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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广大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转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从推翻三座大山转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随着 1956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普遍胜利和 1957 年反右运动的胜利,党外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大的威胁,因为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已经从党外转移到党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人民就面临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1950 年,美国指示南朝鲜进攻北朝鲜,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一个月后授权其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同时公开表示入侵中国的欲望。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其经济开始好转,改造工商业的契机已经到来。1950 年,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确立,私营工商业被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1951 年,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党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口号。随着这场运动的展开,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迹象也开始显露。1951 年 11 月,在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上,原天津地委负责人刘青山、张子顺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事件被曝光。刘、张二人大量侵吞和盗窃国家财产,以满足其极其腐败的生活方式。这一事件反映了资产阶级腐败和腐蚀无产阶级的严重性。资产阶级争取了许多被允许继续工作的旧机关人员,用“糖衣炮弹”攻击革命者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把他们变成新的资产阶级,用这些人破坏社会主义事业,严重滋生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倾向。资产阶级的触角也伸向了全国各地的经济机构:在天津和上海等地,偷逃营业税的比例达到 87%和 99%。他们大肆盗窃国家财产,采用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以少报多等手段,窃取大量利润。他们大量窃取国家经济情报,从事投机倒把,甚至向帝国主义出卖国家经济情报。为了牟取暴利,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物资上偷工减料,向志愿军提供腐烂的食品和被污染的医疗物资,造成我军战士大量非战斗损失。1951 年 12 月,毛主席及时指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反对资产阶级行贿、盗骗国家财产、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打击资产阶级(五反)。我们党动员工人阶级在党内和党外对资产阶级发起了强硬的攻势,在 1952 年 6 月,经过半年左右的紧张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通过这场斗争,高度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为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在农村土地改革中,刘少奇和他的集团要求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大力发展富农经济,反对互助合作运动。他提倡“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民”,叫嚣雇佣劳动应"放任自流",“让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说“东北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他在中央背后批评搞华北互助社合作社的想法,到处宣扬"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谬论。"有了工业的国有化和土地的国有化,然后农民才能集体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这样农业才能普遍的集体化。"竭力反对农民走合作化道路。1951 年 11 月,在全国政协的学习讨论会上,刘少奇把他的" 理论"和方法概括为一个口号:“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正式发动了他"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计划。他到处宣扬"确保私有财产",呼吁"四大自由"(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势力,除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什么都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至于"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其目的是为了掩护资本主义在城市和农村的发展,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矛盾,胡说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两者“可以互相联系,平衡发展”,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需要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妄图进行全方位的阶级合作,实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阶级投降。1953 年 6 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接驳斥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方针,指出这个方针是有害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毛泽东主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成为我国的唯一经济基础。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步骤。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通过,宣告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彻底破产。 1953 年,我国的经济恢复阶段已基本结束。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指导下,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国民经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但是,以党内资产阶级高岗、饶漱石为代表的小集团开始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以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为名,企图巩固自己的势力,宣扬“红区党”、“白区党”,与林彪、彭德怀等分子暗中勾通,企图推翻中央委员会。毛主席在 1953 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阴谋。党也给了受牵连的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但高岗和饶漱石坚持反动的立场无意改变。高岗[2]甚至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标志着他对党的最后背叛。 1958 年,毛主席发起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除了迅速增加生产力,大跃进还提出了废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任务。党内的资产阶级抵制大跃进:刘少奇集团从“左边”破坏大跃进,而彭德怀等右派机会主义者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公开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虽然他们的阴谋暂时被挫败,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仍然试图利用 1962 年国家的经济困难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他们要求解散农村的人民公社,扩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赋予专政工人的权力,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者驳斥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立场。对于当前的严峻形势,毛主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4年,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次爆发斗争,刘少奇否认运动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由于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数量的执政干部追随党内代表资产阶级的刘少奇集团,而大多数处于"中间"位置的干部不理解防范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性,毛主席认识到过去发动政治运动的方法已经不符合当前的需要,就像他后来指出的那样,必须更彻底地动员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1965 年 11 月,姚文元撰写了《评〈海瑞罢官〉》,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第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党内的资产阶级试图将批判限制在学术领域,但 1966 年 5 月 16 日的《通知》正式开始了政治层面的大批判,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广大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率先站起来,在党内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出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把造反的学生归为“右派”。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于 8 月撰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揭露了刘少奇集团的阴谋,撤回了工作小组。 工作队撤走后,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造反派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党内的资本主义当权派就采取了扶持官方的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对抗造反派群众组织。11 月,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公开支持革命工人后,全国广大工人群众开始在当地工作场所和地区组织起来反对当权的资产阶级。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的资产阶级利用破坏和物质贿赂等方式,试图压制群众运动。为了制止资产阶级对运动的破坏,毛主席指示广大造反派群众起来从当地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1967 年1 月,上海的工人阶级率先从上海市委手中夺取权力。紧接着,造反派在全国许多其他地区夺取了政权。夺取政权后,以部队军管代表、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原则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被确立为新的国家权力机关,资产阶级分子被清除出国家机器。在大批判和夺权的浪潮下,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军队高层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在一起。2 月,保守派军事力量干预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治运动,造反派群众组织被军队强行解散,许多人被逮捕。最高级别的军事领导人在会议上公开攻击毛主席和左派领导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资产阶级的攻击进行了反击,命令所有军队停止镇压造反派,释放被捕群众。保守派军事领导人不得不执行毛主席的指令。然而,保守派军事领导人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权力,他们利用军队的力量重建在前一时期被瓦解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对抗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武汉,保守派的"百万雄师"使用暴力攻击造反派。7 月,毛主席来到武汉,要求军区领导人陈再道支持造反派而不是保守派,但军区领导人公开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甚至密谋绑架毛主席。毛主席从武汉撤离后,来自北京的军队重新控制了武汉,并宣布保守派组织为非法,解救了造反派。 虽然各地的保守派势力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群众运动的困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一些地区,党和军队内部的资产阶级支持保守派组织继续打击造反派,而在另一些地区,造反派在打败保守派后,在资产阶级的唆使下陷入内部分裂,无休止地相互争夺权力。9 月,毛主席再次作出指示,号召各派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尽管如此,大多数地方的群众组织仍在进行斗争,已经夺取政权的地区易手。许多群众组织受到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愿意与其他群众组织联合。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利用此刻的混乱局面,唆使极少数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了结束群众组织之间愈演愈烈的内战,毛主席命令人民解放军再次介入运动,协助革命群众组织结成联盟,建立稳固的新政权。各群众组织进行了整合,原来的派系解散了。1968 年 9 月,各省和自治区(不包括台湾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9 年,中国共产党在再次进行整党后召开九大,许多革命左派和先进分子成为大会代表。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全国范围内的主要任务,从反动派群众组织从下到上夺取政权,变成了在新生的革命力量的领导下,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对不合理的旧法规进行批判和改造。工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被批判,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力量被遏制,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线被夺回,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开始在各地涌现。然而,在军队高层形成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林彪集团。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假意支持毛主席,在反对革命左派的同时,秘密扩大自己的队伍。在九大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唯生产力论的政治报告,遭到了革命者的反驳。在 1970 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们集中攻击张春桥同志,但遭到了毛主席的反击。随着合法手段的斗争失败,林彪集团走上了反革命政变的道路。在"571 工程纪要"中,他们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提出" 国富民强"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纲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最终被粉碎,1971 年 9 月,林彪逃往国外时死于飞机失事。党内的其他资产阶级派别也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九大前后,他们篡夺了一些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并利用“清查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 1967 年活跃的小型阴谋组织)等政治运动,攻击进入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将他们排斥在革命委员会之外。林彪出逃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他们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的舆论,迷惑广大人民群众。1972 年,在中间派领导干部周恩来的指导下,许多中间派和右派分子未经群众许可就被恢复了职务。周恩来把对林彪集团的批判转移到"批判极左",实际上是批判和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进行了反击,将"批判极左"转为"批判右派",捍卫了文革的成果。在 1973 年的中共十大上,更多的革命者进入政治局和党中央委员会。1974 年,毛主席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除了批判古代反动思想家孔子的思想外,还针对党内正在复苏的资产阶级。前些年被资产阶级压制的革命造反派又开始活跃起来,抛开历史的对立,集中力量对付资产阶级,那些被误伤的造反派获得了平反,一部分造反派又被吸收进革命委员会。在"批林批孔"运动之后,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力量得到加强。但是,党内高层的资产阶级分子并没有被彻底清算,他们抵制江青、张春桥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同志,支持邓小平复出。 1975 年,邓小平发起"整风"运动,针对革命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许多造反派被镇压。毛主席拯救邓小平的努力是徒劳的。1976 年,毛主席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和许多其他右派分子被撤职。由于需要稳定局势,采取中间派立场的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4 月,资产阶级利用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机会,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了一场反革命暴乱。无产阶级革命者镇压了这场暴乱,并逮捕了死硬分子。 1974 年,毛主席指出,经济上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右派[3]。“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毛主席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们“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明确了继续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广大造反派和人民群众再次行动起来,在党内批评资产阶级,要求他们纠正前一段时期的政策。一些造反派领导人加入了党,或再次获得革命委员会的职位。 9 月 9 日,毛主席去世。高层资产阶级立即聚集在一起,准备发动政变。中间派的华国锋与长期持右派立场的叶剑英勾结,对无产阶级革命者发动了突然袭击,逮捕了高层革命领导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收到消息后,上海的左派领导人打算发动起义,但由于领导人的软弱无能[4],最终没有实现。资产阶级在控制上海后,对中央和地区的所有中高级左派进行了清洗,并对各地支持反右倾逆流斗争的造反派和群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这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在福建省,"工农解放军"被短暂地组织起来,参与了反对复辟的武装斗争,然后被迅速击败。1976 年 10 月 6 日的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开始)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 华国锋集团篡夺国家政权后,立即开始推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他们否定了文革中所有的新生事物,重新启用文革中被批判的旧制度。修正主义者甚至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加入了"学习西方工厂管理制度"等内容5。1977 年后,邓小平复出,逐渐取代了华国锋。1978 年,邓小平集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改革开放",正式确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2]译者注:原文为饶漱石,应为笔误
[3]编者注:这里有误,经济上的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右派即走资派的存在是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政治基础
[4]编者注:应该指出上海革委内部存在机会主义,一枪不发把革命领导权和政权拱手相让,这绝不是所谓抽象的软弱可以一笔带过的,也体现了长期以来民兵建设方面的不足。复辟后黄金海和朱永嘉的背叛也是机会主义的很好的实证。
[5]《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此文同时加入了污蔑斯大林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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