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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占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復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為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占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復。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蕩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製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系,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製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註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註”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紮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製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系。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占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製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為什麽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製。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製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註定重復它。”不幸的是,占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吉林屠宰場大火 – 工會事關生死
“屠宰場”一詞在6月3日一場吞噬吉林寶源豐禽業公司的大火之後,獲得了一個新的可怕涵義。大火在短短數分鐘內就吞噬了工廠,造成駭人聽聞的傷亡 (即使以中國驚人的工業安全事故記錄為標準)。至少121名工人死亡、77人受傷。悲痛欲絕的親屬完全有理由向工廠老板、政府官員和後來抵達現場的防暴警 察發泄憤怒。
“我們看到一天內動員數百名警察來對付像我們這樣的人。但是如果他們之前能夠把請警察的錢中很小一部分花到工廠安全上面,結果會如何呢?”一名當地居民告訴《南華早報》。
距離吉林省會長春100公裏遠的德惠的這家工廠的安全生產管理,被政府監察員稱為“極其混亂”。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麽這樣的判斷總是來的太遲——在生命已經被奪走之後?兩名公司高管已經被警察拘留。但是即使他們受到嚴厲的懲罰也無助於避免此類災難再次發生。
在大火中失去侄女的姚春雪(音譯)說這是一場“人禍”。火災的原因似乎是用於工廠製冷系統的氨罐發生一個或多個爆炸。幸存者稱火焰迅速蔓延而電燈熄滅。遇難人數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是工人被關在燃燒的大樓內,大多數出口被管理人員從外面鎖上。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工人從裏面撞擊鐵門和呼救,後來撞擊聲逐漸消失,”一名生還者說。
災難的起因不難找到。其中包括不人道和非法的勞工實踐,完全缺乏安全設備和訓練,政府官員在合適的價碼下會閉上眼睛。而缺乏真正的工會來爭取基本安全生產管理和保護工人權利是使許多中國工廠成為潛在的死亡陷阱的最大的一個因素。
犯罪目錄
德惠工廠的大概300名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逃離了火災。下面的事實說明了原因:
加工車間的六個門中的五個被從外面鎖上,這明顯違反安全規定。這卻是寶源豐工廠防止工人“在未經同意下休息”的慣例。
寶源豐工廠沒有消防通道。
工人從未接受任何消防安全的指導,根據在工廠工作三年的一名馮姓工人說。
當地消防安全官員在火災三天前剛剛監察過這家屠宰場——然而卻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處理明顯的安全隱患。
中國工人面臨超額剝削、低工資和長工時,而老板們卻受到只重視GDP的獨裁政權的保護。90%的受害者是女性,她們來自附近村莊,在這家屠宰場作兼職工作。當地人說“工資差勁”。
德惠火災成為了一個政治議題,當地黨國機關鎮壓任何遇難者親屬和其他居民的聚集。燒焦的工廠外面拉起了警戒線,警察阻止親屬在該地區聚集。當局擔心未經許可的集會會威脅“穩定”。
根據《南華早報》報道,憤怒的當地人在6月4日(星期二)堵塞了交通並和警察發生短暫沖突。該報稱一千人在6月3日包圍政府車隊。一些家屬抗議警察暴力。一名到現場尋找其妻子下落的36歲的人說,他被防暴警察毆打並被監禁數小時。
一場憤怒的網上討論在悲劇發生後進行。網民批評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像“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那樣取消對美國和拉美的訪問,返回國內。
廣泛問題的信號
吉 林火災凸顯了中國令人震驚的工作安全事故記錄。每年有7萬人在這個“世界血汗工廠”工作時喪生。官方數據顯示工業事故率在過去5年下降了33%,然而這仍 然是高得讓人無法接受。而同時農產品工廠中火災事故較去年同期增加8%. 甚至親商媒體《南華早報》也承認,“在競爭激烈的行業,為了搶奪合同和利潤,規則普遍被蔑視。”
這裏工作條件類似於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如孟加拉的血汗工廠。位於孟加拉首都達卡的拉納廣場的工廠大樓在4月26日垮塌,造成超過1100名紡織工人喪生。
在工作場所普遍違反安全法規和中國一連串食品安全醜聞(從皮革奶、三聚氰胺奶到鎘大米)之間存在聯系。這些都是一個只為了賺錢而不顧其他問題的瘋狂製度的癥狀。
這樣的貪婪和魯莽並非如一些人說稱的來自“人性”,也不代表了一種合理的經濟運行方式。在寶源豐火災當天,省會長春的醫院報告有10倍於通常鮮血人數的當地人自願為災難鮮血。這樣的自發團結行為顯示人性的真面孔,有別於資本家和他們集權保護者的貪婪天性。
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
為 了讓中國工廠和工作場所更加安全,獨立和民主控製的工會是必要的。一個真正的工會有別於獨裁當局的偽工會,就如同安全的食品和飲用水有別於中國大量的有毒 假冒產品。在其中工人能夠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推出獨立的安全監察,加強工廠規章和反抗管理人員虐待,這將改變工作場所中的權力平衡。
相 比禁止獨立工會的中國礦業,在更貧窮的南非,礦業工人能夠建立他們自己的工會。數據顯示出工會組織是事關生死的問題。在南非礦業中的死亡人數從1984年 的774人下降到2010年的128人。而在中國每兩周遇難礦工的人數(大約每周50人遇難)就幾乎相當於南非全年的礦難人數。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向德惠災難的遇難者家屬和幸存者表達我們的哀悼和慰問。我們警告不能信任任何官方進行 的對災難真正起因的調查,因為其根植於官商勾結的關系網下資本家貪婪和對工人生命的枉顧。只有爭取民主權利和獨立工人組織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真正改變。這 場鬥爭將不可避免地挑戰中共獨裁統治和富豪精英。
中國:劉誌軍的高速審判
啟動中國龐大高鐵項目的前鐵道部長劉誌軍,因貪汙於6月9日在北京受審。超過477份法庭文件詳細列舉了他二十多年來的貪汙罪行,其中11人涉及賄賂劉誌軍而獲得職務升遷或者商業合同。用貪汙來形容劉誌軍是遠遠不夠的。
然而,庭審竟然連半天都不到就結束了,證明這場庭審完全是作秀。“高速審判”在這類案件中司空見慣,法庭在中共的其他機關達成的決定上蓋上橡皮圖章,然後在被告有機會答辯前,將之迅速帶走。
根據官方媒體《京華時報》,劉誌軍被沒收的資產包括374套房產(價值8億人民幣)、16輛汽車,612件藝術品以及大量股票。該報亦報道,在涉及劉誌軍濫用職權的案件上,扣押凍結人民幣79,553萬元、8,525萬港元、23.5萬美元、2,232萬歐元。以當前利率兌換,涉案的金額總值8.82億人民幣。在劉誌軍被捕的時候,央視曾報道他收受的賄款高達10億元人民幣。
法院輕判
然而,檢察官沒有就全數款項起訴劉誌軍,只是指控他在1986年到2011年期間,接受賄賂6,460萬元人民幣,劉自己亦含淚承認。這不過是劉誌軍非法所得的零頭,案件的關鍵事實是被法庭掩蓋的部分,而非法庭揭露的部分,這在中國並非沒有先例。正如,最近其他高調的案件亦如是,例如在谷開來、王立軍的審判,以及薄熙來未來某個時候可能接受的審判,檢察機關刻意減小被告的罪行。官員劫掠的嚴重程度被淡化,來減輕對中共黨國(中國貪汙滋生的源頭)的打擊。
鐵道部長期以來一直是貪汙的巢穴。2010年以來超過15名高級官員由於貪汙被免職。劉誌軍的手下張曙光,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在同一時間被捕,並被指控將28億美元鉅額資金轉移到海外銀行賬戶上。如此鉅額的資金被盜,可見2008年的刺激方案令鐵道部等政府部門預算臌脹,貪官從中發財。根據國家審計局在2011年的調查,通過假發票、非法招標和馬虎的財務管理,京滬高鐵這個旗艦項目的預算被盜50億人民幣。
劉誌軍出了名從鐵道部授予的每份商業合同上收取個人回扣,養成“裙帶資本主義”的風氣,和私人承包商建立關系,例如幫助陜西商人丁書苗獲得30億元人民幣的鐵路合同。據報道,丁書苗安排年輕女性與劉誌軍發生性關系,其中包括(丁的公司出資的)新版電視劇《紅樓夢》的多名演員。香港《明報》報道,劉誌軍有18名情婦。
“假審判”
“這如常是一場假審判 ”維權律師浦誌強說,他預計法庭判決會“遵照領導人的意願而不是法律”。對高級官員的審判是按照劇本寫好的表演,盡可能避免為執政的中共帶來政治風險。在中國拜占庭式的政製下,調查貪汙往往是中共內部權鬥的計謀。有報道稱,劉誌軍企圖通過賄賂進入中共領導層,甚至政治局。根據新加坡媒體,他曾打算花20億元人民幣“買”副總理的位置。
2011年2月劉誌軍被前領導人胡溫拉下馬。這是胡錦濤派別(團派)對其前任江澤民派別(上海幫,劉誌軍所屬的派別)先發製人發動“打擊”的一部分。由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爆發最高領導人人選爭奪戰,中國政府內部鬥爭(有時被稱作“一黨兩派”)升級。前重慶黨委書記薄熙來(也是江澤民的手下)在2012年3月免職和被捕,可見鬥爭導致兩派出現罕見的公開分裂。
胡溫不僅將劉誌軍搶奪權力的企圖消滅在萌芽中,以此來削弱江派,更把目光投向解散鐵道部。由於鐵道部在全國經濟中占有重要位置,常被稱為“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胡溫解散舊鐵道部的政治議程已經其繼任者習李完成。中共領導層利用鐵道部的貪汙醜聞和危機汙名,通過媒體來消除對新自由主義改造的抵抗。無論是來自政府內部還是公眾,對票價上漲和低利潤服務的削減,都感到擔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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