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秦晖：中国文革是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而非计划经济

马列托主义者

本文选自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最新著作《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这是一本非常出色的书，望上可阅读。 http://www.aikanshu.com/books/10145/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即所谓“中国之谜”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
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也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因而经济(根本性的或暂时的)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地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剧变”后的中东欧——前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悬殊之大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东欧、俄罗斯与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时都处在不发达状态，都有“命令经济”传统。但相对而言，苏东的近代化程度较高，受工业文明影响较早，科学主义、理性计划的成份因而比中国改革前大得多。与苏联东欧相比，改革前我们搞的实际上更近似于“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理论模式最典型的表述就是过去人们经常谈到的“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当年援华苏联专家引入斯大林时代样板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运营管理体制，企业中虽有党组织但基本不设专职党干，强调一长制、科层化管理、专家治厂，严格经济核算与计划平衡。而中国的鞍钢宪法6则强调企业中设立强大的专职党政机构，实行群众运动、大轰大嗡、政治挂帅、党委领导、政工治厂、阶级斗争等。前者主要体现理性计划原则，后者主要体现浪漫命令原则。应该说这两种经济类型在苏东和中国都有，但相比较而言，中国、越南等国“命令经济”的成份要多得多，苏东“科学计划”的成份要多得多，而且随着其工业化的发展而加深。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诸原则，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实行“最优化模型主义”，“科学计划”体制越来越“理性”了。

一般而言，理性计划经济、命令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可表列如下：


　　纠错机制　　　实物投入/产出效率　效用增益效率积累效率　创新效率

　　市场经济　　即时纠错　　　高　　　　　　　　　最高　　　　一般　　　高

　　理性计划经济“预先纠错”　高　　　　　　　　　低　　　　　高　　　　低

　　“命令经济”无法纠错　　　低　　　　　　　　　最低　　　　高　　　“高”


　　或者也可以这样归类：


　　市场经济　　　　理性计划经济　　　“命令经济”

　　均衡方式　动态(供求)均衡　静态(计划)均衡　　　无均衡

　　行为哲学　经验主义　　　　理性主义　　　　　　浪漫主义

　　管理者性质经理　　　　　　技术专家　　　　　　政工人员

　　(对所有者负责)(对统治者负责)　　　(责任关系不明)

　　治理方式　外部规范竞争+内部科层化内外一致科层化非科层强权(权力意志+大轰大嗡)



　　纠错机制、实物效率与效用效率的说明一如上述。在“积累效率”方面，理性计划经济与命令经济都具有强制性高积累率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工业化原始积累有利。但积累的使用效率，命令经济仍较计划经济为低。

　　有趣的是在“创新效率”方面，市场经济的均衡永远是动态的，由于竞争与需求的激励，过剩与不足的交替，均衡不断被打破和重建，两者都能推动创新。而市场本身又具有鉴别有效创新、淘汰无效创新与“伪创新”的功能。因而市场经济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实物生产效率，甚至最重要的也不在于效用增益效率，而在于它那无可比拟的创新效率，这是它能淘汰计划经济的直接原因。而理性计划经济与命令经济在创新问题上似乎显得“两极化”：理性计划经济由于它那静态均衡和“预先纠错”性质，是最难产生创新激励的。在一个环环相扣的“最优化计划”中如果一个环节出现创新，反而会打破静态均衡，导致来自其他环节的压力。因此理性计划经济的“理性”从另一面看，实为泯灭创新激情的惰性。苏联经济的墨守成规、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傻大黑粗而“经久耐用”是出了名的。

　　而命令经济由于既无均衡观念，又不讲究环环相扣，还没有科层化的约束，就显得很不“墨守成规”，相反它常常能够激励浪漫的“创新”狂想：没有哪个体制能像改革前的中国那样整天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保守”，拔“白旗”，创“奇迹”，“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砸烂规章制度”，“打破条条框框”……然而，这种体制致命的问题在于没有鉴别有效创新、淘汰无效创新与“伪创新”的机制，因而往往是“伪创新”、“奉旨创新”的效率特别“高”。而这种“伪创新”只会浪费资源、败坏风气，对国民经济的效用增益只起负面作用。因此在效率方面，命令经济的“伪创新”通常还不如理性计划经济的不创新。不过，如果就打破体制本身束缚的“创新”而论，命令经济的这种特性倒使它比理性计划经济更容易被“创新”掉。

马列托主义者

林林 发表于 2016-2-1 10:32
马列托
你上次拿日语的说周总理是同性恋的短文，我已经请人翻译，原来是香港反动杂志“开放”的大陆移民的 ...

该日文，只是说一种猜测，文中说没有可靠地证据，只是根据周日本留学期间的日记进行的一种臆测，（我认为不过是为了博人眼球卖点书赚点钱而已）
纯粹娱乐。
对于同性恋本身，我虽然无法理解（人居然会有同性恋），但是作为客观存在而且对他人并没有压迫性所以我尊重这种现象，甚至为同性恋被歧视打抱不平。

林林

马列托
你上次拿日语的说周总理是同性恋的短文，我已经请人翻译，原来是香港反动杂志“开放”的大陆移民的女记者写的。而且有人指出是谣言，你为什麽还要登在这里呢？

远航一号

读了贝特兰著作的一个普通工人对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认识也比秦晖高明！揭露秦晖这种自由派痞子的活，可以留给像吕新雨那样的学院左派或者像老田那样的考据专家

解廌角

真是满纸荒唐言，卖萌辛酸泪。
1976政变之前，哪里存在什么“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计划经济的“规章制度”、“条条框框”都被砸烂，“张书记填，李书记挖，王书记来了又一法，搞得咱农民没办法”。正如改革之初一篇著名社论所说：那时根本不把“计划”当回事，而是“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这正是对改革开放后的真实描述，一直到现在”苏州的人民路总是挖了又修，修了又挖“，不都是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改开“杰作吗？怎么反而加到了”文革“的头上？
如果说改开前是计划经济，改开后是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是恰如其分的。

马列托主义者

秦晖的观点有点新颖性：邓小平刘少奇不是搞市场经济（虽然邓小平后来确实是要搞市场经济，刘少奇我就不清楚到底如何想的），其实毛泽东的经济，是不是暗合托洛茨基的计划经济（就算苏联的数理计划经济吧）需要工人民主（民主配置资源）配合，在生产单位也没有很好地做到，更不要说在国家层面了，连封建任命委派制都没有有效废除。计划经济不只是一个数理问题，最重要的是民主问题，经济民主问题。苏联解体前的经济问题不是数理问题是民主问题，这点恐怕秦晖没有看到，或许毛泽东到反而早预料到了，不过毛却是不知道具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四不像了，弄得很乱。
其中提到的命令经济，就是长官意志在毛时代没有解决，在现在也没有解决，比如苏州的人民路总是挖了又修，修了又挖，就是没有计划，比如股市，肖刚的拍脑袋，难怪欧盟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马列托主义者

1即斯蒂格利茨的《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J·E·Stiglitz，WhitherReform？TenYearsof??theTransition.WorldBank,Washington,D.C.,1999)，和萨克斯等三人合著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中文节译见《开放时代》2000年第期)。.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97、496、517页。

　　3J.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23页。

　　4EncyclopediaBritannica,??15thedition(1985).??V.9,??p.229.

　　5B.G.Trigger??[etal.]，AncientEgypt:asocialhistor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P.248-9,226-30.

　　6据有关人士回忆，其实这套做法源自沈阳某军工厂，并非来自鞍钢。而鞍钢在其黄金时代倒是较多地受苏式管理影响的。所谓“鞍钢宪法”原文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其实质就是以“加强党的领导”来否定苏联“马钢宪法”的厂长负责制，以“坚持政治挂帅”来否定“马钢宪法”对经济核算的要求，以“大搞群众运动”来否定“马钢宪法”的专家治厂与科学主义科层管理原则，而“两参一改三结合”按崔之元的说法就是反对“专业分工”。强调理性分工确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共同特征，崔之元谓之“福特主义”，亦无不可。从这个角度讲，“鞍钢宪法”的确既非市场经济亦非计划经济，它是反“福特主义”的——但反“福特主义”与所谓“后福特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命令经济排斥理性分工本是古今常事，与“后学”毫不相干。

　　7B.C.涅姆钦诺夫：《论进一步完善计划与经济问题》，莫斯科1965年，53页。转引自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56-57页

　　8ПЛАН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1977:5,стр.12-15.

　　9《苏联科技参考资料》1983年5月总第13期，3-5页

　　10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Индустрия，1982.4.18.

　　11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七卷，160-161页。

　　12EncyclopaediaBritannica,1994BookoftheYear,p.607;??1997BookoftheYear,p.605.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3页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4页。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81页。

　　17《人民日报》1980年4月15日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18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19LaszloCsaba,‘ThePoliticalEconomyoftheReformStrategy:ChinaandEasternEuropeCompared'.CommunistEconomies&EconomicTransformation.8:1(1996),pp.53-65。

　　20重组后国航、东航、南航三大集团资产分别为560.5、473、501亿元；机队分别有118、118、180架，航线各有339、437、606条；员工各有2.03、2.5、3.4万人。

　　21参见编写组编：《苏联人物》(上中下三册)，三联书店1979年。

　　22据2001年清华90周年校庆时公布的资料，当时中国省部级高层领导中有300多人出身于清华，而该校在1952年以后基本上是无文无理的纯工科大学，号称“工程师摇篮”，近年才开始抓文、理科并强调向一流综合性大学发展。相反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理科重镇的北京大学几乎没有产生什么高层政治精英。故中国政界素有“大清朝、北大荒”之说。

　　23其实，“后毛时代”无论是谁上台，可能都要做以后确实发生了的那些事，而且都会较顺利地取得效益。这只要看看林彪“接班”失败后被揭露的那个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就很清楚：表面上“极左”的林彪在这份文件中宣布废除毛当时的一系列倒行逆施，而这个“纪要”中的所有主张后来基本都在邓小平时代实现了

马列托主义者

到了改革前的文革时代，薄一波式的“修正主义”实即计划经济派彻底失势，中国经济完全陷入“命令破坏计划”的非理性混乱之中。建设中盛行“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首长工程”、“条子项目”大行其道。计划经济的“规章制度”、“条条框框”都被砸烂，“张书记填，李书记挖，王书记来了又一法，搞得咱农民没办法”。正如改革之初一篇著名社论所说：那时根本不把“计划”当回事，而是“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17

　　因此不难理解：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仅从引进市场因素中获益，而且实际上也从“恢复”苏式计划经济中获益。在改革初期，后者甚至更为重要。这是东欧人不可能享有的独特“优势”。邓小平后来曾说：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18众所周知，1975年的“整顿”并没有任何“市场取向”的影子，而只是部分放弃了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部分恢复了被文革彻底“砸烂”的“修正主义的”即苏式的经济管理，或者说减少一点“鞍钢宪法”色彩，增加一点“马钢宪法”色彩，减少一点“政治经济学”，增加一点“计划科学”。就这样中国的经济顿时有了明显的起色，“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苏联东欧当然完全不可能得到这种效果——他们早已是百分之百的“马钢宪法”了，还有什么可“整顿”的？他们已经把理性计划发展到“最优化”的地步，继续发展已无潜力。而要放弃“最优化”，那代价是很大的。正如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所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19

　　实际上，中国改革同时享有“引进市场”和“优化计划”的双重好处，虽然后者的比重渐小，但迄90年代仍未完全消失。那时中国一定程度上还在用“全国托拉斯化”的思路来解决重复建设、山头经济的问题。例如近来的民航重组就是如此：90年代中期中国一度出现了多达44家独立航空公司，比任何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多，民航总局出面将其“重组”为实力大致均衡的国航、东航、南航三大集团。20对此，有人担心行政性重组会开市场化的倒车，有人则誉为国家调节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杰作。实际上，此前的44家公司既非民营企业，亦非按市场规则运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承继文革中“山头经济”、“五小工业”、诸侯攀比的命令经济遗风。民航总局的“重组”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国家调控市场”的凯恩斯式成功，毋宁说是理性计划纠正命令经济的成功。

　　如上所述，由于作为“现代性异化”的“计划科学”与反现代性的命令经济有矛盾，前者因不满后者而容易产生改革思想，苏联后期的这一逻辑在中国表现得同样明显。早期发动改革的邓小平薄一波等人基本都属于文革前的(文革中被压制的)理性计划派，只是他们远比苏联东欧的同道更不幸——改革前他们被整得无所作为，但因此他们也比苏联东欧的同道更幸运——正因为过去理性计划无所作为，改革后他们无论搞理性计划还是搞市场化都能大有作为。而东欧同道们过去的成功恰恰成了他们如今必须付出“代价”的原因。

　　有趣的是，改革前中国决策精英层的结构与东欧区别显著，改革时期这一结构反而与东欧改革前的结构发生趋同：“计划科学”要求技术专家治国，正如“命令经济”要求“马上得天下”者治国、市场经济要求人文社科专家治国一样。在计划经济类型国家，工科院校出身的政治精英占有很大比重是一个普遍现象。以苏俄为例，斯大林以后的历届领导人，除契尔年科毕业于教育学院外，全都是学工科出身：赫鲁晓夫毕业于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冶金专业，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安德罗波夫毕业于雷宾斯克内河水运学院，戈尔巴乔夫毕业于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叶利钦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统计资料表明，苏联战后历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技术专家出身的平均占到70%以上。21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本来意义的“计划经济”本是工业文明时代工具理性扩张的体现，它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各种“最优化设计”来实现经济过程乃至整个社会运行的“科学化”，用把整个社会组织成一个福特式或泰勒式特大企业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企业内的高度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因此从专家治厂到专家治国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这里的专家当然不是人文学者，甚至也主要不是只知爱智求真的科学家，而是高度重视程序理性的技术专家。因此，中国政界出现很大比重的清华式的工科人才结构22并不奇怪。真正值得奇怪的，倒是改革前30年间工科人才的这个优势何以并没体现出来？众所周知，那时我国政界决没有今天这样的“大清朝”现象。如果中国的改革仅仅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的现象就令人费解。但考虑到中国改革中包含的“从命令经济到计划科学”成分，这个现象就十分自然了。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在改革时期取得的成就确实不能仅仅归之于“市场化奇迹”，它也在相当程度上(这个程度前期较大，以后递减)得益于计划理性化——“华盛顿共识”无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这个“计划成就”并非如某些左派所说是什么针对“过分市场化”的矫正(市场经济确有局限，但这是另外的问题)，而是针对非理性命令经济或曰“运动经济”的矫正。这种矫正既与凯恩斯主义也与“福利国家”无关(凯恩斯主义或福利国家在理论上是否有以及多大程度上有合理性也是另外的问题)，当然也就不能给“后华盛顿共识”提供证明。同时应当说，中国改革成就不能仅仅看成“摆脱苏联模式”的结果，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关。勿宁说，它开始主要是摆脱毛泽东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苏联模式”的结果，亦即它恰恰是从放弃“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开始的，当然它在回归苏式“社会主义”的路上也没走多远，就转向了“中国式的资本主义”。但是它在经济增长上取得如此成就既不是由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优于苏式社会主义，也不是由于“中国式的资本主义”优于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而恰恰是由于中国改革前体制劣于其他的一切：从效率角度讲，中国改革前期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干得好，不如说主要是由于毛泽东比勃列日涅夫干得差——以至于接替他的人无论搞“市场”还是搞“计划”，都只会比过去好，而不会比过去差23。一言以蔽之：改革前、文革中的那种体制是可以“无代价放弃”的，而东欧的计划经济，要放弃就得付代价了。

　　当然，以上仅是就效率改进方面而言，同时主要成立于改革前期。至于经济转轨在公正改进方面，以及在转轨深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的情况，就另当详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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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进入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12


　　在苏联东欧一会儿问津于市场、一会儿又转向琢磨怎么使计划更“理性”的曲蛇形探索的同时，中国却相反地走上一条一边割断市场“尾巴”、一边搞乱计划秩序，越来越走向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之路。如所周知，中国在大跃进时代曾搞过“吃饭不要钱”，在文革中把农家养鸡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禁止，许多地区一度取消传统农村集市，不但消灭私人经济，把集体企业也当作“集体资本主义”来打击。在理论上不仅大批“等价交换”，甚至连命令经济中的工资制也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痛加贬斥。除这些特殊时段外，一般而言中国在票证、户口控制等“反市场制度”方面也比苏联更极端。

　　但是尽管如此，改革后中国市场关系的恢复与发育却比前经互会国家相对容易，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命令经济至少以与消灭市场同样的程度，消灭了理性计划机制。

　　本来，正如苏联建国之初在落后农业文明土壤上亦有命令经济成分一样，中国建国之初受工业化苏联的影响也引进了若干理性计划经济的因素。“马钢宪法”尤其是其中的一长制等内容，曾在东北等地的一些苏援工厂实行。按薄一波的回忆，1956年前实行苏式厂长负责制的地方，尤其是156项目中较系统地引进苏式管理制度的那些企业，绩效还不错：“东北就是完全学苏联的，成绩显著”13。

　　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至今官修正史还把这次大会称之为黄金时代的正确象征，此后才开始了反右等“左倾错误”。但按薄一波的说法，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发动了大批“一长制”的潮头。中国工业从此恢复战争年代“中国特色”的政工治厂(所谓“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模式。此后，企业管理就日趋混乱，“提倡算政治帐”，取消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现象相当普遍”，“无人负责和瞎指挥盛行”，甚至“有些单位把规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烧地契那样烧毁”，“车间‘自由生产’；仓库‘门户开放’”，14直到酿成三年“人祸”。以刘少奇、薄一波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后来力图恢复一些“马钢宪法”的东西，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就是经过力争后的产物。薄一波认为它虽然未能恢复一长制，但通过拒绝规定“车间、工段实行党总支、党支部领导下的车间主任、工段长负责制”，总算抵制了政工治厂的恶性发展。15从而为中国工业赢得几年喘息时间。然而“四清”开始后，《工业七十条》就“被扔到一边”，不用说恢复一长制，“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受到‘左’的严重干扰”，被说成是“架空党委”、“没有跳出苏联一长制的框框”。1965年“上海座谈会”提出“割去厂长负责制这个尾巴”，学习军队，实行政委制，“企业管理日益‘政治化’”，16终于导致文革中彻底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和“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计划经济倾向。

　　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反市场”色彩外，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前者是劣势是支流，在后者的进逼下全无招架之功，何谈“恢复”之力。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了。

马列托主义者

直到1954年，苏联才出版了包含“社会主义”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这时斯大林已死，苏联也已在没有“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靠“计划科学”完成了工业化。随着理性计划经济的发展与早期命令经济成分的消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从赫鲁晓夫时代逐渐式微，数理经济学、尤其是坎托罗维奇所开创的“最优化计划”成为苏联理论经济学的主流。早期的维恩斯坦、诺沃日洛夫，晚期的阿甘别吉杨、沙塔林直到后来改宗西方经济学而成为剧变后经济转轨理论家的盖达尔、亚夫林斯基等等，这些挂帅人物无不是数理经济学出身的。60年代后对苏联经济决策具有现实影响力的经济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科学城工业经济研究所等数理经济学重镇，而传统上主要承担“批资”“卫道”意识形态职能的机构如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这时也已突出了数理化色彩。

　　有趣的是，作为现代性异化的典型体现，科学主义的过分扩张一方面以“理性的僭妄”压抑了人性，另一方面也会冲击中世纪式的“神性”，而不同于仅仅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传统“命令经济”思想。一些数理经济学家由于其强烈的科学主义现代性取向，对掌权政客“反科学”的恣意妄为与瞎指挥深恶痛绝，往往容易发展出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早在20世纪60年代，老一代数理经济学家涅姆钦诺夫、维恩斯坦等人就激烈批评“僵化的经济体制”，认为“一个从头到脚被束缚得如此厉害的经济体制，将阻碍社会与技术的进步，并迟早将在经济生活实际进程的压力下走向崩溃”。7当时要求改革的新派经济学家都由他们构成，转轨后最狂热地主张自由市场的也是前数理经济学家。然而，又恰恰是被数理经济学高度“最优化”了的俄国计划经济，成为最难搞市场化转轨的经济体。所谓东欧拥有“最好的经济学家与最差的经济”这样一种奇怪的景观，说穿了也并不奇怪。

　　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直到改革前夕还是旧体制经济的唯一理论形态。可以说，1978年以前在中国经济学界，既没有人吃西方经济学这碗饭，也没有人搞坎托洛维奇那套东西。这不能以那时政治上“反修”、与苏联学术隔绝来解释。因为苏联经济学的数理化早在斯大林时代已经很明显，那时中国根本没有反修之说，而是事事学苏联的。可是中国并没有引进涅姆钦诺夫、坎托罗维奇之学。这只能理解为当时中国的命令经济还只需要“政治经济学”来为“命令”作道德论证，并不需要什么最优化机制吧。

　　我们现在常说，苏联忽视了信息技术革命，这话要看怎么说。苏联人的确压根儿想不到去开发作为市场信息载体的互联网，更不会发展作为新一代市场消费热点的个人电脑及其大批相关商品——正是这些东西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质的飞跃。但若论计算机在要素配置中的应用，从宏观的计划制定到微观的企业管理，苏联在世界上都是最早注意的。早在电脑时代之前，以解复杂数理方程来求得经济参数最优化就成为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核心思想之一。1939年苏联经济学家兼数学家Л.В.坎托罗维奇在《生产组织与计划的数学方法》一书中提出经济最优化运行的线性规划理论，该书与他其后的《经济资源最佳利用》1959)、《最优化计划的数学问题》(1966)、《经济学中的最优解》(1972)和《最优化计划论文集》(1976)等书使他成为前苏联东欧唯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最优化计划”为核心的数理经济学也在苏联东欧发展成为领先于世界的显学。

　　但在电脑时代之前，以手工计算求解无限多元的复杂数理方程事实上不可能。无怪乎东欧人都寄厚望于电脑，数理经济学因而被称为“电脑乌托邦”。早在第二代计算机时代，苏联对电脑的运用已经从一般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发展为使用经济数学模型制定最优化计划。1977年苏联联盟与加盟共和国两级已有3千多个经济指标是通过计算机中心和自动化计划核算系统产生，其中用电脑作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的占75-80%，而20-25%是以最优化模型计算出来的。8以后苏联的生产越来越朝理性计划发展，越来越强调生产函数最优化设定。早在70年代末，苏联已普遍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联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ВЦВЦИО)。980年代前期，苏联当局又提出“当今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广泛采用计算技术设备来解决复杂的计划-经济、组织和管理课题”。1982年，苏联仪表、自动化与控制系统工程部与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数理经济学家群体联合开发了全行业(即专业部/总管理局一级)生产、材料和财政综合管理系统。一些部门更由现时平衡式最优化模型发展到动态预期最优化控制，如苏联民航部门的客流预测自动化系统，据说可以实现机型配置、航班调度与维修计划的动态综合最优化。10

　　与宏观经济中的计划最优化相应，苏联企业的微观管理也向“最优化”发展。当时推广的“谢基诺实验”通过优化劳动组织、运用运筹学等科学计划手段，分解经济指标，实行物质刺激而实现减员增效。通过实验，谢基诺化工联合企业产值增加两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三倍，人员减少1570人，平均工资增加46.5%。11当时还有所谓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是计划最优化在微观经济中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