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主持西藏工作：免征、放开、走人。西藏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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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看胡耀邦的西藏六条，今天查到胡耀邦智囊、陈水扁国事顾问阮铭的奇文，共欣赏
http://blog.boxun.com/hero/200909/dongsai/22_1.shtml
阮铭，胡耀邦智囊（传为秘书），88年“到”美国，后“去”台湾，坚决主张台独被陈水扁聘为国事顾问，入籍
胡耀邦主持西藏工作

一九八○年三月十四、十五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听取西藏自治区的情况报，对西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两天讨论，形成第一个《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胡耀邦在会上说：

   「加快西藏建设，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政策，深入批判极左路线，坚决肃清其流毒。经济政策方面，要纠正各种『左』的错误。要积极培养藏族干部，大胆提拔，放手使用，热情帮助，具体指导，逐步做到全区县级以上党政群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体。在宗教政策方面，对在西藏人民群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喇嘛教，必须慎重对待。要尊重信教群众，妥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科学文化教育。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如平叛扩大化、错划富农成份等，要加紧处理。」

  胡耀邦知道，中央批转一个座谈会纪要解决不了问题，这不过是为他去西藏实地考察「暖身」的准备。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胡耀邦和万里、阿沛‧阿旺晋美、杨静仁一行出发前往西藏。在飞机上，胡耀邦对随行人员和新华社记者说：
   
   「我们不是去参观，是去工作，是要实地看一看，同那里的同志研究发展西藏经济，使西藏人民生活尽快改善的大计。这是我们此行的主题。
   
   「西藏人民是勤劳的、勇敢的、智慧的人民，但是他们现在还很穷，生活很困难。我们党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治一个『穷』字，建设一个富裕的、文明的、团结的新西藏。
   
   「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准备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起来是六个字：免征，放开，走人。
   
   「免征，就是全部免去全自治区的农牧税，至少两年，还不准随便无偿使用劳动力。
   
   「放开，就是所有经济活动领域都要放宽政策，怎样对生产有利就怎样做，不要乱加限制。自留地、自留畜，群众自己能搞多少就让他们搞多少。房前屋后人家爱种什幺就种什幺。群众手里的东西允许人家自由交换。
   
   「走人，就是要逐步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部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少数工作上确实很必要的，要求他们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
   
   胡耀邦在拉萨，到工厂、学校、藏民家中实地考察，与各方人士接触交谈，听取对西藏发展的各种意见。五月二十九日，在西藏自治区党政干部大会讲话，提出了着名的「西藏六条」。胡耀邦说：「当前西藏工作的总目标，是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比较快地提高起来，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为此要做好六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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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提出“西藏六条”
   
   （一）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
   
   西藏自治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大自治区。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所谓自治，就是自主权。要在统一领导下，实行充分的、独立的自主权。
   
   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法规和条例，保护民族的自治权和民族的特殊利益。
   
   （二）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
   
   要确定在几年之内免除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征，肯定要免去；购，也不分配任务，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任务。对农牧民的产品可以实行议购、换购，互相调剂，免除分配任务。这个政策可以促进农牧业发展。
   
   （三）在所有经济领域，实行特殊的、适合西藏的灵活政策。
   
   西藏没有什幺纯农业区，一个是农牧区，一个是林牧区，一个是纯牧区。单单搞农业没有出路。要多种经营，农牧结合，林牧结合，搞手工业，政策要放宽。充分调动农牧民积极性，农民愿种什幺就种什幺，不要干涉。一户养几十只羊、几条牛，发展副业，困难的，国家可贷款。不要怕富，人民富了，国家才能富。政策要放宽，放宽，再放宽。
   
   （四）把国家支援的经费，用到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迫切需要上来。
   
   国家给西藏的经费，比给其它省、区都要多。过去由于经验不足，钱用得不得当，浪费很大。对国家支持的经费、物资、设备，要用得恰当，主要用在『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上，在发展西藏经济的基础上，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每年一定要为西藏人民办几件好事。
   
   （五）大力恢复和发展西藏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
   
   西藏有世界闻名的藏族古文化，有很好的佛教经学，优美的音乐、舞蹈，还有藏医、藏戏等，值得研究和发展。现在西藏的教育事业发展不好，要考虑西藏的特点，办大学、中学和小学教育。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尊重藏族人民的历史文化。
   
   （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加强藏、汉干部亲密团结。
   
   两、三年内，要使国家脱产干部中的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医生、教师、科研人员不受此限制，越多越好。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完成了历史任务，走是光荣的。回去时，组织上绝对负责安排。」
   
   胡耀邦说：「提出这六件大事，目的为了在两、三年内扭转西藏贫困局面，五年到六年超过历史最好生活水平，十年使西藏有比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期待在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藏汉人民进一步加强团结，情同骨肉，永不分离。」
   
   胡耀邦从西藏回来，六月的一天，邀请平措旺杰谈话。胡耀邦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是一个大胜利」。这次谈话的目的，胡耀邦提议派平措旺杰去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这正是二十五年前（一九五五），年轻的达赖喇嘛向党中央提出的建议。假如当时实现了，达赖会逃亡吗？西藏的历史会不同吗？二十五年过去了。那时三十三岁的平措旺杰，已经五十八岁。平措在他的自传里说，他听了胡耀邦的建议，「凭着强烈的直觉，谢绝了这个建议。」他对胡耀邦说：「系狱多年，如今不熟悉西藏情况，此时不是一个合适的西藏领导人选」。
   
   平措的「直觉」，其出自他的经历和对西藏现状的观察。西藏已经有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权力结构，而且直通中央的人脉。这个结构里汉藏两族的干部，未必愿意平措旺杰这样的人物去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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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邓力群向胡耀邦发难
   
   一九八○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新疆问题，提出对新疆工作的六条。胡耀邦认为，新疆不像西藏那幺复杂，没有流亡宗教领袖和流亡政府，那时也还没有外国支持的疆独运动。新疆的经济、文化、交通等条件也比西藏好，问题的解决似乎不难。
   
   胡耀邦未料到的是，以王震、邓力群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旧势力在中央发难，不但攻击中央对西藏、新疆的新政策，还想翻他们一九五○年代初在新疆搞大汉族主义的案。邓力群说：「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民族地区民族分裂主义的危险，他没有认识。对一百多年的历史，英国、印度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俄国要把新疆搞走，他完全忽视。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
   
   在王震、邓力群们的策动下，西藏和新疆的干部思想陷于混乱。在新疆因有王震旧部在那里遥相呼应，闹得更凶。一九八一年秋胡耀邦要我多下去做调查研究，我从北疆到南疆走了两个月，可以说走遍了整个新疆。那时执行《新疆六条》旳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汪锋，已因王震在邓小平面前「告状」被调出新疆。邓小平派了军队干部谷景生去，实际上执行王震当年在新疆的大汉族主义路线。我们（我和中央党校的两位同事）到新疆时，那里的汉族干部已经公开攻击胡耀邦，而民族干部却支持《新疆六条》，担心「实行不了」。
   
   经济开发离不开民族自治
   
   我们调查研究的主题，是新疆的经济开发。但很快发现，新疆的经济开发离不开民族自治与门户开放。新疆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当开放。为什幺新疆还那幺穷呢？尤其是南疆，我们到居民家里拜访，真是「家徒四壁」。
   
   根本原因，一个是长期封闭，连汉唐以来就已打通的国际贸易要道也关闭了；一个是新疆当地民族受到压抑，得不到自由发展。所以当《新疆六条》传到新疆时，新疆人民和民族干部无不热烈拥护。汉族干部的反应并不一致。一部分政治文化素质较高、思想比较开放的汉族干部，赞同新疆实行充分民族自治，对自己调回内地也易于接受。另一部分在新疆已获得超过自己能力、水平的特权与利益的汉族干部，则不那幺想得通。但如果没有上面的后台策动，他们也只能被动接受中央政策。
   
   王震、邓力群与胡耀邦在边疆政策上的重大分歧，当时在北京还不为人知，在新疆就非常公开化。我们一到喀什，一位维吾尔族干部找到我们住所，非常激动地说：「胡耀邦的六条我们拥护，现在为什幺停止执行？汉族干部说撤又不撤了。听说反倒要把买买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族领导人）调出新疆，这是怎幺回事？」他还说，「王震有一回来新疆讲，他死后要葬到新疆的天山上。我们可不允许这个杀新疆人的异教徒骨头弄脏天山的净土。他要葬，我们就刨掉他！」
   
   另一位维族干部要我们向胡耀邦反映，派习仲勋来新疆。他说：「王震、邓力群老早就镇压新疆民族干部，是习仲勋来纠正的。习仲勋了解新疆人，他来才能把新疆搞好。」就我们所接触到的最激进的新疆民族干部，在当时也不反对汉人和汉族干部，也不主张从中国独立出走。他们只是要求实现真正的自治，成为他们生存的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他们反对的，是欺压他们的王震、邓力群那样的大汉族主义分子。他们欢迎帮助他们的，像胡耀邦、习仲勋这样的汉族朋友。我们遇到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等各族干部和民众，都对我们诚恳坦率，毫不戒备。有的不会讲汉语的（在南疆），我们带着翻译，一样交谈得很融洽。我们发现凡是懂得新疆民族语言的汉族干部，为我们当翻译的，大都与新疆民族干部、民众相处较好，也较少大汉族主义偏见。但他们比民族干部较多顾虑，不大敢反映意见，怕被领导知道于自己不利。
   
   我们在喀什接触到一位长期在南疆工作的汉族老干部，肆无忌惮地对我们大骂胡耀邦，连带骂到当年的毛泽东。他说：「当年毛泽东把王震、邓力群调回内地犯了大错误，助长新疆的地方民族主义。这回胡耀邦又来了个六条，弄到西藏和新疆不可收拾，我们都快被赶走了。胡耀邦懂个屁，什幺充分自治？你把权给了他们，他们就要搞他们的东土耳其斯坦。胡耀邦还要把汉族干部都撤回内地，那不就把新疆给了苏联、土耳其？这是卖国贼才做得出的事！」
   
   西藏的状况稍有不同。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一开始就抵制《西藏六条》。最初是阳奉阴违，暗中支持坚持「左」倾路线的干部阻挠《六条》的执行。后来看到新疆已经停止执行《新疆六条》，开始反右；于是化暗为明，在西藏也搞起了反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阴法唐给中央写了两次报告，强调西藏「思想战和宗教工作有焕散软弱、放任自流倾向」，「宗教势力抬头，有的党员参加念经、求神、朝佛、转经，宗教政策上必须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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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西藏问题上不退却
   
   胡耀邦在西藏问题上没有退却。一九八四年二月，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指出：西藏近四年来农牧业生产徘徊不前，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改善不快。从领导工作看，主要问题是对西藏的特殊性认识不够深刻，思想不够解放，对搞活经济的措施不够切实有力，「左」的思想还很严重。这次会议，就是中央书记处同志和你们（西藏领导干部）一起，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来一次再认识。」这实际上是针对阴法唐四年来抵制《西藏六条》而发。

接着，胡耀邦指出西藏的「特殊性」是什幺？一、处于世界屋脊，地理环境隔绝，二、长期封建农奴制，三、单一藏族聚居的自我团聚力，四、政教合一的喇嘛教，五、世界舆论高度关注。
   
   胡耀邦认为西藏领导干部对这五点特殊性没有深刻认识，在工作上存在四个害怕：怕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怕党的领导会削弱，怕宗教影响越来越大，怕会出现大叛乱。
   
   胡耀邦说，丢掉四个害怕，做好三方面的工作，西藏工作就能大进一步。
   
   第一， 把西藏经济因地制宜搞上去。
   
   第二， 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宗教工作。
   
   第三， 保持发扬西藏固有文化。
   
   胡耀邦还提出许多具体建议：
   
   （一） 能源建设。应发挥西藏自然资源优势，开发水电、地热、太阳能、风能。请沿海和内地各省支持包建，农牧业才能有所兴革，摆脱落后状态，不再烧林木、草、牛粪，保持生态平衡。
   
   （二） 交通建设。同内地的交通，要靠空运，搞大飞机，把机场建设好。区内交通，多修一点骨干公路，发展运输专业户，让老百姓自己买汽车用汽车。
   
   （三） 让广大农牧民富起来，西藏两百万人口，其中一百六十多万是农牧民。西藏经济建设的着眼点就是使农牧民富起来。农林牧结合，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让农牧民自己放手生产和经营。
   
   （四） 对喇嘛教。西藏人普遍信教，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为方便信教群众，可以恢复一部分寺庙、经堂。宗教中妨碍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东西，是精神枷锁，应逐步加以适当改革，引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帮助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先改革灭害虫即「杀生」、倾家荡产布施、头破血流朝拜这三个问题，依靠藏族干部带头、党政干部带头，改革陈规陋习。
   
   （五） 做好上层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真正交朋友，多接触多谈心，使他们了解全国形势、全区形势，重要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
   
   （六） 培养藏族自己的专家干部。西藏的繁荣发展，要靠西藏人民自己的努力奋斗，要培养出一批自己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法学家、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一大批西藏自己的农业、牧业、电力、交通、航空、地质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干部。这种人才如果能在八十年代培养出两万人，就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西藏的面貌就会很不相同。这是个带有战略性质的重大问题，应该细致安排，认真抓好。一要努力提高现有三万民族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二是要努力办好西藏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把西藏的教育文化事业搞上去，是西藏人民彻底翻身的基本措施之一。
   
   会议开了八天（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六日），胡耀邦七次讲话。但阴法唐回到西藏仍拒不执行，因在中央有后台（王震、邓力群）支持他。一九八四年八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派胡启立（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田纪云（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到西藏督促阴法唐执行中央政策，仍无效。终于在一九八五年六月派去新的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撤了阴法唐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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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措旺杰提出的真知灼见
   
   但那时西藏的形势，正如平措所担忧的，那个直通中央人脉的庞大而严密的权力结构，经过阴法唐这几年的经营，更加有恃无恐。他们连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都不买账，何况一个彝族小兄弟伍精华？
   
   伍精华为了深入藏民做工作，有时穿藏袍参与一些群众宗教活动，被大汉族主义者讥为「喇嘛书记」。平措旺杰虽未接受胡耀邦建议去西藏工作，也遭大汉族主义者散布流言攻击。
   
   他们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个最坏的主张藏独的藏人。一个在国外，达赖喇嘛。一个在国内，班禅喇嘛。一个在党内，平措旺杰。」
   
   平措旺杰虽未听胡耀邦的话去西藏，但他给胡耀邦提过不少建议，如：
   
   ──一九五八年在西藏等地展开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做法是错的，从此就没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平等。
   
   ──少数民族干部必须真正有权，不能只给一个好听的头衔，却没有实权。
   
   ──少数民族地区人少地多，汉族地区人多地少，移民是必然的，但应有计划、有步骤进行，不能危及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生存利益。
   
   ──拉萨永远不应变。拉萨藏语里是「圣城」的意思，就像麦加对穆斯林一样。如果布达拉宫被大群高楼簇拥，周围全是讲汉语的汉人，中国政府就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中央应重新评估导致达赖出走的一九五九年西藏暴乱。不能动用军队镇压少数民族地区，不能用军队来做警察应该做的工作。
   
   平措旺杰的故事，已经由美国藏学家Melvyn.C.Goldstein根据本人口授，写成自传体的《一个西藏革命家》。二○○二年完稿后，执笔者Goldstein请平措自己写一个「后记」。平措在「后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国家应该统一，少数民族不应该分裂出去，但应该得到高度自治。」
   
   平措还说：「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没有理由怀疑达赖喇嘛的动机，没有理由歪曲达赖喇嘛的真诚无私，没有理由攻击达赖喇嘛的人格。康区、卫藏、安多三区的藏人，都从心底想念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们相信他，依靠他，祈求他的祝福。」
   
   假如那时平措旺杰接受了胡耀邦的建议去西藏当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的命运会不同吗？西藏会实现他的主张「在国家统一下的高度自治」吗？
   
   恐怕会比阴法唐、伍精华在那里的状况好，但不会长久。从全国形势看，最多到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平措旺杰不可能再在西藏耽下去。平措遵循胡耀邦的《西藏六条》所做的一切，也会被新来者胡锦涛于一旦。
   
   这是从毛泽东帝国到邓小平帝国的统治逻辑所决定的，不是平措旺杰和胡耀邦这些理想家的努力和牺牲能够改变的。
   
   一个帝国兴起的时候，需要胡耀邦、平措旺杰这样有理想主义和创新精神的先锋去扫除障碍，开辟历史前进的道路。但到了旧帝国残留的障碍已经扫除，新帝国生长出自己的障碍时，这样具有理想主义和创新精神的先锋就成了新的权力者巩固个人统治的禁忌，非除掉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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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真诚认同胡耀邦的主张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天安门「六四」屠杀之后，我在纽约见到达赖喇嘛，那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了。
   
   第一次是一九五四年，在原燕京大学临湖轩前的草坪上。我那时在清华大学教哲学，在燕大我学的是工科，但清华校长蒋南翔成立了哲学教研室，他自己当主任，找我当讲师，让我在建筑系开了一门哲学课，我就到北京大学听苏联哲学家萨道维奇为北大哲学系开的哲学课，作为自己教学的参考。那时燕京大学已被撤消，北京大学搬来了燕园。那天我听完课，走到临湖轩前草坪时，刚好遇到达赖和班禅从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居住的临湖轩中出来，碰了一个照面。我的印象只是两个天真可爱的少年，丝毫没有「活佛」的神秘感。他们是来这美丽的燕园参观游览的。
   
   三十五年后在纽约再见达赖喇嘛时，他已经五十四岁，容颜虽改，言谈性格仍不失少年时的天真可爱，还是丝毫没有「活佛」的神秘感。他对胡耀邦表示出真诚的认同，他也了解一九八○年的《西藏六条》。他说他就是受到《六条》影响决定放弃独立主张，改为争取充分自治的，那第一条不就是「充分自治」吗？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说，就是争取与中共谈判实现自治，避免暴力与分裂。然而由于一九八九年三月西藏的戒严和镇压，接着胡耀邦的去世和天安门的屠杀，达赖对谈判虽有期待而不乐观。
   
   假如十年前西藏和新疆在充分自治的基础上向世界开放，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经过这十年建设，局面早已改观，暴力与分裂完全可以避免。然而这十年中共对西藏和新疆的统治，与两个《六条》背道而驰。新疆在先，西藏在后，执行的是王震、邓力群一九五○年代初被毛泽东批判的大汉族主义路线，从而在新疆和西藏激起了比十年前更强烈的反抗意识，由于不相信中共的「自治」诺言而日益走上同中国分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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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贴这么多，藏独和疆独闹事和胡耀邦的关系基本清楚了。有意思的是胡的智囊变成阿扁的顾问。原文在网址开头出处的网址上。

反毛者乃畜生

乱邦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