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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 三是把全部矛头全部指向毛泽东。至为露骨的是钟沛璋先生的发言。他说：“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给我们的教训。他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事实上，他造成了一个人可以凌驾全国人民至上的党国体制。一个人站起来了，亿万人民却跪下去了……改革这种毛泽东自称是无法无天的党国体制，中国才有伟大的前途”。在钟先生看来，当下中国，举国上下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是没有什么“伟大前途”的了。钟先生就是这样把自己和党以及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分割开来，钟先生真是右得不能再右了。他还是一个中共党员呢，但他已经完全自外于党了。 应该说，反毛批毛丑化毛，这是《炎黄春秋》餐桌上多年来的“当家菜”。几乎所有在该刊刊登的文章里，都随处可见攻毛的笔墨，简直是浩如烟海，而专文攻毛的文章也比比皆是。翻遍各期，堪称从无脱漏。第四期上，作为对“发言摘要”中攻毛内容相互呼应的，即有“毛泽东写给江青的那首诗”、“毛泽东与胡风事件”、“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苏联背景”、“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等多篇。其内容极尽反毛、丑化毛之能事，使人感觉到十八大以后，《炎黄春秋》的先生们，窥测了形势发展变化将近半年以来，似乎“成竹在胸”，踌躇满志起来。于是，再次把毛反浊浪掀上一个新的高度。如“毛泽东写给江青的那首诗”中，说什么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晚期、六十年代初期“面临相当孤立的政治危局，几乎不能相信任何人，除了自己的亲人”。毛“唯一可用的亲人，只有自己的老婆了……关键时刻放出去，会收到出奇制胜之奇功”，恣意攻毛辱毛，并别有用心地解析毛和江青的关系。“毛泽东与胡风事件”一文中，先是攻击毛提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舆论一律”等等是“毛泽东的中国……实行文字狱，就成为合法与常态”，继而攻击镇反以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就是视知识分子为敌对力量，不仅思想上是异端，而且总是怀疑他们在组织上是异己，这样的骨子里的敌意，正是《讲话》的基本精神”，等等。“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一文先是大肆渲染普世价值，说什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前27年，我们不从普世价值出发建设国家的民主制度，结果全党、全国在专制主义的‘一言堂’的压迫下，遭受了太大太多的灾难。”这里，攻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遭受“灾难”，矛头自然也是指向毛的。但读了作者孙旭培的全文，几乎全部攻击点都是指向毛的。作者不顾建国前后时空条件的迥异，攻击毛在民主、自由问题，尤其是新闻自由问题上如何前后矛盾，互不一致，说什么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前相比，“判若两人”，说什么“（列宁和毛泽东）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在掌执政权前都与普世价值接轨，极力称赞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自由民主，掌握政权后，只想搞专政，就猛批新闻自由”。说什么“毛泽东时代，全国报纸每天都以毛泽东的言论作为最高指示反复宣传。所谓多数人的自由最终却成了极少数精英的自由”。孙先生是研究新闻学的，但他站在资产阶级新闻观的立场上，完全不顾事实，不顾解放前后形势的不同，他竭力攻击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是毫不作怪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苏联背景”一文以及“《鲁迅嘉言录》献词”一文，其主攻目标也是针对毛泽东的，一是攻击毛泽东个人崇拜，一是既歪曲鲁迅形象，又把攻击所向对准了毛泽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炎黄春秋》作为海内久负“盛名”的反毛丑化毛的专业户，在这一期里，端的是反毛发飚，着着实实地表演了一番。与此相应的，令人印象至为强烈的是这一期一是对赵紫阳赞誉备至，一是对李慎之吹捧到了云端。与赵相关的文章连发了两篇。“我在广东省当秘书”一文肉麻吹捧赵“讲话很有条理，层次分明，论据充分，使人一听就懂”，“他非常善于发现正面的好经验、好苗头和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的记忆力极好”，说赵“眼界宽广，见解高深”，“才智逼人，只是更成熟、更丰富了”。只要看看此文的几个小标题，诸如：“一个从不发脾气的领导人”，“从来不用秘书代劳的省委书记”，“他走遍了广东的每一个县”，“他没有星期天”，“农村基层干部的知心朋友”，等等，就可以看出《炎黄春秋》是何等钟情于赵紫阳了。再是对于李慎之吹捧之高，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章赠给李慎之的一顶桂冠是一个“真正的启蒙思想家”，他“在思想文化启蒙上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在他的同辈人中首屈一指”。文章说：“虽然他已经去世十年之久，但他在十年之前所追求、所呼唤的那些启蒙思想文化价值，为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三化合一，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人权、宪政与法治……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显得越加迫切了。”作者如此热烈鼓吹的李慎之所启蒙的思想，其全部内容正是西方普世价值那一套对中国人民说来可称为毒药的货色。与此同时，作者不遗余力地攻击列宁的社会革命理论是“反现代，根本没有现代性……试图把人拉回到奴隶状态。在上是专制主义，在下是奴隶主义。”作者超高吹捧李慎之提出的著名的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三化合一的观点，说李“强调全球化还应包括政治全球化和文化价值全球化等问题，而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民主化”。李慎之还得意非常地跟作者说：“实际上，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如此露骨、狂热地吹捧，直是把美国封为全球太上皇和全球霸王了。这种无耻，这种洋奴相，真是令人作呕。作者还吹捧“李慎之的最大思想成就是将世界性的文化启蒙的价值放在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失败的经验教训总结之中，来进行提炼，产生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准确看法”。这一句作者对李慎之的恭维话恰恰暴露出李慎之对国际共运的曲折坎坷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且看得出来，无论是作者还是李慎之，对于这种“失败”，他们是幸灾乐祸的。李慎之曾经是一名中共党员，由上述所证明，他真正是共产党的叛徒。这里，不克引述作者在文章中的全部吹捧词。总之，今年第四期《炎黄春秋》在掀起一阵新的反毛浊浪同时，对赵紫阳、李慎之两人却又如此划出大幅版面予以热捧，两人对应之“契合”，反衬之强烈，真是让人印象至为深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毛泽东恨之如此切，对赵紫阳、李慎之受之如此深，真真是使我们大家的“悟性”都提了一大截。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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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9 23: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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