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而不是四人帮

ahjoe

10月5日

（1）上午至下午：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的密谈。据叶永烈记述，“汪东兴说：。。。5日上午九时三十分， 我只身来到华国锋的中南海的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人选名单和具体部署，吃罢午饭，稍作休息，我和华国锋便分别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号楼叶帅家，最后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以便取得统一认识。

为了避人耳目，华国锋驱车来到北京医院，在院子转了一圈，又从后门出来，直奔城外。。。。

叶帅入座后,问华国锋：“你来这里别人知道吗？”

华国锋说：“叶帅放心，我是秘密行动，绕道而来。”。。。

这样，5日下午四时，华国锋和我带着行动方案，一起上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家， 与叶帅反复讨论后，三人作出决定明天（6日）晚上八点就动手” (叶永烈, 2009, 第34页)。

笔者按：有些学者和当事人认为，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此期间从没有同时在一起过。武建华的回忆也没有提到这次活动。但叶永烈强调他引用的是汪东兴的原话（见叶永烈， 2009， 第33页）。

（2）下午，汪东兴陪同华国锋到地下工程。 “10月5日下午，汪东兴陪同华国锋到地下工程，对各隔离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认为完好可用。此后，汪东兴、武健华又对怀仁堂会场及其大小门出入口、停车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对有关的武器弹药、车辆装备、通讯联络、后勤保障等工作进行了详细地布置和检查。同时，还制订了非正常情况时几种应急的预案”（武建华, 2013， 第7页）。

10月6日

（1）军事部署。据毛毛记述，为了10月6日的行动，“叶帅对军队作了相应的部署” （毛毛，2000年，第520页）。

（2）北京戒严。“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吴德, 2008，第184页)。

（3）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武建华回忆道：“10月6日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汪东兴严肃地压低声音对大家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汪东兴又向大家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 (武建华, 2013， 第8页)。

晚6时30分，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晚7点20分，叶剑英到达怀仁堂；7点40分，华国锋到达怀仁堂。7点55分，王洪文被抓捕。 7点58分，张春桥被抓捕 （武建华, 2013， 第9-11页)。

值得一提的是，王洪文在被抓捕时说，“想不到你们这样快！”。 武建华认为这句话“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武建华, 2013， 第10页)。

（4）军事接管宣传和新闻机关。“当晚华国锋通知中联部部长耿飚到怀仁堂接受任务。。。耿飚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他立刻接管由姚文元等人领导，控制的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新闻机关，夺回被”四人帮“控制的宣传，舆论阵地的领导权” (吴德, 2008，第187页)。

（5）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当选党中央主席。“晚上10点政治局在叶剑英驻地玉泉山9号楼开会。 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说：。。。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武建华, 2013， 第15-16页）。这个建议被叶剑英婉拒。华国锋当选党中央主席（武建华, 2013，第16页）。

“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了玉泉山” (吴德，2008，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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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

（1）下午,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第三次密谈。“第三次密谈。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元帅按照预约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汪：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汪东兴庄重地说：叶帅，你是我们党内以深思熟虑、多谋善断而著称的领导人，由你和华国锋同志一起领导，团结政治局大多数委员，我看优势会在我们方面。

叶帅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我同先念、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你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做得对。

汪东兴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

叶帅异常激动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下手了！他们是在逼华国锋摊牌，交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

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太阳已经落山，汪东兴对叶帅说：叶帅，消消气。今晚请你尝尝我们家里的饭菜。

叶帅很高兴地和汪东兴一起进了晚餐。

叶帅严肃庄重地说：好！就这样说定了。我现在就去华国锋那里同他谈，具体问题由你今晚去华国锋那里谈。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尽量做到知密范围小，但也不排除出点小的乱子。

　　汪东兴说：肯定有风险，但力争不出乱子。

　　叶帅临出门时叮嘱说：事实摆在眼前，逼着我们要加速进程，不能失掉良机。4日下午我再来，不要打电话，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不要惊动了他们。

　　汪东兴说：我明白。” （武建华, 2013， 第3-4页）。

(2）10月2日晚，汪东兴开始制定抓捕江派的行动方案。“1976年10月2日晚，汪东兴送走叶帅后，已经是7点多钟了。他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盘算了一会儿，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我们三人到场之后，东兴同志就直截了当对我们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画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攥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他说，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我回来后，咱们继续讨论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武建华, 2013， 第5页）。

（3）10月2日晚 华国锋先 与叶剑英密谈， 再与汪东兴密谈。“按照叶帅的交代，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副主席在东交民巷的住地。

在华国锋副主席办公室，汪东兴对他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回话说：叶帅刚才来过。你们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刚才我和叶帅商议过，由你先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我们再来议定，你看这样好吗？

汪东兴想了一会儿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明天我再来汇报。

华国锋又进一步明确地说：形势逼人，争取在一周内解决怎么样？你尽快准备，但也不要过急，没有准备好，不能动手。

汪东兴表示同意：我争取一周内作好准备，没有把握的仗，绝对不能打。明天我把方案拿出来咱们再定。

华国锋说：你制订方案时，还要考虑到困难和阻力，而且时间紧迫。

汪东兴说：时间是很紧了，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中南海，在江青家里谈了很久。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头。

华国锋最后说：那好，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见面，不打电话了。” （武建华, 2013，第4-5页 ）


10月3日

（1）汪东兴完成制定行动方案。“10月3日凌晨3时，李鑫、武健华在汪东兴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我们商量的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东兴同志和我们进行了详细地研究。。。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期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武建华, 2013， 第5-6页）。

（2）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谈话。武建华回忆道：“1976年10月3日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和华国锋在东交民巷华的办公室又见面了。汪东兴向他详细汇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副主席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定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说：“我看这个主意好，免得夜长梦多。准备时间是否由十天缩短为六天，我们还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 （武建华, 2013，第6页）。

（3） 华国锋和吴德的谈话。 吴德回忆道：“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吴德，2008，第182页)。吴德后来说，“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 (吴德， 2008，第184页)。

10月4日

（1） 上午：汪东兴的活动。“1976年10月4日上午，汪东兴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以及武健华一行四人，以一级战备的名义，检查地下工程内各个隔离点，并对地下工程的安全措施、家具用品、盥洗器具、机电设备等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后责成8341部队防化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在绝对保密的原则下，紧急动员最必需的部队，按使用状态，做好一切准备”（武建华, 2013，第6页）。

（2）下午：汪东兴和叶剑英第四次密谈。“1976年10月4日下午，叶帅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叶帅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作了详细汇报。叶帅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他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帅接着又说：“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汪东兴很赞成叶帅的指示，他强调说：“叶帅讲的，都是从我党历史上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们将要求所有行动人员务必切实做到。”” （武建华, 2013， 第6页）

（3）下午：华国锋，吴德和汪东兴的活动和谈话。吴德回忆道：“10月3日，4日，我与华国锋及时交换各种意见，我们把所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 华国锋要求一定保持首都的稳定。。。

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我们听了汪东兴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的措施。 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吴德，2008，第185-186页)。

笔者按：据武建华的回忆这次活动发生在1976年10月5日凌晨2时（武建华, 2013， 第7页），与吴德的回忆相矛盾。这里以吴德的回忆为准。 这类矛盾不影响史实的真实性和下文的分析和讨论。
（4）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密谈。据叶永烈记述: “汪东兴说：。。。逮捕“四人帮“的方案，是10月4日晚上十一时至5日凌晨三时，华国锋来我家，与我反复讨论后，由华国锋批准的” (叶永烈, 2009,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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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派在1976年9月9日至10月6日的活动

　

在这一节和下一节，我按时间顺序罗列在上述文献所记载或描述的两派在从9月9日到10月6日这28天内全部有关活动。为了避免对史实的争议，我尽可能引用原文。由于有些原文很长，我只引用与本文有关的段落；有兴趣的读者可根据提供的页数查看原文。

9月11日

吴德回忆道：“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 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 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吴德，2008， 第177页）。
　

9月12日

（1）叶剑英和汪东兴的密谈。据武建华回忆，从9月12日到10月4日，叶剑英和汪东兴有过4次密谈商讨解决四人帮（武建华， 2013，第1页）。9月12日上午，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第一次密谈。 在这次密谈中，“汪：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毛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看后江青大为不满。她又要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叶：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改天再谈”（武建华， 2013，第2页）。

（2）汪东兴和李鑫的谈话。武建华回忆道：“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9月9日凌晨2时在政治局讨论治丧问题会上，江青哭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问题；9月10日王洪文在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的问题；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等等。李鑫还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开政治局会议前，他们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早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了解和分析，很多想法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提的意见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大会堂，让他对‘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下决心。” ”（武建华， 2013， 第1页）。

9月13日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同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吴德, 2008，第178页)。 “李先念来到叶剑英住地，探讨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机警地打开收音机，在广播声的掩盖下，同李先念密谈起来”（叶永烈，2009， 第14页，原引《叶剑英光辉的一生》）。

9月14日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家，和华国锋谈了“四人帮”在钓鱼台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了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当天夜里，李鑫又到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武建华, 2013，第1页）。

9月15日

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第二次密谈。在这次密谈中，“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帅作了汇报。

叶帅听后说：他们气势逼人，向华国锋出难题，逼他表态。


汪：那天因为夜已深，没有打扰你。国锋同志同我商量后决定改为，中央常委会听取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对毛主席处文件处理意见的汇报。

叶：好主意，我们不能上当。他们正在挖空心思向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中央常委会要权力，想挤进中央常委会内。做不到！今年我们党先后有三位领导人与世长辞了。“四人帮”乘机作乱，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

　　 汪：江青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中央同他们的斗争是势不两立的。

　　 叶：他们背离党中央，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阴谋诡计，搞分裂，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建华, 2013，第2-3页）。
　

9月26日或27日

吴德回忆道：“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 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 但在中央全会投票解决“ “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还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中是没有力量的。。。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 (吴德，2008，第178-180页)。

9月30日

吴德主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庆祝国庆的会议。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吴德，2008，第180-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