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社与巴黎公社

远航一号

原文由樱桃时节、李向前网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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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宣布夺取上海市委的党政领导权；在同年2月5日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7日，刊登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但到了2月23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这个标榜着“巴黎公社原则”的新生政权为何会如此短命？1871年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到“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可以随时撤换。”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公社并不依靠一个党政机关作为媒介，仅仅依靠公社成员与群众的自发选举。而更为致命的是，在公社的中央委员会中，存在着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不难发现，上海的情况与巴黎是类似的。巴黎公社的成立是处在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而上海作为全国第一个首先夺权的城市。从外部来看，全国范围内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各省市的官僚集团在当地驻军的配合下镇压文革派群众组织。而在新生的权利机构内部，由于继续革命派在群众中仅能够动员激进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所谓“黑五类”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和临时工，农民则没有发动起来，也依然存在着派系斗争，工人阶级处于分裂的状态。当公社成立在即，以耿金章为首的十四个造反组织组成了“大联委”，宣布成立“第二人民公社”。虽然此事不久后平息，但也反映了造反派内部并不团结。加之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初衷之一，也是让群众得到社会主义的再教育。但在当时，绝大多数劳动者仍然不得不将几乎全部的时间用于物质生产劳动。这样，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有时间、有必要的教育与训练（教育与训练本身也要占用大量时间）来从事工业管理、国民经济计划、内政外交、司法刑狱、科学研究、文化艺术等“社会的共同事务”。也就意味着当时相当一部分群众尤其是农民思想较为落后，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正如巴黎公社之后的结局一样，同样上海人民公社也同样无法延续下去，文革派不仅踢不开党委，而且不得不依赖林彪为首的军事官僚集团来维持秩序。由于阶级力量不利，之前所说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自然也无法实现，毛泽东批评公社为“极端无政府主义”，公社的成立也引得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独而代之是“三结合”（干部 军队 群众）。这一产物反映了造反派实际上是开始退却了的。到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上海公社的取缔从来就不是什么“政体问题”，而是在阶级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造反派退却的开始。而在这种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所带来的历史条件方面的限制下，想要实施群众自主的管理也是不可能的。“公社以其审慎温和著称的措施，只能适合于被包围城市的情况。……它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