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列托主义者 于 2015-9-1 20:22 编辑
中国正处于大规模工业化的后期,即小农已经急剧减少,青壮年农民的主力已经汇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产业劳动者。他们已经进入了工业体系。由此那种传统的小农组织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国家体系,也就由此岌岌可危。即体制终结的时代,已经悄悄来临。现在个体的劳动者已经不需要国家的大手把他们一把攥在一起来实现组织性,公司的发展乃至其文化的发展已经将劳动者纳入了工厂企业的组织,而工厂企业自组织,无需要国家来组织。在当下依旧强化国家的传统中央集权结构,实属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社会组织程度体现文明高度。过去国家就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然而现在不同了。金融体系已经取代国家成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国家依靠土地,金融依靠资本。土地跑不掉,但资本跑得掉。资本投资可以培养公司,创业,而土地投入只能为公司发展提供个落脚的地方。而到现代互联网时代,甚至土地的作用都没有了。公司直接依靠资本建在网络上。国家的组织最高理想,不过是实现民族的强大,这体现于希特勒,就是想让德意志统一全世界。历来的血腥战争不过是为了这种征服。然而金融组织的最高理想,则是建立全世界的普遍联系,资本跨国流动,实现它的自由与平等。资本润物无声,随风化雨,利万物而不争,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对抗得了它。因此苏联终结了,也就是地缘的国家力量败于国际金融的力量。产缘战胜了地缘。因此金融组织结构,是最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能调用全球的资源与某个国家主义的集权ZF斗争。它能实现的,也是全球文明。
体制问题,到此就有解了——以星盘式的金融的产缘的体制取代金字塔的专制主义的地缘的体制。面壁千年图破壁,当下才是破壁的时候。人类的文明形态在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新的产缘体制如何解决地缘的体制的问题的呢?就是一治一乱的整体变动模式变成了”众治众乱“的分散变动模式。就是说,社会出现”永久“稳定,或者说”永久不稳定“。众多企业在破产,算乱,众多企业在创生,算治。这样不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即出现社会大破坏。乱则乱矣,我去治处,而非”治世“。万千企业均是围绕金融核心旋转,而金融的核心,却是广大的投资者。并无集权之核心,也就无集权的治乱循环。中国要走入产缘的时代,还要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当当下的ZF集权尝试,是注定无解的。
体制问题,根本解决方式是——瓦解体制。
在此之前,我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就是强化国家体制,搞国家主义,如同斯大林集权就是范本。二十世纪的一切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强化国家,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方向,也就是接管国家政权。然而这仅仅是适应当时的状态——当时那些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国家,无非都是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迫切需要工业化武装自己,只能是国家力量整合他们。而苏联中国这种东方专制的典型,顺理成章地建立起了”共产主义“来。实际对于那种古代的地缘小农的组织结构,换汤不换药。整体并未脱离地缘时代的政治模式。他们的理想就是通过国家全盘控制产业发展,搞计划经济。以地缘的国家秩序规定产缘的公司秩序。这就不符合产缘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平等的主义,当下看已经是全面过时了,因为它始终以地缘文明为要求,而它对资本的抨击,实属地缘文明对新兴产缘文明的恐惧而已。
那么体制如何瓦解?这是人的主观能动范畴了。但是总体上是可以指出方向的——解体。就是说,金融组织结构代表的产缘文明要想占据统治位置,就是要不遗余力地瓦解地缘集权组织结构,以利于控制。这从历史经验角度上可以得到佐证——自二十世纪以来,大一统的国家解体得多还是统一的多?显然前者。金融产缘的文明不欢迎大一统的地缘文明控制他们。这些国家就如同泡在水里的土块,终究分崩离析。以各种具体的缘由,根本的缘由就是——文明发展需要他们解体。
旧的地缘的金字塔式集权体系,仍旧顽固地在中国大地上伫立着,然而其解体恐怕也不会太远。当然这种解体会触犯一大批地缘权贵们的利益。新兴的金融权贵会来取代他们。这个旧体制发生乱局的核心要点就是不可能实现”民主“。而统治者惯常地需要以权威压制不满。然而它也不可能知道边界在哪里。社会矛盾通过强压而实现”解决“,然而一旦压不住,ZF开始妥协,那么矛盾就会火山般地爆发。因此其塑造的稳定,都是在培育不稳定。刚且易折,也就在于此。
产缘的时代,ZF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就是为产缘的公司和金融服务的位置,这样做的最成功的恰恰就是英美,而非后面挑战的德国或俄罗斯。在全球文明面前,不能寻求国家全盘垄断。而在产缘的文明攻势面前,地缘的国家ZF只有招架之力,体制本身如何应对简直可以猜出来——需求不足,国家接力投资,负债严重,出卖国有产业,地缘文明由此渐趋被产缘的文明全面控制。而那个地缘的人民主权则被资本主权取代,其本身名存实亡。
人们当然希望地缘的体制能够和平地被取代,放在当下就是那些自由主义者们鼓吹西方体制——市场经济,多党竞争,实行法治,政教分离等等。这就是文明的标准。然而知其然而要知其所以然,何时这是正确的,何时这是错误的。在国家需要工业化的那个时代,这就是错误的,在国家工业化完成的时代,这就是正确的。而进一步说,金融垄断加强,产业专制强化的状态下,它又是错误的。它并不是归宿。
地缘的金字塔高度集权体制下是不容所谓民主政治的,毛泽东不明白这一点。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也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之所以能代表社会广大的普通劳动者,还是因为有资本的代表与他们对抗。倘若没有了资本的代表——他们被革命消灭了,那么他们也就走到了与普通劳动者对立的位置上。也就无所谓民主政治了。那么体制如何变?绝不是向哪个传统社会主义的理想上变。他们还不明白现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体制终将终结,地缘的权贵体制走向了产缘的资本体制?以金融权贵取代地缘权贵?于人民何益?肯定有人这样想。只不过我并不需要回答,原始时代走向奴隶时代,于人民何益呢?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以人民是否幸福为唯一标准,而是主要以生产发展,组织融合的手段提高为标准。历史的进步有两方面,实现平等,实现发展。后者高于前者,是前者实现的基础。体制的变革当然不会有结束,当下我们面临了共产党体制的体制问题,将来到了全球文明时代,我们还要面临全球金融文明的体制问题。我们只能就现实的状况提供一点解决的手段。我们倘若把进步的事情都做光了,后来人还做啥?得要这样想。
当下的产缘文明已经很强大了,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势力已经形成全球统治趋势——自苏东剧变以来,产缘体制已经在逐步压倒地缘集权体制。而这个产缘的金融体制的问题也是极多的,当然这也是体制问题。它如何认识呢?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个资本寡头垄断专制的时代,将其定义为产缘专制。而后还有产缘的民主需要争取。实现产缘的人民主权,人而非资本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乃至于自由联合——趣缘的最高形式,实际在金融基础上的科技公司已经见到苗头了。至于什么是产缘的人民主权乃至趣缘理想,这另外谈。
总之,我们要理解体制和体制问题,以进步的观点来看待这种问题。但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自由主义者,宣传几十年老掉牙的调子。我们比他们先进,他们追求的不过是陈腐的西方现体制,而我们比他们追求得更高级,西方现体制仅仅是我们可以与之有共同语言的阶段,我们比他们更先进个层次。就是指出人类的理想未来。就是追求产缘的民主文明。不仅是对地缘的集权体制要破旧立新,对产缘的资本专制也要破旧立新。我们是产业民主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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