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时间
- 2012-6-8
- 最后登录
- 2024-2-16
- 阅读权限
- 255
- 积分
- 32821
- 精华
- 0
- 帖子
- 12051
|
本帖最后由 远航一号 于 2019-9-12 23:31 编辑
(按:在托洛茨基被暗杀前,他预言二战的结果会是斯大林主义政党全面崩盘,第四国际会变成领导革命的群众性政党。但在战后,苏联进军东欧之后建立了数个民族共和国并很快完成了财产公有制,中国共产党也击溃了蒋政权。斯大林主义出乎意料的势力大增,导致了第四国际阵营内出现分歧。以米歇尔・巴布洛(Michel Pablo)为首的国际领导,先把南斯拉夫列为资本主义国家,后来铁托和斯大林分裂后,又认为南斯拉夫变成了相对健康的工人国家。关于中国革命建立的国家的阶级性质,第四国际的领导也有矛盾的分析。格兰特领导的英国托派在第四国际阵营中有比较独到的理论。在著于1949年春季的本文内,他提出的立场是中国和南斯拉夫皆是畸形工人国家,并预测了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发展总趋向。本文摘自于《不间断的传承》(The Unbroken Thread) 和1966年的再版。原稿下落不明。英语原文刊登于英语马克思主义文库泰德·格兰特专栏)
译者:陈湘灵
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同志日前发表的内部文件(《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一些评论》,1949年2月)如果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面对受斯大林主义控制地区的新局势并进行必要的重新定位,将会有益。然而,他的文件中存在某些固有的危险,如果不加以纠正,可能导致对新斯大林主义的投降。文章基本弱点在于:他将国家机器抽象化,机械性地把它看作是一个阶级的直接反射,并认为社会中出现的所有冲突都毫无中介地、直接地反映了不同敌对阶级。这导致他得出错误的结论,即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内部的斗争必然直接反映了对立的阶级利益。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出发点是对社会及其所有现象和机构做出阶级分析,但它并不止于此。从那里开始,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所有在阶级定义范围内的交叉流和相互作用。在讲到南斯拉夫和中国时,首先必须牢记这些要点。如果没有俄罗斯堕落工人国家的存在,没有世界帝国主义受二战削弱,东欧的发展格局将会截然不同。这些事件只能基于这两点解释:俄罗斯以其国有化财产形式的存活;战事的走向导致了斯大林主义可以生存,并掌握了势力大增的俄罗斯。正是这造成了革命以斯大林主义的、畸形的形式扩展到了其他国家。
詹姆斯击中了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SFI)[1]的立场的根本弱点,指出他们未能对东欧国家进行阶级分析。在分析一个党、一个运动、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之前,必须先从基于财产形式的阶级基础出发,即使一个阶级与代表它的党或政权之间可能存在鸿沟。
关于东欧各国的阶级性质,我们与詹姆斯同志有共识。但正是在这里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一旦定义了国家的阶级性质,还得考量一系列中间因素、上层结构和其他因素,才能决定应以什么样的政策对待眼前的政权或党。过于肤浅的阶级分析不足以作为指针。比如说,资产阶级国家是可以有不同种类的—— 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t)[2]独裁等——它们之间的差异,对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回应,会起非常重要的作用。革命家们对列宁领导下的工人国家的态度,和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工人国家的态度,会大相径庭。
詹姆斯同志写道:
“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RCP)[3]...... 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和其卫星国家的政权基本相同,而且我们认为这个(铁托- 斯大林)冲突是斯大林主义内部的危机,而不是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之间的冲突...... 然而,我们只讲到这里...... 我们没有对铁托运动的阶级特征下定义...... 我们说这是两个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或两个官僚部门之间的冲突。但是当托洛茨基谈到这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时,他仔细地描述了分裂的两部分之间划了什么样的阶级界限:他指出了“布田科(Butenko)的派别”[4](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者)和“来士(Reiss)的派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这是从他的立场得出的必然结论,即官僚主义不是一个阶级(Class),而是一个阶层(Caste),其演变取决于两个决定性阶级在社会中的斗争走向。我们同样站在这立场上,必须要问:铁托是代表工人倾向还是资本主义倾向?由于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放弃了阶级标准,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而确保我们无法理解这些事件。”[5]
詹姆斯同志在这里犯的错误,是假设一旦我们确定了阶级基础,问题就会很简单,所有明显的倾向都必须是敌对阶级利益的直接反照。但他只需问自己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与铁托的斗争中代表什么阶级?既然詹姆斯根据定义承认政权的阶级基础“基本相同”,铁托又代表什么阶级?难道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与俄罗斯的工人阶级正在进行斗争?这显然不太对劲。
首先,在这问题上我们得讨论詹姆斯对托洛茨基的引用。托洛茨基的确是认为官僚阶层的不同部分往往会反映阶级利益,其中一个派别跟着无产阶级走,另一派别跟着资产阶级走。布田科投奔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他没有代表俄罗斯内的任何社会团体,而只是没有根基的孤立案件。来士代表了无产阶级派别,因此加入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确实设想了危机时期会分别发展出强大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潮流——在阶级势力的压力下,官僚将会出现分裂。但他所预期的分化,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发生。但托洛茨基确实提出了其他的更加切题的论点,其中明确地解释了官僚内部(或者像我们现在所辩论的话题:不同国家的工人官僚之间)的斗争到底代表了什么力量。我们在这里指的是乌克兰。
老托指出,当乌克兰的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Bukharinites)[6]被清党之后, 在民族共和国[7]身为部门领导的斯大林主义官员,其中有九成随后被监禁、流放和枪毙。他们与斯大林代表的是不同的阶级吗?当然不是!他们反映了乌克兰群众因反对大俄罗斯官僚实行的民族压迫而表现出的抗议和不满。乌克兰群众不光以工人和农民的身份而受到官僚的压迫,而且也以乌克兰民族的身份而受压迫。因此,在乌克兰有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这不局限于乌克兰。在苏联所有受俄罗斯官僚压迫的民族共和国中,也进行了同样的过程。 所有这些共和国的国家官僚们都或多或少对大俄罗斯官僚充满怨恨。在这点,他们被本国人民反对沙文主义官僚集中倾向的普遍仇恨情绪所感染。据托卡耶夫(Tokaev)上校在《周日快报》的文章,在二战期间,克里米亚、高加索和其他一些民族共和国发生了全国性的起义。战后,大俄罗斯官僚使用的惩罚这种“不忠”行为的方法,是把克里米亚及其他地区的国民共和国的全部人口驱逐出境,并把共和国解散;这一举动单从字义来讲,都算是违反了斯大林自己制定的宪法。显然,这是为了警告其他共和国不要离叛。
这才是与南斯拉夫正确的类比。在乌克兰的清洗中,托洛茨基解释了这涉及的问题不是不同阶级立场,而是不同国家民族受官僚压迫的情况。乌克兰的斯大林主义者并不代表布田科的派别,也不代表来士的派别。他们想要的是更多的自治权,让乌克兰人对共和国的国家命运有更多的控制(事实上仅代表乌克兰官僚自己的权力)。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竟然仍然会出现这种性质的民族斗争,仅仅显示了革命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被倒退了多远。(这里让我们补充一点,列宁凭借其远见卓识的国族政策,令人惊讶地事先提出了这个可能性:即使在废除资本主义之后,不同民族之间仍然会发生冲突。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期望将会存在着很长时间,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这将构成一个重要课题。)
可以说,在南斯拉夫和东欧,斯大林试图实施类似于苏联共和国的官僚政策。在南斯拉夫的唯一区别是,俄罗斯的官僚没有像在其他卫星国家那样对国家机器有如此牢固的控制权。当然,这是因为在其他国家,苏联红军的进军摧毁了资产阶级政权并触发了群众的运动;而在南斯拉夫,铁托却在击退德军占领之前就有了自己的群众基地并建立了自己控制的国家机器。红军协助了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解放,但毫无疑问,和其他卫星国家的情况相比,铁托更受群众的欢迎,更有大众基础。在南斯拉夫人的眼中,他们从德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是在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因此,斯大林试图将南斯拉夫完全从属于莫斯科官僚的努力遇到了当地官僚的抵制,他们有足够自信会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此不同的是,其他卫星国家的政权认为有必要依靠莫斯科官僚,因为担心如果和莫斯科发生冲突会动摇自己的政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