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以来最大的危机（一）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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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展望

本文件在2019年12月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中港台支部第四次大会上一致通过

中国正进入革命冲击和动荡时期。香港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表明了这一点，其中具有革命性特征、不成熟的特征以及在群众意识在某些关键方面落后的特征。群众意识的落后在此问题上尤其清晰可见——哪怕只是实现该运动的部分民主诉求，唯一方法也是推翻中共独裁统治，群众仍然感到中共过于强大而难以推翻，因此寄望于一种幻想，即可以在香港一地实现民主，并且能与中共在中国其他地方实施的残酷专制统治共存。

中共政权已执政70周年，是所有当代“共产主义”政权中时间最长的。中国晋身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但对于未来还是感到诚惶诚恐。习近平在2018年底的讲话总结了这一点，当时他警告未来几年“难以想像的惊涛骇浪”。实际上，该政权发现自己已经处于一股“完美的风暴”之中，来自多方的威胁正结合在一起：不断加剧的中美冲突将影响未来几年的全球性事件、中国边陲的香港、台湾和（中共试图监控当地所有人口的）新疆的群众抗争、全球最大的债务使经济下滑加速恶化。这些都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危机，将影响中国和中共政权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因此，习近平政权处于严重危机。我们不赞成那些仅仅重复中共宣传部“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的论调，因为这是夸大了习近平的地位。由于习近平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现在越来越多的评论员意识到中国政权越来越脆弱。

习近平在国家机器、安全机构、军队和控制国有企业的领导小组中发起了一系列小型“内战”，旨在重新集结国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是“反邓小平”的——他打算扭转邓小平将权力去中央化到地方政府和在北京权力结构内下放权力的做法。这被视为对于恢复国家权力以干预与克服慢性瘫痪和决而不行的至关重要计画，而这状况正是习近平的前任统治的特征。然而，今天习近平的统治也再次陷于这种瘫痪。习近平现在正被与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这个停滞不前的代名词相提并论。习近平实施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仅流于表面，被其疯狂的个人崇拜和震耳欲聋般的宣传所放大。

“习主义”的三个主要特征是：强化专制统治和中央集权（完全拒绝“西方”政治改革），加强民族主义、并通过“一带一路”等全球项目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强化国家资本主义（结合中共高度管制和更多的自由化，以“修复”该制度的低效、巨额浪费和创纪录的债务）。在威权统治、民族主义和（有限的）经济改革这三方面，中共政权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击退中国的国际野心。资本主义危机使中共的经济改革计划行不通，迫使其更依赖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在整个中国社会，民主权利的缺乏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社会的不平等也在加深，所引起的不满情绪已威胁着要爆炸，这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考验习近平的巨型“维稳”机器。香港只是一道“前菜”。

因此，香港群众斗争的顽强和韧性使中共政权动摇的程度超过了1989年后的任何事件。中共政权通常只需很短时间处理短暂的抗议行动、一个地区或区域的动乱和仅持续几天的罢工。它的镇压机器足以做到这些。而半年多来香港前所未有的抵抗，其真正群众性的本质、创造力和毅力令中共政权感到恐惧。如果在一个或多个主要内地城市爆发类似的群众起义，中共政权该如何应对？习近平政权的恐怖哲学，对异议人士的零容忍，比起对抗群众运动的策略，更多是作为一种阻吓多于实际能够对付群众运动。一个受人唾弃的政权手上的那颗催泪弹，能制造的问题比起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很。

正如我们2019年在香港、智利和伊拉克等地群众起义中所看到的，血腥镇压将激怒广大群众，从而推进这些运动。香港评论人林和立指出：“我预计中共政权的维稳机器不会维持很久。”这对中共来说是相当高风险。驻北京的政治异议人士章立凡持有类似的观点：“政府运用高科技手段来控制社会的麻烦在于它一旦被反控制或是高科技控制失灵的话，国家就会面临全面崩盘的局面。”

然而，特别是在短期内，中共政权并不会转向采用更温和的做法或在民主问题上作出让步。世界和中国国内的资本家，包括作为中国统治阶级核心、与中共挂钩的寡头，可能会在之后发觉，习近平强硬的威权主义路线（据称他向新疆地方官员演说时强调“绝不怜悯”）只会起反作用。但是鉴于中共（政治层面上的）自由派的极端弱势，倘若不再推行强硬政策的话，将导致中共的严重分裂、“宫廷政变”或政府危机，而且最有可能令习近平下台。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正如历史所表明的，危险在于高层尝试改革时，有时会触发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