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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懷孕的女員工遭到辭退或變相辭退。劉女士是北京一家小型創業公司的市場總監,當她將懷孕的消息告訴公司後,她的工作崗位被替代、被移出工作群、清退辦公桌、被停發工資。劉女士的經歷並非個案,在網絡上可以搜到許多懷孕後被排擠或是被辭退的自述和求助。劉女士選擇走法律程序,先後向朝陽區仲裁委提請了五個勞動仲裁,訴求包括病假工資、加班費、生育津貼等。但勞動仲裁耗時耗力,勞動者舉證也存在諸多困難。
對於白領來說,遭遇懷孕歧視,可能用法律手段來捍衛自身權益。但對於廣大藍領女工來說,擺在眼前的現實往往是懷孕後不得不辭職回老家生孩子,她們既沒有產假可休,也沒有受到生育保險的覆蓋。
這凸顯了我國生育保護的不平等——城鄉差異、體製內外差異巨大。相對而言,機關、國企、事業單位的女職工更容易享受法定的生育假期和生育保險待遇,而私企員工、無編製員工、以及女性農民工則更少受到生育保護。
鼓勵生育的政策效果成疑,以及三孩政策在網絡上反響冷淡,也與女性遭遇母職懲罰有關。受到傳統性別分工的影響,女性被認為是主要的家庭照顧者,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幾乎成為女性獨有的問題。
《2020年職場媽媽生存狀況調查報告》細分了已婚未育女性和已婚已育女性,發現二者各有其職場發展障礙。已婚未育女性的晉升障礙來自於隨時可能去生孩子的尷尬處境,選擇「處在婚育階段,被迫失去晉升」的已婚未育女性占比達28.4%;而已婚已育女性的晉升障礙則來自於家庭,20.3%的職場媽媽認為照顧家庭使得職場精力分散,難以兼顧事業與育兒生活。有11.6%的職場媽媽在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
2021年的報告則凸顯了女性在家庭中照顧者的角色。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因照顧家庭而被迫放棄事業發展的職場媽媽占比由2020年的26.3%上升至37%。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無疑增加了女性照顧家庭的負擔,更多女性為子女生活和教育需求放棄了職業發展。此外,職場媽媽的薪酬水平比職場爸爸低31.6%,而2021年男女職場人平均薪酬差距為12.8%,說明婚育加劇了家庭中男女雙方的薪酬差距。
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老齡化程度加深,對生育政策的放開是必然之舉。但這一過程中,必須進一步消除職場性別歧視,在就業機會、職場發展等方面,為女性塑造一個更加公平的職場環境。
貨運平臺宣布上市集資,卡車司機至今的生計有所改善嗎?
貨車司機金德強4月自殺抗議事件平息不久後,卡車行業又迎來一個新的節點。 5月底,中國兩家主要的貨運平臺滿幫和福佑卡車分別宣布在美國上市,集資擴大企業的物流網絡和覆蓋面,以及發展平臺機器學習的基礎建設,標誌著近年在卡車行業冒起的商業平臺將進一步改變整個物流業的運作方式,以及司機們的勞動狀況。
自從國營運輸公司在上世紀90年代解體,中國公路貨運一直都以個體戶的卡司機作為運輸主力。現時,中國卡車司機超過3000萬人,絕大多數司機都是分散經營,如同原子一般散落在四面八方,即便有一些司機組成車隊運貨,規模也極小。《2018中國公路運輸大數據報告》顯示,全網12噸以上車型組織有177.9萬,但平均每個組織的註冊車輛數只有3.28輛。從運力組織規模分布來看,92.8%的運力組織擁有的車輛在5輛以內,超過100臺的中大型車隊只有0.4%。
由於行業高度分散,加上中國公路網絡廣闊,對實際運貨的匹配造成不少困難。一方面,貨主常常需要花幾天才能找到合適的司機,司機則要空駛幾十公裏到物流園找貨。卡車的空置率高也造成資源和時間浪費。很多卡車司機找不到回程貨物,需要耗時間在物流園等貨,甚至空車回程造成損失。另一方面,價格的分區分層極多。由於每個貨主只跟一兩個物流中介或者司機議價,這就造成市場的高度分散,價格五花八門,在貨主眼中不透明。如此種種原因,使匹配貨主和司機的商業平臺有了發展空間,以演算法為基礎逐步蠶食了市場的份額。
中國貨運平臺的發展
滿幫是由運滿滿和貨車幫兩個早期激烈競爭的平臺合並而成。最初,它們是中小型貨主和司機匹配的平臺。由於它掌握了演算法的技術,平臺能夠以地點、貨物來篩選貨單,大大縮減了司機和貨主交易所需的時間。在滿幫平臺上,貨運種類由零擔到整車運輸都有,在這個範疇的市場占比較高。
根據滿幫的招股書,2020年全年,滿幫平臺總交易額達到1738億元,約占數字貨運平臺總交易額64%,訂單量達7170萬單,共計有280萬卡車司機在平臺上完成訂單,占中國中重型卡車司機的20%。滿幫的月活躍貨主用戶也在不斷增加。2021年第一季度,滿幫平臺貨主達122萬,完成運輸訂單2210萬單,相較2020年同期分別增長了67%和170%。2021年3月,滿幫平臺貨主已達140萬。
與滿幫不同的是,福佑卡車主要的客戶是德邦快遞、長城汽車等大型企業。它雇用了不少技術人員生產一套能夠計算運費、自動匹配司機以及監察運送過程的系統,由此縮短大型企業的貨物流通時間。2020年7月,福佑卡車正式推出中小型托運人服務,到2021年一季度,這項服務的營收貢獻達10%,可見兩家平臺物流企業是由相反的方向開始擴張的。
相對而言,福佑卡車的市場占比比較低。截至2021年3月31日,福佑卡車平臺註冊司機大約有90.55萬名,超過58萬名司機在平臺上完成了訂單。這當中,通過平臺提供貨運服務,一年掙五萬元以上的司機,被福佑卡車定義為「忠誠司機」。2020年「忠誠司機」約為15200人。2020年,按訂單價值計算,「忠誠司機」運輸了69.8%的貨物,2018年則為52.9%。
不過,無論出發點在哪,平臺物流企業已經逐漸從商業交易的平臺延伸,逐步影響司機的實際生產過程。2018年,由於平臺掌握了愈來愈多的司機,滿幫開始向有頻繁運貨需要的貨主收取會費,貨主在付錢後才可以刊登更多的貨單。其後,滿幫開始經營自身的中介服務,透過接貨後向卡車司機派單,滿幫能賺取當中的差價。滿幫提供的服務愈來愈多,包括讓貨主和司機在平臺上交易,讓貨主監察卡車實時的運輸進度,以及收取線上交易的中介費等。同一時間,由於滿幫累積了愈來愈多卡車司機運輸過程的數據,它也經營車貸、保險、電子不停車收費系統安裝等服務。
到平臺接活後,司機的運費越來越低
卡車行業的運輸過程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轉變。首先,貨物匹配愈來愈集中由平臺企業的演算法以及物流企業的倉庫進行集中分配,以往那種偶然和隨機的貨物匹配將成為歷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填充每一架卡車的載貨空間,也成為算法計算的結果。另一方面,貨物的運輸過程也被細化。平臺物流公司建成了廣泛的網絡後,能夠以路線距離、路況和相關的加油和補給站來為司機建議行車路線。在實際運輸過程中,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則能監察運送進程,讓貨主知道物流進度。隨著貨運的網絡接合在一起,以及交易數據的累積,平臺的演算法還能夠以距離、路況和天氣等計算出運送價格,消滅卡車司機和貨主以往的議價空間。
這樣的變化首先對司機帶來的影響是運費的下降。以往,司機們大多在停車場和公路港裏的貨運信息部從貨代身上找運輸信息。由於愈來愈多卡車司機使用平臺找貨,原來在不同地區貨物信息部找貨的司機便被集中起來。貨代以前可能只是對接數個卡車司機,現在平臺上的司機大大增加,卡車司機的之間的競爭便更為激烈。加上車貸的推廣進一步壓低購車門檻,令運費被愈壓愈低。
根據《全現在》媒體的報道,一位卡車司機曾假扮新手貨主,向滿幫客服請求如何訂價,並錄下了滿幫教貨主壓價的錄音。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卡車司機的勞動力由平臺所組織,如何使他們的收入一步步地被壓低︰
「比方說您原來在信息部出2000,這裏就壓低一些,1700、1800這些的,您多聯系幾個師傅,肯定會有人給您拉的。」
「盡量找回程車,怎麽都會有人接的」。客服寬慰他:「你放心,貨主、信息部、物流公司都是靠我們賺錢的。」
上年,滿幫還推出了「快車」服務,司機需要繳納1000元的押金,才能被分配到高價貨源。一位滿幫離職工作人員表示,內部設有一個專門部門來維護「快車」的優先級地位,通過後臺大數據抓取優質貨源,再攔截下來分配給「快車」。
平臺使每張貨單的價格下降,已經成為了司機之間的共識。在另一篇報道中,《紅星資本局》這樣描述現時運費的情況︰
「我以前跑無錫到西寧,運氣好的時候撿漏能掙一萬塊,現在在平臺下單,七八千都很難遇見了」,張師傅稱。紅星資本局估算,無錫到西寧駕車路線約為2100公裏,那麽司機每公裏的運費收入不到4元錢。
這個數字在運滿滿貼吧裏得到印證,不少貼子顯示,每公裏四五元的運費已經算不錯的行情,6元以上的單都是「秒光」的好單,有樓主發出疑問, 「你們是怎麽賺錢的?一兩元一公裏,比面包車都便宜。」
為了補償運費下降的司機們
貨運平臺集中卡車司機造成運價下降,也使卡車司機需要改變原來的勞動方式。首先,卡車司機的運貨次數比以往多了許多。對司機來說,一方面平臺節省了他們往返信息部的時間,另一方面他們也需要在每次運貨以後加緊搶回程的貨物,使休息和空閑時間大為縮減。 《紅星資本局》訪問的楊司機便這樣說︰
「為了搶單,我們卸了貨就要盯著手機看。以前在信息部還有休息聊天的時間,現在平臺搶單,司機同行間接觸交流的機會少了很多。」
卡嫂吳女士也表示︰「以前跟車跑一趟江蘇,來回要七八天,本來在信息部找貨,現在在APP上就能解決,省事的同時休息聊天的時間也被壓縮了,沒有社交,挺孤獨的。」
為了從其他渠道把錢省回來,司機還選擇不跑高速公路而跑下道。不過,走下道可能使意外的風險增加。一些司機表示,下道路況比高速公路要更復雜,司機未必熟悉環境。由於很多司機都在夜裏趕路,特別擔心發生意外。除此以外,下道也是各種偷竊事件的高發地點。《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曾經寫道,「在服務區丟油,在下道丟貨」。在下道上,一些小車跟在大車後面,再用磁石吸住大車,爬到車廂裏偷貨。
隨著平臺的發展,原來在家庭的女性也被扯出來成為副司機。據《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的課題組估算,全國卡嫂大約有2500萬人,當中跟車卡嫂在整體卡嫂中占比約36%,即大約910萬人。有些卡嫂直接擔當了副駕駛的角色。但即使不會開車,她們也要幫忙找貨、裝貨,觀察路況,在車上跟丈夫聊天,讓他們保持精神,因為雇搭班司機成本太高,已經不劃算。卡嫂的家務工作也不會因為離開家庭而消失。在司機休息時,她們在車裏做飯,照顧丈夫起居。
小結
由此可見,滿幫、福佑卡車雖然打著幫助司機和貨主匹配的名號,並堅稱司機的收入有所增加,但這樣的說法愈來愈不成立。平臺透過掌握司機的供應以及向勞動過程延伸,壓低了司機每單貨運的單價,令卡車司機要付出更多的時間才能賺到跟以往一樣的收入。
根據兩家企業的招股書,滿幫未來將擴大線下物流網絡,建立覆蓋面最廣和最深的物流網絡;持續投資數字基礎設施開發和技術創新,建立數字貨運體系的行業標準;在整車運輸之外,向零擔、同城及特殊物品貨運需求擴張;進行戰略投資和收購。福佑卡車則表示,它將擴張平臺的卡車運力,以及把中小企業和大型廠商作為業務增長引擎,在業務擴張過程中累積更多數據和完善平臺算法。以平臺作為貨物運輸的方式因此將會卷入更多司機,過程中平臺對司機的控製則將更為精細。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主要考察了卡車司機的運費。在以後的文章我們還要探討卡車司機們的勞動過程產生了什麽變化。
金邊賭場被指控通過大規模裁員打擊工會
今年4月,金邊唯一一家賭場金界娛樂城(NagaWorld)的經理們宣布,由於疫情相關的經濟損失,賭場8000名員工中約有15%將被解雇。很快,此次裁員的主要目標變得顯而易見。
在被裁員的1329名工人中,包括該賭場所有的工會領袖和組織者。工會主席、副主席和秘書都收到了解雇通知,60名工會組織者和招聘人員以及一些長期服務的工作人員也收到了解雇通知。
工會長期與金界娛樂城資方就大型賭場的薪酬和工作條件進行鬥爭,對這次裁員的消息工會也沒有置之不理。6月初,工會向柬埔寨勞工部提交了一份請願書,有2000多名工會成員和支持者簽署,尋求政府幹預。除了抗議裁員,請願書還強調了公司未能支付工齡福利以及對裁員計劃的錯誤計算。
中國勞工通訊聯系到勞工部發言人Heng Sour,他表示此案仍在審查中,無法進一步評論。
金界娛樂城高棉雇員勞工權益支持工會(Labor Rights Supported Union of Khmer Employees of Naga World)主席Chhim Sithar認為,裁員舉動不僅僅是由疫情引起的成本削減。對於金界控股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應對工會的方法,」她說,「公司從中得到了很多好處……他們降低了成本,解雇了工會成員,(並)削弱了工會。」
工會一度擁有4000多名會員,幾乎占了工人總數的一半,這使得工會能夠根據柬埔寨法律開啟集體談判。然而,正如工會副主席Chhun Sokha解釋的那樣,招募更多的工人加入工會是一場持續的戰鬥。
「我們在組織新會員方面遇到了一些挑戰。我們需要花很多時間與他們建立信任關系。而且,老員工也不敢加入工會,因為公司向他們施壓。」她說,「他們想方設法使工會無法在公司內運作。」
例如,在2019年和2020年初通過罷工行動贏得更高的基本工資後,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業務放緩,公司開始減少工人的工作時間,但工會成員註意到,他們的工作時間比非工會成員更少。與此同時,公司雇傭了新的短期工人——他們沒有工齡工資等福利,也不能加入工會。
疫情期間,工會為保護工人權益而發起了一系列行動,其後,公司進行了最新一輪裁員。2月底,一名到訪金界娛樂城2號大樓的客戶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隨後至少11名工人感染,工人們最初對公司的遲緩反應感到不安。
值班的工作人員被關在大樓裏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呈陽性的員工被悄悄送往隔離中心,而其他工作人員則被叫去進行常規輪班。3月2日,也就是疫情爆發四天後,公司才最終下令無限期關閉大樓,並進行衛生消毒。3月,工會在網上發起了一項運動,敦促公司在停工期間支付工人工資和福利。
Sithar說,自從今年3月份賭場停止運營以來,工會已經與公司代表通過Zoom進行了三次線上會議,工會首先要求支付工資,然後要求公司對裁員做出全面解釋。她說,每次公司的反應都是一樣的。
「在會議上,他們基本上只是堅持自己的計劃,」她告訴中國勞工通訊,「他們將繼續實施裁員計劃,以保持業務的持續性。(金界控股管理層說,)他們沒法在沒有業務的時候向工人支付工資。他們只是強調了這一點。」
當工會代表追問資方的解釋時,Sithar表示,經理們會說,為了維持投資者的忠誠,他們已經向股東支付了股息。Sithar說,她在會議期間對此提出了異議。
「我提到,我們也是這裏的忠實股東。這裏的8000名(工人)都對你忠心耿耿。」她說,「想象一下,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疫情期間堅持上班,為你們賺取了近9億美元(的收入)。」
柬埔寨工會所屬的全球組織,國際食品、農業、酒店、餐飲、煙草及相關工人協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od, Agricultural, Hotel, Restaurant, Catering, Tobacco and Allied Workers』 association)指出,一方面工人收入下降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另一方面公司卻還能向股東發放股息。Sithar說,一些工人在下半年的月收入不到100美元,這甚至不足以支付金邊的基本食宿費用。
該公司在年度報告中指出,94%的股份由金界控股行政總裁兼創始人曾立強控製。曾立強是一名馬來西亞商人,加入了柬埔寨國籍,是與高層官員有聯系的大亨。據《福布斯》估計,曾的身家達33億美元,至少向柬埔寨政府主導的籌款活動捐贈了1210萬美元。
工會秘書Chhim Sokhorn是一名有16年工作經驗的老員工,在5月份也被解雇了,她不明白公司怎麽能說自己在賠錢。
她指出,在去年下半年,工人的排班頻次已經降低了,每個月只有7到15天來上班。這些減低人手的排班意味著公司已經降低了勞動力成本。
「(工人)只有在上班時才能拿到工資……所以公司並沒有因支付工人全額工資而損失收入。」她說,「我們認為,公司只是在利用這個機會,將工會踢出金界娛樂城。」
主席Sithar回憶起上一次公司在2009年的那輪裁員,當時公司將裁員歸咎於經濟衰退時期的損失,解雇了14名工會領袖和組織者。
Sithar當時是一名普通的工會會員,她在2007年被聘用,起薪約為每月70美元。她覺得公司的舉動極不公平,她註意到,工會領導人被解雇後,工人們遭受了更為嚴苛的對待。例如,她說,賭場的樓層檢查員被要求在整個輪班期間一直站著,而之前他們可以坐著。此外,一些工人因為莫須有的盜竊罪名被解雇。
「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工會,」Sithar說,「我們了解這個體製,了解這個政府,所以我們需要站起來為我們的權利而戰,保護我們的權利。」
現在,經過多年的恐嚇和與公司的鬥爭,工會副主席Chhun Sokha沮喪到幾乎想要退出。但是即使在被解雇之後,她仍然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抗爭,尤其是在聽說公司正在試圖迫使員工接受微不足道的補償之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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