這樣就多了一層法律保障,能夠具有訂立合同的資格並提起訴訟。而且,註冊工會還能豁免部分民事、刑事及合同責任。工會的註冊有助於增加在工作場所引入集體談判機製的合法性。但是,註冊工會並不自動意味著雇主的承認,相反,雇主對工會的承認仍需工人的爭取,並通過談判達成協議。
工會組織遭多方打壓,緬甸服裝工人走上街頭抗議
12月8日,數十名工會會員身著防護裝備、彼此保持著安全距離,聚集在仰光市中心,抗議緬甸勞動爭議處理的核心部門——中央仲裁委員會傾向保護商業利益的一貫立場。
類似的抗議並不常見,是次參與的工人來自緬甸團結工會(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及緬甸服裝工人聯合會(Federation of Garment Workers Myanmar, FGWM)。他們舉著標語,上面寫著「中央仲裁委員會成員,立即下臺!」,「審查委員會做出的決議!」
工人們強調,在新冠肺炎期間,企業試圖解雇工人,尤其是勞工活動人士及工會成員,而仲裁委員會默許了了企業這一做法。STUM的創始人兼代理主席Myo Myo Aye說:
「委員會的決定顯然有失偏頗,尤其是擺在新冠肺炎期間。工人輸掉了95%的集體爭議案件,這明顯是委員會的不公導致的。委員會不是為工人尋求真相或者公義,而只是無良雇主的工具。」
緬甸工會聯合會(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的助理秘書長Phyo Sandar Aung也贊同了這個說法。
「仲裁委員會在新冠肺炎期間做出了一些非常令人懷疑的決定。以限製活動為由,工人代表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大多被委員會排擠。我們註意到,委員會在裁決案件時,根本沒有將工人代表提交的證據納入考慮。因此,委員會被視為有偏見也就不足為奇了。」
仲裁委員會審理的許多糾紛都發生在服裝製造業。由於新冠肺炎導致供應鏈中斷,緬甸服裝業遭受到沈重打擊。緬甸服裝製造商協會(Myanmar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副主席Kyaw Min聲稱,今年至少有42家服裝廠永久關閉,導致4萬個工作崗位流失。他解釋說:
「服裝行業主要依賴於歐盟和美國市場,而今年的訂單數量只有去年的35%左右。有的工廠老板跑路了,工人的工資和賠償只能把工廠拍賣了來支付,這樣的案件我們至少遇到了4起。」
但是,媒體不斷曝光工廠老板以行業困難為由解雇員工,尤其針對勞工活動人士及工會成員。
今年五月,Kyaw Thu Zaw才被選為Rui Ning緬甸服裝廠工會主席沒多久,就和其余298名服裝工人一起被解雇了。工廠聲稱裁員是由於受疫情影響,相關原材料短缺,但Kyaw表示這是公然打壓工會的行為。
他和同事們在二月組織了為期12天的罷工,要求Rui Ning工廠答應工人們要求增加技能及出勤獎金的訴求。
「當時我們還不是一個註冊工會,工人最初也害怕加入我們。但慢慢地,他們意識到罷工是為了自己的權益,所以,最終罷工有將近900名工人參加。」 Kyaw回憶道。
Rui Ning工廠其實有註冊的企業工會,成立於2015年,但Kyaw認為這不過是資方的附屬機構,並不代表工人。 「罷工後,我們試圖對工廠工會進行改革,而裁員正是發生在工人選出新的工會領袖幾周後。在被解雇的299名工人中,有259名是工會會員。因此,工廠要打破工人組織的企圖不言而喻。」他說。
工人沒有尋求勞動仲裁,正如Kyaw所說:「我們對勞動仲裁程序的信任度為零。」
相反,工會會員強調了國際團結的重要性。工人們獲得了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阿姆斯特丹的清潔成衣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 CCC)以及馬德裏的工人委員會(Workers』 Commissions, CCOO)的幫助。在他們的建議下,被解雇的工會成員設法讓工廠的主要國際買家,包括Zara和Primark,意識到工廠的打壓行徑。
「起初,這些品牌沒有對供應商侵犯工人權益的行為作出回應,但我們利用媒體輿論,維持住了對品牌的公眾壓力,而在工廠內,未被辭退的工友則繼續佩戴頭帶上班,向廠方要求重新雇傭被辭退的工人。」
最終,在受到越來越多公眾批評後,工廠同意恢復Kyaw的職務,他於8月4日回廠工作。但是工廠也表示,只有當經濟形勢恢復正常時,才會重新雇傭其他被辭退的工人。
Kyaw說:「要是我們走正式的(仲裁)程序,那所有的努力肯定都是徒勞。」
FGWM的代理主席Moe Sandar Myint也同意這一說法,她還表示,根據她的經驗,仲裁製度是「有缺陷且無效的」。
Moe Sandar Myint曾在2016年被仰光一家中資製衣廠Running Tex解雇,她將案件訴諸仲裁,「在每個階段,委員會作出的決定都對我有利。但是,工廠直接無視裁決,並向民事法院提起上訴。」
在將近七個月之後,民事法院最終以非法解雇為由,對工廠處以1000萬緬甸元(約合人民幣49000元)罰款。去年,針對此類侵犯勞動者權益的罰款從100萬緬甸元提高到1000萬緬甸元,但Moe Sandar Myint說,縱使罰款數額提升了,這仍然是在鼓勵工廠非法解雇員工:
「最近,在位於仰光西部的萊達雅鎮(Hlaing Tha Yar)上,一家本地製衣廠在向政府繳納罰款和重新聘用工人之間,選擇了前者。為了將工會成員拒之門外,工廠仍然願意花這1000萬元。」
仰光的大部分服裝廠都坐落於萊達雅鎮,該鎮目前約有100萬人口,也因為過去十年裏高速、混亂且不受管製的擴張,而有了「仰光狂野西部」的名號。鎮上約有十幾個工業區,共850多家工廠, 超過30萬工人在此工作,其中不少人從農村遷徙而來,他們住在狹窄的宿舍裏,每月支付5萬緬甸元(約合人民幣250元)的費用,合租一個小房間。
Moe Sandar Myint表示,考慮到仲裁過程如此之長,而萊達雅鎮的工廠老板只需支付一筆罰款即可,「工人對仲裁機製幾乎沒有信任」就成了必然。
緬甸《勞動爭議解決法》自2012年實施,由15名代表組成的中央仲裁委員會也隨即成立,雇主、工人、政府,三方各派5名代表,每兩年選舉一次。
根據《勞動爭議解決法》,集體勞資糾紛案件應通過仲裁程序解決,從工作場所協調委員會到鄉鎮調解機構,再到地區仲裁機構,最後是中央仲裁委員會的裁判庭,雇主、工人、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參與該裁判庭的案件審理。
但是,即使是委員會的最終決定,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強製力,對裁判結果不滿的當事方可以將案件一路遞交至最高法院進行上訴,但這一過程繁瑣且耗時。
CTUM的Phyo Sandar Aung說:「上訴過程往往花費數年,沒有工人願意這樣做,也沒有能力這樣做。」
工人和工會成員認為,仲裁製度需要改革,同時他們也在尋求其他途徑保護工人權利。全球產業總工會(IndustriALL Global Union)的成員之一,緬甸產業工人聯合會(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表示,解決緬甸服裝工廠勞資糾紛的真正關鍵是結社自由。
IWFM的副主席Win Theingi Soe說:「如果廠方接受工人有權組建一個可以為自己發聲的工會,那麽工作場所中的大多數問題都將得到解決。」
她指出,所有簽署了全球產業總工會「行動·合作·改變」倡議(Action Collaboration Transformation, ACT)的國際公司都同意在2019年製定具體的自由結社準則。
「一旦結社自由準則標準化,我們看到的大多數勞資糾紛都可以防患於未然。」
的確,如果工廠老板承認工人有加入工會的權利,有秉著誠意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那麽工人將對工作場所的權利問題有更大話語權,並減少對中央仲裁委員會事後救濟的依賴。
二零二一年
兩名拼多多員工身亡,「自願」強製性加班何時休?
1月9日,拼多多員工譚先生在其老家湖南長沙家中跳樓自殺身亡。據公司信息,該員工在拼多多擔任技術工程師,工作地點常駐上海,此前剛結束為期六個月的試用期。網上信息稱,譚某是2020年應屆畢業生,任職於多多錢包項目組。
僅兩周內,拼多多已發生兩起員工因過勞引發的猝死、自殺事件。1月3日,有網友爆料,一名22歲的拼多多女員工在淩晨下班途中猝死。後經拼多多證實,2020年12月29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公司一名張姓女員工在淩晨一點多下班路上暈倒,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張某生前是拼多多當前核心業務之一多多買菜的員工。2020年10月,黃崢在拼多多內部五周年演講上表示,「多多買菜是個苦業務,是個長期業務,也是我們拼多多人的試金石」,並要求公司全員「開啟硬核奮鬥模式」。自去年8月試點上線後,多多買菜項目正向全國火速擴張中。
多多買菜女員工猝死的消息曝光後,1月4日,拼多多在知乎的官方賬號回應稱,「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你可以選擇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選擇安逸帶來的後果。」拼多多官方反復否認這一發言,稱其為謠言。但知乎證實,該賬號為拼多多官方賬號。拼多多又解釋稱, 該知乎回應是拼多多營銷合作供應商員工用個人手機發布。
1月10日,拼多多員工王太虛(化名)在網上發布視頻稱,「因為看到同事被擡上救護車我被拼多多開除了」。三日前,他在上班途中看到一位男同事被送上救護車,他拍了一張照片並匿名發布到脈脈上。其後,主管要求與他談話,並逼迫他主動離職。在視頻中,王太虛還揭露了拼多多強製員工加班、克扣法定節假日,形容拼多多「近似奴隸似地逼迫幾乎是國家最聰明的一群人『996』至死方休」。
拼多多員工的猝死和自殺引發了公眾對互聯網公司超長工時和高強度工作的強烈憤慨。據拼多多離職員工透露,拼多多月平均工作時間超過300小時,達不到就會被領導約談。許多員工因工作強度過高,身體無法承受而離職。公司文化強調員工要遵守「本分」,不「本分」的員工即會被公司開除。
據悉,新興業務多多買菜的工作強度更高,實施「超級大小周」——一周工作7天,一周工作6天。員工連續工作13天得不到休息,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業務繁忙時,甚至會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
超長工作時間在互聯網企業中屢見不鮮。2019年4月,京東在內部郵件中稱,要淘汰「不能拼搏的人」。其後,劉強東在微信朋友圈發聲,「京東永遠不會強製員工995或者996,但是每一個京東人都必須具備拼搏精神。」
幾乎同時,馬雲在阿裏巴巴內部交流活動上表示,「今天中國BAT這些公司能夠『996』,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沒有機會。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不『996』,你什麽時候可以『996』?」
比起早上9點到晚上9點,一周工作6天的「996」製度工作時間更長的還有「715」,即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個小時。2020年9月,西貝餐飲董事長賈國龍在新浪微博發言,「996算個啥,我們是715,白加黑、夜總會」,並稱「違背員工意願的事兒,不幹!自願奮鬥獲得高回報,支持!」
在公司不斷強化的加班文化中、領導約談和績效考核壓力下,員工顯然沒有「自願」奮鬥的權利,只能被迫不斷延長工作時間。近日,一名自稱小江的應屆畢業生在網上爆料,由於他拒絕公司的「996」加班安排而被申通快遞辭退。
小江在視頻中表示,「其實我們正常是6點就可以下班的,就算你是事情做完了,你也不準走,我就沒有按照他的要求,9點以後再走,我6點就下班了。然後第二天他們就說我的工作態度有問題,把我辭退了。」
毫無疑問,超長時間加班是普遍存在的問題。2019年職場人加班現狀調查報告顯示,45.5%的受訪者每周加班兩到三天,更有24.7%的人幾乎每天在加班。根據《勞動法》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八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四十四小時的工時製度。」但從實行效果來看,勞動法有關工時的規定形同虛設。
在企業「自願」與「奮鬥」的話術中,勞動者休息和獲得加班工資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2020年10月,華為員工曾夢將其與公司的勞動爭議訴訟案件在網上公開。此案中,曾夢主張加班工資、應休未休年休假工資,最終敗訴。曾夢上訴至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要求再審,被法院駁回。
曾夢與華為公司簽署了《成為奮鬥者承諾書》,承諾「自願放棄在公司工作期間的帶薪年休假」。法院認為,「曾夢在職期間已經自願放棄年休假相關待遇,其訴求不應支持」,並因「此案不宜在互聯網公布」而未公開其審判文書。
與此同時,官方亦加強了勤勞奮鬥的宣傳。2020年10月,央視新聞公眾號發表《早安,「打工人」!》一文,稱打工人「用汗水創造美好生活,縱使疲憊,也倍加珍惜、樂觀面對」。「打工人」一時成為年度熱詞,原本是許多勞動者的自嘲,在官方的正能量收編下,勞動者被剝削的困境被消解了。
近日,新華社就拼多多事件發表社評,表示「讓勞動者超時工作、透支健康,是違法操作,是對奮鬥精神的背離」。然而,實踐中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缺位,令這一批評蒼白無力。
盡管勞動法有關工時的規定得不到落實,一些地方已開始研究修改勞動法,進一步放寬對工時的限製。2020年10月11日,深圳市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經中央批準,「允許修訂促進和諧勞動關系的相關經濟特區法規,擴大特殊工時製度適用行業和工種崗位範圍,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新模式發展需要的特殊工時管理製度」。修改工時製度的說法雖語焉不詳,也引發了勞動者對於勞動時間權利被進一步侵犯的廣泛擔憂。
面對高強度的工作壓力,許多員工只得用腳投票辭職走人,但也有科技行業員工嘗試發出集體的聲音。2019年3月,有網友註冊了域名為996.icu的網站,意為「工作996,生病ICU」。不久,有人在Github上創建了「996.ICU」項目,抗議超長工作時間、強製加班、不支付加班工資等違法行為。在最近的討論中,有網友問道:「現在到底有沒有科技公司或是互聯網公司在公司裏成立工會的?華為,騰訊,阿裏有工會嗎?」
勞動者對於縮短工作時間、改善工作條件的需求是確切無疑的,但工會顯然還未采取行動。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市總工會網站上,未見到有關拼多多事件的任何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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