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秦晖：中国文革是无计划的命令经济而非计划经济

马列托主义者

因此，这两种经济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命令经济与“科学计划经济”一样不人道，一样缺少效用生产效率，但它因“不能纠错”而比“预先纠错”的经济更糟，因为它还严重地损害实物生产效率。而“科学计划”在这方面却有长处，起码它是一种“次优”的选择。但也正因为此，“命令经济”的可逆性较强，它会把经济搞得一团糟(像文革、大跃进时期)。但从这种“无序的命令”中走出来却相对容易，而“科学计划经济”却是一种严格有序的经济，对它的改革容易产生无序。一般地讲，改掉“命令经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放弃命令走向市场，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就能较易实现过渡。二是放弃浪漫命令，约束长官意志，“按科学规律办事”，运用最优化数理方法来实现计划科学化、理性化。对命令经济成份较多的国家来说，无论走哪条路付出的代价都比较小。因为原来的“瞎指挥”本来就不能建立均衡，当然就不存在改革破坏均衡的问题。这时无论通过“最优化”改革来建立“计划均衡”，还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建立市场均衡，都会带来经济上的纯增益。

　　而对于计划经济成份较多的国家来说，问题就复杂得多。它可以通过“科学”手段使计划更加精确、周密、完善，越来越吻合于最优化数理模型。但这种改善有一个悖论，它在科学计划上越走得远，要转到市场就越困难。因如此精确的计划均衡极易被破坏，而市场均衡机制却不那么好建立。如此环环相扣、分工细密、有机联系的经济，只要计划一中断，整个系统就会崩溃，生产就会完全紊乱。

　　以上述“鞋子问题”为例，计划经济可以在线性规划、运筹学的基础上以最少的代价生产出一千双鞋，整个经济环节中没有任何浪费。命令经济就不然，也许长官突然心血来潮，让一下子生产出两千双鞋，结果有一千双是浪费的，或者他又“浪漫”地要大家艰苦朴素打赤脚，结果就一双鞋子也没有。这时无论改行“科学计划”或改依“市场规律”，都是在兴利除害，比原来肯定要好，而很少有什么“代价”问题。因为原来那个体制就没有做到一人一双鞋。但如果已经有了给一千个人生产一千双鞋子的最优化程序，所有的资源配置都严密到位。现在改行新法，把过去的那套打乱，结果就会造成：原来一千个人还都有鞋穿，只是款式不能合意，而现在的混乱反而弄得很多人没有鞋穿，还不如以前。

　　现在有人说：民主造成了混乱，过于激进的经济变革造成了混乱。然而苏联东欧在旧体制时代不是没有试过非民主状态下的渐进改革，但往往就是“一改就乱”。人们就是从中认定政治不改革，经济改不动，或者渐进无效果，必须彻底市场化的。但是，中国人不是实现了“非民主状态下的渐进改革”麽？

　　问题就在于：命令经济可以这么改，理性计划经济就不行。早在60年代，人们就发现了这种两难处境。60年代苏联的利别尔曼建议就是要在体制内局部引进市场激励的。这个潮流传到东欧，东德、捷克、波兰等国都搞过“利润挂帅，市场导向”。然而不久就发现，这么一搞，原有的计划就紊乱，原有的分工协作体系就受干扰以至中断，生产出现下滑。后来中国那种市场因素“引进一点改善一点”的好处，他们没有尝到。于是只好又回头搞计划科学化的模式。最典型的例子是东德。东德在60年代学利别尔曼建议也搞过放权让利、加强经济核算的新经济体制，遵循一些市场选择，结果马上产生混乱，只好更换方向，到70年代走上“计算中心”指挥下的全国“托拉斯”化道路，不断集中不断地搞全行业一体化。捷克在60年代也企图搞市场经济改革，“布拉格之春”是政治先行，在《两千字宣言》和《捷共行动纲领》中都有市场经济的内容。捷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家奥塔.希克就是代表。但捷克的经济改革还没来得及实行就被明火执仗的武力卡断了，到了胡萨克时代，捷克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又努力使计划“更加符合最优化方向”，居然还真使经济一度又有起色。

　　利别尔曼建议的产生地苏联也是如此，赫鲁晓夫后期的改革未能取得效果，这成为他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在“河”里没有摸到“石头”的苏联人认为退回原处没有出路，因此改而强调优化计划。于是抽调专家到计委，给计划统计部门配置高级计算机，进一步发展数理经济学。但“科学计划”越是“理性”就越不食人间烟火的反人道之弊却不是“最优化”所能消解的。到一定程度人们又会有效用追求、亦即向往市场的追求。7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晚期又一次循环到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阶段，这新的轮回再次重复了60年代的情况：一放就乱，而且越是“科学”的计划，一旦放弃那“乱”的代价也越大。只好又强化“联合体”制和“经济区”制，把一个行业的生产全部归到一起，实行全国“托拉斯”化，在一个“预先纠错”的体系下按“最优化参数”进行生产。

　　在这一过程中，数理经济学越来越取代“政治经济学”成为东欧计划经济学的主流。数理经济学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以最优化模型来配置资源的一门学问。而传统的“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是道德判断问题，即证明资本主义是恶而社会主义是善，但它对怎么搞“计划”(这是道义原则无法解决的运算问题)是不加考虑的。所以可以说，与计划经济相应的经济学就是数理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盛行、数理经济学空白则是“命令经济”在学术上的体现。

　　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本来是专门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而不管计划经济还是命令经济都反对市场“资本主义”，因此这种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前的中国与东欧都很盛行。但计划经济本身是否有自己的经济学？马克思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十月革命后苏联曾盛行一种看法，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它将随资本主义的消亡而消亡。当时苏联经济论战的左右两大挂帅人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虽然在一系列问题上针锋相对，在这一点上却有共识。后来斯大林杀了这两人，自己署名搞了一本“苏联经济学圣经”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该书传入中国后成为直到改革之初一直垄断经济学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祖本。尽管与苏联相比，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性”更浓逻辑性更差，总体学术水平未必能及苏联，但“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之地位却是东欧万不能及的。

　　然而在苏联本国，即使在斯大林神化最甚时，计划经济学的数理化方向已经大成气候。20年代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分析理论与30年代坎托罗维奇的最优化模型建构，分别为计划经济中的经济信息处理与系统最优化控制奠定了“科学”基础。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长期受冷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虽被镇压，计划经济下无“政治经济学”而只有“计划科学”的看法在30年代仍然影响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193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改革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决议和后来的斯大林“圣经”虽然都指令要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直到1951年联共(布)中央召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讨论会时，仍然有许多学者尽管承认要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却坚持认为它不研究“生产关系”(即不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那样承担制度褒贬功能)，而只应研究“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和国民经济的计划化”问题，实际上还是把它看作非“政治”的“计划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