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论坛政论选集

傑瑞米柯賓

書評：格雷的五十道歪理

《格雷的五十道陰影》被吹捧成一個賦予女性權力的愛情故事，並因其開放大膽的性愛行為而廣受讚揚。事實上，從故事的主題來看，它只是一堆反動的歪理。小說的主題是關於男主角克裏斯欽格雷曾經歷「五十個糟透的陰影（Fifty shades of fucked up）」，仿彿任何人都以此為虐待女性的藉口。

在作者的構想中，女主角安娜塔希婭史迪爾（安娜）是純潔的化身：喜愛喝茶、閱讀古典文學、22歲的大學生卻不諳電腦操作，同時也是一名處女。而格雷顯然除了樣貌俊俏、喜愛支配及虐待他人以外，並沒有太多其他個人特徵。

格雷不但希望在床上控制安娜，更希望掌控她生活中所有領域，包括她的飲食習慣及避孕的選擇。事實上，他因為自己「鄙視安全套」而強迫安娜服食避孕藥。這些性別主義的特質只會強化女性的負面形象，並合理化暴力虐待性的關係，跟真正的色情藝術並沒有關係。

書中所描述的兩次性愛情節尤其突顯此書最糟之處。其中一幕是作者（女作者）將安娜失去貞操的情節描寫成格雷「毀掉她的貞操」。這非但沒有賦予年輕女性自主權，讓她們準備充足地迎接第一次的性經驗，它反而是對女性的侮辱。

第二幕則講述格雷強行除去安娜的衛生棉條而跟她性交。對此非雙方自願的行為，安娜唯一的反應卻只是「倒抽一口氣」。格雷總是假定安娜必是享受他對她做的事，這也是在書中反覆出現的。

不少其他的評論都認為，此書可能很垃圾，但至少能讓女人公開地談論性。實際上，很多閱讀此書的女性並不是為書中出現的性愛場面而瘋狂，而是欣賞故事的敘述手法，儘管那些畫面負面地描繪女性。

此書鼓吹的思想是：格雷或許有問題，但他可以被治療。他唯一需要的是愛。這絕對不是進步的概念。無論是在床上或在日常生活中，男人的行為態度、女人被對待的方式，都象徵著社會上嚴重的不平等，亦促使一些男人認為他們可以控制女人的想法。

生活中的種種，如女性工資比男性低，以及女性在生活絕大多方面的社會地位比男人次等，都鞏固了上述的觀念。女性並不會因為這些強化落後思想的二流小說而被賦予自主和權利。要賦予女性權利，唯一的方法是去挑戰鼓吹性別主義與不平等的固有制度。

此書儘管被如此大肆宣傳，從任何方面來看，其內容都沒有任何進步性。它宣揚主流社會的父權觀念，認為女人的性僅僅是男性慾望投射的延伸。要真正沖破對女性的壓迫，我們首先要認知女性為何及如何及壓迫、女性仍需要爭取甚麼權利。從性別壓迫中解放出來，將會讓男女更自由地探索性，而非被困於資本主義和《格雷》所宣揚的性別定型。

影評：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

今年是漫長的黑人解運運動的五十周年紀念，由Ava DuVernay執導的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上映。由賽爾碼市至蒙哥馬利的遊行，到在愛德蒙配特司橋上的“血色星期日”，以至1965年在林登．約翰遜總統下《投票權法》的通過，這部戲將眾多歷史事件戲劇化。

為什麽《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在今天顯得重要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與今天的全球鬥爭都十分切題，無論是中港的民主運動，還是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工人和青年的反緊縮鬥爭，還是美國人群起反對警察制度暴力，拒絕全球資本主義。

這部電影的重心，是由馬丁路德金博士和黑人神職人員帶領的黑人民權運動，在總統約翰遜的統治下爭取投票權。這套電影巧妙點出黑人工人和青年們組織起來反抗的力量，對抗吉姆．克勞法。這歧視法由1877年至1965年在美國南部實行種族隔離的法制，令黑人工人和青年被剝奪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的公民權，被美國資本主義壓迫。

今日，我們在打著同樣的戰爭，守著工人，青年，和特別是有色人種的投票權，因代表著大企業的兩個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已在數個州（如德州）通過壓制投票的法律。近年，美國最高法院修改選民法令的聯邦法規，例如第四及第五條文。在歷史上歧視選民和種族主義橫行的州（如阿拉巴馬州和密西西比州）中，這些條文可以保衛工人投票權。

荷裏活、歷史、公民權利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由億萬媒體富翁奧普拉和畢比特的Plan B production 公司制作，是一套一級的作品。由大衛．奧伊羅（David Oyelowo）飾演馬丁路德金，湯．韋堅遜（Tom Wilkinson）飾演林登．約翰遜總統，提姆．羅斯（Tim Roth）飾演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卡門．艾喬格（Carmen Ejogo）飾演科麗塔．史考特．金。

電影以細膩視覺繪畫了幾件歷史事件，例如吉米．傑克森被殺（譯按：一名非裔教會幹事，嘗試登記成為選民五次而不成功，在26歲時一場夜間和平抗議後，因為要保護雙親被警方槍殺），以及在愛德蒙配特司橋州上由政府支持的暴力。

電影將這場抗爭描繪成馬丁路德金和約翰遜總統的鬥爭，但很多歷史學家（包括研究總統的歷史學家）也質疑這種描敘，而認為在確保投票權的抗爭上，馬丁路德金和約翰遜總統比較像是“合夥人”，而非“敵人”。電影擡舉了馬丁路德金和約翰遜總統的地位，墮入典型的“偉人”歷史觀，但卻矮化女性（如科麗塔．史考特．金）在黑人解放運動中的角色。黛安納什、埃拉貝克（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聯合創始人）和斯托克利．卡麥可（大學社運人士）甚至不被提及。連詹姆斯．比維爾（由說唱家兼演員Common飾演）、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領袖大會內的激進聲音）也只是輕輕帶過。實際上，在1950至60年代在美國爭取公民權利和黑人權利的鬥爭裏，混雜著不同的聲音和想法。制作人和導演的編排會誤導一整代年輕人。

看這部戲固然是好開始，但若要看清民權抗爭的全相，需要研究更多歷史，對因為國內外資本主義的為禍而激進化的新一代人。這部電影表明在資本主義，有需要建立群眾運動來確保物質上的勝利和民主改革。這些勝利的果實能成為跳板，進一步爭取更多，挑戰和取代剝削和壓迫性的制度。在新的制度下才能鞏固我們的成果，將人民置於利潤之上。今天正是迫切要為民主社會主義而鬥爭。

《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中描寫民權運動的歷史事件，啟發了全球多代的工人和青年去改變生活，終結屬於0.01%的獨裁制度。要真正紀念這歷史事件的話，就繼續抗爭直至得到勝利吧！

托洛茨基遭暗殺75周年祭

1940年8月20日，斯大林雇用的殺手拉蒙-梅卡德爾（Ramon Mercader）用冰鎬暗殺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像獅子一樣與殺手進行了搏鬥，從而阻止了更多的打擊（殺手還配備了手槍和刀）。但因為冰鎬所造成的傷口實在太嚴重了，一天後托洛茨基辭世了。這是對托洛茨基的第13次暗殺，終於成功了。

他的秘書約瑟夫-漢森（Joseph Hansen）說托洛茨基臨終前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堅信第四國際的勝利–前進。”8月22日開始追悼和遺體告別會，在5天內共有30萬墨西哥人前來瞻仰。由於美國當局拒絕給予托洛茨基遺體進入美國的簽證，所以最後葬禮在墨西哥舉行。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身份是政治難民。1929年，他被斯大林從蘇聯驅逐出境 。經過在土耳其和法國逗留數年後，他於1935年夏天到達挪威，但即使是挪威的社會主義政府由於斯大林當局的壓力也希望盡快擺脫他。1936年12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納塔利婭-謝多夫（Natalia Sedova）由一艘貨船送往墨西哥，因為這是整個地球上唯一一個願意接受他的政府。

對托洛茨基的謀殺是一場單方面內戰的結果。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格別烏（GPU）和內務人民委員會（NVKD）投入巨大的資源以企圖將托洛茨基和他身邊最親密的夥伴們從肉體上進行滅絕。托洛茨基的兒子列昂-謝多夫（Leon Sedov）作為第四國際領導層的成員就是在1938年2月住院期間被暗殺的。在1936至1938年的莫斯科大審判期間，列寧時代的大量布爾什維克領導成員被被指控與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合作而遭到立即處決，而當時托洛茨基和利昂-謝多夫就是被作為主要被告而缺席審判的。在隨後的相關審判中，共有800萬人被送往監獄或勞改營地。

200萬人死亡，100萬人被處決。斯大林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清洗。托洛茨基比莫斯科大審判中的任何被告都更代表了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記憶。他是當時仍然唯一還幸存的俄國革命的領導人物–斯大林本人在1917年革命中只起到了次要的作用。而且也正是托洛茨基將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應用到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嶄新而覆雜的世界局勢中。

1940年8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爭已經持續了近一年之後，托洛茨基預測的由於勞工運動推翻資本主義和其可怕矛盾的努力的失敗和由於未能防止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而將導致戰爭的爆發已經得到證實。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對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軍事與外交協議進行了無情的批評。托洛茨基指出該交易將無法防止德國對蘇聯的進攻。1941年6月，希特勒對蘇聯發動了大規模軍事進攻。托洛茨基強調解決的辦法不是為與英國和美國結成聯盟而作出重大政治讓步，而這正是斯大林在遭遇德國的攻擊之後所作出的選擇。莫斯科的獨裁者於1943年解散了共產國際–從而表明國際工人階級已不再是蘇聯的主要盟友，而外國政府和外交則變得更為重要。

盡管戰爭構成了重大威脅，並帶來極大的困難；但是1938年第四國際仍然得以成立。斯大林深知道托洛茨基對他的獨裁專專制說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批判具有巨大的潛在支持。

當墨西哥共產黨的兩位最高領導人瓦倫丁-坎帕（Valentin Campa）和赫爾曼-拉沃爾德（Herman Laborde）反對秘密暗殺托洛茨基的計劃時，他們於1940年3月被開除出黨。第一次直接暗殺的企圖發生在2個月後的5月24-25日。一夥武裝分子強行闖入托洛茨基的住宅用機槍向臥室進行掃射。然而此後他們試圖縱火焚燒房子和安裝炸彈炸毀房子的企圖都遭到了失敗。墨西哥警方所逮捕的嫌疑人此前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經參加國際縱隊。在當地的斯大林主義者用與蘇聯相同的方法來對付左翼反對派，而嫌疑人也與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有所聯系。

1938年，拉蒙-梅卡德爾以一個假身份開始了與美國托洛茨基主義者西維雅-艾格萊夫（Sylvia Ageloff）的情人關系 ，這給他提供了拜訪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南部柯亞昆（Coyaocan）市的住宅的機會。以要求托洛茨基看他寫的文章並提供意見為借口，梅卡德爾得以接近托洛茨基並進行了8月20日足以致命的攻擊。就在謀殺發生不久後，梅卡德爾的母親被斯大林授予列寧勳章。當兇手在1960年從監獄被釋放出來，隨後他居住在蘇聯和古巴，他被當時莫斯科的統治當局授予了蘇聯英雄的地位。對於斯大林主義而言，這種政治謀殺是一種英雄主義行為。

對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方法是反對資本家和官僚的鬥爭和實現民主社會主義世界的目標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托洛茨基主義–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當工人階級在1917年10月奪取政權的時候，在全世界範圍內列寧和托洛茨基成為了俄國革命兩個最有名的的領導人。隨後更發生了戲劇性和解放決定–結束-戰爭時，將土地從地主的手中轉讓給耕種它貧困群眾，授予那些希望民族獨立的民族自決權（芬蘭獨立就是很好的例證）時，禁止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為婦女和同性戀爭取權利。在工業方面，工人控制得以應用，任何圖謀破壞的資本家的公司都被國有化。

只有當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強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等–反動的沙皇將軍進行合作開始入侵時，布爾什維克和新的工人政府才建立了一支軍隊。而托洛茨基則從”外交部長”成為了紅軍的領導人。

在20世紀20年代，布爾什維克仍希望不發達、貧困和遭受戰爭蹂躪的俄羅斯能夠得到其他較發達國家的革命勝利的支持。但由於這一情況未有發生，從而促使俄國國家和布爾什維克黨自身內部發展出了官僚主義傾向。其代言人就是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對於1922年病倒和1924年去世的列寧而言，其生命中最後一場未有完結的鬥爭就是反對已經出現的斯大林主義官僚體制。這也促使托洛茨基在20世紀20年代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反對斯大林。斯大林的政治弱點導致其謹慎地和嘗試性地試圖尋找新的”進步的”資產階級盟友。反過來，這也導致了工人階級在1923年德國革命、1925-1927年中國革命和1926年英國總罷工的決定性失敗。在這一時期，斯大林增強了他在蘇聯對於政府和黨的控制力。當 1927年托洛茨基在黨代會上被開除之後，這成為了最後一屆可以表達兩種觀點的黨代會。

1929年他被蘇聯流放；在此後10多年的時間裏，托洛茨基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於一系列新現象的分析。他預先警告了來自德國納粹主義的危險，並認為兩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和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應該進行聯合鬥爭以阻止納粹，但雙方都拒絕了這一想法。

托洛茨基對1931年到1937年西班牙革命中諸多錯誤的批判和提出的替代性鬥爭路線至少具有一樣的重要性。他揭露了人民陣線是如何導致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力量在內戰中贏得勝利，在當時工人階級的領導層（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者）自願地服從於資產階級共和派。對於工人階級而言，要贏得勝利必須要與貧苦農民和少數民族一起共同鬥爭，與資本主義進行徹底地隔絕從而實現真正的革命變革。

也許托洛茨基最偉大的理論成就就是他對於斯大林主義的反動專制民族國家官僚制度的分析，雖然這一制度建立於計劃經濟的基礎之上，但卻摧毀了一切形式的工人民主。托洛茨基預測這一矛盾的狀態或將通過一場新的工人革命得以解決，或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覆辟，而那些所謂的”共產主義”前官僚們將會成為這場覆辟的主角。

社會主義：是過去式還是未來式？

《後資本主義》所討論的問題和傑裏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之前寫的《零邊際成本社會》（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書評http://www.socialistalternative. ... iety-jeremy-rifkin/）有很多重合之處。裏夫金寫道：“資本主義時代即將終結……它渡過了鼎盛時期，開始緩慢地死亡”。梅森則寫道：“資本主義的前途黯淡無光”，新自由主義時代最終是厄運。書本出眾地描寫了衰落的資本主義，值得一讀。

梅森和裏夫金兩人都認為科技的巨大進步將埋葬資本主義，尤其資訊科技是無法限制在民族國家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狹窄空間內的。資訊科技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令生產多每件產品的額外成本近乎為零，進而令商品價格降到零或近乎為零。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那麽“利潤——資本主義的生命之源——就會枯竭”（裏夫金）。

裏夫金埋頭研究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思想，但他自己並非馬克思主義者，而如他所承認是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出身背景。裏夫金的觀點代表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經驗主義結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會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特別是它為群眾廣泛擁護的時候。而且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裏夫金的思想表明，我們有可能把一些作為個體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爭取到工人運動這一邊。

與裏夫金不同，保羅．梅森則聲稱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盡管從這本書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在思想上偏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他十分悲觀，特別是提到他認為已經過時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相反，他鐘愛著“後資本主義”這一塊政治上從未有人涉足的真空地帶。裏夫金和梅森在批判資本主義的現在與未來時，都提出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烏托邦式的方案：以“平民”組織代替資本主義。梅森在書中寫道：“我們看到了自發興起的合作化生產……平行貨幣、時間銀行、合作社和自我管理空間……新的所有制形式、新的借貸形式……我相信這就是出路——但前提是這些微型方案得到扶植、宣傳和保護”。

那麽如何才能到達這個樂土？不是通過工人階級及其組織——梅森認為它們已經過時了——而是通過“一般智力……亦即借由社會知識聯系起來的每個地球人的思想，它的每一次進步都將惠及所有人類”。由此可以看出，先後作為《新聞之夜》和《第4頻道》記者的梅森深受全球占領運動的影響。

占領運動無疑是美國乃至全球（例如西班牙和希臘）新生代政治覺醒的重要階段。我們歡迎這一進步。但是梅森學到的不是這場運動的優點和潛力，而是它的弱點：在對抗資本主義時所謂的“自發性”，因而還有它的幼稚性。事實已經證明，有意識的“去組織化”的泛青年運動不可能推翻暴虐的“現代”資本主義，也不可能令國家機器轉為中立。占領運動的一部分人士——例如從卡薩瑪．斯旺特（Kshama Sawant）當選西雅圖市議員這一事件中——很快學習到一點：政治運動對於實現運動目標是必要的。

在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中，群眾意識發生了類似的轉變。這場運動曾在上一次大選中實際上抵制了“政治”，最終卻導致右翼人民黨（PP）獲勝。因此群眾開始意識到激進政治行動的重要性，並促成社會民主力量黨（Podemos，西班牙語意為“我們可以”）的崛起。至於這場新運動能否有效駕馭西班牙工人階級的激進的不滿情緒則是另一個問題。社會民主力量黨的領導人試圖通過對所謂“種姓”（caste）的模糊批評——而不是明確批判統治階級及其政黨與組織——來建立一個“反政黨的政黨”，現階段此種政策不可能爭取到大部分西班牙工人。最近社會民主力量黨在民意支持率的確出現下滑。

傑瑞米柯賓

各大黨派的經費從何而來？

最近，各大政黨及民間團體的財政來源受到高度關註。在雨傘革命期間，建制陣營大肆叫囂，反對“外國勢力幹預香港事務”。但眾所周知，全港最多錢的民建聯就是由中共支持。根據一項研究，2011年區議會選舉裏，民建聯總共得到28.2萬票，每張票背後花費376港元。藍絲帶及黑幫勢力當然也受到中共資助，在雨傘革命中大肆破壞。

中共指控香港有人搞“顏色革命”，當然毫無事實根據。但是，美國政府的確資助香港的民主派政黨和民間團體，背後的目的當然不是“推動民主”那麽丹心一片。從斯諾登揭密事件，加上最近眾議院報告揭發聯邦調查局動用酷刑，都清楚可見美國反民主的角色。

由美國政府提供資金的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在2013年向香港不同的團體合共資助了54億，用以“推動民主”。諷刺的是，《南華早報》11月28日揭發，連民建聯職員也有參加由NDI（NED的另一翼）資助的“民主訓練工作坊”，可見美國政府對“民主”的態度。奇怪的是，沙特阿拉伯政權作為中東的大獨裁者，NED卻不會資助當地的任何“民主”團體，因為該國是美國的重要盟友。而美國對待其他友好政權也如是。

社義行動：錢從基層而來

“我們不會收受財團、政府的一分一毫，中國的不會，美國的也不會！”社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我們想建設一個抗爭型的新民主運動，以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為核心。當然我們對籌錢的態度也會不同，我們只會從基層身上募捐，也會依靠《社會主義者》雜志。”

黎智英與泛民

據報道，在2013年黎智英向泛民政黨捐助了1千萬，受惠者大多為溫和泛民政客。在溫和泛民愈來愈受唾棄之時，他要維護他們的地位，避免激進派令民主運動“失控”。《蘋果日報》在整場雨傘革命裏都是維護泛民及占中三子的立場。在2010年，《蘋果》更力挺民主黨走入中聯辦談判，反對五區公投。黎智英恃著自己的媒體霸權和銀彈攻勢，可以大力影響整場鬥爭，這根本是不民主的。

在2013年，民建聯共收到1.07億資助，當中6千萬是由該黨的籌款晚宴籌得的。晚宴有梁振英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澳門賭王何鴻燊的女兒何超瓊以及大陸地產富商許榮茂透過競投水墨畫、字畫等“藝術品”，向民建聯捐助了過千萬。

職工盟接受美國資助？

香港職工盟承認，過去七年每年從“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re）收受了60萬。團結中心與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有連系，超過一半的資金來自NED，實際上只是美國政府向外提供資助的另一渠道。團結中心被批評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它曾協助破壞那些與美國交惡的政權。團結中心的前身為美國自由勞工發展機構（AIFLD），曾經支持1954年的軍事政變，推翻當時的危地馬拉總統哈科沃．阿本斯，也曾經支持1973年的軍事政變，推翻智利的阿連德政府。最近，團結中心在委內瑞拉資助反政府的右翼工會聯盟CTV。CTV曾在2002年參與推翻左翼總統查韋斯，但失敗告終。所以，職工盟的每名成員都有權質問，為什麽他們的組織會收受這些捐款！

熱血公民 － 錢從何來？

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長期抹黑社義行動，指控我們募捐和售賣刊物。這團體宣稱不接受捐助，但首年就有120萬經費，而講到錢從何來就大致上沈默起來。

民間團體不是那麽“民間”

香港有超過3萬個民間團體，遠多於主權移交時的8,700個。很多都收受政府或宗教團體的資助，實際上不是那麽“非政府”的。在香港，民間團體在社運裏有重大的影響力，但這些團體都是相當內向型的，甚至以半商業架構運作，沒有民主性的群眾基礎。在整理重要資助和揭露真相方面，很多民間團體發揮巨大作用。但是，如果這些團體在群眾運動中扮演領導角色，例如雨傘革命中五方平台成員之一的“聯合陣線”，是由多個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間團體專打“單一議題”，有些更依賴財團捐助。所以，他們往往將運動去政治化，作為群眾鬥爭的煞車掣。

新自由主義打擊女性權利　造成女性貧窮

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紀念女性在超過百年的抗爭路上成功爭取眾多重要的權利，今天我們所擁有很多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過往歷史鬥爭的成果。但必須認清一點，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女性受著經濟政策、父權文化的壓迫，當中又以工人階級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最大。

父權資本主義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資本主義是為了將利潤最大化的制度，在香港一個高度私有化的社會下，醫療、老人服務、教育、托兒等公共服務完全不足，這令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也導致了女性貧窮，並且在父權文化下，女性貧窮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服務財團的政府寧願把錢投放在千億的基建項目上，也不願意投放公共資源於老人服務或兒童託管服務。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定型及性別分工根深蒂固，「應由誰來照顧家庭或打理家務？」父權社會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權社會一直透過教育、媒體、政府等公共機關舖天蓋地的宣傳「這些是女人的天生職責」，來合理化歧視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謂「男女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人事實上被剝奪很多權利、自由和選擇。我們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職留在家中」這種父權概念！正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兒、長期病患及傷殘人士等服務，很多女性在婚後被迫放棄工作，在家照顧老幼，成為家庭主婦，從事無薪的家務勞動。一項政府調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有67%，與未婚男性相約，但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卻有71%。

即使在婚後工作，只能在家務外有限的空餘時間，從事兼職工作，又因為家務勞動的性質，工作時間不能太長而且需要彈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稱「4C」行業，即清潔（Cleaning）、飲食（Catering）、護理（Care-giving）及收銀（Cashiering），多屬一次性或兼職。這類工作當然工資偏低，變相造成女性貧窮。女性亦會在收入較另一半低的情況下，財政上必需依賴丈夫，一方面令女性無法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男性工資本來已被壓低，當女性工資更低時，工人階級家庭的財政壓力便更大。

而對於離婚獨自照顧小孩的單親媽媽來說，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單親媽媽都活在貧窮線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恥！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在老人及託兒等的公共服務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與伴侶分開，也不敢離婚──試問一位單親媽媽如何以月入不過一萬來兼顧房租（一間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學費書簿費雜費、交通、食物等開支？

託兒服務嚴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棄工作

香港沒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兒服務，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託兒服務都是非政府機構提供（需付費），而且名額長期不足，全港有超過30萬名6至12歲兒童，但該年齡兒童的「課餘託管服務」全港只有約5,500個名額！同時，這些託管服務的時間缺乏彈性，很多媽媽因為不能於下班時間前後接送孩子、未能負擔費用、地點不方便等問題，被迫放棄工作。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13年一項調查發現，大部份基層婦女認為香港託兒服務不足。超過七成婦女認為，若果能夠解決託兒問題，她們希望外出工作。我們認為，女人要有工作權，所以託兒服務更應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全民退保遲遲未落實

政府多年來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準備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審查。政府堅持吸血的強積金制度，為的就是將工人階級的血汗錢給銀行家用作投機炒賣。而這也是造成女性貧窮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很多女性沒有正職工作，家務勞動並不受到強積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後沒有任何積蓄，高齡津貼（生果金）的每月金額只有約$1,100，根本不足夠生活，令她們最後要靠拾紙皮變賣來維持生活！一項有關香港拾荒長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長者為女性，近50%拾荒長者每月收入少於500港元，超過40%更曾因與人爭奪紙皮而受傷！

此外，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六年，但政府並沒有對女性長者的醫療需要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很多老年婦女人到晚年，體弱多病卻無錢醫治。老人在退休後過有尊嚴的生活，是一個社會基本的條件，香港的老人卻要淪落街頭，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貧窮，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縱觀過去數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嚴重。男女工人都被壓低工資，當中女性工人的情況更甚。男性每小時的工資中位數為63.2元，女性則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產假落後亞洲地區

去年11月，聯合國建議香港政府應將有薪產假增加至符合其認為是「國際標準」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產假（現為10週）排列亞洲榜末位置，比亞洲地區如南韓、新加坡落後。

有薪產假的好處多不勝數，尤其是對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經常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對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們認為，即使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也不足夠。歐盟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產假。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工會、婦女團體及社運分子應該要求6個月（24週）的全薪產假。

而經過多年建制派及資本家的阻撓下，男士侍產假終於在去年12月在立法會上通過，將於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這是由勞工處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議案。

女性團結抗爭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除了剝削工人階級外，亦以物化女性身體，開拓美容產業來賺取利潤，這導致對女性價值觀的扭曲（認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價值），強化父權思想及對女性的控制。在這個制度下，女性受盡制度性的壓迫和歧視，我們如何還擊？女性必須組織起來，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會，反對資本財團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擊。要反抗整個壓迫性的制度，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戰鬥性女性運動，去反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公共託兒及老人服務、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產假、有薪產假6個月、8小時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資（包括外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連繫至社會主義性平權的抗爭。

傑瑞米柯賓

書評：《剩女：性別不平等在中國的回潮》

Leta Hong Fincher是一名和中國關系密切的美國學者，自幼受母親的中英雙母語教育，並在70年代就隨父母到訪中國。該英文書是她在清華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期間，從2010開始的兩年半調查研究的結果。

在她的調查中發現很多女性急於結婚，即使對男方並不特別滿意，有時甚至是在經濟利益受損的條件下也會結婚。這些被訪問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相信她們將會或已經成為“剩女”。

隨後Hong Fincher發現“剩女”一詞在2007年後出現在中國媒體中；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共所謂的女性組織）定義剩女為27歲以上的單身[未婚]女性，而在媒體中甚至提前到25歲。

很多發表在大眾媒體包括全國婦聯網站上的文章宣稱，很多女性不容忍對方的瑕疵而追求完美，直到和她們年齡和學位相仿的男人都已經和別人結婚了。

正如Hong Fincher在書中指出，中國人口性別比例極高，2008頂峰時期新生嬰兒男女性別比達到121：100。而這是一胎政策、傳統對男孩的傾向和性別選擇流產等原因超成的。因而所謂的“剩女”問題並沒有事實的依據。

對“剩女”的媒體宣傳的動機之一，如Hong Fincher發現的，是為了社會穩定而鼓勵婚姻。因為政府認為過多的，無法找到妻子的男性威脅社會穩定。

當局的人口計劃政策也是原因之一。Hong Fincher指出這一政策不僅為控制人口數量也是為了控制人口質量（即所謂“優生優育”）。因而當局希望受過高等教育的“高質量”女人結婚生子，然後教育良好的下一代給國家。

一個在中國媒體廣為傳播的“偽科學”是30歲以上的女性可能生育不健康的寶寶。然而這並沒有什麽科學依據。甚至被Hong Fincher采訪的女性當中很多人曾被醫生警告如果等到28或者30歲再要孩子可能生出有缺陷的寶寶。

和“剩女”媒體炒作特別相關的另一因素是房地產市場。Hong Fincher采訪到的一名專業售房者說樓市的“剛需”來自城市居民人身當中的以下事件 1）結婚 2）懷孕和首次生育 3）子女開始上學。

Hong Fincher進一步解釋，由於政府不希望樓市過熱或過冷而采取了以下幾個措施：很多城市中的住房限購政策；國有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在樓市低迷時也不降低房價；房地產商和國營媒體、婚介行業聯手強化傳統的社會慣例，即結婚必須先買房（國營媒體和房地產廣告營造出“中國女人絕不嫁無房男人”的假象）。

除此之外此書對樓市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提出一些很有價值的看法。和很多人想的相反，Hong Fincher認為高房價可能反而幫助了中共維持社會穩定。

她闡述這一方面是由於中產階級（有房產被認為是成為中產階級的標準）的行動主義只是集中在發生在他們“後院”的問題上，如抗議修建有毒化工廠，但是這在目前並沒有潛力發展成挑戰政府權威的集體行動。另一面社會學家Jean-Louis Rocca 指出有房人士傾向於支持中共一黨政權，認為參與政治威脅自己和中國社會。“中國不需要政治變革，需要的是穩定。”

另一方面剛剛大學畢業的青年被迫集中精力賺錢買房成為有產者，而沒有精力剩下來關註社會變革。

而對於以上問題對女性的影響，Hong Fincher發現盡管大多數女方家庭對新房貢獻很大，如支付部分首付和償還貸款，過半新房只登記男人的名字。這個問題在2011年婚姻法新的解釋出台後，對女性的影響雪上加霜。Hong Fincher發現中國貧富差距中，男女性別間的財富差距是最大的。

而更嚴重的是，這為女性在婚姻不幸，甚至家庭暴力下離婚增加了更大的阻力。很多人擔心離婚後，她和小孩無處棲身。

此書敘述了中國家庭暴力的嚴重狀況。即使官方數據都承認四分之一的女性受到過伴侶的暴力，而實際數據比這高得多，因為很多婦女不認為被丈夫打一下就算家庭暴力，也沒有對戀愛關系中性侵犯和性暴力的認識。婚內強奸在中國甚至都不構成犯罪。

而且受到傷害的婦女幾乎無處尋求幫助。2009一名女性在向警方八次舉報家暴之後被她男人謀殺，而殺人者只以“故意傷害”配偶的罪名被判六年半。

在此書的最後一章 Hong Fincher采訪了數名女性活動家。一名24歲的女同積極參與女性主義活動，她的團體組織大量以“形為藝術”為名的行動，如著名的“占領男廁”活動。她們也身穿被潑了紅墨水的婚紗，呼籲對家庭暴力的重視。

另一名女性活動家是葉海燕，她多年對性工作者維權。在2013年抗議小學女生被校長和官員強奸之後，被警察逮捕過，最後甚至被房東踢出家們。

書中也提到了女性在個體層面上的鬥爭。Hong Fincher采訪家暴幸存者李金（Kim Lee），她是著名商人（“瘋狂英語”的）李陽的來自美國的妻子。雖然作為美國人，她仍然在數年的抗爭後才得到法院有利的判決。在這個過程中她曾想過放棄，但很多有同樣經歷的中國女性在她博客上的留言給了她繼續抗爭的決心。她得到了許多中國女性的感謝和支持，也遭到了很多人的仇視。

難能可貴的是Hong Fincher闡述了女性主義者和中國革命間的關系。在清末、民國和中共革命時期，秋瑾等女性就呼籲性別平等和參與革命改變社會。而“五四”時期更將婦女的解放作為中國革命的目標之一。尤其是中共上台後50-60年代，婦女的地位獲得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這些婦女解放的主張並不總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上的。Hong Fincher沒有提到的是在民國前後資產階級革命派中的男性對女性解放的支持大多來自民族主義的立場，一個觀點是中國需要現代化的婦女來為資本主義提供勞動力。而中共革命後的婦女解放一方面是由於來自女性群眾的呼聲和黨內女性活動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解放女性的生產力，但由於毛澤東政權的官僚化下，農村落後封建文化重新回來，女性起初獲得的權利也慢慢退倒。正如Hong Fincher在女性被要求作和男性同樣強度的工作，但是女性仍然需要照顧家庭成員和做家務。一些剛剛生育的女性被迫背著剛出生的嬰兒下地耕作甚至將嬰兒獨自留在家中，而由於繁重的勞動負擔而無法給嬰兒提供母乳。很多女性因此留下一生難忘的痛苦。

除了這些，此書也寫到了關於LGBTQ群體，中國古代婦女地位，等的內容。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女性解放在於女性自身的抗爭並其他受壓迫者如工人階級的鬥爭聯系起來；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為女性解放提供必要的經濟的基礎如公共和免費的托兒所、養老院，民主公有的經濟為女性提供就業等等。同時左翼人士也必須真正重視女性鬥爭、堅決反對性別主義和歧視（包括工人運動中的性別主義），這樣才能讓更多女性參與工人階級的鬥爭。

香港民主運動僅僅是“香港事務”嗎？

雨傘革命見證了香港群眾鬥爭的激進化、規模化和持續化，示威者冒著催淚煙，沖出馬路，震撼人心。期後，為了消耗警力，群眾自發的分散占領，將兩萬警力，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占領運動中鮮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頭到尾只是傀儡，人大決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戰人大決定，就必然威脅到整個獨裁體制。習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協”的消耗戰，最後還是成功了。這場普選戰，群眾有著無限的熱忱和機智的策略，但卻缺少一個發展運動的完整綱領。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為了將運動消滅於萌芽中，投擲催淚彈，犯上了策略上的嚴重錯誤，激起了大規模的占領，然而中共知道，如果運動僅限在香港爆發，時間是在政權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勞。

從一開始，運動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將黃傘傳遍大陸，才有足夠力量挑戰中共政權。八九六四運動雖然最後失敗告終，但也因為得到全國城市響應，令中共政權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強硬不讓香港有真普選，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協，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全中國，推倒中共一黨專政。

雨傘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陸得到了零星的響應，很多勇士舉傘聲援，因而有超過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陸的響應尚未發展為一場群眾運動，所以雨傘革命對中共造成的威脅始終及不上八九民運，當時北京的占領運動獲得了全國響應。未來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個城市，而需要一個綱領，將運動連結至中國大陸的群眾抗爭，特別是血汗工廠的工人罷工。

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一旦發動大規模的政治罷工，實可威脅中共政權。因此，大陸工人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彈藥。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罷工與工廠工人相關，其中60%發生在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中港兩地的鬥爭是緊密連系的。在廣東省投資血汗工廠的香港資本家，同時也反對香港的普選和“福利主義”，他們是雨傘運動的一大反對者。多年來，大陸罷工由只限於提出經濟訴求，到慢慢開始要求選舉工會代表，政治意識逐步提高。雖然目前罷工仍未提出打倒獨裁專政的政治訴求，一來是八九六的陰霾尚未完全驅散，群眾避免全面鎮壓，二來是欠缺一個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工人的思想。

泛民與雙學認為，在雨傘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號，會扼殺與政府的談判空間，甚至挑起中共鎮壓。因此，他們強調，雨傘運動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現真普選，在10月中學聯發表的《致習近平公開信》裏“不代表奪權”。可是，中共必然視香港普選為大敵，並不會因為幾句好話而釋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講好“高度自治”嗎？

十多年來，中共持續加大對香港的箝制，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長遠目標是完全收覆香港這個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習近平統治的時代裏，香港的民主運動並沒有中間路線可走。中共不會進行民主改革，所以要麽民主運動成功打倒中共，要麽香港也會走向專制，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在主權移交時，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諾，讓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華就曾經預言，習近平上台後，中共會逐步體制內改革，香港普選也指日可待，但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台灣，即使實際上已經是獨立國體，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台資為了商機還是會為中共當“買辦”，加強對台灣經濟的控制。長遠來說，特別是國民黨希望與中共，必然會盡力配合中共，削弱台灣的民主權利，在太陽花運動裏就可見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折損獨裁者的子彈和銀彈。

第二點就是社會主義者未來的任務，目前在獨裁制度，但在中港台建立的組織，將為未來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準備。

二零一五年

熱血公民是什麼組織？

雨傘革命後，香港群眾（尤其是年輕人）擺脫中共控制的意識愈來愈強烈，香港自治甚至是獨立的情緒升溫。這很可能會主導未來民主運動的方向，就如台灣太陽花運動後，青年和學生的反政府組織冒起，台獨立場愈見鮮明。

經歷過泛民多次背叛香港的民主運動後，傳統政黨盡失新一代的信任，年輕人急切尋求新的政治選擇。熱血公民以激烈的言辭攻擊民主派（卻無提出任何實質替代），挾著仇視大陸人的民粹意識，吸引得了部分年輕人的青睞。他們隨著一時三刻的民意左搖右擺，為的只是送黃洋達進議會。

立場飄忽　面目模糊

熱血公民等本土派的主張類似國際上的右翼種族主義團體，主張「本地人利益」至上，反對外來移民，憎恨左翼及社會主義，他們的政策不會對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打擊。

熱血公民的支持者在網路上極為活躍，在實地上則只是一個鬆散的網絡，並不如歐洲的極右派（例如法國國民陣線、英國獨立黨）般緊密組織。該組織並沒有正式的綱領，也沒有明確支持本土派內部的哪一種主張，例如香港自治、獨立還是所謂「歸英」），務求包攬最多的本土派支持者。

首領黃洋達向來立場飄忽而惡名昭彰。一時攻擊大陸人來港「搶資源」，一時又指責任在於政府分配資源不均；一時又指自己不是種族歧視，卻又反對《反種族歧視條例》立法。

黃洋達在短時間內由支持建設民主中國，徹底改變了立場。2012年他在旺角的論壇裡，力竭聲嘶地說「六四的燭光要遍及中華」，並且在同年黃洋達參選立法會的文宣內，也明確寫到「作為香港人，作為中國人，我們必須捍衛我們的發聲空間」。但在短短不足一年後，黃洋達徹底改變立場，變成認為中國民主與香港無關，主張僅僅「保住香港」，指所有關註中國民主的人都是「大中華膠」。

「保住香港」－ 重走泛民的犬儒路線

八九六四後冒起的香港泛民，當時提出「民主抗共」的口號，背後的想法是相信《基本法》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但求在中共獨裁下茍且偷安，並寄望中共會進行體制內改革，實現民主。主歸移交17年後的今天，中共政權的獨裁變本加厲，爪牙伸進香港，依靠《基本法》的一紙空文並不能保障什麼。

泛民悼念六四只是行禮如儀，卻從未想過連繫中國的民主鬥爭，不少年輕人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現在，熱血公民提倡「保住香港」的口號，只是反映著這股失敗主義的情緒：中共過於強大，無法推翻，港人自保就好了。久不久喊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但割裂中港兩地的民主鬥爭，香港一城豈可推翻一國的獨裁者？

雨傘革命期間發起佔領英國領事管的馬駿朗，曾在《熱血時報》撰寫一篇《勿奢望中國人會幫你推翻中共》的文章。文章內容指摘「中國人是奴性極重，盲從附和建制，沒有勇氣，沒有脊樑的民族」，因此不可能推翻中共。但是，今天大陸群眾即使面對獨裁鎮壓，鬥爭也愈來愈激烈，佔領堵路、罷課罷工，甚至武力自衛對抗國家機器都是屢見不鮮。今年年頭茂名反對化工廠的示威，裕元鞋廠五萬工人罷工，黑龍江八千教師罷教等，都是香港可以借鏡的鬥爭手段。

馬駿朗叫我們放棄與大陸群眾站在一線，卻寄望與中共唯唯諾諾的英國政府會替我們爭取民主。可笑的是，英國政府為了在中國投資，早已跪在中共面前，今年六月，中英就簽署了超過300億美元的貿易合約，雙方大力投資核電、高鐵、基礎設施建設。香港警察投擲的催淚彈是英國軍火商製造的，英國政府得悉後也無阻止其出口。

熱血公民並無綱領和行動去推翻中共，甚至黃洋達表示回到從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就會接受，只是重走泛民的犬儒路線，幻想香港獨善其身。

一場波瀾壯闊的雨傘革命，為所有組織和政團帶來前所未有的考驗。泛民政客曝露了妥協畏縮的真面目，因此被徹底邊緣化。但熱血公民嘴巴兇狠地攻擊傳統民主派，甚至是學生組織，同時自己卻未提出清晰的立場。他們以「勇武抗爭」為口號，但從未解釋何謂勇武，更沒有提出自己的主張，只享受做「反對派」去拿取道德光環。

熱血公民為沖擊立法會事件搖旗吶喊，但又不敢為行動正式背書，更不會以此行動為基礎，作為發展運動的方向。熱血以這閃閃縮縮的手法，永不清晰提出改變鬥爭方向的替代方案，只顧收割短途利益。

民粹組織　曇花一現

在近年全球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下，傳統政黨失去群眾信任，造成巨大的政治真空。在欠缺工人群眾政黨的狀態下，這真空被不同類型的民粹組織暫時性填補，但這些組織都很快令支持者失望，在政治舞台上曇花一現。熱血公民就是香港的一例。社會主義者必須向其代表的排外民粹浪潮反擊，為建立工人群眾政黨而奮鬥，避免民主運動再走迂迴的道路。

熱血公民費盡心思攻擊「左翼」，卻從不解釋何謂左、誰是左，只靠龐大的宣傳機器去大肆抹黑。相反，社義行動雖然只是小團體，沒有大黨的資源和影響力，但堅定站在左翼的立場上，公開提出民主運動的替代綱領，倡議以罷課罷工為鬥爭的核心武器，從而動員廣大的群眾，打破佔領被孤立的困局。

我們在運動裡指出，只有將鬥爭蔓延至中國，清晰以推翻中共為目標，才可贏得真正的民主變革。未來的民主運動不僅要提出真普選的訴求，更要連繫至結束財團的統治，才能運動會更強大。

傑瑞米柯賓

如履薄冰的中國經濟

中國內地的經濟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國所關註的焦點，房地產價格下跌、大量工業產能過盛，以及銀行危機的存在風險。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角色相當重要，因此這狀況已令各地政府和資本家感到恐懼和戒備。

經濟危機有多遠？

零八年世界經濟危機之時，中共推出四萬億救市方案以圖刺激經濟。這政策在短期內讓中國經濟在全球危機中脫逃。但是，這不免只是飲鴆止渴式的「解決方案」，而這為經濟所帶來的缺陷惡化，特別是刺激方案鼓勵金融投機的浪潮，造成了龐大債務。

最為明顯的，就是由於這種依靠投資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方法，導致了今天中國內地的經濟嚴重過熱，亦即是產能過盛。比如興建了過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這些基建建成後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著這些基建都變成了「過盛」產能的一部份。不僅如此，在興建時所需的各種跟進工程和配套設備，鋼鐵、水泥、機械等亦會隨之而過盛。綜合各方數據，具體來說，全中國各產業的產能過盛超過50%。而引發日本長時間經濟蕭條的產能過產程度亦不過30%。

另一個引人關註的問題就是地方債務，關於這個問題，內地不少經濟學家如郎鹹平等，都作出過分析和估算，指中國可能有330個地級市負債的嚴重程度如同美國底特律（已宣告破產）。根據中國自行公布的官方資料，13年6月審計處針對36個地級市進行審查後，指出其總負債3.85萬億，其中16個市(包括9個省會)負債率超過100%，即已處於技術性破產階段。

根據內地的經濟學者計算，地方政府總負債高達68萬億，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國GDP總額為52萬億，亦即是說中國的地方負債占GDP的比例為130%。反觀即便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平均負債比例亦不過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國各地地方政府紛紛發行地方債券和理財產品等，借以籌措資金償還債務。連前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亦將之稱為「龐氏騙局」（簡單而言就是指以新債抵舊債，而每一次舉債的數額和利息成本都愈來愈大，直至失去償付能力）。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存在巨大危機，而危機的爆發將可能會由兩種不同的臉貌所呈現。

「軟／硬著陸」 － 滯漲還是崩潰

既然中共選擇了走上資本主義覆辟的道路，言則意味著其亦只能屈服於資本主義體育的內在邏輯，中國即使以市場經濟為主導，輔以宏觀調控的所謂「中國模式」，過去曾被一些西方經濟學者所稱頌，但時至今日最終也擺脫不了馬克思的「詛咒」－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矛盾的體系，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經濟衰退。

零八年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闊綽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亂投醫之舉，使得熱錢在國內市場全面泛濫，淹沒了幾乎每一個有利可圖的經濟板塊。如太陽能產業就因其利潤高，投產所需準備時間短等因素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資本，使得現時全國太陽能產能過盛高達92%。

即使指假如全國太陽產業從此停止增長，而同時市場對太陽能設備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麽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現時過盛的產能，亦即是說整個產業將可能面臨24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蕭條！而產能過盛絕不僅僅出現在太陽能產業，數據指出，中國造船業現時過盛91%、風能70%、不銹鋼60%、煤化工50%、機械和汽車卡車約50%、鋼鐵水泥超過30 %，幾乎函蓋了整個國家的重工業領域。

而在地產市場上，中國房地產市場現時已出現危機的端倪。很多二三線城市甚至一些一線省會城市的地產市場已開始走到下坡路。這是由於過去十多年來近乎瘋狂的地產建設，造成大量房屋空置，變成一個又一個的鬼城。如內蒙烏蘭包托的情況甚至達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滿空置量的情況。

正如習近平提及增長減速會成為「新常態」，高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經濟會面臨兩個選擇－ 軟著陸或硬著陸。

但事實上所謂的軟著陸也不見得有多「軟」。因為在消化產能的同時意味著全國重工業的大蕭條，意味著更多工人失業，同時地產房價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產階級各下流動，加上嚴重的通漲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問題。這些問題也會隨著經濟蕭條而集中爆發，因此所謂的「軟著陸」對中共政權而言就如同走進地雷陣一樣。雖然現在習李不想動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臨嚴重的放緩或崩潰，他們不免會使用更多「國家資本主義」的調控手段，特別是要求銀行投放更多信貸。這些手段只能換取時間，但未來要付出更大代價。經濟危機只會進一步重挫中共獨裁政權，令其命懸一線。

中共自其資本主義覆辟以來，一直企圖以經濟的「高增長」緩和和掩蓋在其專制下底層人民的巨大不滿。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輸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現時如履薄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制，故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進一步重挫全球資本主義體制。讓我們組織起工人的力量，才能從廿一世紀資本主義下的大規模失業與一潭經濟死水中逃出生天。

「企業道德」、「社會責任」的虛偽

近幾年來，各大知名企業間興起了一股「道德覺醒」的風潮，爭相追求所謂「企業道德」：越來越多的產品上印著「公平貿易基金會」、「雨林聯盟」、 「森林管理委員會」等道德認證商標；各企業紛紛成立慈善基金會，舉辦各類公益活動。

難道資本家們真的良心發現本性改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四十年前就說過，企業唯一不變的社會責任是「使用自身的資源，從事以提升獲利為目標的各種活動，盡可能為股東賺進越多錢越好。」這些舉動只是協助他們更徹底地逐利和剝削的偽善伎倆。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企業因日益受到「賺取工人血汗錢」的指責，企業社會責任問題開始在各國被提起，到9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了「企業社會責任運動」。許多跨國企業如Nike（耐克）、Adidas（阿迪達斯）、沃爾瑪、麥當勞等為了避免品牌形象受影響，紛紛加入這一運動。

跨國企業從追求利益的本質出發，認識到企業要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會形象，才能更多地贏得顧客的青睞和消費者的滿意，從長期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當大企業講到為什麽要擁護這些道德理想時，無論態度有多麽誠摯，都只是把它當做獲得競爭優勢的方法。畢竟「道德」二字真的很好賣。

虛偽的企業道德就像一張紙，糊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巨大裂痕的表面上。跨國企業在「負起社會責任」的同時，從未停止過「不負責任」的破壞、壓榨和剝削。

麥當勞在銷售「雨林聯盟」認證咖啡的同時被指控從事許多傷害雨林、虐待動物的活動。據英國科學期刊《自然》表示，以目前的情況看，2050年前，麥當勞將會破壞四成的亞馬遜森林。而它也一邊成立麥當勞兒童基金會，一邊受到剝削勞工與兒童的指控，更被揭發違反勞動法，員工薪資嚴重低於法定標準。

星巴克經常滿口「生態永續」、「公平貿易」，但事實上公平貿易咖啡產品只占其咖啡產品的三成不到，其自行設立的內部采購標準更與公平貿易標簽要求相去甚遠。同時星巴克藉由壓榨咖啡農、控制咖啡專利權，從中獲取不正當的高額利潤，更有多次惡意辭退工會領袖及參與爭取權益的員工。

而一向自詡擁有「高道德標準」的三星也被美國人權組織「中國勞工觀察」指控其在中國的工廠和外部供貨商存在系統性違法行為，包括有兩家外部工廠使用童工。此外，越來越多「聲譽良好」的跨國企業出現在由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搜集整理的汙染企業名單上，從最初的33家發展到現在的90家。

這些企業通過展現更多的社會責任承諾，讓自己表現得好像負起社會責任，但其實是借此分散人們的註意力，從而忽略其剝削壓榨、汙染環境的事實。

隨著越來越多的「血汗工廠」被披露，不少非政府組織都要求跨國企業去重視並解決此類問題。仿佛這些企業都被蒙在鼓裏，只有廠商才是進行壓榨剝削的罪人。這當然不是事實，跨國企業並非「不知者無罪」。

全球化經濟體系已經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分層承包體系，跨國零售商和制造商處於金字塔的頂端，掌握了最大的話語權。跨國企業由於掌握了銷售終端，而且規模龐大，許多市場也基本形成了寡頭壟斷的格局。這些跨國企業借助其在銷售市場上的壟斷優勢，采用超低價采購策略，將自己的巨額利潤建立在對供應商的壓榨上，最終導致工人成為價格壓力的犧牲品。

「采購價越來越低，如果想保證利潤，只能削減人工成本。」Nike（耐克）代工廠的人力資源負責人透露：「從表面上看，員工福利下降是工廠的錯，其實源頭是品牌商。」跨國企業標榜其為社會責任運動的推行和倡導者，使供應商成為被動的成本和風險承擔者。

另外，不少民間團體和人權組織還天真地呼籲企業不要為追逐利益而喪失企業道德，進行公平貿易以及保障勞工福利，但只要這些跨國企業依舊為一小撮資本家控制，以利潤為依歸的剝削模式就不會停止，問題也永遠不會得到解決。

鬥爭的出路是工人鬥爭，「血汗工廠」的工人需要組織起來，以罷工等集體行動進行抗爭，反對跨國企業的剝削。而要對付跨國財團的資本家，跨國性協調的工人鬥爭也是必須的。工人和消費者需要民主成立的委員會，監督食品安全、勞工保障、環境汙染、貿易壓榨等問題，並要求財團公開數簿，將剝削和壟斷的暴行曝露於公眾眼前。只有將這些跨國企業國有化，收歸工人民主管控，實現民主的計劃經濟，才能徹底實現這些目標。

關於「血汗工廠」的資料：

●全球有六分之一5-14歲的兒童被迫工作，在血汗工廠、農田以及服務業（包括色情行業）

●血汗工廠普遍生產的商品包括鞋、衣服、咖啡、朱古力、毛毯、玩具及香蕉

●平均來說，一名血汗工廠工人每年賺取1,550港元，普遍每周工時為60-80小時

● Nike（耐克）廣告經費的少於1%，可以讓Nike（耐克）的全體制衣工人的工薪上升一倍

●血汗工廠的工人有85%-90%為女性，面對更多問題，例如性侵犯、被迫控制生育、驗孕，以及歧視的對待令她們留在血汗工廠的低薪職位

傑瑞米柯賓

但是，當中央政府連半妥協的三軌方案都指「違反基本法」的時候，更保守的泛民勢力就開始提出更惡劣的方案了。

最近，港大民調總監鐘庭耀被建制派猛烈批擊，指控其「不客觀」並經常發表「不利中央」的調查結果。從事件可見，中共正在向資產階級學界施壓。同時，十八學者提出「公民推薦」的政改方案，表示由市民提名產生候選人後，須要再由1,200人的提委會中至少1/8的確認。 學者亂說此方案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混淆公眾視聽。 小圈子的提委會由建制占絕大多數，必然將「對抗中央」的候選人篩走。

不幸的是，真普聯倡議的「三軌制方案」的其中一軌，正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方案，與十八學者的方案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真普聯方案為了討好《基本法》45條而不繞過提委會，最終只會將公民提名與公民推薦混淆。而真普聯的妥協方案也受「進步民主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所支持。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香港2020」，提出2017年的普選特首方案，建議中沒有提出公民提名，卻指只要改革提委會則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至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亦未有建議取消功能組別。 陳方安生呼籲各界「妥協」以達成共識。

保守泛民並非依歸群眾，以正確的方案、口號與策略號召群眾起來抗爭。相反，他們自己沒有底線，卻不斷揣摩上意，爭相摸索一個迎合中共的方案，得到「甜頭」後就沾沾自喜。然而，中共見到泛民一退再退，只會步步進迫，得勢不饒人。

泛民訪上海談政改

對於是否到訪上海會見中共領導人，泛民議員起初猶豫不決，連番商討決定參與。 由於害怕會見京官會勾起選民對4年前與中聯辦密室談判的記憶，民主黨尤其如此感到壓力。所謂的政改商討是閉門會議，而且沒有預定的議程，不過是京官訓話、泛民點頭的一次機會。 可是，泛民主派又怎會放棄一次揣摩上意的機會？

梁國雄到達上海入境關卡時，遭到海關搜查行李。 因為有攜帶六四T-shirt、六四傳單，以及寫有「結束專政，全國普選，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的紙牌，被指攜帶「違禁品」而被禁止入境。梁國雄表示，05年時他仍可以穿著六四衫到深圳地鐵，可見今天中央政府對人權自由的態度比2005年時更為倒退。

廿三條與國安法

23條立法必然會勾起群眾11年前50萬人上街的回憶，因而是梁振英政府「四大政治任務」中最困難的一項。但是，中共始終會死心不惜，並展開輿論攻勢，為立法鋪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到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前，可試行內地的國安法。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最近又公開表示，若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可引用《基本法》18條，把國安法套用在港。早前，中聯辦的郝鐵川亦有相同言論。

中共放風若果廿三條不能立法，就要在香港行使國安法，為駐軍出動提供「法理基礎」。目前，連警務署署長曾偉雄與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不敢為這言論背書。從這極嚴重的恐嚇可見，中共正積極部署鎮壓占領中環或香港其他民主運動。 在台灣爆發占院運動後，建制派討論如何防止占領立法會在港發生。

此外，中共明知港獨勢力為極少數，目前根本不足以威脅其統治，但卻刻意強調本土派的威脅，從而抹黑整個反對陣營為「分離主義」。從烏克蘭的災難裏，我們可見到在工人階級與左翼組織力量薄弱，未能提供出路的情況下，兩派民族主義造成的毒害。 恐懼俄羅斯的控制是推翻阿努科維奇政府的主要因素，但過程中被右翼資本家政黨與半法西斯團體主導。 烏克蘭的俄裔人被親西方政府威脅其語言自由與民主權利，因此驚惶失措地尋求俄羅斯保護，視暴虐的普京政權為「救星」。 如今，血腥內戰是有可能爆發的。在香港，由於「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的謊言逐漸被揭破，獨裁的中共態度愈加強硬，而香港統治菁英與之勾結，港人愈來愈憤怒，因為想擺脫中共控制而趨生了合理的獨立情緒。但是，香港的本土派想收割這情緒，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並不會幫助到香港的民主，反而只會讓中共抹黑香港民主勢力會「威脅中國利益」。在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裏，普京以「保護在烏克蘭的俄裔人」為名接管克裏米亞。

正如社義行動一直強調，如果占領中環發展為威脅政權的運動，解放軍在香港戒嚴是絕對有可能的。 暴力的源頭來自獨裁政權而非群眾，「非暴力演練」並不能抵擋暴力的打壓。我們必須從宣傳與教育開始，向群眾響起這個警號。占中需要群眾的組織民主的糾察隊，並呼籲工人與工會組織協助。在過往世界各地的運動中，包括最近茂名的反PX運動裏，號召罷工罷課抵抗政權鎮壓是一個重要的策略。 ■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立場：
·梁振英立即下台
·取消提名委員會，公民直接提名，立即廢除功能組別
·占領中環作為起步，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
·中港群眾運動連結抗爭，打倒一黨專政
·召開人民議會，選舉產生勞苦大眾的代表，執行社會主義政策

美帝國主義是如何扶植建立阿爾蓋達組織

在1980年代，美國中情局對抗蘇軍侵略阿富汗而進行隱蔽戰之一，在文鬥方面印制了數萬本《可蘭經》；在武鬥方面則向當地武裝分子提供武器及資金。正如John K Cooley所言：“這是美國軍事史上最大規模的海外雇傭兵”。Dilip Hiro則指出，美國“在1980到1990年代，釋放了恐怖主義這頭怪獸，不受控制的恐怖主義以及文化毒素，從紐約到菲律賓不停散布”。華府啟動了“恐怖主義的進程，在21年後到達高峰，就是阿富汗的本拉登策劃的自殺式襲擊。”Dilip Hiro表示。

在極保守伊斯蘭勢力與“民主”的美帝構成戰略同盟的例子裏，最早發生的是沙地阿拉伯。因為兩地的菁英在政經上的緊密關系，故此美帝國主義長期扶植沙地阿拉伯暴虐的獨裁王權。

1979年，在蘇聯占領阿富汗後，美國便默認沙地阿拉伯政府輸出右翼遜尼派伊斯蘭教義 —瓦哈比主義。本拉登和塔利班就是該教義的支持者。作為回報，沙地阿拉伯王室打扮成守護伊斯蘭教義和及其聖地的角色，資助親美（同時非伊斯蘭派）的恐怖集團在尼加拉瓜、巴拿馬、安哥拉、莫三比克活動，以作為在阿拉伯世界代表美國利益的代言人。

正如Hiro所言，沙地阿拉伯是“最早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在1932年由阿卜杜爾．拉曼．沙地（Abdul Aziz ibn Abdul Rahman al Saud）成立。沙特和美帝的結盟可追溯自1933年，當時允許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獲得當地的石油專營權。瓦哈比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並不互相敵視，相反沙地阿拉伯提供石油以換取保護，在歷史上和平共處。

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關系密切，尤其是自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開創人的後代聯婚。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旗中交叉的兩柄阿拉伯劍代表這兩個團體的結合。憑著瓦哈比宗派這思想利器，以及15萬稱為“兄弟”的伊斯蘭遊牧民兵 － 依赫瓦尼（Ikhwan），阿布杜爾在二十世紀初10年間牢牢控制了阿拉伯半島上差異極大的各部落。

隨著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因為依赫瓦尼（Ikhwan）計劃聯合整個中東地區的部族，而此舉威脅了英法帝國主義的利益，阿布杜爾轉而計劃消滅依赫瓦尼（Ikhwan）。1927年，阿布杜爾簽訂了《吉達條約》，承認英國是“阿曼、外約旦、伊拉克的保護者”。兩年後，藉著英國的軍事援助，沙特領導人成功消滅了依赫瓦尼。

這個故事意義深遠。在1990年8月薩旦姆．候賽因揮軍入侵科威特之前，沙地阿拉伯王室一直依賴混亂的伊斯蘭基要派，並西方“基督教”帝國主義列強結盟。沙特王室是一個統治階級的家族，該家族有4,000個王子占據政府、軍事高層和大公司要職。正如Dilip Hiro說：“在某種意義上，龐大的沙特王室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獨裁政黨相似，都是用鮮血而非用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來凝聚團結。”

1979年末，蘇聯入侵亞富汗，並在當地扶植親蘇政府，成為了一個轉捩點，改變了極端保守政治伊斯蘭分子的命運。John K Cooley在書中引用一名阿富汗遊擊隊領導的說法：“你必須明白，它們[阿富汗反抗組織的政黨]都很小，而我們組織在喀布爾也是非常小。”美國的資金改變這情況。而為了回應激進的什葉派在伊期崛起，驅使美國在沙地阿拉伯以及巴基斯坦與遜尼反動派建立更緊密的聯盟。

美國和其盟國出錢訓練了8萬-15萬的伊斯蘭遊擊隊“聖戰者”，甚至被時任美國總統列根（81-88年）稱為“自由戰士”。然而，當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時，這些“自由戰士”被歸類為“非法戰鬥性人員”，這些人成為俘虜後無法享有《日內瓦公約》保障的基本權利。阿爾蓋達訓練恐怖分子的培訓手冊，是取材自美國中情局及五角大樓在1980年代發給當時伊斯蘭武裝分子的一套。“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培訓手冊被譯成波斯語、阿拉伯斯、烏爾都語，”Hiro寫道：“被公認為教導新兵如何弄炸彈、破壞武器的好教材。”

美國對阿富汗的政策，是卡特（77-80年）的國安顧問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首先規劃的。這政策不僅是為了迫使蘇聯從阿富汗退兵，也要以伊斯蘭人為主導的蘇聯中亞共和國傳播反動的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此，華府通過沙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盟友，扶植了阿富汗的反對派為極端伊斯蘭組織。而例如當時的國務卿萬斯主張較謹慎處理的意見則被駁回。而第一個由卡特授權由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伊斯蘭聖戰組織，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六個月前已出現。22年後，卡特卻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布熱津斯基後來聲稱，美國這般做的目的，是為了挑起莫斯科入侵阿富汗，從而“讓蘇聯陷入自身的越南戰爭”。有記者問他會否為其後果而後悔，布熱津斯基說：“哪一個在世界歷史比較重要？塔利班還是蘇聯帝國的衰落？”

美國默許沙地阿拉伯在穆斯林世界散播瓦哈比主義。華府默許巴基斯坦伊斯蘭化，當時該國由在獨裁者奇亞哈克（Zia ul Haq，1977-88年）及其強大的內務情報委員會（ISI）統治下。奇亞哈克一方面充當帝國主義者運送軍火和資金到聖職者手上的橋梁，亦擔任右翼宗教領袖，以此兩個角色維持其脆弱統治。由於沙地阿拉伯鉅額資助宗教學校和聖戰人員，故此瓦哈比主義持續增長，導致了對巴基斯坦什葉派少數族群者（約20%的人口）的襲擊增加，宗派爭端兩極化。

這過程中讓塔利班在1990年代中期形成。根據Cooley所言，這過程“建造了一個實驗室，可以說是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及內務情報委員會（ISI）的，為了制造反對力量，對抗對伊朗及其伊斯蘭主義[什葉派]”。

經由巴基斯坦的武器和後勤支援下，在1996年，塔利班很快便能填補蘇聯解體後的權力真空，占領了首都喀布爾，統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隨後禁止音樂、舞蹈、電視和國際象棋，甚至剝奪婦女的就業權和受教育權。這些法令都不是根據阿富汗原本包容和多元的伊斯蘭傳統而訂立的。而少數派人士，如哈紮裏（Hazaris）和其他什葉派，都遭受到殘酷迫害。

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在阿富汗的行動需要大量金錢。一個全職的聖戰者月薪可達100-300美元不等，而巴基斯坦的軍隊上尉月薪也只有162美元。Cooley指出：“對於大多數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阿爾及利亞人、埃及人、菲律賓人等，這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數目。”盡管美國國防部的“黑預算”在1981-90年增加四倍至360億美元，但華府在阿富汗戰爭面臨嚴重的資金緊張，尤其是因為需要保持“否認自己卷入戰爭”。

隨著開支劇增，美國大力鼓勵在阿富汗發展鴉片種植提供非法資金。結果，Cooley寫道：“在1979年蘇聯和美國中情局開戰前，當地只有少量的種植，但此後所謂的‘金新月國家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已經成為最大的海洛英生產中心，產品為本地和外地所用。”今天，阿富汗生產的鴉片占全球的75%。這對當地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社工發現巴基斯坦有20萬兒童是海洛英癮君子。2000年1月，僅在卡拉奇一個城市，就已有超過100萬癮君子，其中包括8萬名兒童。”

美國轉而向從沙特政權入手，爭取當地的富翁如銀行家等支持伊斯蘭反革命。Cooley稱之為“緩慢的聖戰私有化”，而本拉登成為了最重要的象征符號。拉登的阿爾蓋達基地組織在1985年成立，受沙特的軍方情報組織（Istikhabarat）監護。作為沙特政府的非官方大使，Hiro回憶道：“本拉登發起一項計劃，在阿拉伯世界招募志願者，加入反蘇聯聖戰，拉登亦受到沙特的情報部門主管 － 特克親王（Turki）支持。這項計劃後來擴展到其他非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到1992年阿富汗聖戰者占領喀布爾之時，估計有35,000名來自43個伊斯蘭國家的人參加聖戰，近三分之二的人來自阿拉伯國家。根據沙特外交大臣薩德（Saud al Faisal）所言，沙特就在當中占有15,000名，其次是也門、阿爾及利亞及埃及。”而後來的聖戰組織領袖，如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2002年10月巴裏島爆炸案的主謀）、菲律賓的阿布沙耶夫集團和阿爾及利亞的GIA，全都有與拉登一起接受中情局的培訓。

直至1990-1991年，本拉登和腐敗的沙特皇室都有緊密聯系。在1968年時，拉登的父親穆罕默德．本拉登死去，費薩爾國王對本拉登及其兄弟們說：“我現在就是你們的父親了。”拉登的家族企業是在世上最大的建築企業，受到沙特皇室的法令保護，皇室亦提供大量商機予拉登家族，包括重建麥加的大清真寺。而美軍使用的拜爾大樓，在1996年遭炸毀，價值1.5億美元的重建工作由拉登的家族企業負責。當美軍搬基地到新地方，他們見到大型的廣告牌，上面寫著“沙特本拉登集團進行安全升級”。Hiro指出本拉登在整個1980年代“緊密呼應沙地阿拉伯官方政策。”而阿爾蓋達成立了企業，內有四個執行委員會（軍事、商業、伊斯蘭研究、媒體）。

轉捩點來自薩達姆入侵鄰國科威特。沙特皇室面對這個嚴重的震動，擔心伊拉克將會侵略自己的國土，而美國亦有這擔憂。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10年後回到沙特，反對容許美國進駐科威特，這反映沙特政權和瓦哈比神職人員的分裂。今天的沙特統治者，當時的王儲阿卜杜拉，也反對美國進駐。一個瓦哈比宗派的領袖指責沙特皇室“信任美國總統多過信任阿拉”。事實上，正如Hiro所指，自從1980年代以來，美軍一直在沙地阿拉伯的領土上活動，這是本拉登和其他人知道，只是這次美國進駐會成為人所共知的消息。

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根據Hiro的記述，拉登向當時的國防部長蘇爾坦親王闡釋了另類策略，將3萬名身經百戰的阿富汗阿拉伯人補充入王國軍隊，其中一半為沙特藉人，有參加過反蘇聖戰。蘇爾坦親王和沙特官員對此方案感到恐懼，因為這些人就像70年前的伊赫瓦尼民兵一樣有獨立勢力，可能對政權構成威脅。這時候，沙登和聖戰者受到沙特政府的秘密警員監視。

200名知名人士和拉登向沙特國王法赫德發私人信件請願，不過信件內容至今仍是秘密。當這些努力都失敗後，本拉登變成了沙特政府的公開批評者，令他行動受限，被剝奪沙特公民身分，然後在1994年流亡到蘇丹。拉登亦成為了沙特政府暗殺的目標，這事件中沙特可能與美國有勾結。1995年，沙特國王清洗了一些伊斯蘭神職人員，但這些措施沒有穩定局勢。

傑瑞米柯賓

影評：荷李活電影《華爾街狼人》引發巨大爭議

這部電影是根據金融巨鱷Jordan Belfort的回憶錄而寫成的作品，而據美國政府資料顯示，主角仍欠其被害人一億美元。這部電影在尼泊爾和馬來西亞被禁。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反對政治審查，並極力捍衛表達自由，但不代表我們不會批評在流行文化和藝術創作中反動落後的思想。以下是我們的影評者Caroline Holmgren考究這部電影如何描繪女性。

《華爾街狼人》是關於在資本主義堡壘紐約的成功男士，他們欺騙普羅大眾的血汗錢來豪花，花在所有代表著經濟能力的東西：車、毒品和裸女。

我從未看過像《華爾街狼人》般如此物化女性的電影。電影中的第一個鏡頭，是主角Jordan Belfort（裏安納度狄卡比奧　飾）從一名女性的股溝吸食可卡因。接下來的場景，是安排一些女人圍繞著成功男士。她們像生產線上倒模出來的產品，個個身體赤裸、態度親切。

導演馬田史高西斯早前也表明立場：一切都關於資本主義重鎮裏中的西裝、成功男士，透過欺騙一般勞動者的金錢來購買快樂。這部電影將我們帶進一個世界：金錢和成就可帶給你名車、無限量的毒品和裸女，當然這些情節並不遠離現實，但將之浪漫化並呈現於觀眾眼前，才是可怕之處。主要的幾名女角被貶低人格，實在難以置信，幾乎達到荒謬的程度。

性別主義貫穿了整部電影裏，因此不可能將之忽略而只看到故事的另一邊。Jordan Bedfort在一情景說到：“我正式提出離婚，Naomi會搬到家裏。”在此前，他形容Naomi的生殖器是“他的海洛英”，當時我在想為何我仍坐在戲院裏，但我堅持坐下，希望那些女角會反駁，或講些有價值的說話，令場景回覆到正常的對話裏。

但這並無發生，導演在三小時的情節裏，將女角描述成思想簡單的生物和性對象，生殖器官就是她們最強的武器。

在流行文化裏，所謂“Bechdel測試”（由卡通大師Alison Bechdel於1985年創作的）是一種量度女性如何被描繪的方法。一部電影要通過測試，就一定要符合以下條件：＜1＞最少要有兩名具姓名的女角＜2＞這兩名女角要有互相對話＜3＞這些對話是關於男人以外的事情

這三個條件似乎挺簡單的，但《華爾街狼人》沒有一節符合第二及第三條件。但是，我們當然還是要給予Martin Scorsese一點小嘉許，因為四名女角都具姓名，當中三名都是幾名主要男角的妻子。

一部如此貶低女性的電影，卻有著備受推崇的成功，可謂非常荒謬。我們真的不能進步一點嗎？

在爆出Chris　Brown羞辱Rihanna的新聞不久後，Chris Brown發行了新的專輯。一名評鑒此專輯的人大概這樣說：“不要購買這張碟去支持暴力”，立場清晰。

一部影片不會純粹因為大卡士或名導演制作而成功的。我們每天都被性別歧視和物化女性的輿論宣傳包圍著。任何人性別歧視言或行都是不可接受的。

影評：《白米炸彈客》

電影由農村的畫面展開，稻田、面攤、電視機、農民抗爭的新聞帶領著我走進農村​​的生活，平鋪直述的旁白讓故事顯得很生活化，仿佛就像隔壁鄰居的故事一樣。 事實上，《白米炸彈客》是改編自台灣的真實事件。家中務農的楊儒門見台灣加入WTO後，農民的權益頻頻被政府忽視，四處陳情未果的情形下，在台北放了17次爆裂物，以引起政府及大眾對台灣農業的重視，而被稱為白米炸彈客。

電影中藉由人物的對話和新聞的畫面，默默地呈現了台灣農業的變遷、政府對農民的壓榨、原住民的弱勢等問題。楊儒門長大後到軍中服役卻遭到欺淩，最後他選擇了反擊，的確「沒有人是天生給人欺負的」，一昧地忍讓，只會讓對方得寸進尺，最終受傷害的仍然是自己，那麽究竟是誰允許別人傷害了自己？

台灣加入WTO後，政府追求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依舊在農地裏辛勤耕作的農民們並未跟上政府的腳步，只得任由自己的命運被政府主宰，政府征收農地、催收貸款、犧牲農民的利益，換來的獲利卻從未與農民共享。 楊儒門兒時的稻田間只有水溝，跌進了水溝拍拍汙泥爬起來就好，工業化後的台灣在稻田間居然出現了為丟棄廢土所挖的大洞，為什麽工業區的廢物卻要農村來承擔？

跌進了大洞裏的孩子再也爬不出來了，經濟策​​略改變了農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環境，媒體采訪時卻一直關心著隔代教養的問題，追問傷心的家人。 媒體略過其他人的發言，只想報導自己想報導的，最後受害者的家人以請民代協助的回覆作了結尾，在如此切身的問題之下卻還是需要借助他人之手，期盼他人可以為自己追求正義。

當看到汙泥被惡意傾倒在楊儒門袓父的田地上時，袓父心中充滿不舍與無奈，卻妥協地說：「若他們要就給他們吧！」原本辛勤耕種，就怕農地被征收，袓父在面對恐嚇之下也只能退讓。

民代鼓吹農民上街參與抗議，表面上是協助農民，為的還是自己的私利，民代表示若不是農民自己沒志氣，那他早就去吃土了。 原來被農民視為救星的民代心中是這樣看待這些敬重他的農民的，很諷刺卻也很寫實。民代的女兒攪和角是和楊儒門對比的角色，雖然口口聲聲喊著革命，卻還是經濟起飛下的受益者，和大多數人一樣，雖然對社會懷抱不滿也無可奈何，但面對死囝仔留下的三個弟妹，她對楊儒門說的話有一定道理，救濟貧苦總是救濟不完的，但與其說「給他們魚不如給他們釣竿的道理」，不如說要把搶走我們魚獲的人還給我們，才能道出制度性的問題。

楊儒門到了台北以後，向政府機關陳情總被敷衍，於是他選擇了放置炸彈，告訴台灣當權者他的聲音，一開始媒體還推測炸彈客可能是高學歷份子，沒想到卻是出自農家子弟之手，實在是刻板印象，遺憾的是媒體卻著重於他個人的報導，而忽略了他的主要訴求。 為發展經濟，政府哄騙農民休耕，卻不顧農田是農民耕耘了一輩子的資產，政府追求的經濟成長，沒有將利益建立在國家所有人民，但事實上卻總是圖利資本家，犧牲了基層，唯有基層人民真正的看清事實，並采取行動才能捍衛自己的權利。

普選鬥爭處於拉弦狀態

近月，北京打壓真普選的輿論攻勢一浪接一浪，態度極為強硬。 泛民主派與和平占中並無率領群眾還擊，令群眾心急如焚。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等溫和泛民派發起絕食爭普選行動，其中四名泛民中人斷食17天。可是，泛民不敢提出清晰的普選原則，例如為「公民提名」或「取消提委會」而抗爭。隨著群眾的激進化，沿用多年的絕食、跳海、遊行三部曲，逐漸被群眾視為「政治騷​​」。

相反，台灣占領立法院運動令不少港人眼前一亮，令更多人質疑為何占中遲遲未起步，為占中三子造成更大壓力。 戴耀庭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並傲慢地表示「有本事你們可以先占」。而陳健民則表示，需要等待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有「真普選」。

泛民被動的策略似乎令群眾暫時寂靜下來，目前未來大規模運動尚未爆發。但是，中共更強硬的打壓將會引起群眾反彈，迫使泛民在壓力下向前走一步。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的言論，清楚表明中央否決真普選。 普選特首必須符合「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原則，一個立場是指，「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即任何繞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都不會接受。 三個符合指的是普選要「符合香港實情」、「符合基本法與人大規定」，而特首必須「符合愛國愛黨港條件」。 張德江強硬表明，特首候選人必須是北京屬意的，有些人「打著爭普選的旗號出來攪局……另起爐竈、另搞一套」，效果是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很明顯，言論是針對占領中環。

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三月出席研討會時，強調不論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還是公民推薦或政黨推薦方案，一律都有違《基本法》立法原意。 同場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後形容饒的言論有「一錘定音的效果」。言論惹起群眾反感，令更多群眾認清，普選是無商無量。 政府宣傳「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的口號，但實際上要確保只有提委會才能唯一提名權，任何其他提名方式都不能繞過提委員的篩選。

對於為何中共竭力打壓香港真普選，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解釋比任何泛民政客更誠實、更清晰。 李飛指，首選舉程序中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目的是「必須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 香港資本家依賴不民主制度維護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中共害怕真普選打開威脅其既得利益的大門。

公民推薦　魚目混珠

真普選聯在今年年頭提出三軌制方案，其中一軌的「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本來是用來討好基本法的。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表示，中央立場愈來愈強硬，為普選特首劃設底線，否定公民提名，但他不認為三軌方案會削弱提委會權力。

傑瑞米柯賓

階級、政黨和領導層

一些馬克思主義力量誤解了階級、政黨和領導層之間的關系，造成了上述錯誤。 “民主集中制”一詞，本身並非由列寧發明，而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孟什維克，最早在俄國工運開始使用的。而早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在研究政黨的概念、組織方式，以及應如何進行討論和內部爭論等問題上，就已經有悠久的歷史。

例如，在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作為成員的共產主義同盟裏，就有組織規則所反映。甚至在使用術語“民主集中制”前，這一概念早已被工人階級第一國際所采納。

在規定共產主義者同盟會員資格條件的章程中：“服從聯盟的決定…每個圈子的機關[今天理解為由幾個‘支部’組成的]是該圈子一切群體的執行機構…一個國家或省的各個圈子機關，都應服從於一個領導核心圈…中央機關是全聯盟的執行機構，因此向全體成員大會負責…全體成員大會是整個聯盟的立法機關。所有改變規則的建議，都應該通過領導核心提交給中央機關和全體成員大會…任何人違反了會員條款…都將根據情況，從聯盟中被撤職乃至開除。”

列寧從工運的歷史經驗中，汲取了這些和其他一些例子，包括學習德國社民黨的經驗，並嘗試將之應用到俄國的具體情況中。列寧於1901年撰寫的著名小冊子《怎麽辦？》裏，就強調俄國需要一個集中化的政黨。拉爾斯對這部分歷史的交代並不很充分，而只談到列寧在回應與“經濟學派”在公式上之分歧。“經濟學派”專註於純粹的日常鬥爭。但是，列寧在書中描述社會主義意識如何在工運產生時，就如他自己後來所言，當時是“矯枉過正”的。

列寧曾錯誤斷言社會主義的覺悟只能由革命知識份子從外部引入工人階級中。他也是從當時的德國社民黨領導和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那裏借用了此一概念。雖然列寧此後糾正這觀點，但細小的組織曾經利用這一點，以合理化自封“領袖”、宣稱自己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傲慢手法。

列寧通過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以建立群眾政黨的艱苦工作，是為托洛茨基所讚頌的。不過，托強調，工人階級才是革命原動力的“蒸汽”。黨如果能正確行事，則能扮演“活塞”的角色來將這動力轉化成革命。

列寧也強調了相同觀點，反對在地下工作中形成的“委員會派”。“委員會派”懷疑工人的積極性。托洛茨基曾在1904年出版的小冊子《政治任務》（Political Problem）中裏警告，這些人物的出現所帶來的危險。他指出，這類型的委員會派都“不承認需要依靠工人，因為他們已經在‘集中制’原則裏建立了支持基礎。列寧知道自己所建立的理論被片面解讀時，寫道：“當我聽到有人說工人不適合成為委員會成員時，我實在無法克制自己了。”

托洛茨基評論到：“列寧比任何人都理解集中制組織的必要，但他理解到，這主要是一個推動先進工人活動的杠桿而已。迷信政治機器的想法，不僅是異化的，也令人反感。”（《史達林傳》，103頁，潘舍出版社）

民主集中制

拉爾斯對民主集中制的評論完全不正確。他寫道：“這個術語的含義並無明確闡述，列寧只是隨便用它來傳遞特定的觀點”。他還指出：“列寧的觀點應該是：在地下狀態並不可能行使民主集中制的。在可能實行時，真正的黨內民主就應該是必須的；而在不可能實行時，則是無必要的。”

拉爾斯認為，民主集中制是某一階段可以執行，在另一個階段則可以完全武斷地取消。這主張是完全錯誤的，並非依據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踐而得出的。布爾什維克與所有其他真正的革命組織一樣，在任何時候都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在達成決定前，盡可能的討論，然後全黨、團體或組織的一致努力去執行這一決定。即使作出決定後，也並不表示討論和辯論結束。從真正的工運歷史都見過，在黨代表大會框架之外，例如黨內會刊、辯論等，討論尚未解決的問題。

孤立的知識份子可能難以掌握這問題的不同方面，但對工人階級（特別是當中的先進階層）來說則很容易理解。這恰恰是源自於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地位。

歷史上，資本主義從來沒有比今天更為集中，也從未如今天將強制工具如此集中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手中。維基解密（Wikileaks）揭發各國資本主義政府對本國民眾乃至外國政府的大規模監控，就證明上述論點。因此，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松散的網路能夠動員起來，並戰勝這一龐大權力。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聯合勞動人民，並在適當時候果斷行動的集中化的群眾政黨，就不可能令社會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 這一人類史上最偉大的社會變革。

工人階級本能上理解到，需要集中制政黨和與之相伴的紀律。從工人階級每一場嚴肅的鬥爭中，尤其是罷工，都得以體現出來。例如，工人代表被召集起來，就一個議題進行內部討論和辯論時，有時是可以很激烈的。但當他們將議題帶向群眾大會時，通常會先致力得出同一立場。當然，有時少數工人代表和工人會持反對意見，並提出自己建議，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會主張進行全面的辯論。

以上方法就涉及到民主集中制的要素，而都為勞動者本能上所理解。這也表現南非全國金屬工會(NUMSA）最近發布的聲明中。當宣布脫離非國大（ANC），並支持新的工人群眾政黨 － 工人與社會主義黨（WASP） － 時，他們宣稱：“南非全國金屬工會會是一個革命性的工會，在擊敗資本主義及其帶來的剝削中，扮演領導作用。我們支持民主集中制，我們相信透過強硬而激烈的民主辯論，得出統一的決策和行動。”

討論和決定

接著提出的問題是，在民主而全面的辯論討論、維護全體成員參與制定政策的權利、集中制、采取統一行動的需要等問題之間，在每一階段如何作出平衡。這不可能先驗性地決定，即不可能忽視具體情況，在任何時間都應用大體原則。對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即使在一個群眾革命政黨中，組織從來不是一個獨立因素，而是由政策而推論出來的。政治、願景、綱領，以及具體情況，決定著何種組織形式適用於不同階段。但拉爾斯認為，民主集中制僅於某些情況適用，是不正確的。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民主集中制是指民主與集中之間的一種“動態平衡”，何時強調民主，何時強調集中，則取決於具體情況。

在地下活動的情況下，集中制傾向於支配著民主討論、民主權利和民主原則的全面表達。但是，這完全不表示全面的集中而只有極少民主。相反，在向暴虐的沙皇政權及其警察鬥爭時，俄國革命者就政策綱領等問題，都堅持辯論與互相鬥爭，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為了磨練政治武器及理論武器以準備革命，這是必要的手段。無論在地下活動期間，還是在內戰期間，當時甚至有定期的大會。

在這時期都有著充分討論辯論的自由。但是，對布爾什維克而言，特別是對列寧和托洛茨基而言，這並不表示應該讓革命黨淪為辯論俱樂部。有人定義這一方法為本質上“不健康”，托洛茨基就曾對他們有一句忠告。托氏面對20世紀30年代法國追隨者內部的混亂時，他評論道：“一個規模較小但一致的組織，若有明確的政策，可以獲得巨大的成功；而如果一個組織因內亂而撕裂，就註定走向腐化。”對於今天一些英國以至國際上的組織來說，托洛茨基這句話恰到好處。

拉爾斯試圖描繪一個較溫和、“開放”和“民主”的列寧，而不是那個“集中制”的人物，不同於資產階級和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往往描繪的那個“獨裁者”。這個“新”列寧幾乎是一個“自由派”，據說他支持在革命黨內進行開放公開乃至不受限制的討論。

這新的描述扭曲了列寧的真實觀點。確實很多時候，列寧和托洛茨基主張最開放的討論，在公開平台，以及在困難時期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允許討論發生在黨外。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和談爭論（1918年十月革命後蘇俄與德國談判停戰）時，布哈林和所謂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竭力宣揚其“革命戰爭”論。他們甚至擁有一份日報，極力反對列托的思想。

意法兩國的群眾共產黨，曾經在其日報上反對統一戰線的思想。但兩年後，他們被迫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

但同時有很多其他（相反）的例子，包括20世紀30年代，托洛茨基最初支持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內的少數派，公開討論蘇聯的階級性質。然而，托氏後來從其美國同志了解到，這些少數派求助於黨外小資產階級，後者在所謂“民主”的輿論壓力下，背棄了對蘇聯的支持。於是，托氏就改變初衷，不再支持他們公開辯論了。但是，這並無阻止社工黨內部對這問題進行激烈的討論。

抗拒政黨的情緒

在史達林主義崩潰後，資本家發動的輿論攻勢中，包括引導群眾（尤其是新一代）的情緒去抗拒政黨，並抗拒據說封閉而專制的列寧黨模式。我們反對“抗拒政黨”，但同時也認知到，任何留有史達林派印記的事物，都會將尋求政治替代的新一代排斥在外。

這種“抗拒政治”和“抗拒政黨”的情緒，在現實中就代表對任何“官方”和“傳統”政黨懷有深刻敵意。換句話說，就是一切被認定為舊秩序一部分的資本家政黨，包括社民黨，甚至是共產黨。

這種情緒持續了相當長時間，在今天許多國家的政局中仍是一個重要因素。在西班牙2011-12的占領運動（indignados），以及其他國家的運動中，我們曾經看到相似趨勢。在西班牙，這反映出對所謂“社會黨”的西班牙工社黨（POSE）的完全合理的仇恨，其本身在初期反而是形成此一運動的重要因素。但是，這種仇恨也經常指向馬克思主義團體。然而，這場運動中最積極的推動者，本身也是一些細小政治組織的成員，因此他們實際上是“抗拒團體的團體”。

但戒絕政治的最終結果是什麽呢？在西班牙，右翼人民黨（PP）政府雖然經歷了毀滅性的經濟危機（青年失業率超過50%），但卻成功再次當選執政，是災難性的選舉結果。因此，新一代青年開始重新評估過去的運動，且再次回歸至建設政治替代的想法。

全球占領運動也出現類似情緒。這一運動緣於美國，再擴展到全世界。而此後的經驗表明，一場無定形的運動，縱使燃燒著年輕活力和理想主義，但若果缺乏明確的方向和組織，對於高度集中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勢力來說，只能帶來細微的威脅。

然而，從美國西雅圖和明尼阿波利斯耀眼的競選運動可見，一批工人和青年已經發現了一條新的道路。社會主義者百年來首次當選西雅圖市議會，代表著一個事實：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球，政治鬥爭大躍前進的潛在可能。在這例子上，社會主義替代（CWI美國）起了帶頭作用，但類似的激進政治運動也發生在其他地方：紐約市新任市長比爾．布拉修歐（Bill Blasio）在選舉中，靠著訴諸“雙城記”的口號（以民粹手法揭露紐約的嚴重貧富分化），贏得了73%選票；在俄亥俄州洛雷恩縣（Lorain County），有24名獨立的勞工代表當選縣議員。

阿根廷也出現了類似過程。在當地最近的選舉中，托派的一個選舉聯盟獲得了120萬張選票。這是由於目前形勢與過往（例如2001年）相比截然不同。當時，盡管經濟處於災難中，但諸多政黨早已名聲掃地，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進展甚微。

這些選舉結果表明，局勢完全改變了，現在更多有覺悟的工人意識到需要組織和政黨，因而當中一批群眾將希望投放到這些“左翼陣線”的身上。工人階級新分子在將至的戰鬥中，會尋求自己的群眾政黨。如果（左翼陣線）采用正確戰術，並與上述的工人分子開放對話，這形勢是特別有利於組織增長的。這很可能要維持一個革命核心，即一個獨立不同的組織，同時在大規模的群眾組織中尋求廣泛基礎。在過去，（左翼）曾經因為沒有采納這種開放的路線，而錯失其他機遇。

全方位觀看列寧

千千萬萬的工人正在尋找新前路。（我們）可以通過建立新工人群眾政黨，以提供這條出路。因為我們經歷過的時期，目前在大多數國家，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並不大可能立即采納明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綱領。但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以誠實開放的方式工作，將為那些尋找出路的最優秀工人所歡迎。

但不幸的是，像拉爾斯這本書，以及那些不加批判地讚美他想法的人，在未來混沌但激烈的時期裏，將無法為勞動者做好準備。該書並無清晰地表達列寧思想，尤其在於可恥地無視了托洛茨基的貢獻。

我們對該書批評，並不僅局限於組織層面（的內容）。作者也沒有充分解釋列寧思想與俄國革命展望之間的關系。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的核心思想，與孟什維克的主張是截然不同的。後者認為俄國應該沿著資本主義方向發展，而將社會主義推到不可確定的未來。列寧完全拒絕那種想法，認為衰弱的俄國資產階級無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如土地改革、解決民族問題和引入民主等。只有工農聯盟，即絕大多數的俄國人口，才能夠貫徹這些任務。

而且，拉爾斯未能充分探討列寧願景中的弱點，即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誰會是聯盟中的主導力量。整個歷史進程證明，農民上層往往與資本家合作，下層則走向工人階級的行列。由於其內部的相異質性，所以從未扮演過獨立的政治角色。

這正是托洛茨基著名的不斷革命論，其正確預計了俄國革命如何發展。雖然工人階級在人數上是少數，但是由於其社會地位及特征（在大工業中的動能和有組織性），使其能夠在革命中率領農民群眾，推翻專制制度。而工人階級一旦掌權上台，將在俄國乃至全球直接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在列寧的《遠方來信》和《四月提綱》中，他完全讚同托洛茨基以上的想法，但本書並無提及這些內容。

相比那些惡意扭曲列托思想的（出版物），拉爾斯的書無疑進步不少。但在同時，除非對書本進行補充和修正，否則將進一步混淆列托的真正主張。

傑瑞米柯賓

商業合約與曼德拉

引用斯泰倫博斯大學（Stellenbosch Univrsity）的桑派·泰勒拜倫徹（Sampie Terreblanche）的文章，卡斯裏爾斯寫道：“……1993年年底推出的大企業戰略——是1991年在在礦業巨頭哈裏·奧本海默（Harry Oppenheimer）的約翰內斯堡住所中孵化出來的——是南非開發銀行長期秘密深夜討論的結晶。出席會議的人包括南非礦產和能源行業的領導人和在南非有商業利益的美國和英國公司老板們……”

這些“深夜的討論”發生了什麽事？卡斯裏爾斯透露：“《自由憲章》所設想的礦山國有化和高度[指令性]經濟的被遺棄了。” 卡斯裏爾斯介紹了非國大領導層如何在國內資本和帝國主義面前俯首稱臣的： “非國大接受了償付種族隔離時代遺留的巨大債務的責任，……針對超級富豪征收財產稅以資助開發項目的計劃被擱置了，在種族隔離期間富裕起來的國內和國際公司都被免於任何相關的財務賠償。提出了極為苛刻的財務預算，這將束縛住任何未來的政府，承擔落實自由貿易政策的責任，並取消所有形式的關稅保護，接受符合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大公司被允許在國外上市。”

“非國大領導層源於對憲政不再抱有幻想，以及不斷增長的對議會民主制本身的惱怒，被發現轉而開始踐踏他們自己的內部民主。

與舊政權宣傳相反，非國大領導層盡管接受了南非共產黨作為其一部分，但從未感染共產主義的“疾病”。姆貝基的思想面貌曾錯誤地被描繪為與曼德拉有根本的差異，但其中對工人階級的回應不過是曼德拉曾在1956年通過的《自由憲章》時和1964年接受叛國罪審判時已經提煉出來的內容。

他不想將《自由憲章》與社會主義混淆起來。他解釋說，《自由憲章》“ ……絕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藍圖。它要求的是再分配，而不是國有化土地，它提出國有化礦山、銀行和壟斷行業，因為大壟斷行業應該只能由一個種族擁有，沒有這樣的國有化政策，即使政治權力轉移了，種族統治仍然會延續下去。

正如我們之前指出的，非國大支持國有化政策從來沒有將其視為取消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步，而是利用國家加快發展出一個黑人資產階級，正如當年南非國民黨的做法發展出一個南非白人資產階級一樣。曼德拉在叛國罪審判中解釋：“非國大的[國有化]策略與國民黨的舊政策是一致的，多年來其黨綱中也有將曾經由外資控制的金礦國有化的內容。”

選舉前的曼德拉

非國大發現自己正處在這一歷史時刻，並不是因為它脫離了其自身制定的歷史路徑，當考慮到它的歷史背景、社會性質和歷史任務，恰恰因為這是一直領導其發展的路徑所致。

非國大在“建設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上違背人民大會的授權而屈膝投降，並不是在這一路徑上發生偏差。事實上，這是在履行非國大的歷史使命。曼德拉在其叛國罪審判的講話中已經發出了明確信號，在審判中他明確表明非國大領導層甚至準備在一人一票的多數人統治這一基本原則上做出妥協，只要當局同意談判在某一個固定期限內為黑人提供一定數量的議席，並在今後一個固定階段內逐步增加黑人的議席。這也反映在，早在1985年他就在並沒有得到自己組織授權的情況下，與種族隔離政權的情報機構和大企業的代表進行秘密談判。

在“為會談而進行的會談”之後與當局更高層級的接觸1987年發生在塞內加爾的達喀爾。他與當局的成員進行了會談。在沒有征詢民族之矛（MK)的幹部的情況下，甚至沒有征詢克裏斯·哈尼（Chris Hani，曾任民族之矛的軍事領導人，是僅次於曼德拉受到南非黑人歡迎的非國大領導人，1993年遭白人極端分子暗殺身亡）的意見，他就放棄了武裝鬥爭。這證明了武裝鬥爭不過是他們迫使當局回到談判桌上來的一種宣傳策略而已。 因此，“建設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也就成了合乎邏輯的結果了。

諾貝爾和平獎被授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延續了這樣一個神話，即所謂談判協議是改邪歸正的南非白人主導的資本主義政權與寬宏大量的曼德拉為首的非國大之間相互融合的結果。但是，即使曼德拉自己也感到有必要指出，並不是由他或非國大會領導層解放了這個國家，而是勞動群眾自己解放了這個國家。

如果帝國主義和南非資本主義體制向種族隔離政權施加壓力要求他們與非國大進行談判，這是因為他們明白群眾的鬥爭是他們制度的致命威脅，——包括從1973年納塔爾（Natal）的罷工到1976年青年反抗，到20世紀80年代在南非民主統一戰線（United Democratic Front, UDF)建立而刺激的反叛活動，尤其是南非總工會（Cosatu）的工人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如果白人少數統治是被一場群眾暴動所推翻的，那麽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會受到威脅。可以相信在與曼德拉進行談判的幕後是資本們有遠見的戰略家認識到曼德拉是個可以與他們進行交易的人。曼德拉從來沒有考慮要廢除資本主義制度。他的問題從來不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是資本主義制度青睞一個種族而反對另一個。為此統治階級將永遠感謝曼德拉。

非國大領導層從未致力於對南非社會進行徹底改造。其所追求的遠不是推翻資本主義，而是能在其中共存。在現在資本主義制度正深陷其自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的陣痛之中時，這個資本主義政府無法履行人民期望的無能已經表現得越來越嚴重。資本主義危機也反映在非國大自身上。

新工人政黨

仿佛是造化弄人，曼德拉自己的生命周期恰與他曾英勇領導的黨的生命周期相互對應，歷史似乎已經確定了曼德拉的逝世應與非國大的內在崩解不謀而合。

對於執政的非國大精英來說，曼德拉的逝世無疑是值得歡迎的分散註意力的機會，因為他們自己的信譽因為剛剛發布的護民官報告而受到嚴重打擊。因為該報告火上澆油地發現總統祖馬的兩名部長犯有腐敗和管理不善的確鑿證明，而此前關於臨時報告已有傳言總統祖馬在誇祖魯-納塔爾省的納幹達拉（Nkandla）花費2億蘭特公款修建的私人住宅存在貪汙問題。

毫無疑問，非國大領導層將利用曼德拉的死亡試圖重振該黨與已經疏遠的工人階級之間的關系。如金屬工人全國工會定於12月13日至16日召開特別大會，外界普遍預計該次會議將通過一項決議，不再支持非國大2014年的選舉，並停止給予非國大的800萬蘭特的競選資助。根據一個針對工人代表政治態度的調查顯示，南非總工會（Cosatu）中67%的工人代表願意支持一個值得總工會支持的工人政黨。如果金屬工人工會的決議獲得通過，那麽幾乎可以肯定不僅在南非總工會內部，並超越其在整個有組織的工人中產生回響，而且幾乎可以確定這將導致總工會的分裂並嚴重打擊非國大的選舉表現。這就是為何南非總工會親祖馬資本主義陣營的領導人工會主席蘇多瑪·德拉米尼（S’dumo Dlamin）沒有浪費任何時間而令人感到諷刺地呼籲為了“曼德拉的緣故”而團結 。

但是，依靠人民群眾的同情而獲得的任何好處至多也是暫時的。祖馬謳歌曼德拉是南非“最偉大的兒子”，但對這個國家的許多人民而言目前國家正掌握在“南非最糟糕的兒子”手中。祖馬的支持率如此之低以至於，據說他最親密的顧問一想到非國大最受尊敬的領袖將由其最受唾罵的領導人埋葬，而難以掩蓋其蔑視想法。祖馬無恥的祖魯族沙文主義使得當初非國大建立之初反對的部落主義得以覆蘇，而當初非國大就是以此掃清了道路從而用相對進步的民族主義來反對種族隔離的反動民族主義的國民黨的可恥行徑。真是有始有終，祖馬通過埋葬當代非國大的創始人，也將被埋葬了該黨自身當代的化身。

隨著他的安葬，非國大作為解放組織的神聖光環余暉也終將消散。曼德拉的死亡很可能將加速非國大衰弱的過程。圍繞在他的周圍非國大仍然能夠凝聚在一起，享有他的榮耀帶來的光輝。隨著工人與社會主義黨（Workers and Socialist Party)現在得到全國交通運動（National Transport Movement）的支持，——也就意味著超過5萬工人從南非總工會下屬的腐敗南非運輸和聯合工人工會（South Africa Transport and Allied Workers Union）中分裂出來——，這成為一盞指路明燈指示著為緊急建立一個具有社會主義綱領的群眾性工人階級政治替代選擇的道路已經得以開辟。

因此，當資產階級在哀悼其“建立一個民主南非的大會”即將崩潰之時，工人階級已經從鎮壓馬裏卡納大罷工的槍聲中驚醒過來——他們長久以來一直相信屬於自己的政黨原來在事實上竟然是老板們的朋黨。在現實中發生的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首領的換班而已，種族主義白人政府被黑人多數人口通過民選產生的“非種族主義”政府所替換。

工人與社會主義黨的成立代表了歷史性的一步：無產階級的階級獨立和政治獨立得以重申，並得以從非國大和三方聯盟近二十年的思想囚籠中解放出來。雖然自1994年以來工人階級一直被引入歧途，但如今南非邁向社會主義的征途得以重新啟程。

資本家和他們的代言人有理由因為曼德拉的逝世而深感擔憂。即使其中有些是貓哭老鼠，但關鍵是他給南非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得以茍沿殘喘的新租約。自他的非國大上台到現在已近二十年。這二十年一直暴露著資本主義的殘忍——貧困、失業和不平等，他的非國大的領導們稱之為三重挑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你根本無法消除它們。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才能消滅這些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對於今天的工人和青年而言，最好就是追隨曼德拉的例證——進行無私和堅決的鬥爭——還要學習，在鬥爭中學習到我們決不允許在與階級敵人的鬥爭中進行妥協，因為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群眾的背叛，因為資本主義無法滿足他們的願望。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認識到，工人階級應該只能依靠其獨立的政治領導層、組織和計劃，從而改造社會使其滿足其自身的利益和窮人的利益了，為建設社會主義南非和社會主義世界而奮鬥。

二零一四年

《列寧》書評：列寧的革命遺產

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將列寧描述為一個暴虐的獨裁者，為了回應這一汙蔑，一些左翼分子嘗試向拉爾斯．立（Lars Lih）靠攏。但是，拉爾斯竭力卻將俄國革命的領導人描繪為一個面目模糊的自由主義者。這樣，有可能令我們無法理解如何建立運動才能改造社會。

最近烏克蘭爆發的“革命”中，群眾的目標旨在反對普京要脅烏克蘭政府，並反對普京保持該國留在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內。當中，有人拆毀了首都基輔最後一座的列寧雕像。前“蘇聯”史達林派的官僚精英們建造這些雕像，希望利用列寧的政治權威為自己掩護，逃避人民群眾的憤怒。現實中，他們與列寧對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的真正思想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幾乎沒有要被推倒的列寧雕像。所以，特別是在史達林主義，以及伴隨著的東歐俄國計劃經濟崩潰之後，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學者做多了一件“好事”：詆毀列寧和與他共同領導俄國革命的托洛茨基，目的是有系統抹黑社會主義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諸如理查．派佩（Richard Pipes）和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等一小撮所謂有分量的現代“歷史學家”，還有不得不提的羅伯特．薩維斯（Robert Service），都對歷史進行了徹底的重寫。費吉斯被揭發在批評其他歷史學家的作品之同時，卻暗地裏撰寫評論讚揚自己的書本！薩維斯撰寫的托洛茨基的“傳記”出版後，我們就立即予以回應，而該書因為缺乏客觀性，今天甚至在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中也名譽掃地了。

在當下資本主義的持續危機裏，（人們）重新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資產階級）因而需要更有“技巧”地說明（歷史）。學術界開始拒絕服從泛濫的市場資本主義經濟學。因此，師生對於熟讀馬克思和相對“激進的”資產階級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都愈來愈有需求。這可以理解為，在“神聖的”學社中，一些類似於上世紀60年代的特征有所覆蘇。大批學生和學者急速激進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上世紀60-70年代群眾工運冒起前的先兆。

拉爾斯．立（Lars Lih）的一書《列寧》，就是對當前新形勢的回應。該書屬於“批判的生命”（Critical Lives）系列，在2011年首次出版的。作者在本書及其他著作中，比上述的歷史學家較為同情列寧。但至於所謂“嶄新地詮釋列寧的政治面貌”，至少是誇大失實了。

拉爾斯自己也承認：“我對列寧的觀點並不特別具原創性，而與列寧時代大多數的觀察者大致相同。”但不幸的是，“大多數觀察者”並不“同情”列寧的觀點。尤其是，當問題涉及到 － 若果推翻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要成功，工人階級需要的什麽性質的政黨 － 這問題時，就更是如此。

工人和農民

本書中只略談過托洛茨基，當中大篇幅但粗疏地描述了托未完成的《史達林傳》，提及書中關於布爾什維主義初始階段的真正歷史。他也清晰概述了列寧在一些關鍵問題的觀點：革命政黨需要什麽特征、革命政黨的結構和實踐，也包括民主集中制及其起源。

另一方面，拉爾斯以模糊難懂的文字誤導讀者：“列寧對於階級內部的領導架構持有浪漫的觀點。他試圖以崇高的理念來描述自己的領導層能如何實現宏業，從而激勵下層的活動者。”根據同樣的脈絡，在書中亦穿插著眾多諸如列寧“英雄場景”的描寫。然後，就是對俄國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關系的武斷陳述：“他雖然堅持農民作為從屬者的地位，但並無排除對農民在革命中崇高甚至浪漫的看法。英雄式領袖需要英勇的追隨者”。

當然，像眾多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列寧是充滿熱情的。反過來，尤其是當革命達至高潮時，他們也被工人鬥爭場面的熱情所激勵。馬克思主義充滿著樂觀主義精神。同時，列寧整體上對於階級鬥爭的前景，以及涉及工人階級命運前途的一切問題，都保持著完全的現實主義態度。他對於領導的觀點，與需要政黨的觀點一樣，並不是出於“沖動的”想法，而是絕對實用的，並遵循必要之舉而產生的。

再者，我們該如何看待拉爾斯在書末中的結論？他寫道：“老布爾什維克主義將賭註押在農民的革命特性上。然而，在列寧死後不到十年，由列寧創立的政權則發動了針對農民的戰爭，並在集體化運動中將革命強加於農民身上，導致一場毀滅性的饑荒”。（202頁）

首先，布爾什維主義從來沒把“賭註”押在農民身上，反而認識到農民階層不可能發揮獨立的作用。因此，問題是誰將會在革命中領導農民，即誰能滿足他們的土地要求，工人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歷史證明了一個事實，即在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表明，他們絕不會將土地、和平與面包給予大眾（包括農民群眾）後，工人階級卻以行動滿足了農民。其次，拉爾斯將“列寧創立的政權”，等同在列寧去世十年後，特權官僚菁英控制的史達林政權，是十分可笑的。事實上，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在1926年廣為人知地說過，如果列寧還活著，他會在史達林政權下會遭到監禁。

革命政黨

類似以上的誤導而錯誤的描述，書中出現很多次，因而無法正確闡述列寧的歷史作用。但該書卻得到了一些左翼的認可，甚至是某些半馬克思主義圈子的認可。原因是，拉爾斯的描述，特別是關於民主集中制的描述，得到了這群拒絕這一思想（的左翼）的認同。這撮人反對那個“強硬的”列寧，而更傾向於那個所謂“較開放的”列寧。這並非首次發生的現象。在上世紀60-70年代，《新左派評論》此等雜志，經常會“發現”一些面目模糊的“新突破的理論家”，但是這些理論家總是曇花一現，來得快、去得快。

對那些背離真正馬克思主義與列托傳統的人來說，拉爾斯的思想成為了他們追逐的新潮流。這方面的關鍵是，需要根據民主集中制的傳統來建立革命政黨。在現階段，這與廣泛的任務 － 建立一個工人群眾政黨 － 並不矛盾。群眾性工人政黨需要在遠較寬松的基礎上組織起來，並以聯邦的形式運作，在英國的情況來看，此黨需要植根於工會中。但在這種較廣泛的組織形式內，維持一個清晰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是有絕對必要的。若非如此，工人階級贏得的獲益並不會長久。

歷史上，包括最近的歷史都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例如，1998年建立的蘇格蘭社會黨（SSP）背後的主要力量來自於我們（CWI蘇格蘭支部）。戰鬥派（The Militant）的領導層首先推動這一想法，並支持建立這一基礎廣泛的政黨。但是，蘇格蘭工黨戰鬥派（SML）的領導人在建立蘇格蘭社會黨時，瓦解了自己的組織，而直接並入其中。但是，這反過來令他們在國際上和蘇格蘭脫離了工國委（CWI）。他們並非被驅逐去出，而是自願離開我們的隊伍。

我們當時就曾警告，這不僅意味著蘇格蘭這一特立的革命組織和傳統，會悲劇性地被弱化，且在某一階段令蘇格蘭社會黨本身完全解體。不幸的是，這一斷言被證實了。意大利也發生了類似過程，不同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加入了1991年成立的意大利重建共產黨（PRC），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沒有能力爭取該黨的成員走去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現在，重建共產黨實質上已經瓦解了。

與此相比，戰鬥派有著更大的成就，無論是當初在英國工黨內（1964年我們的支持者不超過40名），還是此後我們在1980年代後期被開除出工黨。從中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蘇格蘭和意大利的案例中，（失敗）在於沒有充分組織化和經過政治訓練的馬克思主義核心，有能力能贏得黨內的多數，或至少贏得相當數目的成員，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組織或政黨。

傑瑞米柯賓

希特勒的上台是德國自1918年來一系列政治和社 會動蕩危機的血腥終章。但是德國的結果並不是預定的。到1932年都仍然有機會可以阻止希特勒。可這需要所有工人組織都聯合起來同一陣線對抗納粹，而這並 沒有發生到。與其單獨行動，應當團結鬥爭，工人組織最終因為各自領導的錯誤政策和分析，最終一個接一個地被瓦解。

當共產黨的領導在 1932年末宣布相當的路線改變並提出團結行動，至少在地區層面，一切都為時已晚。社民黨的政策已經使其成員感到沮喪，並讓那些將其視其為自己政黨的工人 感到困惑。共產黨的幹部擁有很多有活力與英雄般的鬥士，但也由於其先前的政策未能夠團結工人階級成一股更廣泛的反抗。

在其1932年的黨 大會中，共產黨宣布這將會是其奪權之前最後一次的大會！這顯示了其領導是何等的脫離現實，他們寧願依靠革命措辭來維持士氣，也不清楚解釋當前的即時目標就 是要阻止納粹，才能捍衛未來的工人運動。首先需要把納粹的威脅打倒後，共產黨才能開始談論奪權的工作。在錯誤政策與分析下，共產黨被癱瘓了，縱使其成員及 支持者都隨時候命黨的指示來阻止希特勒的上台，但1933年1月甚麽也沒有發生。同一樣的癱瘓也影響著社民黨。社民黨的領導沒有動員其核心力量來與共產黨 支持者合作，反而將希望押註在統治階級、法律和威瑪共和國的殘存上。社民黨也聲稱納粹在1932年選舉中支持下滑反映了希特勒的爪牙離國家權力越來越遠。

但實際正好相反。納粹黨的減弱與內鬥反而迫使資產階級更團結在希特勒的背後，而希特勒也反過來保證建立資本家所祈求的條件，並在納粹黨內清除掉所有相信“人民革命”的成員。而作為交易，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成為了國家的總理。

正 因為工人階級並沒有認真動員起來反抗希特勒，這失敗也就更為慘烈。在納粹奪權後，頓時籠罩著失望與困惑，納粹對所有反對的正面攻擊更加強這個情緒。在其對 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的戰爭中，新的恐怖政權擁有無數的通敵者和密告者。整個社會被恐怖的觸手荼毒。在4月就已經出現第一次由政權發起的對猶太商店的杯 葛。這只是往後發生的恐怖的預告。

1933年德國的災難是了新一場世界的大災難的開始。在奪權後，希特勒著手準備德國在歐洲的帝國主義擴 張和粉碎蘇聯的陰謀。新的世界災難迫在燃眉。新一場的世界大戰的爆發主要看納粹德國重整軍備的速度。希特勒在1933年的上台揭開了人類史上最黑暗的一 頁。這是為甚麽如今反抗納粹與種族主義的鬥爭是何等的重要。

社會主義者在民主抗爭的立場

今天，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由資本家主導，通過他們的媒體、資本家政黨，並利用經濟力量控制選舉，讓工人表面上可以“發聲”一下。現實上這是不民主的，但社會主義者捍衛所有民主權利 – 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組織自由、罷工權，反對警察和國家打壓。如果這些權利面臨軍事或法西斯政權的威脅，我們會倡議工人階級戰鬥，保衛這些權利。資產階級議會制是自相矛盾的制度 – 資本家保持最後控制權，但又被迫讓工人階級公開組織、抗議、組成工會和政黨、參與選舉，去監督資本家的權力。在今天希臘等危經國家，歐盟官僚和銀家等資本家說現在有“太多”民主，需要較專制的政權去解決危機（即要窮人埋單)。

在香港，議會是由資本家控制的，他們利用不民主的議會制度，確保有利工人的政策不能通過。因此，資本家是反對香港吋進的民主改革。民主鬥爭需要由基層群眾和工人階級領導，連系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才能成功。這亦解釋了香港的資產階級反對派在民運上往往與中共妥協，尤其是民主黨在2010年支持政府不民主的政改方案。

因此，在民主鬥爭的路上，CWI不倦的強調，資產階級今天不再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這是資產階級的“年輕之過”），從而激化群眾對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不信任，強調運動需要以工人階級組織的領導才能成功。我們以行動說服群眾，社會主義者是最堅定的民主派，同時毫不飾掩提出民主運動與社會主義之密不可分。

我們支持吋進的民主改革，包括普選權、廢除功能組別，但不僅於此。我們強調需要召開新的民主議會，打破現存的立法會，除了徹底的民主訴求，包括16歲投票權、移民工投票權，亦指出新議會必須實施迫切的社會改革，包括八小時工作制、民主公營化銀行及大企業等，打破資本權貴對經濟權力的壟斷。不錯，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民主的任務或過渡訴求，但我們向群眾揭露，資產階級黨派不能實行這些任務，讓群眾在鬥爭經驗中學習到工人階級獨立鬥爭的必要。

關於“例如中國倘若真有一天采行普選國家領導人了，要不共產黨官僚層繼續勝選，或如同一般資產階級國家一般，由真正的資產階級上台。”如果在未來的運動工人階級的力量，革命可以超越民主階段，足以形成工人政權奪權，普選議會當然可以廢除。相反，若果工人力量不足以領導運動，即使是這種偷梁換柱的議會，社會主義者絕對應該參加，並在議會中提出徹底的社會改革訴求，迫使資產階級攤牌，揭露妥協派的叛徒角色。

在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革命陷入低潮，托洛斯基就指出中共應該提出“國民議會”口號，其內容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任務，包括沒收地主土地、中國民族獨立、八小時工作制等，以民主口號動員工人階級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而斯大林主義者在革命敗退後，卻提出即時奪權的冒險主義口號，掩飾革命的失敗。在理論上，這是脫離群眾意識；在實踐上，則令1927年急急成立的廣州蘇維埃受軍閥鎮壓。

在“工農勝利的革命推出的政府，只能是引導大多數被剝削、受壓迫人民的無產階級專政。但應該明白我們在理論宣傳文章和演說中不知疲倦地閘述的一般革命前景，與我們今天就能用來動員群眾、讓他們事實上與軍事獨裁制度對立的實際政治口號之間的差分。國民會議口號就是這樣的核心政治口號。”（托洛斯基給中國反對派的信，1929年12月22日）

今天，中港台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意識水平尚未處於革命階段，“真正民主議會”與“工人民主政權”的政治口號不僅沒有對立，“在民主宣傳及其鼓動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不可分離的緊密的連接，並且這兩方面的革命活動平行不悖”（列寧，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全集第二卷）。即使在二月革命後，托洛斯基認為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後號召“不分階級”的立憲會議，目的是揭露資產階級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拖延召開新議會的角色。在雙重政權形成後的革命形勢下，這是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今天我們在中港台直接號召蘇維埃，不僅是冒險主義，更將自己排除在廣大的民運群眾之外的消極主義。

占領中環（香港民運議題的焦點）若果如目前一樣，由資產階級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領導，必定會妥協收場，接受中共不民主的方案。革命社會主義者應該積極幹預運動，提出工人階級的綱領和策略，爭取工人群眾支持，挑戰泛民領導。可惜，香港的左翼不是尾隨泛民主派的尾巴，就是教條主義消極地與運動“保持距離”。我們絕不會犯上機會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錯誤。

南非：曼德拉的遺產

民主社會主義運動（DSM）謹向曼德拉的家人和南非及國際上所有哀悼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逝世的人致以慰問。曼德拉是在過去幾十年中為結束種族隔離和爭取民主而鬥爭和犧牲的成千上百萬人的象征。對這一英勇鬥爭的希望和期待曾被寄托在曼德拉身上，在鬥爭中強大的黑人工人階級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我們認可他在挫敗歷史上最為可恨的壓迫和剝削制度之一中所發揮的作用。

2013年12月5日（周四）曼德拉的逝世使半年前開始的預先哀悼告一段落，當時他被送往醫院治療覆發性肺部感染。他的肺部疾病源於他為反對種族隔離進行鬥爭而遭到27年監禁的第一階段，當時他在羅本島的石灰采石場服苦役染上了結核病。對於許多人來說，他的死亡被視為值得歡迎的解脫之舉，因為這使曼德拉免於忍受漫長的痛苦。此前他躺在約翰內斯堡的霍頓區（Houghton）的家中時已經完全奄奄一息而喪失了感知能力。諷刺的是，人們普遍相信，非國大（非洲人國民大會，ANC）領導層之所以想讓他維持茍延殘喘的狀態，只是為了讓他能拖到2014年死去從而在當年選舉中獲取最大的效益。

誠信與承諾

作為與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一樣偉大的歷史上人物，曼德拉是一位名副其實受到全球崇敬的政治家。他在挫敗地球上最值得唾罵的政權和人類歷史上壓迫和剝削最重的制度之一的鬥爭中發揮了他的作用。尤其是因為他為黑人多數人口的的民族解放這一崇高事業而身體力行的自我犧牲，使他獲得了舉世公認的英雄地位。

在他接受叛國罪審判期間，他的聲明已經記錄下，“如果需要的話”，非種族主義是他願意為之奮鬥至死的一個原則。

他願意為這事業做出最終犧牲的證明是他個人承擔了建立非國大的武裝派別——民族之矛（MK），他秘密訪問像阿爾及利亞這樣的國家尋求對（非國大）武裝鬥爭的支持，從而使他被任命為民族之矛（MK）的第一任總指揮官。他堅定地拒絕為換取他個人自由而與種族隔離政權進行任何形式的妥協，從而選擇接受長達27年的監禁。作為一個致力於服務他的人民而堅持原則和正直品質的人物，這些行為提升了他的精神高度。這也與今天那些踐踏他所托付的遺產而毫無個人原則又腐敗不堪的政治精英形成了鮮明對比。

目前非國大（ANC）的領導層錯誤地將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失敗描繪為非洲大陸最古老的解放運動經過長達百年的長征而或多或少贏得的不可避免的勝利高潮。但是，毫無疑問，就其政治信仰、政治前景和意識形態前景、戰略和戰術方面而言，非國大（ANC）深受群眾愛戴是發生在曼德拉的時代，也就是它百年歷史的後五十年，而並非是它的前五十年。

曼德拉改變了非國大（ANC）

作為1940年代新一代的青年領袖，曼德拉和他的戰友們，主要是沃爾特·西蘇魯（Walter Sisulu）和奧利弗·坦博（Oliver Tambo）等人，深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震撼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革命激勵，從而動搖了非國大領導人此前決定的拯救被壓迫者的路線，——舊路線依靠乞求英國女王釋放被奴役壓迫的黑人，同時表達作為大英帝國的子民，承諾向她和大英帝國奉上自己永遠的恭順。

非國大原本是一個將其活動方式自我局限在懇求和請願上的組織。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們獲取了對非國大青年聯盟的控制權，並采納了1949年行動綱領，從而第一次將非國大轉變為一個致力於通過群眾行動實現其目標的組織——其中包括反抗運動、抵制公共汽車（按膚色分區）、抗議通行證法和集體離崗等方式。

此後還通過了《自由憲章》（Freedom Charter），其中激進的訴求反映了工人階級群眾開始影響到非國大對前景的展望。這與他們因為階級差別而對前曼德拉時代的非國大領導層充滿敵意而保持距離的情況發生了鮮明對比。從此時起直至1994年實現民族解放為止，這使得同樣受到白人少數政權奴役的處於階級對立中的勞動群眾和那些中產階級——即充滿野心的黑人資產階級——能在同一個組織中在相同的綱領下相互承諾一致推翻白人少數統治。當時這（階級共存）本是沒有關系的……直到它變得幹系重要的時候。也就是說，到要開始履行《自由憲章》的時候。

下一場選舉將發生在種族隔離政策終結20周年之時。歷史性的1994年選舉標志著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種族壓迫的枷鎖終被解除，新社會的大門已經打開，在這個新社會中黑人得以揚起頭與他們的白人同胞平等地肩並肩站在一起。依靠所有人都將擁有更美好生活的承諾和對他們人數實力的信心，南非多數人口黑人在曼德拉的倡導下慷慨地接納了少數人口白人。由於曼德拉的領導避免了一場有些人認為將不可避免的種族內戰。

由於領導層是那些曾經一心一意堅定領導人民實現自由的人組成，當時沒有理由懷疑（他們做出的）所有人都將享有更好生活的承諾。通過曼德拉的領導，依據所謂世界上最進步的憲法而建立的新的民主分配體制已經到來。按照曼德拉的說法，在此基礎也將浮現一個新的“彩虹之國”，種族壓迫和它的同伴——貧困、文盲、疾病和無家可歸——將被消滅，而“永不再回來”。在這個新南非，所有人都將在一個“保持多樣性的統一”的國度中擁有平等的機遇。

迥然不同的現實

南非已經實現所謂民主制度二十年，但現實中看起來與20世紀90年代初談判達成政治解決方案時的承諾卻是截然不同。雖然種族主義的德克勒克政府將政治權力轉移給了非國大，而且非國大在選舉中也靠多數人的選票保持長期連續執政，但對於絕大多數（南非）人口而言生活幾乎沒有變化。

對曼德拉的謳歌有一個顯著特點，相互沖突的階級利益似乎在對曼德拉的預先哀悼中已經融匯到統一的整個國家共同的公共集會中。

今天曼德拉傳承下來的“國家”並未得到重新改造，和其在種族隔離政權終結前仍然一樣，整個社會可以分成兩個主要社會力量——一邊是工人階級，另一邊是資產階級。南非被稱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多達800萬人失業，1200萬人不得不餓著肚子上床，數以百萬計人無法享有良好的教育、醫療和住房。

執政的非國大統治精英與其所取代的前政權一樣惡行彰顯—— 腐敗、無能、貪得無厭的聚斂財富和迷戀權力。更糟糕的是，雖然他們譴責種族隔離政策是反人類的罪行，而新精英的代表們正顯示出越來越迷戀采用他們前任類似的統治手法。他們依賴保密法（Secrecy Act）、國家重點利益法（National Key Points Act)與傳統法院法案（Traditional Courts Bill）等鎮壓性法規以確保對權力的控制，並使整個國家依舊處在與種族隔離時代類似的黑暗秘密和鎮壓之下。

群眾曾經被引導相信在民主制度下平等和繁榮的夢想垂手可得，但取而代之是只有極少數人才從中獲利。與曾經承諾的平等的“彩虹之國”相去甚遠，非國大總書記格維德·曼塔謝(Gwede Mantashe) 已經親口承認，今天的南非酷似“愛爾蘭咖啡”——下面是黑色的，頂部是一層薄薄的白色奶油，然後灑上了些黑色巧克力。

大多數人對曼德拉一生評價的一個共同主題是，他在非國大領導層中的繼任者們和他爭吵不休的家人們不僅代表了對曼德拉一切主張的違背，更構成了對他遺產的褻瀆。這一評價是否禁得住更為近距離的仔細審查？

資本主義評論家希望我們相信， 南非即使不能成為我們夢想的國度，那麽至少曼德拉的繼任者們正繼續沿著他的腳印前行使南非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但事實卻是，恰恰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使我們對非國大近20年的統治期間的政策至少提出基本疑問。

曼德拉與《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

曼德拉在放棄《自由憲章》和那時一切非國大曾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政策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根本性的決裂是（非國大）1996年通過了《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rowth, em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 Gear）。《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使非國大政府逐步與工人階級發生公開的沖突——沖突發生在工作場所、各鄉鎮、村屋聚居營地和高等教育機構等地，並引發了三方聯盟的第一次嚴重內部沖突。曼德拉的統治與他所有繼任者之間的區別是風格多於實質。

有點不公平的是，比如姆貝基曾自豪地宣稱自己是撒切爾夫人似的人物，並且個人與《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關系緊密。然而，《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是曼德拉在總統任期內通過的。盡管事實上，姆貝基率先采用了《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他這樣做得到了曼德拉（和非國大其他領導層，包括南非共產黨）的祝福。

在他1990年得到釋放到非國大四年後上台期間，曼德拉的立場從堅持不懈地致力於推動《自由憲章》和重申作國有化政策為非國大政策的根本核心條款到在非國大進入議會之前，宣稱私有化——《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戰略目標的核心條款——現在成了非國大的基本政策。當初是曼德拉領導非國大獲得執政機會，並做出讓所有人得以就業的承諾，同樣又是曼德拉在議會通過《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後宣布非國大政府“不是一個創造就業機會的職業介紹所”。

在進行這一“心臟移植手術”時，“曼德拉醫生”並沒有咨詢的“病人”。通過《自由憲章》是非國大歷史上最為民主進程的高潮，而通過《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則是極端的不民主。《自由憲章》是全國各地各界人民和城鄉成千上萬的工人將他們的建議寫在一張張紙片上然後轉發給人民代表大會，在那裏將人民的意見匯總而成的。

而《增長、就業和再分配法案》（Gear）的制定不僅背著非國大的成員，而且甚至背著非國大內閣的多數成員。它在1996年得以通過並開始實施，而直到1997年，該法案得到大企業的認可後，才作為一個即成事實遞交給非國大的集體大會。

正如前民族之矛（MK）的領導人、南非共產黨中央委員和情報部長羅尼·卡斯裏爾斯（Ronnie Kasrils）證實，由於其誠實而感到震驚的是，非國大在曼德拉的領導下在“建立一個民主南非大會”（CODESA）的談判中與國內資本和帝國主義妥協而背叛了“窮人中的窮人”。

傑瑞米柯賓

這些福利事業也創造了就業機會，這些職位通常由領取微薄薪酬的婦女擔任，但是畢竟是一種社會職能，而非被家庭強制的個人勞動。因為這些原因，婦女往往努力爭取並維持福利，福利國家的倒退正威脅著婦女在戰後經濟增長中所取得的不大的進步。

社 區護理服務的資金缺乏意味著意味著婦女不得不待退回過去的處境中：在家中獨自一人面臨著一系列覆雜難解的問題和無法滿足的需求。這意味著婦女面臨孤立無 援、困難重重的境地。這是那些與家庭有關的意識形態上的攻勢中的理由：將這些工作說是是婦女在家中的本分，以此勉強作為削減公共支出的理由。

三） 家庭還是一個傳統的社會控制單位。家庭是按等級制的形式組織起來的：作為一家之主的丈夫，和對他言聽計從的妻子兒女。在過去，法律反映了男性對女性的權 力，其中包括暴力和脅迫，以及父母對子女擁有的權力。英國在最近才將婚內強奸或家庭暴力定為犯罪，而非丈夫所能行使的合法權利。

當保守黨和不少工黨需要家庭中的約束力時，他們就呼喚這種傳統。他們相信家庭可以使其成員習慣於尊重甚至服從於權威。在階級社會中，這不僅意味這家長的權威，還意味著社會的權威——國家和雇主的權力。

我們今天所了解的家庭總是存在嗎？

圍繞婦女受到壓迫的根本原因，多年以來始終存在著激烈的爭論。當中主要有兩種觀點，有時兩種觀點混而有之。一種解釋著眼於既有的男性主導的男權社會的起源及其角色。另一種則認為，對女性的壓迫與私有制、階級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連，這兩種觀點並不矛盾。

如 果承認社會存在針對女性的壓迫（包括對統治階層的婦女的壓迫），就可能將這種壓迫的根源歸於階級社會本身。雖然這兩種觀點都不無爭議，但大多數分析家對二 者的存在及合理性都持認可的態度。分歧在於哪個更具根本性。這個爭論非常重要，因為“階級社會和私有制是否就是婦女受到壓迫的原因？”涉及到了社會主義、 階級鬥爭還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跟婦女解放鬥爭有多少的關聯度這個問題。

恩格斯在寫《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時，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就 認為護理員是符合婦女天性的職業，該觀點認為婦女受他們生理特性的限制，她們作為子女的撫育者，這個角色限制了她們的工作和思維方式。而男性，則可以理所 當然的參與公共生活，以婦女的供養者和保護人的身份外出工作。任何試圖脫離這種社會慣例的婦女都會招致道德和精神上的惡果。

但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催生了工廠體系，這種觀點的虛偽性日漸暴露。從日益發展的紡織工業、服務業到碼頭等職業都迫使婦女走出原有的圈子，成為工廠中的廉價勞動力。

盡 管統治階級和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希望一切都按照他們的意志發展，工人階級婦女還是日益組織起來，開展鬥爭。即使對一些中上層階級的婦女而言，這種（觀點帶 來的）限制太多了，因而發起鬥爭，意在爭取法律上的平等，參與某些職業的權利，以及和自己同一階層的男性享有同等的經濟社會地位。當中的一部分人，與工人 階級婦女達成了至少是暫時的一致，這種跨階級的聯合，雖然在短時期內能取得較好的效果，但往往會因為分歧而以失敗告終。這些分歧包括采用何種鬥爭方式的分 歧，也包括目標上的分歧：是要求普選權還是擁有與男子具有相同經濟地位的婦女方可投票？

在這個變革的時代，恩格斯試圖用他當時所能找到的資料展示，早期社會的婦女並不如資本主義條件下那樣社會地位低下，其所受的系統性壓迫是更加晚近的事情。正如我們的標題暗示的的那樣，他將這與私有制（即生產資料私有）、國家的發展聯系在一起。

馬 克思主義在生物因素與後天環境的爭論中的基本立場是：很明顯是生理因素決定了人類的能力範圍，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文化，如技術、知識、傳統風 俗及觀念。即使婦女的不平等的地位的根源確實是因為在男女分工中承擔撫育子女的職責，但在現代社會也不存在任何的理由，使之繼續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爭取 產婦權力和兒童保育權的鬥爭顯示了打破這種分工的可能性。馬克思在他的《費爾巴哈論綱》中寫道：“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進而認 為，改變人的因素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教育的結果。卻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改變的。”

為什麽在早期社會發生的情況很重要？

如果正如某些人宣稱的那樣，女性的角色和地位由她們的生物特性決定而非歸因於社會的組織方式，那麽改變前一種因素顯然比後一種因素——改變生產和社會結構的組織方式要更加困難。相反通過改變生產和社會結構組織方式來改變女性地位則有可能性。

同 理，如果我們認為基本權力結構主要是為了維護男性對女性的支配地位的話，女性對男性的鬥爭就是為婦女解放展開的鬥爭。如果基本的權力結構只是階級統治的一 部分，並且維持著階級統治，男性被賦予更多的權力的話，婦女將為反抗她們受到的壓迫展開鬥爭，但這將傾向於與階級鬥爭一起展開，與此同時，反對資本主義的 鬥爭將會涉及針對女性的壓迫和歧視。

德國1933 : 希特拉是如何奪權的?

在1933年1月30日，德國納粹的領袖希特勒被委任為該國的總理（擁有專制權力的政府首長）。在幾個月內，納粹全面控制了國家權力並帶領德國走向新一場世界大戰之路。

納 粹在德國1933年的奪權加速了這場新的野蠻戰爭與大屠殺的倒數。希特勒如何在擁有世上最強大的工人運動，自1918年到1933年之間曾經有無數次機會 建立社會主義的德國中奪權的？共產黨（KDP）和當時雖然擁有資產階級政策與領導層但仍然是工人政黨的社會民主黨（SPD）要為德國1933年的嚴重失敗 負上最主要的責任。

是德國的資產階級在1933年1月30日將國家的權力交給希特勒和納粹。希特勒的第一個政府是納粹與右翼資產階級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這個只有十一個部長的小政府當中，有三個是納粹的。但在一月份的時候希特勒的奪權已經成為了事實，而工人運動卻沒能作出任何反抗。

1933 年3月的選舉就揭開了這一切殘酷現實的來臨。共產黨被暴力地鎮壓掉，並不能夠進行任何的運動。曾經強大一時的社民黨也已成為了空殼子，而資產階級政黨的代 表都過去到希特勒一邊。在“選舉”舉行一個月之前的3月5日，納粹向德國最大的資本家們保證“這會是十年，甚至一百年內最後一次的選舉”，並說道他們會將 馬克思主義“鏟除”掉（包括工人的政治工會組織，作為資本主義社會中萌芽社會主義的種子）。縱使如此，納粹也沒有立即獲得過半票數，得票只有百分之 43.9。在“選舉”過後，希特勒在眾多資產階級國會議員的支持下即時被擁立成為獨裁者。很快地，除了納粹黨以外所有的組織被禁止。在1933年5月，工 人運動被瓦解，而數以千計的運動份子被囚禁或屠殺。

納粹的支持來自於傾家蕩產的小資產階級（例如破產的小生意老板、農民等），以及在 1929年大蕭條和往後德國資本主義崩潰中失去工作、的中產。這些階層不會自動的轉向支持納粹，他們曾經也支持過工人階級和其組織。但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 （其政策只是跟隨著其他資產階級政黨的）社民黨領導層，以及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共產黨所出賣。

共產黨在1923年德國危機中並沒能把握 革命機會後變弱。共產黨的領導退卻了，聲稱革命進攻的“時機未到”。這是關鍵性的錯誤。共產黨很快的失去在1923年中獲得的支持，而政黨的威信受到挫 敗。加上其在1928年起所奉行的極左派政策，讓共產黨無法回應1929年華爾街危機後的德國狀況。

共產黨的極左政策，是1928年由史 太林官僚控制的共產國際向其指示的，當中社民黨被標簽為跟納粹一樣的“社會法西斯”。根據共產國際，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最終的危機而共產黨應該準備直接奪 取政權。然而除非被推翻，資本主義並不會有最終的危機，這系統將會在巨大代價下繼續運作，正如1930年代及後所發生的一樣。除了這一點之外，共產黨還需 要贏得大多數的支持才能開始準備革命。

於此同時，納粹的威脅在增大。但是共產黨卻低估了其危險，而對社民黨工人的宗派主義導致無法團結一致對抗希特勒奪權。除此之外，工人運動被社民黨的資產階級政策所箝制，首先是從自己的政府，後來是通過支持自1929年到希特勒奪權時期統治德國的右翼聯合政府。

社 民黨對這些危機政府的支持，包括強行通過緊縮政策的專制手法，讓希特勒的納粹能夠贏得社會上中產階級的支持並將他們轉向工人的對立面。1928年過後，納 粹黨迅速地擴大，到了1930年代初他們能夠獲得數以百萬的選票。至1931年該黨擁有八十萬黨員，而其沖鋒隊（反革命民兵）開始占據街頭與公共地方。

雖 然兩個工人政黨仍然遠大於納粹黨，但是漸漸看到如果不阻止納粹的話一場災難就會降臨。而只有共產黨與社民黨的群眾組織走在一起在社區、街頭、工作場所和農 村裏團結反抗納粹才能阻止納粹。第一個在蘇聯反抗史太林主義的俄國革命領袖托洛茨基，也是第一個看到納粹的威脅並了解怎樣才能夠打倒希特勒的沖鋒隊。

“在 這種情況下，工人群眾對抗法西斯主義的聯合戰線政策呼之欲出。它為共產黨開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不過，通往成功的條件是拋棄‘社會法西斯主義’的那一套理論 和實踐，因為在當前的形勢下，它具有十足的危害性。”這是托洛茨基呼籲共產黨改變政策－從極左與宗派主義到團結工人反抗法西斯／納粹主義的政策。

“共 產黨必須呼籲保衛工人階級已經在德國國家中贏得的物質地位和道德地位。這最直接地關系到工人的政治組織、工會、報紙、印刷廠、俱樂部和圖書館等等的命運。 共產黨工人必須對他們的社會民主黨兄弟們說：『我們兩黨的政策處於不可調和的對立狀態；但如果法西斯分子今夜去破壞你們組織的門廳，我們將手執武器，飛跑 而來幫助你們。如果我們的組織受到威脅，你們能答應火速前來幫忙嗎？』這就是當前時期我們的政策之精髓。所有的鼓動都必須以此為基調。”（托洛茨基：共產 國際的轉變與德國局勢，1930年9月）
*共產黨的領導的回應就是指責托洛茨基向社民黨的領導投降，並且高估了納粹的力量。共產黨領袖恩斯特・台 爾曼甚至指出社民派、共產黨人與非政黨工人組成聯合陣線是“托洛茨基有史以來最反革命的主張”。一次又一次地共產黨聲稱納粹勢力在減弱，並提出社民黨的失 敗將會是希特勒的末日來為自己的宗派主義來開脫。

甚至1930年的選舉結果，納粹比1928年多贏了五百五十萬張選票，並成為了第二大 黨，擁有超過百分之18的支持，也沒能讓共產黨與社民黨的領導發現將近的危險。相反地，共產黨強調自己也在選舉中進步－由百分之10.2增加到百分之 13.1－而社民黨退步了。但是社民黨得到四分之一的人支持依然作為最大黨派。共產黨的黨報《紅旗》（Rote Fahne）在選舉過後寫道：“納粹黨只會減弱”，而共產黨應該繼續維持同一路線。沒有比拒絕看清事實的人更盲瞎的。

另一方面，社民黨則 相信資本主義的機關能夠阻止希特勒。因此其全面投入在支持政府的極端緊縮政策和戒嚴法。這個政策只增加了危機和貧窮的群眾。在1931年12月，超過三分 之一的德國人失業－超過五百萬人，相對1928年的七十萬人。於此同時，全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百分之40。社民黨的領導聲稱他們會在希特勒奪權後動員數以 百萬的人反抗。這是由德國工會聯會和社民黨在1931年組成的所謂反希特勒的“鐵陣”，聲稱能夠動員四百五十萬人對抗納粹。但是這個“鐵陣”不過是社民黨 的選舉機器而不是保障工人組織，例如在工人階級社區中阻止納粹黨。

工人政黨的癱瘓、分裂與無法為危機提供出路導致小資產階級、中產、失去退休金的長者和絕望的失業者更轉向納粹的煽動，其將對工人運動和猶太族群的攻擊混入一些對大財團的指控。

事 件甚至發展成共產黨在史太林的指示下跟納粹一起在擁有德國三分之二人口的普魯士企圖推翻社民黨政府。這最終失敗掉－普魯士政府撐過了反對公投。但是翌年普 魯士政府被馮·巴本的右翼中央政府所解散，而社民黨也沒有提出任何抗議。同時間，越來越多的大資本家和高級軍官開始跟納粹黨建力更緊密的關系。

納 粹所謂的“人民革命”根據希特勒是一個種族革命，而資本家們有權利帶領因為“資本家們透過自己的能力爬上階梯成為上層”（引自艾倫・布洛克《希特勒：一個 暴政的研究》）。德國資產階級視希特勒和納粹為能夠粉碎阻擋獨裁勢力的武器－工人階級進行自我組織的政黨、工會、工廠委員會、合作社等組織。納粹與法西斯 主義並不是資產階級“一般”的專制獨裁，而是服務資本主義的恐怖統治，來源自失望的小資與中產的反革命群眾運動。這個反而能夠讓法西斯和納粹主義在社會中 進行完全控制並且粉碎其他獨立的組織。其勝利就代表工人運動不僅僅是被削弱而是被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