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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
(1)江青的活动。下午在中南海照相,后又到在景山公园拍完摘苹果的照片,然后回到中南海。江青吃过晚饭之后,便被抓捕(叶永烈,2009,第1331-1132页)。
(2)姚文元和张春桥的谈话。据叶永烈记述,姚文元下午前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被捕后,姚文元在秦城监狱供述道:
“我问张春桥,你在这一段时候(间)和国锋同志相处,你觉得怎么样?
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
他还说:“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
。。。
他还说,他曾多次劝华主席要和江青搞好关系。
当时我也劝张春桥说:“对华主席还是要帮,这是大局。”
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尽量帮吧。”
现在我认识到:我当时找张春桥是错误的。。。
问:张春桥还说些什么?
答:。。。后来我把那封信(引者注:指纪登奎的儿子的一封信,见后文)中的一句话告诉了张春桥,我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我没有告诉他名字(引者注:那封信中是说张春桥)。他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映。。。””(叶永烈,2009,第39-40页)。
(3) 姚文元接着回忆道:“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叶永烈,2009,第46页)。
五、对江派“阴谋篡党夺权”罪名的分析和讨论
以上罗列的江派的活动,都是当事人或作者作为江派罪行而发表的。 虽然我怀疑其中一些史料的真实性,在本文中我假设它们都是真实的。 我们现在就对这些所谓的罪行进行分析和讨论。在讨论前,我首先回顾一下毛去世后江派的处境和心态。 这个回顾有助于理解江派在这一时期的言行。
(1)毛去世后,江派处境和心态。华派和江派都知道毛是江派的最大的支持者, 毛去世后,江派失去了这个最大支持者,他们感到了压力和危机。另外两派都知道, 军队在由华派一方掌握。我们可从两派的回忆找到根据。
关于毛对江派的支持和希望, 吴德写道:“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 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 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吴德, 2008,第168页)。
关于毛去世后,江派失去毛的支持和华派掌控军队,吴德写道:“。。。过去他们(指江派,笔者注)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我们还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中是没有力量的”(吴德, 2008,第179页)。
江派也深知这一点。下面是姚文元在被捕后的供述:
“ 姚:好,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
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的解力夫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问: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 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和他说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
问: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要解决到自己头上了。但没有这封信,我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叶永烈,2009,第1337-1338页)。
另外,据叶永烈记述,毛去世前王洪文也受到过一封类似的信, 此信是许世友儿子写给北京朋友的:
“信中说: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民兵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他(即,王洪文,笔者注)不仅把信给毛远新看,而且还给张春桥看了”(叶永烈, 2009, 第19-20页,叶永烈原引自 青野, 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出版社1993年版)。
王洪文在审讯中供认道:“我得到许世友儿子的信后,首先找到毛远新,把这封信给他看了。我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戊区全靠不住,真的要有人闹事,我们就被动了,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我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毛远新说:“我给孙玉国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我点头表示同意,又担忧地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关键时刻还得靠民兵。”于是,我又找到北京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和张世忠,让他们连夜调集三千名武装民兵,秘密住进中南海东侧的中山公园里,待命行动。同时,我又向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和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通报了这个情况,指令他们派出大量便衣警察和巡逻车,对钓鱼台、中南海、人大会堂等几个重要场所进行重点守卫。。。”(叶永烈, 2009, 第19页)。
根据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概括:毛去世后,华派和江派都知道江派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 江派感到了压力,且得到了华派可能要采取军事手段的信息并试图采取一些应变的,防卫的措施。
(2)王洪文在9月10日私自设办公室。毛去世后,中央工作分配没有明确规定。王洪文时任党的副主席,排名仅在华国锋之后,在中南海未经讨论就设办公室,属于利用制度不健全采取了对自己有利的行动,这不能说是非法的犯罪行为。叶剑英判断得十分准确,“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武建华, 2013,第2页)。
请读者注意,王洪文这一举动是公开的。
(3)江派没有秘密跟踪或窃听华派的活动。据前文引用的史料,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在交往中都担心被江派秘密跟踪或监听,因此连电话都不敢打或频繁地更换住处。 迄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江派暗地跟踪或监听了华派的活动。如果有的话,王洪文和姚文元在被捕后一定会交代出来,因为我们从前文引用他们的交代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在审讯中采取了合作的态度。 另外,那些执行跟踪和监听的当事人也会交代的。如果有这样的证据,官方一定早就将其作为江派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证而公布于众了。
(4)江派没有在10月中下旬夺权的计划。江青于9月28日在清华说, “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王洪文10月2日照标准照,10月4日上海民兵的集结和《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王洪文在10月5日说“七, 八, 九这三天,会有大动作!”;这些事件给人们这样的印象:江派在 10月7, 8, 9日或 10月中下旬,会有夺权的重大行动,很可能是秘密的,非法的,或是带有武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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