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人士谈劳动哲学

傑瑞米柯賓

　三、資本與勞動相互雇傭

　　資本有資本的邏輯，勞動有勞動的邏輯，兩者看起來針尖對麥芒，各不相讓。本文則試圖打通這兩種邏輯，指出資本與勞動相互雇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雇傭的廣泛性和價值中立性

　　說到雇傭、雇傭勞動，許多人立即就想到剝削、控製和人格的不平等等負面的和貶義的含義。的確，在歷史上，這些東西曾經是與雇傭緊緊聯系在一起的，但不能因此就說，雇傭就會永遠成為對勞動者的一種詛咒。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使雇傭勞動表現出一種去剝削化（de-exploitation）的趨勢，又由於勞動雇傭資本現象的出現，「雇傭」就逐漸變成一種普遍的、價值中立的現象和概念，其主要含義無非就是租用、借貸、產權的部分轉讓。在現代社會，即使一個人是億萬富翁，根本不用工作也有花不完的錢，但只要他有工作的意願，有成為一個社會人、完整的人、自我實現的人的意願，他通常會自己創辦一件事業，或者受雇到某一企業或非企業組織從事某種自己想幹的工作。反過來說，普通勞動者雖然肯定是某一企業的雇員，但他通常也擁有其他企業的一定數量的股權，順著資本雇傭勞動的邏輯說，他也在雇傭別人為自己工作。

　　2、勞資博弈的三種模式

　　博弈論指出了三種可能的博弈模式：正和博弈（positive-sum game）、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負和博弈（passive-sum game）。正和博弈又叫雙贏（win-win），是雙方同時獲益或取勝的博弈，雙方利益之和通過博弈增加了（1+1>2）。零和博弈又叫一輸一贏（win-lose），一方獲勝另一方失敗，一方所得即是另一方所失，一方的增加額是另一方的減少額，總和不變（1+1=2），純增加額為零。負和博弈又叫雙輸（lose-lose），兩敗俱傷甚至同歸於盡，雙方利益之和比博弈之前減少了（1+1<2）。系統論也看到了這三種情況，但所用術語不同，叫做「系統之和大於要素的簡單相加」、「系統之和等於要素的簡單相加」、「系統之和小於要素的簡單相加」。

　　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對立與統一或鬥爭與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一場博弈。第一種博弈，罷工或閉廠，乃至暴力沖突和武裝起義，應該被看作是一種負和博弈，因為雙方的利益都嚴重受損了。第二種博弈，雙方消極合作，即不得不把對方當作合作對象，但彼此懷有深深的敵意和不信任，把對方之所得看作是自己之所失，於是各自都極力按照以最低投入獲取最大產出、以最低付出獲取最大回報、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收益的原則，使對方利益最小化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這樣的博弈顯然是一種零和博弈。第三種博弈，雙方積極合作，雖然也意識到利益的差別，但能夠建立某些共同的目標，形成基本的乃至高度的共識，一起把蛋糕做大，一起使企業得到長遠的發展，由於這種協同的合力作用和化學反應，便產生一種遠遠超出各要素簡單相加的總和；通過公正的分配，雙方的利益同步增長，這又進一步推動雙方更高程度的合作，如此良性循環，水漲船高，以至無窮，這種促進企業以及勞資雙方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博弈，就是典型的正和博弈。

　　應該說，勞資關系的歷史，大體上表現出一個從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的發展趨勢，其間負和博弈時有發生，但不能算是常態，也不可能持久進行，雙方作為理性的人類，又會使博弈回到正常的軌道。

　　3、資本與勞動相互雇傭的可行模式

　　應該說，無論是資本單方面雇傭勞動還是勞動單方面雇用資本，都是片面的，都會碰到難以克服的困難。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後起的企業產權製度和經營模式，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由於融資渠道較窄、決策成本較高、對經營者激勵機製不足、產權結構相對封閉等諸多原因，使之在與資本雇傭勞動型企業的競爭中處於劣勢，至今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當然，客觀條件的限製如資本強勢的慣性、傳統企業製度的路徑依賴、政治法律製度的滯後、傳統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阻礙等等，是需要全社會共同解決的問題，但勞動者本身經營素質的提高、勞動雇傭資本型企業的產權製度和管理製度的創新，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鑒於資本是重要的生產要素，鑒於資本產權所具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相當長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產權與勞動產權的結合、資本與勞動的相互雇傭，乃是一種最為合理的選擇。根據目前已經取得的成就和經驗，以下三種具體模式時可以繼續采用並值得進一步改進的：

　　（1）利潤分享模式。這種模式最初是資方在勞方的壓力下采用的，因而還是由資方主導的，但既然是利潤的分享，實際上潛在地承認了勞動產權及其剩余索取權。在利潤分享製中，工資依然按市場規則和價格支付，分紅部分則依企業利潤多寡而決定，如果企業沒有利潤，雇員的契約工資不受損失。在美國一些企業，雇員分享到的利潤可達公司利潤的40%以上，而日本產業工人的收入的四分之一是由獎金分紅構成。

　　（2）勞資共決模式。這種模式是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企業製度。既然是共同決定，當然是以承認勞資雙方在企業中的平等地位為前提的，而且共同決定的範圍不僅限於直接涉及勞方工資、勞動條件、福利等眼前利益，而且涉及整個企業的發展和利潤分配等與勞動者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相關的問題。這是一種典型的勞資相互雇傭的模式，只不過還沒有明確界定勞動者在企業中的產權。

　　（3）員工持股模式。這種模式首先由美國產生，而被各國相當數量的企業仿效，各國政府也在稅收、金融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員工購股資金部分來自工資和獎金，部分來自公司的股票獎勵和利潤轉讓，部分來自銀行低息貸款。與前兩種模式相比，員工持股不是員工以整體方式獲得某種默認的產權，而是以個體形式獲得公開的產權。這種模式大大推進了資本產權與勞動產權的結合，使資本雇傭勞動和勞動雇傭資本兩種對立的企業製度在更深、更具體的層次上結合起來了。

　　以上三種模式只是目前影響較大的模式，隨著人們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必將有更多更好的模式產生和發展起來。

　　什麽是資本

　　前面的文章已經多次涉及到了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問題。的確，在現代社會，似乎沒有一個問題比這個問題更為重大、深刻和全面的了：在經濟上，勞動與資本兩種基本經濟力量（生產力、價值、產權）在這裏交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勞動與資本也是兩種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力量。

　　在很多人眼裏，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問題，似乎早在19世紀就已由馬克思加以徹底明白的解答了，似乎以後的歷史運動，只需要按照馬克思所指明的社會圖式前進就可以了。然而，隨著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由興盛轉向衰落，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資本力量的崛起，隨著西方先進國家由工業文明轉向信息文明、由物質經濟轉向知識經濟過程中新型資本形態的出現，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又重新成為一個撲朔迷離的問題。

　　一、資本的詞源學解釋

　　Capital來源於拉丁詞Caput。Caput的主體意義是「頭」（腦袋），其余的意義有：開端（起源）、頂點（頂端、盡頭）、腦筋（理智）、實質（基礎、主要部分）、人（人口）、生命（生活）、頭目（首領、首長、領袖）、公民權、首都（首府、中心）、篇章（篇、章、節）、資金，等等。Capitalis是Caput的形容詞，有四個意義：頭的、腦袋的；生命的、生死攸關的；致死的、不共戴天的；基本的、主要的、傑出的、卓越的。在西方文化中，Capital是一種具有引領作用的、具有主動活力的、能給其他事物賦予自己意願的、對其他對象實行覆蓋的事物。例如Capital作為「首領」，就是人；作為「首都」，就是對一個國家或者民族有引領和決定意義的城市。雖然在西方古代Capital也被用來稱呼「資金」（錢、貨幣），但這也是在「資金」具有一定的引領作用和決定作用的意義上來說的。Capital概念與資金概念相比較，前者是一個大概念，它在「引領」和「決定」等意義上覆蓋後者；也就是說，後者只有在具有引領和決定作用的時候，才稱得上是Capital，並非一切資金都可以被稱作Capital。

　　那麽，怎麽來理解資本的這種引領和決定作用呢？資金是怎麽成為資本的呢？我們來看看馬克思和其他經濟學家的解釋。

　　二、兩種資本理論

　　1、馬克思的資本概念

　　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經典定義，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用公式來表示就是G—W—G′，即資本家預付一筆貨幣（G），用來購買進行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W），然後再賣出產品，收回一筆更大的貨幣（G′），這筆貨幣的數量等於原來預付的貨幣額（G）加上一個增殖的貨幣額△G，這個△G就叫做剩余價值。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剩余價值並非來自生產資料，因為生產資料的價值在生產過程中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去了，其中並沒有價值量的變化；剩余價值來自資本家對工人勞動力的剝削，即資本家通過絕對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或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對延長剩余勞動時間的辦法，迫使工人在生產出補償其勞動力價格（工資）的產品外，又生產出一部分剩余產品。貨幣、生產資料本身並不一定是資本，只有當資本家利用貨幣和生產資料來剝削工人的勞動並獲得剩余價值時，貨幣和生產資料才轉化為資本。

　　可見，資本是一個歷史範疇，它不是純粹的物，而是以物的形式體現出的社會關系即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經濟關系。它得以產生的兩個歷史條件，一是部分地主、商人和手工業主積累了相當數量的貨幣，並可以自由地購買廠房、生產工具和原料等生產資料，擴大生產規模；二是大批勞動者失去土地等生產資料，一無所有，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自己的生存，而且由於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也已經打破，勞動者獲得人身自由和遷徙自由，可以到勞動力市場去尋找買主。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資本一旦來到世上，由於受著追求剩余價值的強大驅動，便瘋狂地榨取工人的血汗，瘋狂地向外部世界擴張，搶劫海外殖民地的黃金和白銀，掠奪落後國家廉價的原料，從而使自己迅速膨脹起來。「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與此同時，馬克思出於其偉大的歷史感，又高度評價了資本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它打破了種種狹隘的血緣、宗法、等級、地域和行會的限製，使商品經濟普遍地發展起來，並建立起統一的世界市場；它驅使人類全面、深入地探索自然界，引發和推動了工業革命，使科學技術廣泛地應用於生產領域；它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在短短不足二百年的時間裏創造的成果超過了過去全部人類歷史創造的成果的總和；它還培養出一個強大的市民社會，摧毀了封建專製製度，初步實現了政治民主；它為一個新的更高的社會階段的到來準備了物質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前提。

　　2、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資本概念

　　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資本實證論》一書中，逐一清理和分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各種資本理論，提出了自己對資本的解釋：資本是在迂回生產過程中的各個階段裏出現的中間物的集合體。所謂迂回生產方式，是與直接達到其目的的、直接運用體力從自然獲取消費品的、「赤手空拳」的生產方式相對的；在這個迂回過程中，人們運用一系列中間物即以生產工具為主的生產資料進行生產。與那種直接的生產相比，這種用迂回的方法進行的生產具有如下特征：

　　（1）它具有更高的生產力，能創造出更多更好的物品；（2）它要經歷許多的環節和更長的時間，不能立刻獲得消費品，為此人們必須為了實現一種對未來的預期而耐心地等待和節製自己的消費欲望；（3）它所運用的資本即生產資料不是自然界現成賜予的，而是人們在生產和積蓄、勤奮和節儉的基礎上，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製造出來的；（4）它能夠帶來遠遠超出直接生產的預期的收益即利息，也就是說，資本既是生產性的，也是獲利性的。龐巴維克因此把這種用迂回方法進行的生產直截了當地稱之為「資本主義的生產」。

　　3、兩種解釋的根本區別

　　馬克思對資本的解釋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資本的解釋，有如下重大區別：

　　（1）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純粹的物，而是通過物表現出來的一種社會關系，或者說資本是某種社會關系、經濟關系、財產關系的物質載體；資本體現了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則認為，資本就是生產資料、生產工具等生產要素本身。

　　（2）馬克思認為，資本是一種歷史產物，它萌發於簡單商品生產過程，其最初的形態是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間接地剝削農民和手工業生產者；資本的成熟形態是生產資本、產業資本、工業資本，此時，貨幣完全轉化為資本，它直接剝削工人的勞動，榨取工人勞動的剩余價值。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則認為，資本是一個自然的、永恒的範疇，自從人類運用簡單的生產工具進行生產以來，資本就已經出現了，並且永遠不會消失。

　　（3）馬克思認為，資本的增值來源於資本家對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占用，隨著剩余價值在不同的資本（工業資本、農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等等）領域的瓜分，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這一轉化掩蓋了資本增值的秘密，仿佛資本能夠自動地產生利潤，實際上，不同的利潤都來自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來源於生產與積蓄、勤奮與節儉，資本之所以增值，完全來自於生產資料、生產工具這種生產要素所帶來的更高的生產力。資本家越投資於這種生產要素，提高這種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就越能夠得到回報，利潤也就越高；資本、土地、勞動力，各按其在生產過程中所承擔的職能、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貢獻，而分別得到了利潤、地租和工資三種不同收入，這是一種極為自然、公平和天經地義的過程，其中不存在誰對誰的剝削。

　　（4）馬克思認為，在私有製基礎上，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是無法解決和消除的，只有消滅私有製，把生產資料由資本家私有製變為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才能從根本上消滅人對人的剝削和壓迫，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和正義。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來沒有懷疑私有製的合理性，認為資本與勞動之間不存在什麽根本對立而只存在利益分配上的差別，認為工人也是其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並以其對勞動力的所有權而獲得其工資收入，工人也可以通過努力工作、節儉和儲蓄而積累資本，也可以投資創業，加入到資本的自由競爭過程中去。

　　4、兩種解釋的互補性

　　這兩種解釋看起來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如果我們完全認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看法，那麽很顯然，一切社會主義運動都失去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但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完全認同馬克思的看法，認為資本就是剝削的工具，利潤完全來自於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那麽，對於像中國這樣急欲實行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重新確立資本的合法地位，培育資本主體和資本市場，恢復按資分配，就會遇到巨大的觀念上和道德上的障礙。中國文化中本來就有著根深蒂固的重農輕商的傳統，20世紀初又形成了一種重勞輕資的新傳統，而在數十年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體製下，資本又一直作為「剝削」的同義語而加以絕對的鄙棄和否定，因此，從理論上重新厘定資本的含義，重新評估資本的歷史地位，對於推進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站在21世紀的歷史高度來看，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應該說，雙方都說出了各自的真理，同時也有其各自的弱點，因此，兩者既是對立的也是互補的。比如，資本既有自行增值的一面，也有剝削勞動的一面，既有與勞動對立的一面，也有與勞動合作的一面，馬克思與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抓住了其中一面並發揮到極致，但資本真實的含義和歷史地位恰好應該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去理解。下面，我們試就資本的起源和資本的本質問題，做一個初步探討。

傑瑞米柯賓

是資本產權還是勞動產權

　　討論勞動產權時迎頭碰上的就是已經存在數百年之久的資本產權這一強硬的事實。資本有資本的邏輯，勞動有勞動的邏輯，兩者可以達成基本的共識嗎？

　　一、資本的邏輯：資本雇傭勞動

　　資本的邏輯可以歸納為：「誰投資、誰所有、誰得益」；資本雇用包括勞動的其他生產要素，在支付給這些要素事先約定的報酬後，獲取全部利潤或承擔全部虧損。其論證簡述如下（參見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奈特、張維迎等人的著作）。

　　1、資本的稀缺性與勞動的過剩性

　　資本是積累起來並且不用於當前消費的貨幣、生產資料等財富，這是一種稀缺的資源，對於這種稀缺資源，必須加以優化配置和有效的利用，而最能夠做到這一點人只能是與其利害直接相關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是不具有或極少具有這種資源的勞動者。與此相反，勞動這種資源在一般情況下都是富富有余的，能夠在市場上賣出去就已經很不錯了。這兩種資源在市場上相遇並進行交換時，資本的主動性和勞動的被動性就顯而易見：資本可以從容地選擇勞動者，而勞動者為了得到滿足即時生存需要的生活資料，必須立即答應資本所有者的條件，其中最主要的條件是：獲得一份約定的工資，服從資本方的管理，尊重資本方的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資本所有者從自身利益出發必定會對資本的保值和增值盡心盡力，如果反過來，資本所有者把自己的資本出租給勞動者，則勞動者很難對不屬於自己的資本的保值增值盡職盡責，倒是有一種強大的沖動使眼前利益最大化以滿足迫切的生活需要，從而把稀缺的資本轉化為生活資料。因此，即使是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出發，由資本雇傭勞動也必由勞動雇傭資本的效率和效果好得多。

　　2、資本的專用性和可抵押性與勞動的流動性和不可抵押性

      資本，尤其是為特定交易和生產目標而量身定製的固定資本，具有專用性，一旦投入就被長期「鎖定』或「套牢」，難以變現、轉作他用和退出企業，因此對於企業的建立和發展更為重要，付出代價更大，貢獻更大；與此同時，在市場交易過程中，資本具有可追索性和可抵押性。與此相反，勞動這種要素具有通用性，因而也具有較大的流動性，可以隨時從一個企業撤出而轉移到另一個企業，而且勞動是不可追索和不可抵押的。當這兩種生產要素組織成為一個企業時，流動性要素有更多偷懶、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而非流動性要素有更多長遠發展動機和監督的動機，因此，只能把管理、監督的權力歸之於資本家。

　　3、資本的風險承受能力和勞動對風險的厭惡

　　經營企業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業，資本家既然不願意把資金存放在銀行或租借給其他人，而選擇自己辦企業，而且敢於在雇傭勞動者之前事先就投入一筆資本購買機器、土地、廠房、原材料等等，表明他有足夠的風險承受能力，他由此也得到其他生產要素所有者包括勞動者的信任；由於使用自己的資本辦企業，他的投資經營決策也會更為謹慎，更為理性地規避風險。與此相比，勞動者沒有自己的資本和財富去承受風險，大多數人會選擇得到一份比較穩定的工資收入，他也得不到市場上其他交易主體的足夠的信任。應該說，由資本雇傭勞動對雙方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是一種合理的社會分工，而由勞動雇傭資本則無人承擔風險：「工人所擁有的企業收入所有權的不可轉讓性意味著，工人管理式經濟中沒有在不同風險類型個體之間將風險承擔專業化的可能。此外，工人被迫集體承擔哪些實際上通過多樣化就嫩發得到保險的風險。因此，工人管理式經濟不能激勵風險承擔者和風險厭惡者去從事那些能使資源流動到高價值用途的交易。」

      4、資本方面的經營管理能力和勞動方面的短期行為

      資本顯示出一種有效的信號，即資本家過取得成果表示他擁有較高的經營管理能力，市場上其他交易主體包括勞動者通過這一信息很容易就能識別誰可以充當企業家，不僅如此，「一個資本所有者，當他選擇成為企業家時，會更加誠實、可信、盡職和勤奮。他沒有積極性誇大（謊報）自己的經營能力，也沒有興趣從事過濫的投資活動。相對而言，一個一無所有的人卻更有積極性謊報自己的經營才能並從事過度投資。……資本雇傭勞動是一種能夠保證只有合格的人才會被選做企業家（/經營者）的機製；相反，如果是勞動雇傭資本，則企業家（/經營者）市場上將會被東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說，太多的無能之輩將從事經營活動）。」經驗表明：（1）同時擁有個人資產和經營能力的人成為企業家；（2）擁有經營能力但缺少個人資產的人成為管理者；（3）擁有個人資產而缺少經營能力的人成為純粹的資本所有者，他們與由自己挑選來的管理者一起成為聯體企業家；（4）既無個人資產又無經營能力的人成為工人。前三種人專門從事經營管理活動並獲取利潤，工人則專門從事生產活動並獲得工資。

　　5、資本雇傭勞動降低交易成本而勞動雇傭資本增加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包括搜尋信息成本、談判與簽約成本、決策成本、執行成本、管理成本、監督成本等等，總的來說，資本雇傭勞動的交易成本低於勞動雇傭資本的交易成本。比如，有所有者充當監督者比由非所有者充當監督者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為此，必須賦予監督者剩余索取權以激勵他們進行監督的積極性；經營決策者的活動在陰影下進行，很難對他進行監督，而工人的生產活動在陽光下進行，比較容易對他進行監督，因此讓經營決策者監督生產者的成本小於讓生產者監督經營決策者的成本。又如，少數幾個經營者作出決策的成本遠遠低於由團隊普通成員作出決策的成本，因為「所有工人參與企業經營的權利排除了任何一個人作出重要決策的權力」，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企業的決策就是「那些不具備用於辨別和評價各種經營決策的專門知識的人所進行的曠日持久的過程。」再如，如果企業的所有者、經營者和總監督者得不到全部剩余索取權，而是由團隊所有成員分享利潤，固然會減少普通成員的投機取巧行為，但會增加核心成員的投機取巧，由此造成的損失會超過實行利潤分享而得到的收益；在利潤分享製度下，隨著團隊人數的擴大，由此激發的投機行為也會按比例擴大。德姆塞次甚至說：「如果要實行有效的控製，財富分配就會不平等。如果要的是財富平等分配，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控製。財富分配和有效的控製之間這種關系存在的原因在於：如果要使控製有效，就需要把企業的所有權集中在少數所有者手中。在這個意義上，要使大規模的企業有效率，就不能實行財富的平等分配，因為那會把我們集中所有權的能力毀掉。」平橋維奇也說，南斯拉夫企業的經理具有很強的動機用一種與工人的集體偏好相一致的方針來代替那些能夠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方針，其結果就是交易費用的上升和社會機會集合的收縮；「要想讓工人管理式企業更有效率，就必須做到：（1）將範圍廣泛的產權轉交給經理，其中最重要的是雇傭、解雇工人的權力和不受集體偏好束縛的權力；以及（2）為經理設計一套新的獎懲製度，以激勵他或她尋求和奉行能最大化市場價值的方針政策。問題是如果這些產權上的變化實現了，它們就會在事實上，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脫離工人對企業管理的參與。」總之，由於資本雇傭勞動在經濟上、技術上、管理上的種種優越性，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主導的企業組織形式，否則，在西方國家法律既不鼓勵也不禁止勞動雇傭資本的情況下，這種企業組織形式（比如合作製）為什麽沒有成為主導的企業組織形式呢？

　　二、勞動的邏輯：勞動雇傭資本

　　應該說，上述資本雇傭勞動的邏輯大體上符合古典資本主義的實際情況，但是把這種邏輯絕對化和永久化，如果說不是別有用心，就是閉眼不看歷史條件的變化。殊不知，正是在資本雇傭勞動的幾百年歷史進程中，勞動雇傭資本的邏輯也在悄悄地孕育生長。許多左派學者，也有一些主流經濟學者，紛紛對上述論據提出了質疑。

　　1、關於資本稀缺性和勞動過剩性

　　經過資本主義和工業文明幾百年的發展，資本的稀缺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甚至出現了發達國家資本過剩的現象，這些國家不得不把大量過剩資本向後發展國家輸出，即使這樣，也還有大量遊資在國際金融市場橫沖直撞、興風作浪。與此相反，由於人口的趨於零增長、生活水平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和發達、經濟信息化和知識化程度的提高等等原因的協同作用，從前那種簡單勞動過剩的情況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復雜勞動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高，討價還價的能力越來越強，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稀缺性。

　　2、關於資本的專用性和可抵押性與勞動的流動性和不可抵押性

      由於資本的過剩和資本的證券化，資本的流動性大大提高，而固定的專用投資部分相對減少，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專用性固定資產租賃業和租借市場的發展，使得資本所有者不用自己建立企業而只需要把這些專用資產出租給非專用資產所有者就可以獲得足夠豐厚的利潤，並且能夠省去自己經營企業的辛苦；「理論上，只要在租借同一專用性資產上互相競爭的非專用資產所有者足夠多，以致他們之間的競爭是完全的，則專用性資產的所有者同樣可以在對其投資之後通過將它出租而獲得其全部回報，而不需要利用自己的資產來自己經營企業。」與此相反，在許多國家的企業中都出現了勞動要素的專用性的明顯增長，以致很多勞動者的專用性知識和技能在市場上失去了可交易性，而只能在特定的企業才能發揮其功能，這些勞動者牢牢地被鎖定在某一企業中了，這樣一來，勞動也像資本一樣具有可抵押性了。日本企業製度就承認了勞動的專用性和可抵押性，實行年功序列製、終身雇傭製和利潤分享製，德國的共決製度也顯然不再把勞動看作僅僅具有流動性和不可抵押性的簡單、廉價的生產要素。實際上，提出資產專用性理論的威廉姆森，也把因「實踐出真知」而形成的專用人力資產看作與專用場地、專用實物資產、特定用途資產同樣重要的專用性資產。既然公司不能隨便到外部勞動力市場招人來取代擁有公司不可或缺的特殊技能或人力資產的在職工人，反過來，在職工人所特有的人力資產的不可撤出性又使得公司成為其唯一的買者，那麽，與其雙方相互挾製、相互對抗，不如達成一個能使雙方利益最大化的產權合約。

　　3、關於資本的風險承受能力和勞動對風險的厭惡

      由於資本的證券化，其流動性大大提高，又由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資本獨立承擔風險的意願大大減弱，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股東大部分已經失去對企業的所有感和忠誠感、主人意識和責任意識，而僅僅把企業看作投資賺錢的工具和中介，一旦企業出現危機和風險，立刻就用腳投票，一走了之。資本規避風險的能力大大提高，與此相反，由於勞動專用性的提高，勞動者倒是把自己的命運與企業的生死存亡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了。在西方國家企業並購的狂潮中，企業的股東只要企業能夠賣個好價錢，甚至拱手讓出一些具有悠久歷史的企業的所有權，倒是工人和工會挺身而出，堅決反對惡意收購，他們甚至自己籌資從股東手裏購買嚴重虧損的企業的股權，把企業改造成為以員工持股為主的勞動者自治企業或工人管理型企業。這足以證明勞動者已經具有了風險承受的意願和能力。對這一點，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也是承認的，比如E.C.B.高爾就認為，雇員作為其所在公司的一分子，他們為公司做的工作遠比法律認定為公司所有者的股東所做的要多得多，而法律和法理對這種確鑿無疑的事實竟然視而不見；青木正彥也同意這種說法，而薩莫斯說得更明白：「如果把公司看作……一個把所有生產要素結合起來並且持續經營的企業製度，那麽，{為公司}提供勞動的雇員就與提供資本的股東一樣，都是企業的成員。的確，與很多股東相比，雇員可能為企業投入了更多的服務年頭，可能更難撤出這種投資，與企業未來的利害關系也可能更大。」

     4、關於資本家的強經營能力和勞動者的弱經營能力

     首先，資本並不一定是其所有者擁有經營能力的準確信號，因為這些資本不一定是經營所得，而可能來自巧取豪奪，或來自饋贈和繼承等外部偶然性。其次，企業發展歷史表明，很多企業都是創業者依靠自己的勞動積累白手起家建立的，進而又通過把勞動產權轉化為資本產權發展起來的，倒是他們的繼承者們或者把企業搞垮了，或者不得不退出企業的經營而成為單純的食利者。第三，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大眾化和民主化，許多勞動者越來越具有投資、經營、交易、管理等方面的意識和能力，越來越像一個企業家一樣發現和發展自己的相對優勢，並把它們像資本一樣拿到市場上去保值增值，他們也直接購買股票而成為企業的小股東，說他們眼光短淺、行為短期、容易撒謊、不負責任，無異於汙蔑和毀謗。

　　5、關於交易成本

　　說所有者、經營者比勞動者更難監督，因此如果不把經營權、監督權、剩余索取權全部交給他們，就會導致嚴重的後果，聽起來很像是承認壞人或道德低下者對企業和勞動者的恐嚇和綁架，而且在邏輯上也是倒果為因或者是把需要證明的東西當作理由：所有者和經營者之所以比勞動者更難監督，正是因為他們在資本雇傭勞動的企業製度中長期處於強勢和專製地位的結果，這本身就是成問題的，怎麽能夠把它作為資本雇傭勞動的理由呢？而且說資本監督勞動的成本低於勞動監督資本的成本也是難以成立的，實際上，以少數幾個所有者和經營者去監督成百上千個勞動者，成本更高、效率更低，更重要的是，效果更不好，因為勞動者是活生生的、有自我意識和自主意誌的人，他們也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勞動積極性、勞動熱情、勞動創造力「關閉」起來，消極怠工，甚至公然罷工，這樣造成的效率損失實際上是更大的，更不必說資本專製所帶來的社會的、道德的和心理的損害了。另外，少數人壟斷利潤所帶來的邊際損失無疑大於其邊際收益，而多數人分享利潤所帶來的邊際收益無疑大於其邊際損失，這也是可以得到經濟學上的證明的。至於民主決策的成本高於集權決策而其效率低於集權決策，的確是勞動管理型企業或勞動雇傭資本型企業應當重視和解決的問題，但絕不能武斷地說這個問題是不可解決的——在歷史上已經發生了政治民主取代專製的事實，證明了民主的效率是高於專製的，而民主的成本是低於專製的，這個道理在經濟民主問題上就行不通了嗎？

　　總之，歷史已經發展到勞動可以雇用資本的時候了，實際上，在許多合作企業、員工控股企業、風險投資企業，已經早就或正在實行勞動雇傭資本，沒有什麽理由斷言它們一定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傑瑞米柯賓

　二、勞動者應當爭取私有產權

　　因為過去的奴隸主產權、地主產權和資本產權是一種私有產權，一些主張用勞動產權取代奴隸主產權、地主產權和資本產權的社會主義者，就不假思索地認為勞動產權是對私有產權的否定，也就是說，勞動產權一定就是公有產權。如果說當年馬克思在他所處的歷史時代提出這樣的主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麽在今天如果依然堅持這樣的觀點，就顯得相當缺乏理性了。

　　首先，在當今時代，勞動與資本正在從對抗走向合作，勞動產權與資本產權相結合的可能性已經大大提高並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變成現實。據統計，美國已有60%左右的人擁有一定的股權，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勞動者。新加坡倡導全民持股。以撒切爾夫人為首相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就把國有企業股權大規模出售給職工和公眾。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在推動員工持股計劃。這種情況從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勞動者獲得產權，從另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資本的社會化和普遍化，其實當年馬克思就已經看出來了，他把股份公司當作在資本主義內部資本的一種自我揚棄。

　　其次，從歷史淵源來看，原始公有製解體後的私有製就是一種勞動產權製度，而且即使在後來階級對抗與階級剝削的私有製社會，也一直存在大量私有勞動產權，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小私有製或者以自己財產為基礎的個體勞動。產權與勞動相分離、勞動者成為無產者乃至奴隸這種情況的出現並不能證明私有製天然地、本質上一定與勞動者相對立，或勞動者天然地、本質上一定拒絕和否定私有製，而只不過證明勞動者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由於種種主客觀條件而沒有成為私有者或沒有保持住私有者的地位而已，一旦主客觀條件具備了，他們又可以、能夠重新成為私有者。

　　第三，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我們還不能預測這個時期有多長）——有人甚至還認為只要人類存在和發展——每個人都應該、應當努力使自己成為私有者，理由有二：只有私有財產才能確保每個人的基本自由；只有私有財產的普及化才能實現基本的社會公正。

　　斯蒂芬·芒澤在論證私有產權時，在「並入與投射」這一基本理由之後，緊接著就提出了另一重要理由：「支配、隱私和個性」：「如果所有人在私有財產製度和經濟中有排他的權力，那麽他們就能確立和保護多種個人的善。它們是與自治、人格、自尊（self-respect）、自重（self-esteem）、自由、隱私和個性存在交叉的項目。」進一步說，私有財產對於每個人擁有「社會中全面的人類生活」——一種自尊和合理自信的生活能力免受損害的的生活——是必要的條件。的確，維護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個性和獨立人格，一直是自由主義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為私有產權辯護的主要理由之一。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自由主義的觀點和立場也同樣適用於勞動者嗎？僅僅因為這一觀點和立場首先是由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提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就應該予以否定和拋棄嗎？

　　本文的觀點是，對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個性和獨立人格的追求，同樣也是勞動者的基本人性需求和基本人權。的確，個性的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甚至是歷史的產物，而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自然事實，也不是什麽自然人性或天賦人權；的確，在歷史上，首先是那些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擁有較多資源的個人和集團具有較多發展個性的機會，並且其個性也確實首先得到了較高的發展。但是，歷史不僅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不斷從自然界的統治下得到解放的過程，而且是個人不斷從社會整體的禁錮下得到解放的過程，是個人從貧乏到豐富、從弱小到強健、從片面到全面發展的過程。這樣一個縱向的歷史過程同時也就是個性的發展由社會上層（中心）擴展到社會下層（邊緣）、由少數人擴展到多數人的橫向的結構性變化，歷史的發展高度正好是由社會上有多少人的個性得到了自由發展來衡量的。的確，「個人」、「個性」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和結果，但這一產物和結果同時又作為前提影響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如果說，在勞動者的個性因為受到限製而相當微弱的狀態下，他們對私有產權的要求也比較微弱並且得不到滿足，那麽，經過漫長的歷史積累，當勞動者的個性意識和自由需求日益強烈的時候，建立私有勞動產權就必須提上歷史的日程。應該說，勞動者激烈地否定和仇視私有產權，僅僅是他們處於不成熟的歷史發展階段時的絕望心態，他們越是軟弱無力，就越是熱烈地向往某種絕對平等的公有製，這樣一種向往實際上是對他們實現不了的私有產權需求的一種補償或替代性滿足。然而，放棄對私有產權的要求，實際上是放棄勞動者應得的歷史權利，是讓幾千年來勞動者的犧牲付諸東流，尤其是在公有製的嘗試因為不具備基本的歷史條件而失敗的情況下，繼續否定和拋棄私有產權，對勞動者來說是極不明智和具有極大損害的。

　　羅馬教皇利奧十三世在1893年所發布的一則通諭中指出：「社會主義者們力圖消滅私有財產，並堅持主張個人財產應當全部變成共有財產，接受國家或者地方政府的管理。……但是，他們的這些建議對於所有的實踐目標來講是如此明顯的無益，以致如果這些建議得到實施，勞動者本人將成為第一個受害者。……社會主義者們在力圖將個人財產轉移給社會的過程中，打擊了每一個掙工資的人的利益，因為他們剝奪了他處置他的工資收入的自由，並因而剝奪了他增加他的股份和改善他的生活條件的所有希望和可能。」我認為，羅馬教皇對傳統社會主義運動的這種指責還是有一定道理的，雖然他不能理解這種形態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當代社會主義運動要真正取得成功，第一步的確不應該像19世紀那樣，把私有財產全部收歸國有，而應該是把自由主義的原則平民化、把私有產權普遍化，為勞動者的個性發展和自我實現創造必要的物質的和社會的條件。

　　私有產權的普及程度還是平等和公正的主要指標之一。如果說，少數人壟斷產權、多數人一無所有是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正，那麽，取代這種狀況的絕不可能是一個一刀切的、一碗水端平的、高度結果平等的社會——在一個人數眾多而又無差別的社會平面上必然高聳起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代表機構，結果又會出現新形式的剝削和壓迫——而只能是一個私有產權普遍化的社會，一個比較普遍的、平等的私有製社會，只有它才是通向更高社會歷史階段的必經之路。這個社會保留了階級、階層差別，鼓勵自由競爭和個人首創精神，同時又實現了每個人在爭取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發展的機會、權利、資格、規則和基本社會保障方面的平等。自然，在競爭的結果即財產擁有量和個人發展程度上，是一定有差別的，但由於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社會領域向所有人無限製地開放，由於公民權利的實現、社會民主監督和法治的實施，就會嚴厲限製壟斷和剝削，嚴厲限製貪婪、暴力和狡智等惡性力量的作用，這樣的差距就必定不是懸殊的，並且是健康的和良性的。

　　三、勞動者應當建立公平而有效率的公有產權製度

      強調勞動者首先要爭得私有產權，勞動產權首先是並主要是私有產權，是因為看到了在相對匱乏和相對豐裕的漫長歷史時期，私有產權具有長期的歷史合理性（經濟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但這並不是說，私有產權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前面的文章已經指出，私有產權製度具有經濟不合理性和道德不合理性，正因為如此，公有產權就是對私有產權的必要的補充和製約，在具備充分歷史條件時，還可能是對私有產權的替代。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公有產權，而是公有產權在多大的範圍內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公有產權采取何種組織和運行模式？

　　在兩極分化的私有製社會，勞動者所能構想的公有製只能是一種絕對平等的共產製，正因為他們在當時的私有製框架內完全沒有出路，他們便設想出一種與這種私有製絕對對立的公有製。他們為爭取這種公有製而進行的鬥爭是可歌可泣的，表現了人類對平等和公正的不死的追求。問題在於，由於當時勞動者的個體能力普遍低下，他們的經濟、政治、文化素質普遍低下，即算他們通過浴血奮鬥建立了公有製，他們也無法駕馭這個公有製，結果這個公有製又會不可避免地演變為某種變相的私有製。19世紀中國的太平天國和20世紀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就是明證。當然，不能因為社會主義遭受挫折，就像哈耶克那樣斷言社會主義根本上就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或像福山那樣宣布資本主義已經是「歷史的終結」。現在我們面臨的「真問題」是，在私有製開始走向大眾化、平民化、普遍化的時代，公有製應該采用何種可行的模式？

　　只能是一種與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相融通的公有製，一種在一定範圍內「聯合起來的個人所有製」，一種在一定範圍內社會化的私有產權。這是一種私有產權向公有產權的內在揚棄和轉化，是保留了私有產權的公有產權，或者說就是一種公私混合產權和公私混合所有製。其主要企業組織形式就是股份製、股份合作製和合作製。

　　可以在兩個層面構造這種新型公有製。一是在宏觀經濟層面，對各級各類國有企業進行改造。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擁有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包括中央企業和地方企業），以便向社會提供民營企業提供不了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這些企業的特定職能決定其產權不能完全劈分到自然人，至少必須由國家保持控股權。問題是要使這些企業在憲政、民主和法治的框架內運營，使之接受國家立法機構的控製和國家監察機構、公眾輿論的監督，防止官商勾結和內部人控製，從而真正成為「民有、民治、民享」的公有製企業。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從企業內部員工和企業外部經理人市場通過公開競爭而產生。企業內部勞動者分享一部分股權及其利潤並參與企業管理，企業還可以向外部投資者和公眾發售股票，通過「用手投票」和「用腳投票」兩種機製加強對管理層的監督。

　　在微觀經濟層面，在股份製、股份合作製、合作製企業和私營企業中，大力發展職工持股，直至普遍實現「勞者有其股」的理想。勞動者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獲得產權，一是以自有資金購買企業股權，二是以其勞動貢獻獲得一定的企業股權，從而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勞動與產權的直接結合。勞動者股東由此可以進入企業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等治理機構，全過程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獲得部分（在股份製企業）或全部（在股份合作製和合作製企業）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如果我們不是把公有製設想成為一種與私有製絕對對立的、沒有個人產權的、勞動者作為一個混沌的整體共同占有全部生產要素的那種共產製，而是把它設想為一種在其內部有明晰的產權主體和一定程度的產權與利益差別的聯合所有製，是一種繼承了私有製的合理內核（個人所有權）的「社會個人所有製」（馬克思語），如果公有製的本質不是要消滅個人所有權，而是要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那麽，上述產權製度不是公有製又是什麽呢？只不過這裏所謂公有，不再是平均無差別地共有，而是指：（1）每個勞動者都成為產權主體，成為企業的主人；（2）由個人所有權所聯結而成的企業法人所有權對於個人的股權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不能還原和劈分為個人所有權，為了企業的永續成長，企業當期剩余的相當一部分要轉化為公積金和公益金，用於再投資和其他企業公共事務。

　　只有這樣建立起來的公有產權製度，才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因而才是真正可行的。

傑瑞米柯賓

　2、勞動產權是來自於人類特殊生存方式的後天性產權

      自然產權雖然是先賦的第一產權，但卻只是一個普遍的前提，因為第一，人類是以個體、小群體、較大的群體而現實地存在的，從來沒有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按照統一的意誌而存在，因此，自然界賜予人類的資源必須按照更為具體的原則在各個群體和個體之間分配；第二，自然資源並不自動地滿足人類需要，真正決定人類生存尤其是人類發展的力量是人類自身的活動，因此，人類自身的活動才應該是決定產權構成的直接原則。毫無疑問，在所有影響產權的具體構成的非自然的、人為的、後天的因素中，勞動是最為重要的因素。自然產權雖然是第一產權，卻只是構成產權的最初的前提、最低的標準、最後的界限：在保障每個人的生命權這一底線基礎上，勞動以及其他社會因素才真正具體地決定產權的構成。因此，就其重要性而言，勞動產權成了第一產權，而自然產權成了第二產權。

　　勞動同時具有私人性和社會性、個體性和集體性，因此勞動產權必然同時具有公有性和私有性，只不過在不同歷史時期，兩者所占的比重不同、在產權製度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已。原始社會以公有產權占主導地位，但也有最低限度的私有產權，比如對分配給他的那一份食物的無可爭議、不可轉讓的所有權；文明社會以私有產權占主導地位，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公有產權，小到家族、村落範圍的公有財產，大到國家範圍的公有財產。洛克僅僅從個體勞動出發論證了私有產權，而忽略了集體勞動建構了集體產權。馬克思則相反，從勞動的社會性論證了公有產權，而否認私有產權的長期的乃至永久存在的必然性。

　　3、非勞動產權是社會分工和其他力量所導致的後天性產權

      非勞動產權是第三種產權，也是第二種後天性產權。很多人把勞動產權等同於公有產權，把非勞動產權等同於私有產權，進而又把私有產權等同於剝削性產權，這是一種雙重的誤解。首先，勞動產權既可以是公有產權，也可以是私有產權，前文已經論及；其次，非勞動產權既可以是私有產權，也可以是公有產權，比如任何一種以暴力、掠奪建立起來的國家政權，其所擁有的財產至少有一部分是公有的，即反哺於社會全體成員的；此外，非勞動產權既可以是剝削性產權，也可以是建設性產權。據此，我們可以把非勞動產權大致劃分為兩種：

　　（1）作為勞動產權之延伸並推動勞動產權發展的、建設性的非勞動產權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曾經指出勞動分工必然要求社會分工，於是投資經營活動、社會管理活動和文化創造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了。與此同時，從勞動產權中自然也就分化出非勞動產權，投資者、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逐漸獲得了產權，其中投資者獲得直接的產權，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通過國家政權獲得間接的產權。應該說，這種社會分工和產權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和合理的，事實證明，這種分工和分化盡管是拐彎抹角地但最終還是促進了勞動和勞動產權的發展，我們只需要反過來推理就能明白這一點：如果沒有這種分工和分化，結果會怎麽樣？只會停留在原始共產主義階段，由此還可以推論，產權的相對集中也是必要的和合理的。投資經營活動的專門性發展必然會導致產權的集中，一些人獲得了很大的產權，另一些人減少乃至失去了產權，但只要這種集中符合以下兩條原則：

　　a.導致了稀缺資源的優化組合、產生了規模經濟效益、降低了生產成本和增加了產出；b.能夠為減少了乃至失去了產權的勞動者提供和擴大就業機會，或提供另外某種社會補償，使之能夠維持比在原始的產權平均狀態下更高的生活水準——這種集中就是合意的、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而且也為後來的勞動者在更高的歷史水平和文明程度上重建勞動產權準備了前提和條件。

　　（2）作為勞動產權和建設性非勞動產權之異化並損害其發展的、剝削性的非勞動產權我們曾經指出，惡——貪婪、暴力、狡智等等在歷史上也是一種原生的、本體的、現實的、產生巨大作用的力量，它們加入到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過程中，加入到產權分化過程中，推動產權由相對分化和不平等向極端的兩極分化演變，致使一些人擁有巨大的產權，而另一些人成為赤貧者和無產階級。

　　從理論上我們可以斷然肯定，沒有適當的社會分工、私有製和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向前發展，而會永遠停留在原始狀態，但絕不可以像有些理論家那樣，進一步推論說，沒有產權和財富的兩極分化，沒有剝削、掠奪、壓迫，不把一種相對有差別和不平等的、多數人的普遍私有製變成一種絕對懸殊和不平等的、少數人的特殊私有製，人類社會也不可能向前發展。正是一部分在客觀上占據社會優勢地位的投資者、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又從自己的貪欲出發，運用暴力和狡智等手段，聯起手來剝奪了很多勞動者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甚至剝奪了勞動者與生俱來的勞動力所有權和人身自由，直至剝奪一些勞動者（但不是所有勞動者）的生命——他們的這種破壞性活動也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嗎？當然沒有，恰恰相反，是阻礙了歷史的發展，假設沒有這種活動，歷史會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只是因為勞動者以自己的辛勞和血汗創造了社會存在所需要的物質財富從而奠定了歷史發展的基礎，只是因為建設性的非勞動活動與勞動活動發生的「化學反應」所產生的倍增效應，只是因為建設性的非勞動產權的正面作用部分抵消了剝削性的非勞動產權的負面作用，人類歷史才在總體上表現出向前發展的態勢！

　　上述產權結構可用下圖表示：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 ... 5&wx_lazy=1&wx_co=1

      勞動產權、建設性非勞動產權和剝削性非勞動產權的關系是：建設性非勞動產權依托於勞動產權，剝削性非勞動產權依托於勞動產權和建設性非勞動產權，反過來對後者又成為一種破壞性的力量。結論只有一個：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重建勞動產權與建設性非勞動產權的良性互動關系。

　　二、勞動產權的嚴重喪失、部分重建和全面重建

      1、從普遍的、比較平等的私有製到特殊的、嚴重不平等的私有製原始公有製解體後，按照氏族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傳統，建立了一個比較平等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私有製。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勞動者之間的競爭，必然導致貧富差別；社會分工的發展又進一步使財富和產權向一部分人集中，再加上貪婪、暴力和狡智的推波助瀾，這種私有製很快向一種嚴重不平等的、兩極分化的私有製演化，以致很大一部分勞動者不僅失去生產資料所有權，而且不得不變成債務奴隸（另一部分奴隸由戰俘轉化而來）。奴隸製意味著一部分人的勞動產權的徹底喪失。不過，我們不要把「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理解為只有奴隸主和奴隸、封建主和農奴兩個對立階級的社會，實際上，在那個被稱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歷史階段，還存在大量沒有失去勞動產權的自由民如自耕農、自由工匠、小商人，或雖然失去或基本失去生產資料所有權，但還沒有失去人身自由即勞動力所有權的自由貧民。在這些人身上，基本保留了或部分保留了勞動產權。

　　2、從重建勞動力所有權到重建勞動產權

　　奴隸向農奴、奴隸主向封建主的轉化，意味著勞動者通過英勇的反抗和鬥爭，爭回了部分的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則以承認勞動者全部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為前提。當然，在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下，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被資本家剝削去了，他們的工資被壓低到只能勉強維持生存和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水平，於是，18、19世紀的工人運動主要致力於在資本主義製度內提高勞動力價格、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提高生活水平，保護完整的勞動力所有權。到了20世紀，勞動者由部分重建勞動產權即重建勞動力所有權的鬥爭轉向全面重建勞動產權（包括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勞動力所有權）的鬥爭，諸如利潤分享、勞資共決、工人持股等製度創新此起彼伏，它們已經或深或淺地涉及到產權層面，已經或多或少地為勞動者爭取到了完整意義上的勞動產權。在整個社會範圍內，勞動產權的這種實現，也就是所有權的普遍化或資本的社會化；在歷史發展階段上，這也就是特殊的、少數人的、階級對抗的私有製重新向普遍的、多數人的、階級合作的私有製轉化。

　　此處有必要對我國學術界所使用的「勞動力產權」和「勞動產權」這兩個概念作一點辨析。使用「勞動力產權」這個概念的學者實際上所要求的也是勞動者可以以自己的勞動貢獻在企業中獲得一定的產權或股權，即嚴格意義上的「勞動產權」，也就是最初洛克所講的勞動者對於自己創造的產品擁有的財產權，只不過洛克的勞動者是獨立進行生產，而現代勞動者是在企業中進行生產，因而其勞動產權就不可能是獨立存在的，而只能以股權的形式聯合地存在。但「勞動力產權」這個概念並不能準確地表達上述完整的內容，從字面上講，所謂勞動力產權也就是勞動力所有權，也就是斯密意義上的勞動財產權，即每個人對他的勞動能力（體力和技巧）所擁有的財產權。勞動者得到工資，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他的勞動力所有權或斯密所說的勞動財產權，但這不是本文所講的現代意義上的完整的產權在勞動者身上的實現，這樣一種實現只能用「勞動產權」概念而不能用「勞動力產權」概念來表達。

　　在現代歷史條件下，重建勞動產權當然不是要回到單個勞動者與少量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小農經濟或手工業經濟，而主要是指在普遍實行現代企業製度的大中型企業內獲得部分產權（股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部分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在這裏，勞動要素就像資本要素一樣獲得相應的股權和利潤。這是在繼承資本主義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製度的一種真正的改造，理應取代以保護勞動力所有權和勞動者社會保障福利權為主要目標和主要內容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而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的主流和方向。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美籍華人學者曹天宇甚至把勞動產權提到基本人權和憲法權利的高度：「勞動產權指的是勞動者根據其在企業運行過程中付出的勞動而享有的一系列財產權利，其中最重要的與非人力資產投入者一起分享企業的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作為勞動者不可讓渡、不容侵犯的基本權利，勞動產權應該在憲法文本中有充分明確的表述，從而使其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和尊重，並在法律上得到政府的保護」；「勞動產權的最終依據在於，勞動者作為自主自決的道德主體，對其行為和活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享有不可讓渡的權利。勞動產權是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投入自己的勞動這一道德行為的法律表示。因此，對它的任何侵犯，都構成對人類社會生活道義基礎的挑戰。基於同樣的理由，它也不能轉讓和買賣。任何涉及勞動產權轉讓和買賣的契約，即使是當事人自願簽訂的，也與自願賣身為奴的契約一樣，不僅在道義上不能接受，在法律上也是無效的。在這個意義上，勞動產權與生命和自由等人類最基本的權利一樣，應該被確認為是一種憲法權利，在憲法的文本中得到明確的表述。」三、勞動產權與當代中國工會的改革與發展

　　在近20年我國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工會一直把自己的活動局限在勞動關系領域，力圖保護的是工人的勞動權益，最多也就是工人的勞動力產權，而沒有縱深進入產權關系領域，爭取工人的勞動產權。這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比較現實的。但這同時也留下了嚴重的歷史後遺癥。比如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製過程中，工人階級在數十年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獲得的公有產權基本上被虢奪殆盡，這是目前相當嚴重的腐敗、社會不公和貧富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們在公有企業私有化過程中讓勞動者實現和分享了一部分產權，那就真的能夠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而遏製住權貴資本主義、錢權勾兌型資本主義的滋長蔓延。

　　亡羊補牢，猶未晚也。雖然公有企業改製已經塵埃落定，但仍然可以在改製後的企業和大量新生企業中進行勞動產權的製度創新。實際上，傳統的職工代表大會製度和最近10多年建立起來的職工董事職工監事製度、股份合作製，已經留下了實現勞動產權的製度框架，進一步需要做的是：（1）以全民公決的方式將勞動產權寫入憲法和相關法律；（2）在上述製度中把勞動產權的理念具體化，並進行新的製度創新；（3）通過人大、政協、獨立工會、獨立司法、自由新聞和輿論，監督這些法律和製度的實施。

　　勞動者應不應該爭取私有財產權

　　一、勞動產權應當是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的統一

      勞動產權包括勞動者的私有產權和勞動者的公有產權，前者是指勞動者以個人身份對財產的占有，後者是指勞動者以社會成員、集體成員的身份對社會、集體財產的占有；前者是完全量化到個人的、個人對財產的直接占有，後者是一定範圍內的社會成員對一定財產的聯合的、共同的占有，通常不能量化到個人身上、由個人直接占有，而是由社會和集體的代表機構按照一定的民主的法律程序行使權利。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奴隸和農奴甚至沒有對自身勞動力的所有權，更談不上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工人擁有了對自身勞動力的所有權，但缺乏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倒是獨立的個體生產者如自耕農、小手工業主和小商人，比較完整地擁有對自身勞動力和少量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此外，不僅奴隸、農奴和工人，而且自耕農、小手工業主和小商人，都不能通過某種民主的法律程序間接地行使對社會公共財產的所有權。因此，在私有製社會，勞動者的私有產權和公有產權都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的實現，更談不上實現這兩種產權的統一。

　　20世紀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初衷都是要充分地實現勞動者的產權要求，但人們簡單地把勞動產權片面地理解為公有產權，而取消了一切公民包括勞動者的私有產權。這種實踐的結果是很不好的：一方面勞動者的私有產權化為泡影，另一方面勞動者的公有產權也成為空中樓閣。我國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逐步放開了對私有製經濟的限製，並且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鼓勵私有製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也加大了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法律保護。終於，在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做出了如下明確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並給予補償。」這是我國經濟社會和政治法律發展史上劃時代的進步。然而，相當多的人把憲法的這些規定僅僅理解為對已經擁有較多私有財產的富人的保護，而沒有意識到這一法律規定對於普通勞動者和窮人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對於在中國實現勞動產權的長遠的戰略意義。勞動者無疑是「公民」的最大多數，他們的公有財產權無疑應該繼續得到保護，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他們的私有財產權的保護具有更為根本的意義。要知道，一個擁有私有財產權的窮人完全可以成為富人，而一個沒有私有財產權的窮人是永遠不可能鹹魚翻身的，即使他得到了大筆意外橫財，轉瞬之間也會被人以法律的名義加以剝奪。

傑瑞米柯賓

　　私有製的歷史合理性表現在經濟和道德兩個方面：

　　1、私有製的經濟合理性

　　第一，社會物質生產建立在個體自利的基礎上，解決了經濟發展的動力機製問題，個人和個體家庭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和自由，從而大大激發其投資、創業和勞動的積極性。

　　個人的自私自利本身並不是「惡」的東西，而是一種中性的（非善非惡的）、自然的本能，是一種自我保存、自我發展的本能，趨利避害的本能；自私自利並不一定損害他人，只有損人利己才是惡的。在原始社會，個人的自私自利是被壓抑和受到控製的，因為個體的生存同時表現為集體生存，個人只有維護集體才能保存個體，而維護集體也直接地保存了個體，因此個人的相對獨立和自由是不可能的。私有製把個體的積極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這一寶貴的資源開發出來，無疑大大地刺激和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從此以後，個人和個體家庭由註重眼前的物質利益，轉向註重長遠的利益、生產能力的提高和生產規模的擴大，由消費轉向積累和投資，由安於現狀轉向開拓進取。

　　第二，個人和個體家庭同時承擔著經濟上的責任和風險，這就解決了經濟發展的約束機製問題。人們學會了精打細算，節約成本和開支，最有效、最合理、最安全地利用和開發自己擁有的資源。應該說，在人類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由這些自利的個人和個體家庭去擁有和支配這些資源，更能使有限的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能幹的家庭主婦可以把一分錢掰成兩半用，可以巧妙地平衡家庭收支，利用非常有限的財富使全家人過上體面的生活。很顯然，在公有製統收統支的情況下，缺乏這樣一種內在的約束和責任機製——這一缺陷在原始公有製下還不太明顯，因為那時經濟上極度匱乏，除勉強維持生存外，沒有什麽剩余可以浪費，因此公共收支和公共生活還是一種很節約的方式；但一旦人類生產力有所提高，雖然資源有限、財富相對匱乏，但畢竟在維持生存外有所剩余時，繼續維持原來的公有製，就會缺乏對剩余財富或公共財產的責任機製，也就是說，沒有具體的個人對公共財產負責任，從而使有限的資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第三，個人和個體家庭之間必然會展開競爭，從而形成一種經濟發展的壓力機製，使個體生產獲得一種持久的外部壓力和推動力。很顯然，在原始公社個體與共同體直接同一、個體與個體之間缺乏利益差別的情況下，不可能形成這樣一種競爭機製。競爭機製作為外部動力，推動個體生產經營，同時，在整個社會範圍內，競爭機製又是一種強大的內部動力，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和經濟的發展。

　　第四，個人和個體家庭以及不同人群之間的競爭，大大地促進了分工的發展，而分工的發展又促進了交換的發展，從而使經濟發展大大沖破了血緣關系的限製，使人們建立了廣泛的經濟上的聯系，使市場經濟得以發展起來。因為每一個經濟單位要在競爭中獲勝，必然要發揮自己的相對優勢和獨特優勢，必然要充分開發自己在資源、自然條件、生產技術和勞動技能等方面的比較優勢，於是社會分工便大規模地發展起來，發達的分工又導致發達的交換，於是一種相互競爭而又相互合作的經濟機製——市場經濟便發展起來了。很顯然，在原始公有製下，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受到嚴格的限製，只有在私有製下，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才能得到進一步發展。當然，早期的、古代的私有製是不發達的、不成熟的和野蠻的，比如，勞動力歸奴隸主封建主所有而不是歸勞動者自己所有，妻子、子女的勞動力歸家長所有而不是歸他們自己所有——這種形式的私有製限製了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了主導地位，而市場經濟只能在古代世界的夾縫中生存。隨著生產力、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勞動者本身的不斷反抗，古代的私有製向現代發達的、成熟的和文明的私有製發展，也就是向普遍化和公平的方向發展，勞動者獲得勞動力所有權，越來越多的人、社會上絕大多數成員獲得生產資料所有權，在這一基礎上，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得到大規模的發展，已達到發達和成熟的狀態。應該說，分工、交換、市場經濟與私有製是互為條件、相互促進的：沒有最原始的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有私有製，反過來說，沒有私有製，也不可能有分工、交換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2、私有製的道德合理性

　　說私有製具有經濟合理性，許多人是贊成的；說私有製也具有道德合理性，那是他們萬萬不能同意的。他們發現了一個著名的「二律背反」：在整個私有製社會，經濟不斷進步，而道德在不斷退步；伴隨物質文明高度發展和物質財富日益增長的，是人性的淪落、人格的敗壞、道德的頹喪和腐敗以及精神的空虛和貧困。事實上，這正是他們強烈要求廢除私有製和建立公有製的主要理由。

　　當然，經濟與道德的矛盾一直是存在的（原始社會也存在），但說兩者達到這樣一種極端的「二律背反」，則是一種人為的虛構和誇張。應該說，公有製有公有製的道德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私有製有私有製的道德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如果原始公有製沒有道德上的缺陷，它也就不會轉化為私有製；如果私有製沒有道德上的支持，它就不可能獲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就；私有製不會單憑其經濟上的合理性而取得其歷史合理性，或者說，私有製的歷史合理性內在地包括了一種道德合理性。人類的惡是與生俱來的，並不是私有製造成的，私有製不過是使被原始公有製壓抑住了的某些惡性釋放出來並助其泛濫而已，但同時，私有製也釋放出被原始公有製壓抑住的某些善性並培育出新的道德要素和道德品質，培育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得以成長和發展所要求的新型道德：

　　首先，在私有製基礎上，生長出一種個體本位道德。私有製原則上是要以個體為本位的，當然，私有製並沒有一開始就落實每個個體的本體地位，而是演變為一種階級對立的私有製——社會上少數人擁有生產要素而多數人一無所有，甚至失去人格的獨立和自由，但私有製正在向普遍的個體私有製發展。私有製大大地解放了人的被原始公有製所壓抑的積極性、獨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增強了個體的自主能力和自我負責能力，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社會合作和交往的能力，這就為一種新型的道德——個體本位道德的形成奠定了製度基礎。私有製經濟要求每個人對自己負責，要求每個人自立、自強、勤勞、節儉、開拓、進取、冒險，要求與他人進行平等的交換與合作——只有符合這些道德原則，私有製經濟才會迅速發展；掠奪、剝削、壓迫、偷盜、搶劫等不道德行為歸根到底是不符合私有製道德原則的，因為它們會毀壞私有製的基礎，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動亂和激烈的階級鬥爭，使經濟不能正常發展。

　　其次，私有製使個人和個體家庭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和自由，使他們按其投資、生產、經營和勞動的績效和效率獲取相應的報酬，這實際上公平地把勤和懶、精明和糊塗、能幹和無能、強和弱、勇敢和懦弱、節儉和浪費等等區別開來了，從而讓勤勞、精明、能幹、強健、勇敢和節儉的人先富起來，讓懶惰、糊塗、無能、羸弱、怯懦、浪費的人落於人後，並逼迫他們改變自己、提高自己、強化自己，而不是指望通過公有製無償地獲取別人的財富，這對於鼓勵社會競爭，防止和避免「搭便車」、「吃大戶」、吃「免費午餐」和「槍打出頭鳥」等另一種形式的不公正，是非常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上，私有製既符合效率原則，也符合社會公正的理想，因為社會公正一方面要求讓所有的人（包括最弱的人）平等地得到參與競爭的機會，讓所有的人按照大家一致同意的規則參與競爭，另一方面，也要求承認人與人先天素質和後天努力的差別，保護那些優秀的人並鼓勵每個人都成為優秀的人，而不是把所有的人都變成平庸的人。

　　如此看來，私有製既有符合個體道德的一面，也有符合社會道德（社會公正原則）的一面，千百年來，這種道義的力量、道德資源也是私有製得以存在和發展的無形支持力量；如果私有製完全是不道德的，也就會使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不能接受或無法承受，它也就絕不可能長久存在和發展下去。

　　三、私有產權製度的弊端

　　私有製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弊端有些是經濟上的，有些是道德上的；有些是其固有的和不可根除的，隨私有製本身一同生滅，有些則是在其本身的發展過程中可以逐步改變和消除的。

　　1、私有製的經濟不合理性

　　第一，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私有製只是少數人的私有製，即少數人擁有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而大多數人一無所有，並且對少數人處於人身依附關系。這種情況不能使社會上每一個人的積極性、自主性和創造性都發揮出來，廣大勞動者缺乏生產熱情，他們僅僅迫於生存而勞作，其潛力遠遠沒有得到發掘。這種情況隨著少數人的、階級對立的私有製轉向多數人的、普遍的私有製而得到改善，但至今還沒有得到徹底改變。這種情況可以叫做私有製的「微觀不經濟」或「內部不經濟」，即同一生產單位（家庭、農莊、作坊、工場、工廠、公司）內的每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和人力資源未被充分利用起來而處於壓抑、沈睡或浪費狀態。　  第二，各個私有者和私有生產單位雖然可以通過相互交換產品進行協作和社會化生產，但不能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直接地進行大規模的協作，這樣會導致兩種負面後果：一是因為各個私有者都追求自己狹隘的目的、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很少註意也很難顧及其行為的外部影響、社會影響和長遠的後果，因此，往往對私人有利的，客觀上對他人、社會和後代不利（雖然私人生產者主觀上可能並沒有害人之意），這種情況叫做「外部不經濟」；二是因為私人生產者之間盲目競爭，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生產某種程度的以至嚴重的混亂和無序狀態，造成諸如重復發明、重復投資、生產過剩、產業結構趨同等極大的浪費，這種情況叫做「宏觀不經濟」。由於私有製的「外部不經濟」和「宏觀不經濟」，使人類在很長歷史時期內，對自然界進行非理性的、掠奪式的、征服式的經營，造成本來有限的自然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的嚴重失衡，使人類陷入生態危機和能源危機之中。也就是說，私有製在節約資源和能源的同時，也在浪費資源和能源。當然，可以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來減少私有製這種經濟不合理性，但只要私有製存在下去，這種情況就很難從根本上消除。

　　2、私有製的道德不合理性

　　與私有製的經濟不合理性相比，其道德不合理性是更加引人註目的。

　　首先，私有製讓被原始公有製壓抑住的人性中惡的一面釋放出來了：在原始公有製下，攻擊性、侵略性和破壞性只是針對其他氏族群體的，現代轉而針對氏族內部了，於是暴力、欺詐、偷盜、搶劫、貪汙種種惡劣行為加入到了生產要素、財富的占有和分配過程中，也就是說，生產要素和財富的占有和分配，不完全是由正常的投資、生產、經營和勞動活動決定的，同時也是由暴力、欺詐等「非生產性」活動決定的；一些人不是通過正常的經濟活動，不是靠發展主體能力、生產能力而擁有和獲得財富，而是靠暴力、欺詐等非生產性活動成為所有者，這些人因為其本身的生產能力低下而無法生產財富，由於其好逸惡勞、懶惰而不願意從事艱苦的物質資料生產，於是便變本加厲地去掠奪別人。

　　其次，私有製帶來階級對立、剝削、壓迫和統治，導致觸目驚心的不公平和不正義現象。在原始公有製後，有一個普遍的、平等私有製階段：按照原始社會的公平原則，每個人都平等地得到一份生產資料，但是，由於正常的私有經濟活動本身帶來的貧富差別和由於非生產性活動的巧取豪奪，生產資料很快就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普遍的私有製被少數人的私有製所取代，社會分化為有產者和無產者兩大階級。更有甚者，有產者利用其對生產資料的獨占權，剝奪勞動者的人身自由，逼迫他們賣身為奴，對他們進行殘酷的經濟剝削；不僅如此，有產階級和剝削階級還建立起國家政權，把這種階級剝削合法化、永久化，利用政治暴力、公共權力和國家強製力，對勞動者進行政治壓迫和統治，迫使他們永遠安於被剝削的經濟地位。　  由於私有製不能防止甚而縱容個人的不道德行為和階級的不道德行為，從而導致兩方面的惡果：一是使私有製的經濟合理性大打折扣，使其經濟效率難以充分發揮出來；二是導致劇烈的階級對抗和階級鬥爭，社會經常陷入動亂和革命狀態，而每一次大規模的動亂和革命都使千百萬生靈塗炭，人口大規模減少，社會的經濟、文化、技術、生產力、財富等等受到毀滅性的破壞，從而導致一次又一次的歷史大倒退。

　　四、公有產權的重建

　　正是由於私有製在經濟上和道德上的弊端，又導致人們復興和重建公有製的強烈願望。當然，公有製自始至終並沒有從歷史上徹底消失，我們所說的「私有製社會」，並不是一個私有製是唯一產權製度的社會，而只是私有製是主要產權製度的社會，在這種社會形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公有製經濟因素，包括家族範圍、村落範圍、地方範圍、國家範圍內的「公田」、「公地」、公共資源、公共設施、公共產品等等，它們是私有製經濟的必要和重要補充。

　　除了這些遺留下來的和自然而然地存在的公有經濟成分外，人們還努力針對私有經濟的弊端，尋求公有經濟作為替代物。這種重建公有製的努力，又被稱之為社會主義，如果從16世紀初托馬斯·莫爾提出烏托邦構想算起，將近有400年的歷史了。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有各種各樣的流派和形態，但從如何對待公有製與私有製的關系來看，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

　　1、整體替代與打碎重建型

　　這一派要求以一種全社會大一統的公有製整體上替代私有製，即建立一種處處與私有製形成根本對立的公有製。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和要求，就必須徹底否定私有製，在打碎舊世界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新世界。當然，私有製下所取得的物質成果還是要保留和繼承的，甚至某些技術層面的管理體製也是可以繼承的，但私有製本身及其政治文化上層建築卻是應該完全拋棄的。這種類型以科學社會主義為代表。

　　2、部分替代與內在轉化型

　　這一派認為公有製與私有製既有對立的方面也有統一的方面，應當以自己之長取代對方之短，以對方之長彌補自己之短。因此這一派主張部分替代私有製或部分重建公有製，在公有製沒有優勢的領域保留私有製，在私有製沒有優勢的領域發展公有製。這樣一種部分替代顯然不是推倒重來、打碎重建，而是要在繼承私有製本身在經濟、政治、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將私有製內在地轉化為公有製，而不是借助政治暴力從外部摧毀私有製。這種類型以民主社會主義為代表。

　　從20世紀社會主義的發展歷史來看，科學社會主義運動曾經取得勢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勝利，在十幾億人口居住的數十個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但是過急過快的社會革命代價太高、負面後果太多、反彈太大，對私有製的長期歷史合理性估計不足，對公有製得以建立和發展所必備的歷史條件準備不充分，結果是，到了20世紀末，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像繃得過緊的神經一樣終於崩潰了。相比之下，采取漸進和改良戰略的民主社會主義雖然在很多方面不盡如人意，卻畢竟取得了一些實實在在的成就。

　　勞動產權的產生、喪失和重建

　　上兩篇文章對產權一般、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的關系及其歷史發展做了一個提綱式論述，為本文的討論提供了一個基礎。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是：勞動與產權、勞動與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之間是什麽關系？

　　一、勞動是產權的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來源

　　洛克在歷史上首次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建立了他的勞動產權論。的確，正是勞動改變了自然資源的原始狀態，因此，勞動者對於他製造和使用的工具以及他利用其工具改造過的勞動對象，便天然地、天經地義的、無可爭議地擁用所有權，這是由人類的存在方式決定的，是由人依靠勞動獲取維持生存所需之物這一本質的、本原的、「自然的」、「天然的」的前提直接推演出來的；事實上，原始人類也是這麽進化而來的。

　　受到洛克的啟發，黑格爾用對象化理論為勞動產權提供了一種思辨哲學的論證，他認為主體只有對象化、外化、客觀化在客體中，才能擺脫其主觀性、空洞性和任性，而成為現實的、真正的主體，翻譯成我們的習慣語言就是：第一，只有擁有一定的財產，一個人才能活下去，才能成為現實的主體；第二，每個人都應該憑借自己的勞動去獲得這種財產，所謂占有，不是去把別人的東西搶過來據為己有，而是人通過勞動把自己的意誌投射在對象之中，從而把自在之物變成為我之物。

傑瑞米柯賓

　4、發達國家的產權製度出現以生產資料所有製為主向以勞動力所有製為主的趨勢

      二戰以後，發達國家經濟社會結構出現如下變化：

　　第一，工業文明向信息文明轉化。工業文明是建立在對非再生性能源、資源（如煤、鐵、石油、礦物等）的開掘和利用基礎上的，但是，這些非再生性能源在地球上的儲存量是有限的，至今已被工業文明耗竭得所剩不多了。因此，文明必須尋找新的基礎，即由對非再生性資源的利用轉化為對再生性資源（如太陽能、原子能、生物能）的開發，這種開發極大地依賴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就是說，極大地依賴於復雜勞動和人的創造能力的普遍而全面的發展。

　　第二，物質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化。從前，知識的生產只是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而進行，它要通過許多中介環節，才能轉化為物質經濟、物質生產；現在，知識的生產、交換、流通和分配本身正在成為經濟的基礎，物質生產反而只是知識生產的外化和物化；從前，知識是為滿足農業（第一產業）、工業（第二產業）和服務業（第三產業）發展的需要而被生產的，現在，知識產業本身成為主導產業，反過來大規模地、深刻地改變其它產業。這些物質生產產業的發展對知識的依賴程度已經超過了對資金、資源的依賴程度，或者說，知識對物質經濟發展的貢獻、對社會物質財富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了50%，甚至於達到了80%左右。

　　第三，簡單勞動者向復雜勞動者轉化。因為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知識化、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使產業工人從機器體系中解放出來，而轉變為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控製者和監督者，轉化為復雜勞動者，大量就業人口轉向非物質生產部門，轉向知識產業、文化產業和信息產業。在知識經濟發達的國家，傳統的產業工人將只占全部勞動力的極少的一部分（5%—10%），一個新的復雜勞動階級將取代傳統的簡單勞動階級。

　　在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條件下，產權製度也會隨之發生巨大的變化：勞動者生產能力所有權將取代生產資料所有權而成為首要的所有權，知識產權將取代物質產權而成為首要的產權，人力資本將取代物質資本而成為首要的資本；與此同時，一個新型的、以復雜勞動為主體的、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有產勞動階級，將取代傳統的、以資本所有者為主體的、占社會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而成為社會的主導階級。

　　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只有少數發達國家已出現這種發展趨勢，大部分國家、人類的大多數還處於生產資料所有製占統治地位的階段，而勞動者生產能力所有製仍處於低級發展階段。

　　三、決定產權製度性質的三個基本矛盾

　　人類社會為什麽有產權製度？為什麽它會成為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麽因素影響和決定產權製度的構成以及演變和發展方向？這是有關產權製度的另一個基本問題。

　　1、稀缺性和豐裕性：人類與自然的矛盾

　　這是製約產權製度的第一個基本因素。人類在自然中生存和發展，自然界不會自動地滿足人，人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從自然界獲得生存和發展的條件。根據人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高低，從理論上，我們可以設想出人類在自然界中的四種生存狀況：極度匱乏狀態、相對匱乏狀態、相對豐浴☆態和極度豐浴☆態。

　　極度匱乏狀態，指原始人類的生產力極低，只會使用最簡單的工具，智力貧弱，主要依靠簡單勞動，在與其它動物的生存競爭中並不占太大的優勢，不得不依賴於自然而生活，主要靠從自然界獲取現存的食物和住所而得以勉強維持生存，基本沒有什麽剩余產品；相對匱乏狀態，指人類生產力有所發展，人類學會利用生產工具、通過延長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從自然界獲取生活資料，除維持人類的基本生存外，出現了剩余產品，在生存問題基本解決的基礎上，人群出現初步的分工，智力得到專門的發展；相對豐浴☆態，指分工進一步發展，智力、科學技術得到很大的發展，生產工具得到極大的改造，使人類能從自然界獲得巨大的物質財富，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過上了小康生活，相當一部分人過上了富裕生活，只有極少數人處於貧困狀態；極度豐浴☆態，指人類智力、科學技術得到普遍和高度的發展，人類從自然獲取豐裕的物質財富，人人都能過上富足的生活。

　　一般而言，只有在物質財富極度匱乏和極度豐裕這兩種極端的情況下，單一的、完全的公有產權製度才是充分必要和可能的。

　　毫無疑問，在極度匱乏狀態，公有製便是一種必然的選擇，而且是使人類能夠存活下去的唯一選擇，因為只有公有製才能把原始人群結成一個整體，以整體的力量去與自然界抗衡。這種情況就是在今天也可以見到：比如當某一人群遭受地震、火山爆發、海難、旱災、水災等不可抗的自然災害，從而使他們陷入絕境時，他們會迅速拋棄自己的私有財產觀念和損人利己之心，而團結成為一個緊密的命運共同體，否則，這個群體就會因為相互疏遠、 對立而迅速陷入瓦解，完全失去幸存的希望。

　　反之，在極度豐裕的狀態，物質財富充分湧流，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私有製和財產的排他占有也會成為多余的，全人類將共同占有和享有一切生產要素。

　　可以說，除了這兩種極端的情況外，在相對匱乏和相對豐裕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私有產權製度就是必然會產生和發展的，因為一方面，社會物質財富不可能同時同等地滿足所有人的生存、享受和發展需要，因此，人們必然會為爭奪有限的物質財富而展開鬥爭；另一方面，這種鬥爭又是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基礎上展開的，只要這種鬥爭不是過度惡劣，就不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崩潰和瓦解，使人類倒退到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

　　2、個體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階段性：個人與社會的矛盾這是製約產權製度的第二個基本因素。如同人類在自然界中會處於極度匱乏、相對匱乏、相對豐裕和極度豐裕四種狀態一樣，個人在社會中也會處於個性極度貧困、相對貧困、相對豐富和極度豐富四種狀態。實際上，人類之所以在自然界中處於匱乏狀態，正因為個體力量的弱小和個性的貧困，而人類在自然界中之所以能達到豐浴☆態，也正因為個體力量的普遍強大和個性的豐富。

　　一般而來，只有在個性極度貧困和極度豐富這兩種極端的情況下，單一的、完全的公有產權製度才是充分必要和可能的。

　　很顯然，當個體力量極度弱小，個性極度貧困時，個人自身是無法獨立生存的——就個體力量而言，他比他所要獵取的猛獸弱小得多：與許多動物相比，人沒有那麽鋒利的牙齒和爪子，沒有那麽銳利的目光和靈敏的嗅覺，沒有那麽快捷的奔跑速度和持久的耐力，沒有那麽完善的趨利避害本能。因此，他們必須團結成一個整體，以整體的力量對付自然界個別的力量，才能生存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原始公有製是必然的、唯一的選擇。

　　反之，當個體力量極為強大、個性極為豐富時，當個人所能創造的財富遠遠多於他所需要的財富時，私有產權對他來說也是多余的：他不需要私有製來保護自己，以使自己得到比別人多余的一份，他也不用從別人那裏去掠取，也不必擔心別人從自己這裏掠取，因為所有的個人都是高度和全面發展的。

　　除了這兩種極端的情況，當個體力量處於相對弱小、個性處於相對貧困和個體力量處於相對強大、個性處於相對豐富這一漫長的歷史階段，個人與他人、與共同體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私有觀念和利己主義欲望就會從他的內心深處滋長蔓延出來，私有產權製度就會占主導地位，因為個體的能力（包括先天素質和後天努力）是不平等的，個人所能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和自由時間是不平等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強製要求物質財富在所有個人之間平均的分配，顯然是不公平的，是不利於分工、個體能力和個性的發展，因而也是不利於整個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發展的。

　　3、善惡交織性：人性的內在矛盾

　　這是製約產權製度的第三個基本因素。所謂人性的內在矛盾，是指人類和個人人格結構中的內在矛盾，是人的善性與惡性、生物本性與社會本性、低級需要與高級需要之間的矛盾。人的本性中有善性（主體性）、惡性（反主體性）和自然本性三種要素。善性即主體性，包括人的自覺性、自主性、創造性、合群性和自我確證性，表現為自尊、愛、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等人的高級的精神需要；惡性即反主體性，包括人的惰性、奴性、侵略性、破壞性，表現為人的一些黑暗的、惡劣的心理需要；自然本性是人作為動物、生物的自然屬性，非善非惡，表現為飲食、求偶、安全、休息及機體運動等自然需要。人的這三重本性是相互矛盾又相互聯系的，根據個體人格結構中哪一種本性占優勢，可以把多種多樣的個性劃分為三種類型：主體個性或優秀個性；反主體個性或惡劣個性；中庸個性。主體個性是主體性占優勢的個體人格，包括智慧型、創造型、自尊型、仁愛型和審美型個性；反主體個性是反主體性占優勢的個體人格，包括惰性—奴性型、侵略—破壞型、惰性—破壞型、奴性—侵略型個性；中庸個性是自然本性占優勢的個體人格，包括生存型、安全型、享受型個性。歷史經驗表明，來自人性深處的惡（集中表現為暴力和狡智），以及依靠暴力和狡智控製他人的個人和利益集團，在產權形成和產權製度演變過程中曾經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就是說，要建立高度公正的產權製度，不僅要以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為前提，而且要以人格的健康發展為前提，以人的主體性的極大發展和反主體性的最大限度的抑製和消除為前提，以高級的精神需要取代人的生物性自然需要成為人的主導需要為前提。如果不具備這樣的前提，即算人類生產力可以達到創造充分物質豐裕的水平，人類也仍然擺脫不了一個人統治人、人壓迫人、人控製人、人剝奪人的社會結構。

　　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的歷史演變

　　一、原始公有產權的局限性

　　原始公有製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雙重的公有製：氏族公社作為一個集體、一個整體占有自然資源、土地、牲畜、生產工具和勞動力本身；所有氏族成員共同勞動、共同生產，勞動成果平等分配；沒有私有財產，甚至沒有私有觀念；沒有剝削、壓迫和統治，人與人是完全平等的；沒有國家、官吏和法律，氏族首領沒有可以加以支配的政治強製力量，他們按照氏族所有成員公認的習慣和道德，來調解氏族內部的糾紛。

　　「這是一個多麽美好的社會!」許多對私有製深惡痛絕的思想家忍不住贊美道：「這是人類的黃金時代!」於是，在他們看來，私有製毀壞了原始人類的公正、無私、誠實、正直、善良和仁慈，毀壞了原始人類的美好的人性，使人類墮落成為自私、狡詐、虛偽、貪婪、殘暴、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衣冠禽獸」。他們以原始公有製為藍本設想一種理想的公有製社會，以代替現存的罪惡滔天的私有製社會；有些人甚至要求罷黜私有製社會的一切（包括其文明成就），而直接退回到原始社會的田園牧歌生活。

　　這顯然是一種道德至上主義的偏激判斷。如果我們用一種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價值判斷與道德判斷相結合的思維方式來觀察、分析原始公有製，我們就會赫然發現，原始公有製原來是一種極為粗陋的、低級的所有製。

　　1、原始公有製不是出於原始人類的善良本性，而是出於原始人類生存的必然性有一種觀點認為，原始人類是善的，猶如嬰兒是善的（所謂「人之初、性本善」），只是後來被私有製敗壞了。這種觀點顯然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原始人類沒有惡性的話，他們後來怎麽會造出一個惡的社會呢？事實上，與現代人類一樣，原始人類也具有善惡兩面性，只不過出於生存的必然性，原始人群必須抱成一團，形成緊密的共同體，才能維持生存，因而至少在氏族範圍內，惡的一面如攻擊性、侵略性、破壞性，是被壓抑的——如果這一面也發揮出來，就會使原始人群陷入相互傾軋而解體，並被自然界一個一個地消滅掉。所以，原始社會就有極為嚴酷的圖騰禁忌製度、習俗和道德準則，對任何危及共同體生存的行為，都要施行嚴厲的懲罰。

　　2、原始公有製具有強烈的狹隘性、封閉性和排他性原始人群作為一個又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而聯結的氏族公社，在狹隘的範圍和孤立的點上自發地繁衍和發展，公有製的原則只適用於氏族內部，而不適用於氏族之間，相反，在氏族之間經常爆發激烈的爭奪資源、土地和財富的戰爭，惡性只在氏族內部受到壓抑，而在氏族之間卻作為「集體惡性」得到釋放。氏族成員同時也是戰士，戰爭是他們經常的並且引以為驕傲和自豪的職業，獲取敵人頭皮最多的人成為氏族最勇敢的戰士，甚至成為氏族首領；俘虜最初統統被殺掉，後來被蓄為奴隸，他們不被當作人、當作同類看待。不同的氏族群體之間或者相互仇殺，或者「老死不相往來」，缺乏經濟上、精神上的橫向聯系。這種狹隘的、封閉的和敵對的群體關系，比動物群體之間的關系好不了多少，普波爾形象地把這種社會形態稱之為「部落囚籠」或「野獸的囚籠」。實際上，由這種狹隘的群體所有製演變為個體私有製，也可以說具有內在的邏輯必然性；氏族群體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本身的排他的獨占以及對其他氏族群體的掠奪，把其他氏族的成員蓄為本氏族的奴隸，已經埋下了私有製、階級對立、剝削和統治的種子，私有製只不過把這一變化趨勢引向氏族內部，從而完成這一變化而已。

　　3、原始公有製束縛了個人的發展，也使分工、生產力和人類能力的發展極為緩慢在原始社會，個人勞動力，連同他本人的全部，都是屬於共同體所有的，個人處於一種血緣依附關系中，還沒有割斷與共同體的臍帶。氏族共同體有一種「一體感」，就像是一個人一樣，而個人乃是這個更大的生命體的一部分。所以，共同體對個人是全部負責的，如果某個人被其他氏族的人所殺，整個氏族就會激動起來，為他進行血族復仇。另一方面，氏族共同體也對個人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個人沒有任何獨立和自由可言，他不可以隨意地從一個集體轉到另一個集體，他也不可能脫離集體或違背集體的習俗、規範而進行獨創性的活動，一切發明和創造通常都是被禁忌的。這就是說，原始公有製在壓抑人的部分惡性的同時，也把人的一部分善性，把人的創造性和自主性壓抑住了。在這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沒有分工（每個人都是「多面手」），人的才能沒有分門別類的發展，生產能力、技術和經驗長期處於低水平的重復和極其緩慢的積累狀態，在幾十萬年間，沒有明顯的進步。自人類誕生至今，竟然有99%以上的時間處在原始社會，私有製社會的歷史還不到全部人類歷史的1%!

　　二、私有產權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私有製的產生，不僅是人類所有製歷史、經濟關系史上的一大革命，也是全部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革命，它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使人類在短短幾千年的時間內，在不到人類歷史1%的時間內，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占人類歷史99%以上時間的原始社會所積累的全部成就，或者用摩爾根的話說，原始社會不過是野蠻和蒙昧時代，真正的文明時代是從私有製社會才開始的。

傑瑞米柯賓

　四、對剝削的反思和評價

　　資產階級經濟學肯定所有者、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的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肯定他們獲取全部剩余價值和利潤的正當性，否認剝削的存在，他們潛在地或顯在地基於這樣一種哲學思想：凡在歷史上存在過並在現實中繼續存在的現象，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據，都符合自然與人性的規律。這是一種無批判性的、庸俗的、辯護論的歷史觀，無視人類積極、能動地改造社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走向另一個極端，把非勞動生產要素和非勞動者對剩余價值和利潤的正當索取全部歸之為對勞動者的剝削，而認為勞動者雖然創造了全部價值、剩余價值和利潤，卻走向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這樣一種巨大的反差和絕對的不公平自然會激起馬克思對一種對絕對公平和平等的社會製度的追求。然而，經過一百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運動以後，人們驚奇地發現，曾經似乎被革命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了的剝削現象，隨著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的開展又死灰復燃了，於是大家再一次面臨如何評價剝削的問題。

　　一些人重新接受並狂熱宣傳在西方已經過時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另一些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的人，則對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論和剝削理論作了某種變通，承認剝削在歷史上的暫時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時強調最終消滅剝削的歷史必然性。他們的辦法是區別兩種剝削現象——借用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羅默的「社會必要剝削」的概念，當消滅一種剝削將造成經濟激勵機製的嚴重破壞、技術或其他生產要素的嚴重衰退時，該種剝削就是社會必要剝削，這種剝削對社會發展具有某種促進作用和激勵性——由於剝削的存在使得社會成員受到生存的壓力，從而會產生對於社會發展必不可少的激勵作用，因而是可以甚至必須接受的；阻礙和破壞社會生產力的剝削則是多余的、不必要的、邪惡的剝削，應當予以消滅。

　　本文認為這種變通是缺乏理論思維能力的表現。剝削成了激勵機製，那還是剝削嗎？可以說剝削是某些貪婪之人的激勵機製，怎麽能把它普遍化為一種社會激勵機製呢？沒有剝削，經濟和社會就不能發展嗎？果然如此，剝削或被剝削就是人類永恒的宿命。導致這種思維混亂和道德失準的原因是，論者一方面像馬克思一樣堅持把非勞動要素對剩余價值和利潤的索取歸之於剝削，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實際上承認非勞動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經濟發展的貢獻，以便與現實社會中「按勞分配與按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分配」的政策相一致，於是便照搬羅默所杜撰出的「社會必要剝削」這個怪胎，從而放棄了馬克思對剝削的嚴正譴責態度！其實，他們所說的「社會必要剝削」正就是指非勞動生產要素對剩余價值和利潤的追求！如果我們把這種正當的追求排除在剝削之外，那麽，一切剝削，包括奴隸主、地主、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剝削，專製國家或其他暴力集團對勞動者的剝削，資本家之間的剝削，勞動者之間的剝削，乃至某些流氓無產者、懶漢、自願失業者、職業乞丐對整個社會的剝削，總之，一切利用手中掌握的某種優勢或力量無償獲取他人所創造的價值的行為，都是不正當、不道德的，都是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反動行為，消滅它們，絕不會損害經濟社會發展的激勵和動力機製，反而會激勵和促進更多的人發揮、發展出更高的創造力。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消滅它們，而在於人類什麽時候才有能力消滅它們；它們現在還有機會存在，絲毫也證明不了它們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正當性——人類現在也沒有能力徹底消滅掠奪、侵略、壟斷、專製、獨裁、壓迫、欺詐、兇殺、黃、賭、毒……等種種醜惡之物，難道它們也成了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激勵機製嗎？

　　五、對合理利潤的反思和評價

　　資產階級經濟學把剝削當作合理的利潤，馬克思則把合理的利潤當作剝削。本文認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經營活動，正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那些與種族利益相一致的特殊個體的「力量」和「優越性」所在，應該得到合理的回報。資本主義有其道德合理性，也有其道德不合理性。從對資本的利潤來源的分析可知，在前五種情況下，資本基本是道德和合理的，在後四種情況下，資本基本是不道德和不合理的。應當在力所能及地限製和消除資本的不合理利潤的同時，保護並且激勵資本得到合理的利潤。

　　即使是在極端的情況下，也就是在勞資激烈對立和鬥爭的情況下，資本方固然不能把勞動的價值貶低到使其工資接近於社會低保的水平，否則勞動者坐在家裏吃低保就可以了，勞動方也不能把資本的價值貶低到使其利潤接近於銀行存款利率的水平，否則資本所有者坐在家裏吃銀行利息就可以了。

　　如果從勞資合作和調和的角度出發，勞動和資本則可以共同努力，爭取到一個「雙贏」和「共享」的局面。比如，資本家如果吸收工人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而工人也認同企業為一個利益共同體，那麽企業的凝聚力和生產力將大幅度提高，資本家和經營者也會增加決策的知識、信息來源和減少決策失誤，從而使企業的利潤大幅度增長。那麽，這部分新增利潤就可以由勞資雙方共享。實際上，由於勞資雙方真誠合作，由於企業內部各生產要素高度協同有序地運營，還會創造出一種良好的企業形象、企業品牌和企業知名度，而這種無形資產會成為一種嶄新的生產要素，並且成為企業新的利潤來源。毫無疑問，這種無形資產乃是勞資雙方的共同資本，而由此帶來的利潤也應該由勞資雙方共同分享。

　　再比如，勞資雙方可以坐下來認真談判，客觀地計算各種生產要素對利潤的貢獻，工人方面可以提出消除剝削即全部獲得其勞動所創造的那部分價值的要求。但由於企業是一個共同體，而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是有風險的，因此，工人方面也應作出與資方共擔風險的承諾，如果不願意作出這種承諾，那麽理所當然應當向資方讓渡一部分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如果工人方面既不願意與資方共擔風險，又要求全部獲得自己所創造的那部分價值，那就超出了自己合理的權利邊界，並且自己這一方面也會出現某種道德不合理性。當然，由於資本方面占著強勢和優勢的歷史地位，比工人方面有更大的風險承擔能力，資本方面理應作出更多的讓步。

　　不管發生上述哪種情況，只要資本相對勞動還處於一種強勢的歷史地位，而勞動相對處於弱勢，只要社會還是由占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和占人口多數的無產階級組成，那麽，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就是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的，剝削還會存在，而且即算剝削程度減輕，貧富分化還會很嚴重。

　　什麽是產權和產權製度

　　為什麽迄今為止人數眾多的勞動者一直處於相對弱勢的社會地位？為什麽人數很少的投資者和經營者獲得了剩余控製權和剩余索取權？前面的文章已經涉及到了一個主要原因：所有權、產權與勞動者的分離。從這一篇開始要展開論述勞動與產權的關系問題，進一步深入探討勞動與所有權、產權分離的原因，探索重建「勞動產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所有權與產權

　　所有權（ownership/proprietary right）與財產權/產權（property rights or rights of property）是兩個經常被人們不加區別地使用的概念。這兩個概念的確具有某些共同的含義，故而可以交替使用，但細究起來，兩者又有一些重要的區別。

　　所有權和產權都是指人們對生產要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這兩個概念是通用的。但所用權強調的是所有物與所有人之間直接的歸屬關系和嚴格的對應關系，通過取得他人同意而獲得的對他人財產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不能叫做所有權。產權的含義比所有權寬泛得多，既可以是指對歸屬於自己的財產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也可以是指對經他人自願同意而獲得的對他人財產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處置的權利。比如，早在古代，就存在借用、借貸和租賃的行為，一個人只要支付一定的代價，就可以取得在一定時間內占有、支配、使用他人所有的財產的權利，並因此而獲得相應的收益。這種通過租借而獲得的權利顯然不是一種所有權，但卻是一種產權，不僅享有在一定時間內占有、支配、使用他人所有的財產的權利，同時也必須盡到保管、維護等項義務，如果產生雙方約定外的損壞，或者發生丟失，租借人必須以自己的財產或以別的什麽方式予以賠償。在現代社會，所有權與產權的分別就更明顯了：由於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由於股份公司這種企業製度和財產組織形式的出現，非所有者的經營者取得了對投入企業的資本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部分處置的權利，這種相對完整的產權又叫做「法人財產權」；所有者主要保留對投入企業的資本的終極所有權、分紅權和最終處置權，他們轉讓給經營者的部分產權轉化為他們對經營者的選擇權，他們自己則退出生產經營過程，他們的這種產權又叫做「股權」。

　　所有權與產權的關系可以這樣來表述：所有權是原生的、核心的產權，而產權是衍生的、擴大了的所有權；所有權一定是單一的、與所有者直接統一的，而產權卻可以是多元的、可以與所有者是間接統一的；所有權是基礎和出發點，不論產權衍生成為多麽復雜的結構，最終都要追溯到所有權，但產權又不能還原為、化約為、等同為所有權，它把所有權放大了，它包含所有權，其外延和範圍大於所有權。那麽，為什麽所有權會演化為產權呢？主要原因來自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和規模經營會帶來比所有權人直接經營自己的財產更大的產出、更高的效益。

　　在後文的論述中，我們會更多地使用產權、產權製度，而較少使用所有權、所有製，因為前者包括了後者。但在必要的時候仍然會交替使用這兩組概念。

　　二、產權的雙重含義

　　1、生產資料所有權與勞動力所有權

　　所謂產權和產權製度，是指各生產要素（土地、資源、生產工具、勞動力）歸誰所有和經營的製度安排，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一種首要的「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它決定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產品的交換方式和產品的分配方式。

　　過去我們對所有權、產權的理解，局限於生產資料的所有製，或財產所有製，是指對生產要素中「物」的因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處置；至於生產要素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體力、智力、技能、知識、組織和管理才能等，則沒有作為一種「財產」、「財富」，作為一種占有的對象來理解。產權，應該是指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既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而且包括人的生產能力的所有權和經營權。

　　澄清產權的基本含義，對於我們理解產權製度的歷史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2、產權製度的發展歷程，既是生產資料所有製發展的過程，也是勞動力所有製發展的過程原始公有製是氏族公社對全部生產要素（包括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共同所有；奴隸主所有製是奴隸主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雙重占有，奴隸主不僅擁有生產資料，而且擁有勞動力，奴隸則不僅不擁有生產資料，而且不擁有自身的勞動力，而成為像牛馬一樣被奴隸主所占有的財產或「會說話的工具」；封建地主所有製是封建地主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對勞動力的部分占有，農奴的處境比奴隸的處境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能隨便被買賣、鞭撻和處死，至於佃農，雖然沒有擺脫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但比農奴又取得了更多的自由；資本主義所有製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但不直接占有勞動力，勞動力由工人直接擁有，資本家必須通過市場交換來購買勞動力，而且是僅僅購買勞動力，而不是購買工人的全部身心。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產權的發展過程，是勞動者的生產能力、勞動力由別人占有變為自己占有的過程，是勞動者不斷獲得解放和自由的過程。如果不從這個角度來看，單從生產資料所有製的角度，實際上就很難把奴隸主所有製、地主所有製和資本家所有製從本質上區別開來。　

      3、勞動者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是促成產權製度結構不斷高級化的主要推動力量
      到目前為止，就整個人類而言，生產資料仍然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而人的生產能力、勞動力仍然處在次要地位，因此，生產資料所有製在產權結構中仍在主導地位，而勞動力所有製只占次要地位。但是，促成產權製度演變的最終力量是勞動者生產能力的不斷提高，即人的生產能力、勞動力在生產要素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眾所周知，人類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生產出能夠滿足人類生存需要的物質財富。不同的生產要素，對形成物質財富，有不同的貢獻。在遠古原始社會，勞動的對象即采集、狩獵的對象——野果、野獸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對於形成物質財富、維持人類生存的貢獻最大。所以，那時的人類對他們賴以維持生存的這些勞動對象頂禮膜拜，以至每次狩獵前都要舉行隆重的巫術、祭祀活動，來祈求被狩獵動物的寬恕。後來人們從狩獵活動中學會了畜養動物，從采集活動中學會了種植植物，於是出現了原始的畜牧業和農業，自然，牲畜和糧食成為最重要的物質財富，而土地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一直到封建社會末期，土地都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其次是生產工具，最後才是勞動者；農業（包括畜牧業）是主導產業，手工業和商業只是派生的、為農業服務的產業。誰擁有了土地，誰就主宰了經濟和社會。

　　到了資本主義時代，人類不再主要從自然界表層獲取物質財富（糧食、牲畜），而從自然界深層獲取物質財富（煤、鐵、石油、礦物），於是，以簡單生產工具從事的手工勞動便被機器生產所取代，生產工具一躍而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農業文明被工業文明所取代，工業取代農業成為主導產業。機器和工業的發展反過來改造了農業，使農業生產也朝機械化、規模化的方向發展。在這個時代，誰擁有了生產工具，誰就控製了經濟和整個社會。

　　但是，生產工具成為主要的生產要素，同時也就意味著人的生產能力這一生產要素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了。固然，直接的生產勞動者（以簡單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作為機器體系的一個環節，只需要付出比較簡單的技能，但是機器本身並不是自然界的產物，而是人的智力的物化，是科學在生產過程中的運用。這就是說，在生產工具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的背後，隱含著科學技術向生產要素轉化的過程。那時，科學技術還沒有成為直接的生產要素，而是存在於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之外，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而存在，它必須轉化為生產工具、轉化為直接生產勞動者的技能，才能成為生產力，這就決定了，科學技術工作者，還不能成為物質資料生產的主導能力，而只有那些擁有貨幣，能夠購買生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簡單勞動力的資本家，才能成為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主導力量。科學技術工作者從上層建築進入經濟基礎，通過出賣自己的科技成果而成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而廣大的以簡單勞動為主的產業工人，依然是生產過程中次要的因素，依然是無產階級。由此可見，資本主義所有製仍然以生產資料所有製為主，但是人的生產能力所有製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主要表現為：第一，一般的以簡單勞動為主的勞動者獲得人身自由，成為自己勞動力的主人；第二，特殊的以復雜勞動為主的科學技術工作者憑著對自己特殊的勞動能力的所有權，通過交換來獲得生產資料所有權或比較豐裕的物質財富。

傑瑞米柯賓

　　1、資本家本人的勞動

　　資本家的生產勞動，指資本家親身參加直接的生產活動。早期的資本家同時也是生產勞動者，他往往只雇傭少數的工人，甚至只「雇傭」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他身先士卒、赤膊上陣，其勞動的強度和勞動時間的長度，往往超過他的雇員。他們往往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甚至連白天和夜晚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他們或早起晚睡、披星戴月，或拋妻別子、長途奔波，付出比一般人更多更辛苦的勞動。後來成為大資本家的人，往往都經歷了這樣一個白手創業、篳路襤褸、背水一戰的過程。他們甚至是名符其實的「勞動模範」。

　　資本家的勞動當然也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但資本家並沒有得到一種叫做「工資」的收入，他的工資全部包含在利潤中了，是利潤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扣除這一部分工資的話，他的利潤量就會相應減少。

　　2、資本家的投資經營活動

　　資本家的投資經營活動，指資本家的融資籌資、投資決策、經營項目和經營方向的確定、市場定位和市場營銷方略的製定、企業長遠發展規劃的製定等資本運營活動，是有關企業發展的戰略性決策活動。早期的資本家同時也是資本運營家即企業家。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企業家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最關鍵的生產要素，並要求給予較高的報酬，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投資經營活動確實能創造出很大的價值和效益。把不同生產要素組合起來參與市場競爭，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好的，不是所有人的經營效果都是一樣的，實際上，在同等數量和質量的生產資料、設備、技術和勞動力的條件下，不同的資本家的經營活動會產生出非常不同以至截然相反的效果，於是一些人慘淡經營、停滯不前，一些人破產了，另一些人則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故有人把純粹物質資本獲得的回報叫做「利息」，而把資本運營活動即企業家活動所得到的回報叫做「利潤」。

　　3、資本的風險報酬

　　世界上沒有萬無一失的投資，任何投資都是有風險的，包括經營風險、技術風險、勞資沖突風險、安全生產風險、市場風險和社會風險(如戰爭、社會動亂、革命、國際爭端等等)。

　　大部分創業者都要經歷一個學會規避風險和「交學費」的過程。因此，讓投資者得到一個比銀行存款利息更高的回報以抵償經常發生的風險，增強企業抗禦風險的能力，應該視之為維持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基本條件。這種回報是完全應當的，得到這種回報也是完全正當的。這種較高的回報又叫做風險利潤。反過來說，如果投資創業所得之利潤完全與銀行存款利息相等，那麽，就沒有人去投資創業了。設想一下，一個國家的銀行裏有許多存款，但是沒有人去投資辦企業，這個國家的經濟必定是非常落後的。讓資本得到更高的利潤，固然會鼓勵資本家更大膽地去加大投資力度並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財富，但整個社會也因此而得到更大的好處——這個社會的經濟更發達、就業更充分、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更快、國民財富積累更多，反之，取消風險利潤，固然使資本家受到損失，但整個社會也將蒙受更大的損失。問題不在於要不要風險利潤，而在於把風險利潤控製在何種水平上，才能既提高投資者的積極性，同時又不至於讓這種利潤高到雇員、消費者和社會無法容忍的地步。

　　4、資本家的節儉和積蓄

　　早期資本家都是節製消費、拼命積蓄的人，他們對自己及其家庭的消費欲望可能達到苛刻和吝嗇的程度。他們恨不得把每一分錢都變成新的投資。這種節儉和積蓄固然本身並不直接再生產出物品，但卻擴大了資本的數量和規模。那麽，對這種節儉和儲蓄的行為應不應該有一個「獎勵」或「回報」呢?我想應該有一點，至少，這部分「獎勵」或「回報」應相當於同期銀行存款利息。如果人們都把掙來的錢用於即時消費，當然就不可能擴大再生產，甚至連簡單再生產也維持不了；如果社會鼓勵高消費，那麽資本的積累速度就會大大減漫，這一點對於一個資本匱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尤其重要。眾所周知，日本經濟高度發展，大大地獲益於日本國民較高的儲蓄率，與此相反，我們看到，雖然目前我國的資本還很稀缺，但對高檔消費品的需求和享用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並且到處盛行吃喝之風，這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有人說，沒有消費，就沒有市場需求，積累再多資本，也是白搭，因為產品賣不出去，因此，應當鼓勵消費以擴大社會總需求。這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所謂節製消費，不是不要消費，而是要把消費的增長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建立在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在這裏，積累、生產是第一位的，是前提，而消費是第二位的，是結果。積累應當大於消費，這樣，社會才能有更多的資本用於遠期投資和經濟的長遠發展；如果積累等於消費，經濟就會停滯不前並減慢發展速度；如果消費大於積累，那麽很顯然，經濟就要退步了。

　　5、資本家把科學知識轉化為生產技術、生產工具而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兩個企業，在其他條件同等的條件下，由於采用了知識含量不同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會生產出質量和數量上完全不同的產品，因此也獲得完全不同的利潤。企業采用先進生產工具和先進技術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一般而言通過企業內部創新和從外部買進兩條途徑。

　　在第一種情況下，企業自身有一批研究和開發人員，專門從事新機器、新技術、新產品的研製。但是仍然不能把全部超額利潤都歸結為這些研究與開發人員的剩余勞動，因為研究和開發需要更大的資本投入，而且這種投資是一種風險投資——如果研製費用過高、研製時間過長甚至研製沒有結果，或雖然研製出來新產品，但卻不能適銷對路，就會使整個企業陷入巨大的財務危機，甚至導致破產。所以，研究和開發費用這種風險投資要求一定的回報即上文所說的風險利潤。新機器、新技術和新產品是這種風險投資和科研人員的勞動共同作用的產物，因此，它們所帶來的新增產值、附加值、超額利潤，不能完全歸結為科研人員的剩余勞動。

　　在第二種情況下，企業從外部買進新機器、新技術、新設計等專利產品，那麽，這是一種市場交換行為：發明家和專利擁有者轉讓其知識產權，資本家支付一定費用，這裏很難說有什麽剝削成分。專利擁有者自己投資辦廠，未必能夠取得比這種知識產權轉讓更好的回報，而資本家買進知識產權，固然有可能獲得較高的利潤，同樣也要冒一定風險。資本家和專利所有者取長補短，共同把新的科學技術應用於生產過程，並且雙方都得到好處，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貢獻，在這一點上，並不存在資本家對本企業工人的剝削。

　　三、不合理的利潤來源：剝削以及其他

　　1、剝削：對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
       Exploitation，本義為開發、利用，後引申為一種旨在獲得他人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開發和利用。剝削所得就是上文所說的剩余價值3。勞動者對剩余價值3的創造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們得到的只是他們所創造的總價值中相當於補償勞動力耗費或事先約定的勞動力價格的那一部分，超出這一部分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

　　奴隸主對奴隸、地主對農奴的剝削基本上或在很大程度上是運用暴力、政治權力進行的，這種剝削可以直截了當地稱之為掠奪和搶劫。與奴隸主對奴隸、地主對農奴的剝削相比，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基本上是一種經濟性剝削：

　　——剝削方式的不同：奴隸主對奴隸、地主對農奴的剝削，是一種超經濟的、強製性的剝削，奴隸、農奴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被淪為會說話的牛馬和生產工具。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則以工人獲得人身自由和勞動力所有權為前提，是通過勞動力市場的自願交換行為和契約來實現的。不管這裏面有多少被迫的因素，也比奴隸勞動、徭役勞動要文明不知多少倍。資本家對勞動力的使用也要尊重工人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盡管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普遍盛行限製工人人身自由、體罰、強迫冒險作業、強製延長勞動時間等現象，但後來都遭到法律的禁止。資本主義國家一般都頒布《勞動法》，以保護工人的基本權益，而工人也組織了工會，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工人取得成立工會和罷工的權利，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從而加強了自身與資方討價還價和限製剝削的能力。

　　——剝削程度不同：奴隸主和地主除維持奴隸、農奴最基本的生存外，剝奪了他們的全部剩余勞動，而工人的工資水平都可以隨經濟發展和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而不斷地提高，從而大大地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條件。

　　如果從利潤中扣除掉前述五種合理因素的話，資本家對直接生產工人的剝削程度遠不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高。實際上，隨著生產自動化程度的提高，資本家直至可以把生產工人排除出直接生產過程，資本與勞動的矛盾已主要由資本家與簡單勞動者、直接生產工人的矛盾轉化為資本家與復雜勞動者之間的矛盾，而復雜勞動者的勞動已經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從而使復雜勞動者獲得高於簡單勞動者的討價還價的能力，甚至到底是資本雇傭勞動，還是勞動雇傭勞動，也會成為一個重新需要定義的問題。這是後話。我們這裏探討的是資本與勞動的初始關系，在這種關系中，由於資本是主要生產要素，由於在資本與勞動的力量對比中，資本處於強勢和優勢，勞動處於劣勢和弱勢，由於資本取得買方市場的主動地位，而勞動處於賣方市場的被動地位，因此，資本確實擁有對勞動者剩余勞動的索取權，勞動者的部分勞動確實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但剝削程度並不如馬克思設想的那樣高。按馬克思的計算公式，工人每天勞動12小時，創造了6先令的價值，其中3先令用來補償資本家預付給他的工資(必要勞動)，剩下3先令就是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勞動、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剩余價值率達到100%。但根據本文的分析，如果從前五個方面做出種種扣除，則剝削程度即剩余價值率就會大大降低了。

　　但馬克思雖然過分強調了資本家對勞動者的直接剝削，卻忽略了下文將要指出的其他兩種對勞動者的間接剝削，或者說他借助於勞動價值論，把這兩種間接的剝削全部轉入直接的剝削之中了。

　　2、對一部分大自然賜予整個人類的資源的無償占有

       自然資源是大自然對人類的恩賜，理應為整個人類共同擁有，具體來說由一定範圍內的人群和社會（氏族、民族、國家）共同擁有，如果個人要占有自然資源，必須支付一定的代價或給予一定的回報。不管是誰（個人、集體、國家、跨國公司）來組織和控製物質資料生產，都應該把其中因為無償或低價運用自然資源而產生的價值分配給全體社會成員。然而，自古以來，自然資源並沒有得到公平的占有、利用和分配，在經濟、政治上捷足先登的人們，運用暴力、狡智、權力等等手段，無償或低價獲取、支配、使用許多自然資源並因此而得到豐厚的利益和利潤，這實際上是對勞動者和其他社會成員的共同財產權的侵占和剝奪，而勞動者則因為很少或完全得不到自然資源，而喪失了勞動的客觀條件，不得不從資源（如土地）擁有者那裏高價購買或租用自然資源，或者不得不受雇於人。

　　3、對一部分人類一般智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成果的無償占有

      科學知識應用於生產過程，具有一個更為深廣的背景，那就是整個人類一般智力的提高、科學知識的積累和偉大的科學家們的貢獻，沒有這個更大的前提，無論是企業內的科研人員還是企業外的技術專家、發明家、工程師，都不可能進行生產工具、技術和產品的創新。在這個意義上，資本家也好，發明家也好，工人也好，消費者也好——整個社會的全體成員，都不費分文地無償地享受了先輩的遺澤。像牛頓和愛因斯坦這樣偉大的科學家，不知給人類帶來了多少剩余價值。這是社會和人類的共同財富，但對這一共同財富的分享卻是不公平的。資本家從自利的動機出發，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從而無意中提高了整個人類的文明程度和福祉，因而有其特殊的貢獻，理應得到新增價值的一部分，然而，由於資本家控製了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整個過程，他們把很大一部分理應分配給勞動者和其他弱勢社會成員的價值據為己有了。這是對勞動者公共權利的剝奪和剝削，要知道，正是因為勞動者承擔了直接物質資料生產的職能，才會有一部分人去發展人類的一般智力、科學技術和精神文化；勞動者有權因為自己的犧牲和貢獻而得到回報。

　　4、非法利得

　　馬克思曾十分尖銳地指出：「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非常膽壯起來；只要有10%的利潤，它就會到處被人使用；有20%就會活潑起來；有50%就會引起積極的冒險；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的確，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由於缺乏完善的法律製度和法治機製以及新型的倫理道德，確實普遍存在種種非法行為，如偷稅漏稅、行賄尋租、錢權交易、假冒偽劣、缺斤短兩、侵犯知識產權、破壞生態環境、侵犯工人人身和勞動權益等等，通過損害國家、社會、競爭者、勞動者和消費者的利益以加速資本的積累。不過，這些行為只是一種零和對局的、非生產性的行為，只能造成財富的轉移，而不能造成財富的增加，而且會極大地扭曲市場機製，搞亂市場秩序，一般很快會導致公眾的反彈和法律的製裁；資本家長期進行這種不正當競爭，也會感到提心吊膽、身心疲憊，感到歸根到底大家都會受到損失，所以，這種普遍的混亂時期不會太長，一般資本主義國家都會逐漸建立起法製經濟和與此配套的新型經濟倫理，從而使非法行為減少到社會公眾能夠容忍的程度。

傑瑞米柯賓

　2、資本與投資

　　資本與投資是比自然資源更重要的生產要素和價值來源。如果人類永遠停留在用最粗陋的工具改造自然界的簡單再生產的階段，資本與投資活動的確不會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如果擴大再生產是人類必然的選擇，那就必須把一部分生產勞動成果轉化為資本，以便為更大規模的生產提供一個新的、更高的起點。這種把剩余產品轉化為資本的活動就叫做投資經營活動。最初，這種活動是由原始社會所有成員集體地進行的，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它逐漸轉化為一種由少數人專門從事的活動。應該說，資本與投資活動並不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才有的，嚴格地說，自從人類歷史已開始，它們就已經存在了，只不過在很長歷史時期內，它們是受到嚴格限製的，其他的力量，如自然界的力量、血緣和宗法力量、暴力和政治力量、簡單再生產的慣性力量、宗教和道德等意識形態力量壓到了資本和投資活動的力量，直到近代，它們才成為一種主導的經濟和社會力量，才產生了一個叫做資本主義的社會。與其他許多人類活動不同，資本與投資活動不是一種保值活動而是一種增值活動，不是指向過去而是指向未來，不是瓜分現成的財富而是創造新的財富。它們具有強烈的開拓性、擴張性、超越性和創造性。設想一下，一個人自己積累或繼承了一筆錢，他不是把它們用於消費而是用於投資（把這筆錢轉變為資本），用它們購買自然資源、生產工具等生產條件並雇傭勞動者進行生產，他當然為社會創造了新的財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繁榮昌盛正有賴於越來越多的人成為這樣的投資者。

　　可以用「資本與投資活動的平均稀缺程度或平均豐裕程度」作為衡量這一生產要素的價值量的標準。

　　3、勞動活動

　　勞動是比資本與投資更重要的生產要素和價值來源。在社會或人與人的關系層面上，是資本與投資活動把其他生產要素組織和連接在一起，但在技術或人與自然的關系層面上，卻是勞動把其他生產要素組織和連接在一起。沒有投資者的資本和投資活動，勞動者還可以在簡單和原始水平上進行生產，但沒有勞動，就完全不可能進行生產，或者說投資者不得不把自己變成勞動者進行小規模的簡單生產，從而使資本和投資活動失去意義。勞動就像一團永恒的活火，又像一個沸騰的熔爐，陶鑄萬物，把所有生產要素組合成為一種新的產品和使用價值。資本是死的，投資活動並不直接與自然界打交道，並不直接創造使用價值，只有勞動，才具有直接創造物質資料的功能。

　　勞動的價值量由馬克思所提出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也就是用「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製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衡量。本文反對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商品價值量的唯一計量標準，並不否認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實際上，馬克思所設定的「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正好包括前述自然資源條件、資本和投資活動以及後面還要提到的科學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在計算「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時可以而且必須把它們抽象掉，但這不意味著要把它們從整個價值形成和創造過程中抽象掉，就像計算其他生產要素的價值量時可以而且必須把勞動要素抽象掉（置入括號或隱為背景或設為條件），但決不可以把它從整個價值形成和創造過程中抽象掉一樣。

　　4、科學技術

　　科學技術最初並不是獨立的生產要素，而只是勞動的智力方面，或者雖然在物質生產領域之外得到獨立的發展，卻並沒有進入物質生產領域而轉化為直接的生產力。工業文明的出現意味著科學技術日益成為直接的生產力，正像馬克思所說的，機器大工業簡直就是科學技術的物化。當然，說科學技術是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並不是說人類所有的科學技術成果都已經變成了生產要素，而只是指已經並正在進入物質生產領域的科學技術變成了強大的生產力，不包括那些暫時不能進入物質生產領域的科學技術成果。一般而言，科學技術通過三種方式轉化為生產力：發現和製造新能源和新材料，發明和製造新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提高勞動者的知識水平和勞動技能。

　　可以用「科學技術的平均發展程度」來評價和計量這一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創造的貢獻。

　　5、管理

　　管理原來也不是獨立的生產要素，而蘊涵在投資活動和勞動活動之中。進行比較簡單和小規模投資活動的投資者和資本家本身就是管理者，以自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獨立勞動者本身也是管理者。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形成了資本與勞動、投資活動與勞動活動的大規模的結合，簡單的管理已經不夠了，一種專業的管理活動和一個職業的管理階層應運而生。管理活動具有雙重屬性和雙重職能：一方面，要代表資本家和投資者的利益，保障資本的增值和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勞動者的利益，保障勞動者收入的增加和其他勞動、經濟權益的實現。這兩種職能日益結合為一種職能：實現勞資合作。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以泰羅製為代表的管理，盡管也宣稱追求勞資合作，但實際上主要代表資方的話，那麽，二戰以後管理的主流就日益轉向人性化的即追求公正、雇員發言權和參與權的方向，勞資合作和雙贏日益成為管理的主題。偉大的管理者或企業家一定是能夠充分地調動和發揮所有生產要素的潛能並使之達到高度融合狀態的人，而絕不是資本意誌的簡單的執行者或單方面的勞工利益代表。

　　同樣，可以用「管理的平均發展程度」來評價和計量這一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創造的貢獻。

　　四、勞動在經濟價值形成和創造過程中的優先地位

      本文反對把勞動當作唯一的價值來源。把任何一種生產要素誇大為絕對的價值決定力量，都犯了一元論和本質主義的錯誤，都不能夠解釋豐富的價值現象，而且都會得出極端的社會政治結論。比如馬克思就從勞動價值論得出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結論，然而，問題在於，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就一定能夠消滅投資、經營、管理與勞動之間的社會分工並使一切價值以勞動券的方式歸屬於勞動者嗎？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針對拉薩爾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自己就指出，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事先要進行六種「社會扣除」，其中第一項用於補償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第二項用於追加投入以進行擴大再生產。試問，這不是投資活動又是什麽？只不過這不是私人的投資活動，而是「社會」的投資活動，但總歸要由一些專門的人而不能由所有勞動者直接進行投資活動。

　　但是，本文也反對資產階級經濟學把勞動與其他生產要素等同視之甚至貶低勞動要素的做法，而堅決認為在上述五種生產要素中，勞動具有相對優先的地位和特殊重要的作用。

　　1、自然資源只有通過勞動才能轉化為價值

　　雖然對於整個人類的存在和發展而言，自然界具有本體論上絕對優先的地位，但就價值的形成和產生而言，自然資源卻只有通過勞動才能轉化為對人有用的價值。當然，某些自然資源如陽光、空氣和水，對人具有直接的生理學價值，但在這些對動物也同樣適用的自然條件的基礎上，對人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意義的乃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所以，從人類學的角度看，事情的順序就倒過來了：只有在物質資料生產的基礎上，陽光、空氣和水這些一般的自然條件才對人成為價值，比如，不吃飯光喝水是沒有用的，不穿衣並住在比較溫暖的房子裏，冬日的陽光和空氣對人也是無價值的。眾所周知，吃穿住所需的物質資料都是人改造自然的結果或通過勞動從自然資源轉化而來的價值。

　　2、資本和投資活動、科學技術和管理等人為的生產要素都是從勞動中分化出來的從發生學的角度看，資本是積累起來的勞動，而投資活動最初是勞動的一個方面，後來才分化出去成為一種專門的經濟活動。同樣，科學技術活動和管理活動最初也是在勞動過程中孕育和發展起來的，後來才分化出去成為專門的職業活動。要是沒有勞動這一原始的基礎，後來的社會分工是不可能的。

　　3、只有活勞動才是唯一把所有生產要素熔鑄為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過程有了自然資源、資本和投資活動、科學技術、管理這些生產要素，並不等於就能得到產品及其使用價值，進而得到相應的交換價值，只有把所有這些生產要素與一個更為關鍵的生產要素即勞動相結合，才能形成現實的物質資料生產，只有把這些要素投入到活勞動的熊熊烈火之中，才能夠鍛造出、建構出、製造出人類所需要的物質財富。這個論證還可以倒過來進行：我們在五種基本的生產要素中，首先去掉專門的管理活動，當然生產效率會降低、生產規模會縮小，但生產還可以繼續進行下去；進而我們又去掉專門的科學技術活動，生產水平會降低，產品質量會降低，但生產還可以繼續進行下去；進而我們又去掉專門的資本和投資活動，整個生產的確會倒退到原始社會的狀態，但生產仍然會繼續進行下去。在所有非自然的生產要素中，只有活勞動及其直接擁有的生產工具（最直接的生產工具就是雙手）是最後的、不能再簡化的要素。

　　由以上三點可知，只有活勞動及其直接製造和使用的工具才是聯結、填平、打通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鴻溝的絕對中介，才是維持人類生存的最深層的基礎。人們平常可能會忽視勞動的這種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一旦抽掉勞動這塊基石，整個人類社會大廈就會轟然倒地。

　　強調勞動的這種優先地位，並不是要貶低其他生產要素和社會力量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而是要提醒人們飲水思源，對勞動和勞動者抱有足夠的尊重和敬意。人們常常說，往上數三代，幾乎所有的城裏人原來都是農民。我們把這句話做一點引申：往上數二百代，所有的人都是勞動者。今天有那麽多不必從事直接物質資料生產而占據較高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的人，全都要感謝人類勞動的恩賜，全都要感謝那些默默無聞的勞動者所做出的犧牲和貢獻。

　　強調勞動的優先地位，也不是要讓每一個勞動者都取得比其他社會成員（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知識分子、政府官員等等）更高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迄今為止，勞動者仍然是人數最多的社會群體，因此，即算這個群體作為整體擁有最大份額的社會財富（在發達國家，勞動收入已經占到國民收入的75%以上），分攤到每個人頭上，其人均財富占有量仍然是最低的，而人數不多的其他社會群體，即算作為一個整體只占有社會總財富中較少的一塊，其人均占有量仍然是較高的。但是，只要財富的分配是遵守公正原則即按貢獻分配利益的原則，這種經濟上的差距就是合理的。此外，一個公正的社會製度還要保證社會的上層結構向所有的勞動者開放，讓勞動者能夠上升到更高的社會地位，而讓身處上層結構卻不稱職的人到基層去老老實實地做一名合格的勞動者。

　　剩余價值、利潤、剝削

　　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推導出他的剩余價值論：勞動者創造了全部商品價值，但他們只以工資的形式得到他們所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剩下的部分被資本家無償地占有了，這種無償占有就叫做剝削；剩余價值在各個職能資本家之間進行再分配，便轉化為資本的利潤。與此相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否認剩余價值，否認剝削，認為各個生產要素按照它們對產品和價值形成所作的貢獻得到其應得的部分：勞動得到工資、資本得到利潤、土地得到地租；資本利潤來源於資本要素對生產的貢獻，來源於資本家的勤勞、節儉、冒險、創新和經營管理，不存在對工人的剝削。究竟誰對誰錯呢？

　　一、剩余價值的三種含義

　　1、剩余價值1：一定歷史時期滿足人們最基本生存需要後的剩余產品即使在原始社會，也有少量剩余產品，當然是按當時消費水平而言的剩余產品。任何一個社會總要節製眼前的消費欲望，而把一部分產品轉為剩余產品，與解決人類生存和發展中面臨的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對未來很有可能發生的變故、災禍、危險有所儲備，二是把一部分人從直接物質生產過程中抽出來，讓他們從事勞動工具的改進和發明，進而又讓他們從事專門的社會管理和精神文化創造。把一部分生活必需品變為剩余產品，充分體現了人的理性、人對自己未來的規劃能力和人的節儉的美德。

　　2、剩余價值2：產品中所包含的超過投入生產過程的各生產要素價值的那部分價值在進入生產過程之前，各生產要素的價值是一定的：多少資源、多少資金、多少設備、多少經營管理、多少勞動。它們的價值量是可以按一定的價格計算出來的。進入到生產過程後，這些本來分離的生產要素發生了一種相互作用和「化學反應」，結果可能會出現三種情況：整體之和小於各要素的簡單相加，這意味著生產出次品和廢品，從而導致虧損；整體之和等於各要素的簡單相加，基本上等於白幹，最多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整體之和大於各要素的簡單相加，這意味著出現了一部分新增價值，即補償各要素價值後的剩余額，或者叫做利潤。毫無疑問，只有第三種情況才能成為人類生產的常態（擴大再生產），因此可以說，追求剩余價值或利潤是人類物質生產的本質特征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應該說，所有生產要素都對剩余價值2的形成做出了貢獻。正如青木昌彥所說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合作博弈會產生一種企業剩余，應當在股東、經營者和員工之間合理地分配這種剩余。與剩余價值1一樣，剩余價值2本身也與剝削無關。問題不在於要不要生產剩余價值2，而在於如何分配剩余價值2。

　　3、剩余價值3：經濟上處於強勢地位的人從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人那裏無償占有的一部分產品和價值正是在剩余價值1的基礎上，從勞動活動中分化出來投資經營活動、社會管理活動和文化創造活動，實現了社會分工；正是在剩余價值2的基礎上，產生了剩余價值3——從勞動者中分化出來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利用自己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和社會生活中的優勢地位，除了得到自己按其貢獻應該得到的那部分價值外，又額外占有了由勞動者生產出來並且應該由勞動者占有的一部分價值。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而且也存在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當然，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並沒有獨占剩余價值，為了得到政治上的保護和思想上的支持，他們分出一部分剩余價值給政治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領域。

　　這個定義與馬克思的定義既有一致之處，又有不一致之處。一致之處在於，剩余價值的確是勞動者失去的而由非勞動者無償占有的價值，的確是非勞動者對勞動者的剝削；不一致之處在於，剩余價值和剝削這一事實的成立並不以假定勞動者創造了全部價值為前提，事實上，投資者、經營者、管理者也參與了價值的創造，也應該得到一份報酬，即使是不參與物質資料生產的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由於他們的工作具有對物質資料生產和整個社會生活的必要性和建設性，也應該得到其應有的報酬。問題的關鍵和核心不在於非勞動者完全不創造價值而勞動者創造了所有價值，而在於非勞動者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對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和分配過程與社會生活過程的控製權，剝奪了勞動者一部分應得的報酬。

　　我們像馬克思一樣堅決指認剝削的存在，但不像他那樣認為剝削的程度有那麽高，也不把勞動者和非勞動者絕對對立起來，把非勞動者妖魔化而把勞動者耶穌基督化；我們也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承認其他生產要素對價值形成和創造的貢獻，但不像他們那樣認為這種貢獻有那麽高，也不像他們那樣否認剝削的存在。

　　二、合理的利潤來源

　　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全部由勞動者創造，其在各個職能資本家之間的分配，就叫做利潤。這就在剩余價值2和剩余價值3之間劃了一個等號。本文認為各生產要素對剩余價值2都有貢獻，馬克思所認為的資本家所獲得的剩余價值或利潤，並非全由剝削得來，有相當一部分來自資本和資本家對生產的貢獻，因而是合理的和應得的。

傑瑞米柯賓

　總之，在迄今為止的大多數情況下，勞動者是歷史發展的犧牲者和奉獻者，是一個受苦受難的階級，是承擔人類大部分罪惡、災難和痛苦的階級，而沒有成為完全意義上的歷史主體、歷史的創造者和建設者，即沒有創造和建設出一種能夠保持和更好地激發社會的創造力、活力、凝聚力的新型的、新質的社會結構。迄今為止，勞動者仍然是一個殘缺不全的、有待完成的、掙紮前行的歷史主體。

　　三、進一步提升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最近一個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勞動者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事實證明，勞動者地位的提升，並沒有損害整個社會的效率和發展速度，正相反，由於自由、人權等從前主要由強勢社會集團享受的價值推廣到了社會底層，便更全面和徹底地激發了全社會的創造潛能，從而使社會得到高速而又穩定、可持續的發展。這充分表明，勞動者的社會歷史地位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1、提升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必要性

　　首先，繼續提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使占人口多數的無產階級、下層階級上升到中產階級、中間階級的地位，從而填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鴻溝，把兩極分化的、杠鈴型的社會結構改造為兩端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為各階級和階層創造一種安全與和睦的生活環境；其次，繼續提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改造強勢社會集團、強者和弱勢社會集團、弱者在人格、性格、道德和精神上的片面性，使雙方都能夠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有利於勞動者和非勞動者都能夠成長為真正和完整意義上的歷史主體、歷史創造者和建設者；第三，繼續提升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實現自由與平等兩個基本價值目標在更高水平上的統一，從而達到更高程度的公平和正義；有利於重塑整個人類的價值觀，使人類能夠凝聚成為一個整體，共同面對人類文明所陷入的危險和困境。

　　2、提升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可能性

　　勞動者社會歷史地位的提高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首先，勞動者像其他人一樣賦有平等的人格，他們同樣在自己身上保存和發展了豐富的精神性、主體性、創造性、目的性、自由自主性、自我實現性、個性等寶貴的人性財富，這是他們能夠成為平等的社會主體和完全意義上的歷史主體的內在根據。

　　第二，在幾千年社會分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社會生活的各領域、各部分已經進入了高度整合和相互滲透的新的歷史階段：經濟與政治的整合與互滲、經濟與文化的整合與互滲、政治與文化的整合與互滲；社會結構變得越來越開放、多元、富有彈性和流動性；階級對抗已經向階級合作轉化。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勞動者完全可以具有多重的社會身份：他們可以同時是所有者、投資者，是選民和競選者，是科學研究者或文學和藝術創作者，等等；勞動者可能是他們的主要身份，但不再是他們唯一的身份了。

　　第三，在勞動者付出了幾千年的犧牲和代價後，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力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勞動和生產過程的自動化和智能化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從直接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解放出來，即使是繼續留在勞動過程中，其必要勞動時間也越來越短，而自由時間越來越多。這就為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打開了廣闊的空間。真的，如果每個人都能夠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都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過上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都在其一生中獲得了自己的成功、幸福、價值和意義，誰還在乎自己在垂直的社會等級階梯上處在什麽位置上呢？

　　第四，19、20世紀的風起雲湧的勞動運動證明，雖然作為個體的勞動者是孤立、分散、弱小的，但他們可以組織、結合和團結起來，以集體行動對抗強勢階級對自己的剝削和壓迫，從而改變階級力量對比的嚴重失衡，迫使社會結構向比較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化。

　　勞動在經濟價值創造中的中地位和作用

　　本文試圖通過對經濟學上諸種價值理論之間的爭論的簡要評述，重新核定勞動在經濟價值構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經濟學價值理論的三種思路

　　經濟學價值理論有三種基本思路：供給價值論、需求價值論、供需均衡價值論。

　　1、供給價值論

　　供給價值論，也可以稱之為生產要素價值論，大體上相當於哲學上從客體、客觀角度規定價值的理論。由於人們對於經濟價值形成過程起作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強調不同，供給價值論又可以分為自然資源價值論、資本與投資價值論、科學技術價值論、管理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在19世紀，科學技術和管理還沒有被當作獨立的生產要素提出來，生產要素價值論內部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土地、資本、勞動三要素共同決定價值論和勞動決定價值論之間。亞當?斯密的體系內已經包含了兩者之間的矛盾，在他之後，李嘉圖和馬克思發展了勞動價值論，而薩伊、托倫斯、詹姆斯?穆勒、凱裏、巴師夏等人發展了要素價值論。到了20世紀，熊彼特、奈特等一大批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都把管理或「企業家才能」當成重要的乃至起決定作用的生產要素，而哈貝馬斯等人則把科學技術看作是第一生產力。

　　2、需求價值論

　　需求價值論，也可稱之為效用價值論，大體上相當於哲學上從主體、主觀角度規定價值的理論。由於人們對需求和效用的理解不同，這派理論又可分為同質需求論和客觀效用論與異質需求論和主觀效用論。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西斯蒙第最早明確地表述了他的效用價值論，用以補充勞動價值論：「人一生下來，就給世界帶來要滿足他生活的一切需要和希望得到某些幸福的願望，以及使他能夠滿足這些需要和願望的勞動技能或本領。勞動能力——是他財富的源泉，而願望和需要則為利用這些財富指明了方向。」西斯蒙第所說的需要，是指人作為「消費實體」一生下來就具有的生理需要，而個人需要的總和就是社會需要，滿足這種社會需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即由「全社會的需要和足以滿足這種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決定的。在薩伊看來，物品的效用是物品價值的基礎，當人們承認某東西有價值時，所根據的總是它的有用性。對薩伊來說，決定價值的效用是商品本身所固有的。與西斯蒙第和薩伊不同，邊際效用學派則主張異質需求論和主觀效用論，因為人與人的需要是不同的，他們滿足需要時的主觀感受是不同的。門格爾說：「所謂價值，就是一種財貨或一種財貨的一定量，在我們意識到我們對於它的支配、關系於我們欲望的滿足時，對我們所獲得的意義。」龐巴維克則直截了當地把價值歸結為主觀價值即人們對物品的主觀評價，只有一個人主觀上認為商品對他有用處時，這樣的商品才具有價值。那麽，效用的大小或價值量的高低由什麽決定呢？由它的邊際效用量來決定。在不斷增加消費時，物品的效用是遞減的，最後增加的那個單位所具有的最低的效用就是邊際效用；邊際效用決定該種商品的價值量。

　　3、供需均衡價值論

　　供需均衡價值論試圖消除上述兩種價值論的片面性而提出一種較為全面的價值論，大體上相當於哲學從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角度規定價值的理論。第一個進行這種嘗試的就是薩伊。首先，他認為滿足需要的效用是價值的基礎，沒有效用的物品是沒有價值的；第二，效用是由勞動、資本和自然三個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出來的，沒有資本的幫助和各種自然力量的作用，勞動無論怎樣巧妙和聰明，也不可能創造出價值；第三，價值決定於產生效用的生產費用，因為要獲得生產效用的勞動、資本和土地，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即生產費用，於是產品的全部價值又分解為工資、利息、地租三種收入；第四，價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因為沒有需要固然不可能有效用和價值，沒有生產要素和生產費用也不可能有效用和價值，雙方都不能單方面決定價值，於是只有供給與需求雙方的相互關系才能決定價值，或者可以反過來推論，既然供求關系直接決定了價格，而價格又是測量價值和效用的尺度，那麽供求關系也就決定了價值和效用。到了19世紀末，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在邊際效用論和邊際價值論取得長足發展的基礎上進行了第二次綜合，用邊際效用和生產費用分別說明需求和供給，認為邊際效用決定需求，生產費用決定供給，而兩者之間的均衡決定價值。馬歇爾的供求均衡價值論奠定了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價值理論的基礎。

　　以上三類價值理論的關系可以圖示如下：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 ... 5&wx_lazy=1&wx_co=1

       二、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

　　一切經濟價值，或物質財富，不管是產品還是服務，不管是商品還是貨幣和資本，都包含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個方面。

　　1、使用價值

　　通常人們把使用價值定義為產品和服務滿足人的物質需要的效用和功能。的確，使用價值是最基本的經濟價值，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恒的基礎。轉化為商品的產品和服務，也首先具有使用價值。問題是，貨幣和資本也具有使用價值嗎？應該說也具有。貨幣和資本本身當然不能用來吃喝，沒有直接的使用價值，但它們卻能夠購買和生產使用價值，因而具有間接的使用價值，歸根到底，人們之所以追求更多的貨幣和資本，至少其原始動機是為了更多更好地滿足其吃穿住行等物質需要。資本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就是貨幣，也是商品經濟的基本生產要素；貨幣猶如一項新的技術，節省人們計算和比較財富的時間，加速商品流通速度，打破商品生產在時空上的限製，擴大人們交換商品的範圍，從而促進了使用價值的生產。

　　在社會分工和市場經濟條件下，使用價值總是由個人、家庭、企業等微觀生產單位生產出來的，但這些使用價值只有一小部分是供其生產者自己消費的，甚至完全不是為其生產者自己生產的，因此，它們要變成消費品，就有賴於與別的使用價值進行交換。

　　2、交換價值

　　交換價值是商品所具有的交換其他商品的屬性和功能，某些產品可能對生產者本人具有某種使用價值，但因為不用它們去交換別人的產品（自己不願意或別人不接受），它們就沒有交換價值，但絕大多數產品都具有交換價值，故而叫做商品。交換價值也具有所有價值都具有的共同本質——滿足人的需要，只不過它不像使用價值一樣滿足人的直接的物質需要，而是滿足人的分工和交換的需要：人們為了更多更好地滿足自己的物質需要，有必要專註於某種自己具有優勢的生產以獲得更多更好的產出，然後拿自己產出中的一部分去交換自己不直接生產的必需品。即使是在原始社會，也有最低程度的分工存在：男人打獵，女人采集，因此，那時的產品也可以說是一種原始的商品，也具有一定的交換價值。

　　3、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相互關系

　　亞當?斯密說得好：「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含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於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後者可叫做交換價值。」兩者的關系可以簡要論述如下：

　　一方面，作為價值內容的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基礎，是維系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絕對必要的物質條件。無論一個人、一個國家的金銀有多少、貨幣有多少，這些作為交換價值的集中體現的財富，如果不以足夠的使用價值為基礎，就不能叫做財富，而只是一堆廢物或廢紙。神話和寓言中那些能夠把一切點化成金子的人最終全都活活地餓死了，傑克?倫敦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為了能夠在荒漠中節省體力以死裏逃生，極為明智地把拼命得來的全部金子都扔掉了。正如李嘉圖所說：「一種商品如果全然沒有用處，或者說，無論從哪一方面都無益於我們欲望的滿足，那就無論怎樣稀少，也無論獲得時需要費多少勞動，總不會具有交換價值。」另一方面，交換價值作為價值的形式，相對於使用價值又的確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甚至會與使用價值發生嚴重的異化。在物物交換時代，這種獨立性隱而不彰，隨著交換的發展，作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應運而生，交換價值的獨立性就明顯表現出來了。擺脫了直接物質形態多樣性的束縛的貨幣，的確極大地促進了物質資料的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因為有了貨幣，人們可以購買到一切必要的生產要素而進行更大規模的生產；因為有了貨幣，人們可以購買到一切自己不能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因為有了貨幣，一切不動產可以變成動產，一切不能永久儲存的貨物可以變成能夠永久儲存的財產；因為有了貨幣，人們獲得了一種方便的成本收益、投入產出的計量手段和評估工具，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認為有了貨幣，人們還能夠沖破種種血緣的、宗法的、性別的、階級的、等級的、身份的、地方的、種族的、國家的深溝故壘，而獲得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廣闊發展空間。但也正因為貨幣具有這種形式化、普遍化的功能，它也逐漸表現出一種脫離物質生產和使用價值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自為目的、自成體系，以至導致了瘋狂的金錢拜物教和貨幣拜物教。

　　當然，不管交換價值和貨幣走多遠，最終總要回歸到使用價值的基礎之上。無論如何，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是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和相互轉化的。全面認識兩者的關系，足以解釋基本的經濟現象。馬克思在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引進一個叫做「價值」的東西，用它來作為交換的尺度和標準，使交換價值脫離了使用價值這個具體和復雜的基礎，而把它放在一個過於純粹、抽象和單一的基礎——一般人類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上，表面上繞開了問題，實際上使問題更加復雜化了，因為用這種單一的、一元論的「價值實體」是無法說明復雜的商品交換現象的。經驗表明，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沒有一個人是以單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交換尺度和標準的，而是考慮到各種各樣的因素，通過討價還價達成一種相對滿意的交易。勞動、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當然是使用價值決定和交換價值決定過程中的關鍵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三、經濟價值的多種來源

　　經濟價值，不論是使用價值還是交換價值，都具有多種來源，都是各種相關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就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的動機和目的、沒有消費產品就沒有意義而言，需要乃是價值形成的起點和價值實現的終點。不過，對於價值的形成、生產和創造過程本身而言，需要及其滿足已經內化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因此我們只要把影響生產過程及其結果的諸種因素一一列舉出來就可以了。

　　1、自然資源

　　土地等自然資源是重要的生產要素，是價值的重要來源，尤其是稀缺的自然資源。人類生產和勞動並不能從無到有地創造出使用價值，而只是改變自然物的存在形態，使之由人類不能直接消費的自在之物變成能夠滿足人類需要的為我之物。因為自然資源具有使用價值，所以也具有交換價值。從前，陽光、空氣、水，作為大自然對人類的恩賜，非常充裕，以至人們無需付費就能獲得，但正因為人類以為這些資源是無限供給的，就掠奪性和破壞性地利用這些資源，結果導致對這些資源的汙染，所以現在潔凈的空氣和水開始成為稀缺之物了，為了獲得它們，人們不得不以個人支出和公共支出的方式付費了。可以設想，如果全球氣溫持續升高，自然的陽光也必須經過人工處理才能為人類所享用。許多不可再生的資源眼看就會被開掘完，它們的價格會越來越昂貴。為了重建已經遭到嚴重破壞的生態平衡，人類正在投入巨額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所有這些都強烈要求我們把自然資源看作是價值和財富的寶貴來源。

　　如何計量自然資源在價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是一個具體的經濟學問題。在理論上，我們可以設定某種「自然資源的平均稀缺程度或平均豐裕程度」作為參考標準，而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由供求關系決定的自然資源的價格大體上已經反映了自然資源的價值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