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以来最大的危机（三）

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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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放缓

中国的经济表现是确立对下一阶段展望的关键因素。根据官方数据，GDP成长已降至近30年来新低，季度增长率放缓从未间断，从2011年的平均约9%降到2016年以来的6.5%。李克强于近期承认，要将GDP增长率保持在6%“非常困难”。这意味着2019年第四季度增长率可能会低于6%。大多数国际机构都预测明年及以后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低于6%。

当我们考虑到实际增长率可能大大低于官方数据，已经说明中国经济高速成长阶段在习近平时期已经结束。香港中文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于201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从2008年至2016年，中国的GDP数据平均每年被夸大1.7%。如果属实，这意味着中国的真实经济规模比官方数值少12%。这项研究将中国32个地区的GDP数据与国家统计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的数字上出入表明存在对数据的严重操弄。至少有三个省政府因伪造其GDP数据而被公开点名批评：辽宁、内蒙古和天津，但这一状况在市级远远更多。

即使将自2007年以来官方GDP增长率减半，也不足够说明全部情况。中国的经济困境已更加严重。2007年，时任总理温家宝著名地谈到了四个“弊端”：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之后真正改善了多少？可以说，温家宝指出的问题在今天变得更加严重。

特别在温家宝亲自推动的2008-2009年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中国将自己推向了无法控制的债务积累轨道。随后是数轮规模较小、但按世界标准衡量仍然巨大的经济刺激，注入了数万亿元人民币信贷。特别在2015年，当时经济可能已接近金融“心脏病发作”，而这一点在当时从未被揭示出来。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对以大量信贷注入的“续命”方式成瘾。这以不同的形式反映了世界其他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在这些进程中，量化宽松、零利率或负利率以及其他前所未有的政府干预支持着世界主要经济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刺激性支出，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将陷于零成长。

“ 200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著名的民族主义学者胡鞍钢的这一观点是指北京的第一个大规模刺激方案及其在缓解全球资本主义“大萧条”的作用。当中共政权已经不再有可能在保证不会引发新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时，这些政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现在已越来越明确。就像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导指出：“自2008年以来，中国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占到全球一半，仿佛在吃注入了类固醇的次贷。”

中国债务巨山在短暂地停止增长后，很快再次成长。习近平政权已放弃了2016年的去杠杆政策来抑制影子银行的增长。由于经济的急剧放缓，而贸易战更令情况恶化，造成这一经济上的大转弯。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从去年的297%上升至303%。以当前名义GDP增长率（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前）为8%，而总信贷增长率为11%，债务与GDP之比只会恶化。

《南华早报》称：“中国的银行系统规模是美国的两倍”，报导称中国银行系统中的总资产为40万亿美元，而中国2018年经济总量也不过14万亿美元。美国银行系统的总资产达17万亿美元，GDP则是20.5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中国区负责人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中国银行体系规模庞大与其说是一件值得欢呼的事情，不如说是一个迹象，表明经济过度依赖银行融资的投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且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派（及其在中共的拥趸）希望加快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而事实上，这种“疗法”甚至比“疾病”还危险——这可能引发他们想避免的金融危机。但是中共目前加强管制的作法，加上部分地对外资松绑及开放（它也希望籍此在贸易战中换取让步），不能保证可以避免银行危机。

地方银行业日益严重的危机可能预示著更大的震荡。这些“小型”银行资产约6万亿美元，占中国银行体系的六分之一，因此，它们总体的影响是巨大的。政府于2019年在内蒙古、辽宁和山东省至少救助了三家银行。根据彭博新闻社的报导，内蒙古包商银行被彻底国有化，这是自1998年以来的第一次国有化，并且是“开创先例的大突破”。在另外两个案例中，国家带头进行了救援行动，部分其他公司和银行注资，或者为其注资。在河南以及最近几年经历了经济衰退的辽宁，当地银行出现挤兑，迫使当局进行干预。政府正竭力支持地方银行部门，以防止地方银行倒闭影响到更大的银行。央行于2019年11月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将586家金融机构列为“高风险”，占中国437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1/7。这些机构中有超过10%未能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在2018年进行的压力测试。