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节选： 批判“彭、罗、陆、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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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节选：批判“彭、罗、陆、杨”(1)

3.1 批判“彭、罗、陆、杨”

　　1966年5月1日，我回到了北京。过了五一节，我就去中南海找汪东兴报到。汪东兴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我接替田家英的工作，这个时候田家英的事情还没有公开。后来总理把我找去，他对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童小鹏和我负责领导秘书局的工作。童小鹏主管机要处，让我主管信访处。中央办公厅在原来刘少奇住过的甲字楼里，给我们安排了办公室。同时，为筹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办公厅又在钓鱼台为关锋、王力、尹达和我安排了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先是在钓鱼台的15号楼，后来又搬到了16号楼。

　　5月3日，中央通知我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从5月4日开始的，我记得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轮流主持的。会场有时在人民大会堂，有时在怀仁堂。会议的第一个内容就是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彭真的倒台，看似很突然，但其实也不突然。这中间是有个变化发展过程的。

　　早在1963、1964年毛主席先后有两个关于文艺的批示。这两个批示应是毛主席对在中央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所发出的警告。但是彭真没把它当回事，仍然对京剧改革等一些事情横加阻扰。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彭真又采取了抵制的态度。所以主席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主席公开讲话支持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后，彭真又搞出一个“二月提纲”，打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号，继续压制左派，要把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二月提纲”问题应该是导致主席决定罢免彭真的直接原因。其实，我觉得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曾组织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收集整理从“大跃进”以来中央文件中的错误。据参与整理的人说，原来以为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可结果没想到，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

　　在1964年底讨论二十三条时，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发生以后，彭真批评刘少奇批得很厉害，说这是对毛主席不尊重，还说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单干等等。在农村问题上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的，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刘少奇问毛主席，你老说走资派，那到底谁是“走资派”?毛主席说，张霖之就是。彭真说，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

　　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上，刘少奇对处理彭真是很积极的。刘少奇说过，彭真不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

　　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一次叶群在陈伯达陪同下来找我和关锋、王力。叶群对我们说，她是陈伯达的学生。可我们当时的感觉陈伯达和叶群并不是很熟的。陈伯达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叶群。叶群向我们透露“罗长子”怎样反对毛主席。叶群说，林彪当初怎样对罗瑞卿好，可是罗瑞卿忘恩负义，去跟别的老帅好。这“别的老帅”指的是贺老总。陈伯达曾经叫我们历史组去帮贺龙写一部传记，等叶群一走，他就过来跟我说，我们对军队内的斗争一向都不太清楚，给贺老总写传记的事你在历史组布置过吗?我说，只是简单说了一下，还没有作具体的布置呢。陈伯达马上说，统统取消，不搞了!这事以后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罗瑞卿的事主要是因为他跟贺龙走得太近了。而贺龙当时又和刘少奇关系很好，中南海里一度盛传，他们要结成儿女亲家了。在文革中，一次主席、林彪、总理在一起开会时，我也在边上。我亲耳听到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胡子”(指贺龙)就不会倒过去了。

　　江青跟我说过，关向应、任弼时和贺龙都是二方面军的，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关向应是在延安病逝的。临死前，他找任弼时、贺龙，叮嘱他们在党内一定要跟著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任弼时、贺龙都是尊重关向应的。贺龙这个人很讲义气，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曾布置他和聂荣臻在华北与国民党打几个好仗，结果两人都没打好。但贺龙在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时候，积极为陕北解放军供应粮草、弹药，还专门把一支部队放在黄河边上，随时准备过河接应毛主席。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林彪的身体不好，中央决定，在林彪休养期间由贺龙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罗瑞卿这时和贺龙处得较好，不像他在林彪那里那么局促。罗瑞卿劝林彪休养这事也是有的，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林彪的身体恐怕是好不了了。如果他知道林彪的病是能治好的话，那我估计他也不会这样去跟林彪讲了。据说罗瑞卿是让刘亚楼出面来劝说林彪休养的，这是因为林彪很信任刘亚楼。我听杨成武说，刘亚楼这个人很有能力，林彪指挥打仗，决策后都要靠他来具体组织落实。罗瑞卿跟刘亚楼说的话应该是很和缓的，是没有什么棱角的。后来批判他的时候，把他的话掐头去尾突出一点，就好像真是反对林彪了。

　　我对罗瑞卿的印象挺好，建国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任中南海的警卫局领导，上世纪60年代，他在中南海碰到我的时候，总是跟我打个招呼。别人都叫我“老戚”，他叫我的全名。他的夫人郝治平碰到我们也都是很客气的。在他们面前，我总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后，中南海开罗瑞卿的批判会，会议由童小鹏主持。下面有人递条子，说要叫郝治平上台去接受批判。童小鹏把条子给我，问我的意见。我跟他说，批判罗瑞卿就是批判罗瑞卿，把郝治平弄出来不好，中央又没有这个精神。童小鹏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就把条子压着，没去理会。那人又递了一张条子上来，童小鹏还是没理他。不知这人与罗家结过什么梁子?罗瑞卿对主席一直是很好的。我听江青跟我说，主席跟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这句话陈伯达也知道。主席本来对罗瑞卿一直都是很信任的。中央有个最保密的“防突小组”，由总理领导，但具体都是罗瑞卿负责的。

　　罗瑞卿被打倒后，叶剑英是第一个受益者，他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的职务，还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跳楼自杀，叶剑英还作了首喻讽诗。我听了就觉得不舒服。人家自杀，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呢?当时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其业务与原来的“防突小组”相仿。“首都工作组”是由叶剑英具体负责的。这是个很神秘的机构，它对外不公开。只向主席、刘少奇、邓小平、总理报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