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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左翼”与“维权左翼”的分歧与团结 尽管如此，在左翼微信群的日常讨论中，我清晰地感觉到两类左翼的存在，而且这两类左翼在很多时候处于互不买账状态中。我把这两类左翼分别称为“介入左翼”和“维权左翼”。所谓“介入左翼”，是指通过各种渠道积极介入体制博弈的左翼。所谓“维权左翼”，是指为被侵权的劳动者和弱势人群提供各种渠道和方式的维权支持的左翼。 其实，左翼有参与维权的，右翼也有参与维权的。主要区别在于解释模式和行动模式有所不同，前者认为侵权的发生是因为当局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后者认为侵权的发生是因为当局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彻底;前者希望既维护被侵权者的合法权益，又教育群众认清当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真面目，后者也有真心维护被侵权者合法权益的，但从报道来看多是利用维权推动当局进一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左翼有介入体制博奕的，右翼也有介入体制博奕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努力防止当局进一步资本主义化，如果可能的话则促使当局更多一点社会主义因素，后者自然是促进当局全面资本主义化。 左右这两拨各自关系最大的区别是，右翼的这两拨很抱团，私下里可以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但在公共场合则是全力呼应和支持，比如我就见过多人在私下里骂茅于轼不学无术而在公共场合吹捧茅于轼是伟大经济学家。左翼的这两拨常常公开相互撕扯，相互否定。在这一问题上左翼不必灰心气馁，因为在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原则和立场对于左翼尤其重要，是左翼思考和行动的前提之一。对于左翼，关键不在于相互批判上，而在于相互批判的内容上。只有在内容上提高相互批判的水平，左翼才可能实现更大更好的团结。 “维权左翼”对“介入左翼”的批判点主要是接受招安和缺乏独立人格，这种批判的前提是把当局和体制一刀切地理解成资产阶级的。“介入左翼”对“维权左翼”的批判点主要是头脑简单不识大局和帮助右翼推墙，这种批判的前提是在当前条件下认为当局和体制具有一定的平台性质，在不具备革命条件下介入博弈是维护劳动者和弱势群体利益最有力的渠道。 由此可知，介入左翼和维权左翼的划分主要是基于他们的行为模式，而不是他们的阶级属性。左翼内部处于混杂不清状态，其中既包括阶级属性，也包括话语形态。从阶级属性和话语形态上分析当前的左翼，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的困扰，比如经济基础层面的分化不充分，比如政治上层建筑层面政策的混合性，但在行为模式上这两种区分还是比较清晰的。根据行为模式的非严格分类，这种区分也只有行为模式的意义，因此本文暂时不深究其他意义。 首先讨论关于“独立人格”的批判。我个人认为政治是不能直接根据行为去评判人格独立的。毛泽东和朱德当年在井岗山发生激烈冲突，陈毅做和事佬，各打五十大板，对毛泽东的板子打在伦理人品上，说毛泽东独断专行。中央因此让陈毅主事，但陈毅很快全面陷入被动，军事和政治都陷于被动，不得不向中央打报告请毛泽东主事。毛泽东答应主事的条件之一就是先打倒“陈毅主义”。所谓“陈毅主义”，核心是把政治原则与伦理原则混为一谈，明明是政治原则的分歧，硬要说成人品问题，把在政治原则上的坚持和斗争说成独断专行。不少人利用列宁遗嘱提到斯大林的人格缺陷一事批判斯大林主义，其实也是一种“陈毅主义”，结果是完全忽视当年历史条件下政治原则的分歧和斗争。因此建议“维权左翼”尽量不要从“独立人格”角度去批判“介入左翼”，而是从对方的政治原则上去理解和批评。 其次他们在当前的社会政治法律结构中的一致性。在具体的社会政治法律结构中，他们都与当局或体制具有一定的“合谋”性。“维权左翼”的行为本身是以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承认当局法律体制的某种合法性为前提，也构成对这种法律体制一般合法性的论证，从而进一步巩固这种法律体制。换言之，“维权左翼”具有利用当局法律体制来制约或反抗当局政治体制的意味。“介入左翼”的行为是以直接承认当局政治体制的某种合法性为前提，当然也构成对这种政治体制一般合法性的论证，从而进一步巩固这种政治体制，比如在当前条件下对革命史正当性的维护不一定有助于当局的社会主义化，但肯定有助于当局执政地位的稳定，对当局快速资本主义化也有一定遏制作用。换言之，“介入左翼”具有利用当局政治体制来调整当局法律体制和政策体系的意味。 第三，他们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互补性。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他们的行为对于劳动者和弱势人群的利益具有直接的互补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介入左翼”关系到劳动者和弱势人群的整体利益，比如通过介入博弈维护当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介入博弈抑制当局资本主义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所谓整体利益，主要是指劳动者和弱势人群在制度结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城乡结构等中的一般利益。这种利益往往不为劳动者和弱势人群日常所感知，甚至不为关心劳动者和弱势人群的知识分子所认知，只有在这种利益彻底失去时他们才会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往往是悔之已晚。 中国共产党的成份早已非常复杂，在某种意义上几乎不亚于辛亥革命成功后改组过的国民党。这种成分复杂性只是由于列宁主义式的和毛泽东式的建党原则还在发生某种惯性作用而没有显示出来，但小型的“四一二”和小型的“延安整风”会因为各种成分的博弈而不断发生。在当前力量对比情况下一刀切地把当局和体制推向“右翼”，劳动者和弱势群体损失的就不是小利，而是大利，是整体利益。 “维权左翼”则关系到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具体利益。所谓具体利益，主要是指劳动者和弱势人群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个体间有明显差异的利益。这种利益在其所处条件下也可能遭到侵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侵犯可能是非普遍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侵犯可能是普遍的;在法治不完善条件下，这种侵犯可能是普遍的，在法治完善条件下这种侵犯可能是非普遍的，但都与劳动者或弱势人群直接相关。乡建左翼和新工人文化左翼也基本上属于关于到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具体利益的左翼。 最后他们都有各自的悖论和尴尬。“介入左翼”的悖论和尴尬在于无法扭转当局和体制当前资本主义化的总趋势，从而自己的行为同时为这种总趋势起到背书的作用。这也是被“维权左翼”诟病的主要原因。这一点还常常被右翼嘲笑。“维权左翼”如果是作为律师直接参与，就面临和现有法律体制勾兑的命运。如果作为第三方进行声援或抗议，常常面临个案如果没有自己的信息来源一般搞不清真实情况的困境。在这一点上，“介入左翼”和“维权左翼”相互之间应多一点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指责对方“被招安”或“头脑简单”。 由此也可见这两拨左翼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的重要性。 （接下页） | 
发表于 2016-11-7 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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