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工运与学运中的决定性作用

远航一号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工运与学运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影响力一般不为外媒和广大自由主义“反贼”的葱友所认识。从去年的广州大学“读书会”案的毛左张云帆到佳士工人维权的岳昕（就说那个要求北大性骚扰案件原始档案的），顾佳悦等人，无一不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毛主义者，外媒报道往往雾里看花，只知道是中国青年同情农民工的悲惨状况支持工运，自由主义者则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种斗争策略。这里还包括matters上很多人都看到的《让丧家犬再跑一会儿》一文中提到的“大兔”郑楚然为湖南尘肺病人维权而被刑事拘留的丈夫危志立，以及大兔的偶像孙敏（见《我的偶像被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反对派中的巨大影响在30年前的六四运动中有大学生唱《国际歌》就知道了。当时还可以说是资讯落后、西方思想资源匮乏导致，在3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反对派中较有行动力的工运学运居然还是以马列毛为指导思想，为中共垮台后的中国社会转型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这种现象与中共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对其他思想的钳制、扼杀限制有极大的关系，在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活动空间上，中共对于奉行普世价值和法治的维权团体十分警惕，打压力度明显大于其对左派泛左派组织的的打压力度。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冯客（Frank Dikotter）区分了四种共产党人，这些参加工运的毛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只有两种人：虔信者（true believers）和幼稚轻信者（the naive）。这种现象的广泛性与普遍性说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空前成功已经培养出了一批真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掘假马克思主义者“走资派”中共权贵的坟墓。这种对阶级斗争与剥削理论的依赖来确实自于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社会化过程”，比如危志立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就说来自于中学事情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兔回忆），向他这样出生底层阶级家庭的人显然不可能搞到中国大陆禁止出版的禁书（关于普世人权的和非马克思主义左翼的书籍，甚至吉拉斯的《新阶级》都搞不到手），即便有些资源没有完全被封杀，他们也无从获得这些思想资源，因为父母是无知的社会底层工人阶级和农民农民工（除了极少数靠改革开放后高考改变命运的，90后的父母都是被剥夺真正教育机会的一代人）。比如一般认为是自由左翼的Rawls，《正义论》在中国不是禁书，然而就笔者经验来说，笔者上大学之前甚至连费孝通是谁都不知道。这些底层左翼青年对面中国社会的巨大不公与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剥削与阶级矛盾中寻求出路。其他的左翼青年虽然出身不完全相同（岳昕是北京中产阶级出生），但是却惊人地未能找到非社会主义的左翼思想（比如基社民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确实说明了毛左青年的可悲，与现在的香港青年相比，有志的大陆青年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最终不免落到共产主义的同一性叙事逻辑中，这是将来中国民主转型最大的困难与悲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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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右派新品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